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軍隊國家化與抗戰勝利

图为一九八九年中共解放军六四大屠杀时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坦克

　　中共勿忘曾被國軍改編

　　隆重紀念抗戰勝利，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中共的態度看來非常認真，而它最為認真的一點，表現在它堅持認為自己是抗戰「中流砥柱」，同時，它竭力表現它在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持續抨擊日本的作為。

　　不過，當年抗戰至今發展變化的基本脈絡，推敲起來，另有一番意味。

　　中國抗戰，關鍵在於停止內戰，其具體行動，是推進政治統一與軍隊國家化。無論中共發表了多少綱領、聲明，或者毛澤東寫下了多少「雄文」來「指導」抗戰，當年決定性的舉動，是中共及毛澤東接受國民政府及蔣先生領導，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南方遊擊隊也整編為國軍的新四軍。如此，中共放棄以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宗旨，放棄自己割據的「國中之國」地位，使得政黨政治向正常化發展，政黨擁兵自重以及在抗戰中自相殘殺的狀況，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中國的抗戰才真正全面展開。

　　中共從南方轉移到西北，生存條件更為艱苦，對參與抗戰就「熱心」起來。當時的日本在天皇體制下，日本人蔑視中國，因為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國在他們眼中還不是一個國家，可以任由他們宰割。然而中國發生變化，使得它進入世界反法西斯的民主陣營──它與日本展開持久戰爭，儘管其軍事力量尚弱，卻不同尋常。

　　這就難怪，習近平為紀念抗戰勝利而閱兵時，人們關注，受閱軍中是否有國軍方陣、是否出現國軍軍旗，以及受閱的「八路軍」、「新四軍」軍人是否佩戴國軍帽徽。

　　中共背叛軍隊國家化承諾

　　抗戰勝利後，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蔣先生無論如何不能容忍已經強大起來的中共擁兵自重，而中共，則顯露出背棄軍隊國家化的本相，公開恢復其軍隊的「黨軍」身份。於是，國共再次內戰。國軍抗戰八年，十分疲憊，這時再打內戰，其士氣明顯不如受「階級仇恨」鼓動的共軍。當時的國軍也有「黨軍」氣質，但在共軍面前，他們作為國軍而厭戰，作為「黨軍」，更是相形見絀。

　　不僅如此。中共在抗戰中的另一個變化，是對地主的政策，從沒收土地，到承認其土地所有權而要求其減租減息。應該說，沒收地主土地及消滅地主富農的激烈政策，致使國共第一次合作走向崩潰，而中共在抗戰中調整其政策，與它的接受軍隊國家化一樣，都是進步的表現。然而，對中共而言，這些只是權宜之計，形勢一旦變化，它就恢復其本色。出身農民的士兵受到激勵，為土地而戰，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其土地很快就以農業合作化名義被交了出去。

　　抗戰勝利後，中共軍隊同國軍作戰，對那些曾在抗戰中立下赫赫戰功的國軍部隊痛下殺手。朝鮮戰爭打到鴨綠江邊，中共軍隊對聯合國軍發動突然襲擊。那些曾在二戰中擊敗德日法西斯的部隊，眼看就要取得統一朝鮮半島的勝利，只好在冰天雪地裡繼續廝殺，迫使中朝軍隊止步於金日成發動戰爭的地方。

　　解放軍實為「黨衛軍」

　　中共軍隊內戰表現出色，外戰則多不順利，而最可恥的是，它奉中共之命，大舉圍困北京，爾後殺入城中，悍然對民眾開槍，殘酷鎮壓八九民運。而如此揮舞屠刀捍衛中共的絕對權力，相應地，腐敗也深入它的骨髓，在黨政機構面前毫不遜色。

