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時期，一位在鄉村學校當了大半生校長的教育家和作家蘇霍姆林斯基（Vasyl Sukhomlynsky），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對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愛精神。愛全人類容易，愛一個人難。去幫助一個人，比宣稱『我愛人民』要困難得多。」
時在1960年代，蘇聯高唱「愛祖國、愛人類」，並把人劃分為不同階級的時代，這位鄉村校長公開說出這樣的話，付出的是沉重代價。從1967年5月開始教育界就對他公開批鬥，直至1970年他在愛國、愛人民的批判聲中悵然離世。
「愛祖國」「愛人民」「愛人類」「愛民族」「愛階級」等等都很容易，因為只是嘴裏說說，叫叫口號，不需要行動，而且即使有行動，也是在安全和利益考量下的行動。但為甚麼愛一個人、幫助一個人、救一個人很難呢？因為在極權統治下，人民的「安全」是由「國家」「體制」關顧的，你去幫助、去救、去關愛一個人，就是侵犯了國家、體制的權限，也是與大多數人的冷漠為敵。曾經在極權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明白路邊一個老人跌倒，你是絕對不能去攙扶他的。
這是生活在香港的人不能想像的事，但卻是中國社會的常態。10.1荃灣一個中五學生中槍，一義士衝前呼救，他明知會被黑警拘捕，他也奮不顧身要去救中槍者。香港也變得要幫助一個人、救一個人很難，及要付代價了。
專制政權總要用一個集體的、抽象的觀念去凝聚民心，要人們「愛祖國」「愛人民」「愛民族」，一些缺乏獨立思考的人，也就在這種抽象的群體意識中刷存在感。猶太裔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被猶太人批評她不愛猶太人時，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這種反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意識，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重視個人權利的體現，是民主主義的基礎。
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楊朱，已有這種人文主義的意識。他有一段名言：「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意思是：損一毫毛而讓天下得益，這事情不能做；而集合天下所有利益於一個人，更不行。只要每個人的利益不受損失，那天下自然安定，所有人都能安居樂業。
楊朱的弟子孟孫陽進一步解釋：一根毛與肌膚相比很渺小，一塊肌膚與一段肢體相比很渺小。然而一根毛是肌膚的一部分，一塊肌膚是一段肢體的一部分。一根毛雖然是整個身體中的萬分之一，你又怎麼可以輕視它呢？
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理由，今天能拿你一根毛，明天就能拿你一塊肉，後天就拿你一條胳膊，直到拿走你的身家性命。還大義凜然，說是「利天下」，而實際上，是「悉天下奉一身」，或奉一個特權階層。
只有主權在民的國家，人民才有「愛國」的理由。主權在民，即掌權者的權力是人民投票授予的，而人民的權利包括政治權利是憲法所保障的。「愛國」和保衞國家是保衞自己的權利。倘若是一個人民無權的專制國家，人民不愛國或棄國，或地方要爭取建立一個民主自主的政權，都是自然和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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