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

苏晓康:师夷

【按:无论是川普的“贸易战”,还是习近平的“细菌战”,或者两者兼顾,将中国逼回闭关锁国,漂亮的说法叫“内循环”,按老话儿说,那叫“洋务运动”闭幕了,回首三十年师夷,邓小平不过学了一回李鸿章而已,没什么“总设计”可言,然而的确令人感慨:中国起飞,黄金万两,贫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鸣锣收鼓,缩回去“循环”雾霾和污水吗?】

一九八八年,秋高气爽的北京,我和钱钢蹬着自行车,奔驰在二环路上,快到前门了。这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写过《海葬》、追溯北洋水师覆没大悲剧,正气喘吁吁的告诉我,他去煤渣胡同寻访李鸿章的总理海军军务衙门,渺无踪影,却意外发现李鸿章故居贤良寺,寺旁正在兴建“王府饭店”,那地皮恰是当年海军衙门旧址,有一架巨型吊车高耸,上书日文 “熊谷组”三个字。钱钢说:“太讽刺了!”
几年后,我在海外又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不过唐德刚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摘自《鬼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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