　　這樣的軍隊，其受閱部隊走得再整齊，也只是表現其「黨軍」氣質，而它的刺刀支撐著中共一黨專政，致使辛亥革命一百多年之後，憲政民主難以進展，實為共和國之恥。

　　國民黨那邊，則不一樣。它敗退台灣以後，以它自己的方式實行土地改革，為台灣發展奠定發展基礎。爾後軍隊也在民主化改革中轉向在政治上中立，不再成為政權更迭的障礙。

　　由此來看，如今中共念叨的所謂「戰後國際秩序」，顯然，它只是抓住它喜歡的內容，至於戰後國際秩序的實質內容，則在它的視野之外。

　　美軍佔領日本，推行民主改革，制定和平憲法，而作為對日本國情的讓步，保留了天皇。在歐洲，民主國家的德國佔領區組建為聯邦德國，蘇佔區之「民主德國」成為蘇聯帝國的僕從國，數十年後，兩德統一為一個民主國家。

　　與這種民主化發展形成對照的是，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發動戰爭，進攻韓國，試圖武力改變戰後格局卻慘遭失敗。毛澤東秉承斯大林旨意，把金家王朝從滅亡中拯救出來，以無數生命鮮血的代價，再回到戰前格局。數十年後，朝鮮與韓國各自的變化天差地別，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中共至今站在金氏政權身後，看似毫無愧色，內心難免尷尬。

　　中共要震懾日本，要顯示軍力，要顯示權力，夢想得很不錯。但是，它對抗戰後國際秩序民主化大勢的基本姿態，終究難以掩飾。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9月号

史平：成功歸己，失敗歸人，習近平獨稱霸

巴黎街头的习近平“画像”……

　　元首口頭禪：提頭來見

　　二○一三年下半年，習近平下令對網絡「亮劍」，掀起中國全國網絡嚴打，習曾經對有關官員發話：「這事不幹也得幹，甭管什麼陰招、損招，都給我使出來，管不好，提頭來見！」筆者初始聽到此話，大吃一驚，這是古老章回小說中的語言，兩軍開戰前，將士立下軍令狀，或山大王下令時，常用此話。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一個大國元首怎麼還說這種話！此外，幾十年前的街頭小混混確實也曾流行此話。後來聽說，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話語竟是習近平的口頭禪。

　　二○一五年八月二日，博聞社發表一篇《紫禁城來鴻：習近平為股市跟李克強拍桌子》。文章中說，老大對股市如此波動十分擔憂，認為如此下去，不但人心大失，還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危及政權。但老二卻認為股市起落屬正常，不應該過分擔心。結果到七月初的那一周，眼看股市不斷插水，顯示「形勢不妙」，老大終於按捺不住，對老二拍了桌子，要老二「馬上收拾局面，否則提腦袋來見」。於是才有了那個周末，「李克強連夜召集開會」和「暴力救市」之舉，其動作之粗暴，甚至出動公安部干涉股市，為Ａ股有史以來從未見過。

　　由上述可知，習近平不僅對一般官員下令：管不好，提頭來見！總書記對老二李克強總理，也是同樣腔調：完不成任務，提腦袋來見。這與「推出午門斬首」有什麼差別？完全是君王對臣子的一套，是習近平的王者霸氣，李克強和其他常委受得了？上述博聞社文章還說：習老大近年喜歡在會上拍桌子，早在二○○三年他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懾，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視。」中共黨章上說實行民主集中制，原來實際並非如此，還是上級說了算，上級對下級（包括老大對老二）拍桌子，你敢不服從，提頭來見！真相是第一把手一統天下。

　　既批准推行 成敗應責己

　　據說，要借股市打救中國經濟和地方政府債務的想法，是李克強博士（李有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的頭銜）出的招。開始時，遭到習近平博士（習有清華大學馬列政治經濟學和法學博士的頭銜）的質疑，但最終習博士還是同意李博士的「股市救國論」，希望宰相之策，能成為解決地方債務的良方，也打救正在下滑的中國經濟。既然老大已經表示同意允准，那麼推行此方案後，無論成敗，老大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顯而易見的執政常識。豈有成功了一切功勞榮譽歸己，失敗了一切錯誤罪責歸人的道理？事實上，今年六月以前，官媒使勁吹捧股市上漲為：「習的改革牛市」，沒有人說是：「李的改革牛市」，因此股災來了，當然就是「習的股災」，應由習近平承擔責任。否則，成功歸己，失敗歸人，豈非太霸道。

　　下面還有一個明顯不過的實例：甚至國務院召開的常務會議，習近平也會以主持人身份參與，曾經發生過他進場發一通宏論後，就徑自宣佈「散會」，抬起屁股才想起主角李總理還坐在旁邊，於是多餘的問一句：「克強同志還有什麼補充？」已經宣佈散會了，還補充什麼？習霸道到什麼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股市上萬點 預言還是謠言？

　　關於中國眾多散戶股民在股災後追究習氏的責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眾所周知，今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國傳媒傳出有關日前跟隨習近平視察的上海第一財經雜誌女記者江燕的訊息：問我什麼行業的，我說是杭州專業炒股的！主席親切地說：「炒股不錯，好好做！馬上會上一萬點！」接著整個投資圈都在瘋傳這條短訊。君無戲言，國家主席這麼說，還不是在鼓勵人們炒股嗎！因此不僅大媽、大娘，甚至學生也進入股場了。許多人在股災後血本無歸，人們當然會歸咎於聽了習主席的鼓吹才去抄股的。如果江燕上述這條訊息是假新聞，中央應該像習近平打的（坐出租汽車）是假新聞那樣，當天立即闢謠。不闢謠就是在鼓勵人們炒股（江燕後來只更正說沒有與習主席握手，但沒有否認習的講話），就要為不久後的股災造成五千萬股民人均損失四十一萬元人民幣負責！

　　正在其位 善謀其政

　　今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辯證看待「人走茶涼」》一文，要求老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相對而言，對當今執政者來說，自然要求正在其位，善謀其政。習近平上台三年，把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的以經濟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國策擅自篡改為以選擇性反腐攬權為中心。這是沒有經過中央全會討論通過的國策改變，所以是擅自篡改。三年來中國經濟逐年下滑，這是在位執政者的善謀其政嗎？由於經濟下滑問題越來越嚴重，當局現在才想起來要恢復「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耽誤了三年，該怎麼向全黨全國人民交代？是否像文革已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仍在宣稱鶯歌燕舞呢？如果按照斯人的口頭禪，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就是：提頭來見！

　　罪己明示 拭目以待

　　二○一五年中國已經經歷了多次史無前例的大災。六月一日「東方之星」客輪在長江中游湖北監利水域沉沒，四百四十二人遇難。七月十六日山東日照市嵐山區的山東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一千立方米液態烴球罐大爆炸。八月十二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震驚世界的特大爆炸，死傷失蹤千人以上。另外多次經濟大波動。第一波是六月的Ａ股股災（中國股市六月股災後，八月十八日再次崩盤）；第二波是暴力救股災；第三波是人民幣重大貶值。誰都懂得，權力與責任是緊密關聯的，有權必有責。一個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外加十四個小組的組長、創世界紀錄的大權獨攬者，理所當然，中國一切災禍的罪責都是非他莫屬。這是天經地義的，也是極為公平的權責共有。一列火車在外省出軌或撞車，旅客死傷眾多，人在北京辦公室的鐵道部長為什麼要受處分？因為他要負領導責任和政治責任。中國古代君主遇到自然災害尚且要下「罪己詔」，反省自己的過失和改變政策。現代民主國家的黨或國家發生重大問題時，領導人以辭職表示負責。中國發生了那麼多的重大事故、災害和人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頭和中共的黨魁如何表示負責，給死難家屬、全國人民和歷史一個交代，人們拭目以待。決不是處理一個國家安監總局長作替罪羊就敷衍塞責了。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9月号

王丹：關於反對中共九三閱兵的聲明

9月3日，中共借對日作戰勝利70週年的機會，將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據說是盛大的閱兵儀式。儘管我也認為抗戰的勝利值得紀念，歷史的記憶需要延續，但是，對於中共以大規模閱兵的方式來紀念抗戰，我個人認為極為荒唐而且無恥。

我的反對，首先是建立在這樣的歷史基礎上，那就是：七十年前的抗戰勝利，並非是在中共主導下完成的，中共不僅沒有領導抗戰的勝利，反而通過種種做法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實力，實際上是利用國難遂行自己的政治利益。因此，中共不配以抗戰勝利的領導者自居。通過閱兵的方式抬高自己的歷史地位，這是對歷史的褻瀆；

我的反對，是因為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來，主要是用以軍隊為基礎的國家暴力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大規模閱兵這樣的國家行為，不僅體現的是法西斯美學，而且體現出中共對武力治國的模式的迷戀。尤其是坦克和裝甲車行進在長安街上的畫面，我相信這會讓很多國人和全世界都回想起26年前，同樣的軍隊，同樣的坦克，同樣的國家暴力，在同樣的地點，曾經血腥鎮壓學生運動的那一段歷史。中共至今不僅不對"六四"屠殺做出反省，反而用閱兵的方式張揚自己的武力，這是對"六四"死難者的挑釁，這也是對普世價值的公然對抗；

我的反對，也是因為，這樣的閱兵，固然滿足了統治者的虛榮心，但是它的代價，會是大規模的專政機器的強度運作，會使得中國政府更有借口迫害人權，打擊國內的不同政見者，同時，為了保證閱兵的順利進行，更會令首都的人民生活遭到各種限制和阻礙。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對公民社會的發展的打壓日益嚴重，從對浦志強和高瑜的逮捕，到最近大規模抓捕維權律師的行徑，中國的人權狀況大幅度倒退，國家治理模式越來越具備法西斯專政的特點。這樣的閱兵，根本就是一個正在走向法西斯統治的政權，慶祝它曾經打敗了另一個法西斯政權的閱兵。

在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股災處理不當導致很多老百姓經濟損失慘重，天津大爆炸至今沒有給出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一場勞民傷財的閱兵極為不合時宜。閱兵固然彰顯國力的強大，但是如果這樣的強大，是以人民付出代價來換取，則是我們強烈不滿和反對的。

我要再次重申，我反對中共閱兵，不是反對紀念抗戰勝利；我們對那些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英勇報國而付出生命代價的國人抱有崇高的敬意，這樣的敬意也應當給予很多現在身在臺灣的國民黨老兵們；我們的反對，是因為我們認為，今天中共的閱兵，與其說是為了紀念抗震，不如說是為了滿足中共自己的政治需求，甚至是為了滿足最高領導人的虛榮，而國家和人民，要為了一個政黨的利益，支付龐大的歷史的，道德的，經濟的，人權的，民生的代價。這不是光榮，而是恥辱；這不是紀念，而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戕害。

作為中國人，我為中國人民在抗戰中取得的重大勝利感到驕傲；但是，這樣的光榮，應當屬於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共；這樣的光榮，應當通過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來彰顯，而不是通過顯示武力的方式來表現。如果一定要有盛大的慶祝儀式，也應當是人民自發的慶祝活動，而不是中共領導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說「抗戰是我們中共領導下打勝的」這樣的假話。

《争鸣》时评：玩火自焚，逞强自败——关于大爆炸与大阅兵

　　八月十二日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化學品倉庫發生驚天大爆炸，火光衝天，聲聞數里，數百人死於非命，億兆財產灰飛煙滅。

　　許多年輕的消防員一去不復返，中共官方稱他們為「英雄」，試圖以煽情換真相，拿高帽子堵人嘴。但自古英雄之死，都是道之所在，慷慨赴死，或殺身成仁，或捨生取義，哪有這樣稀裡糊塗去送死的？犧牲於天津港的消防員們和那些被飛來橫禍奪去生命的普通群眾一樣，他們不僅死得慘，也死得冤、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心不甘情不願！

　　和汶川大地震、東方之星沉船事故不同，這是一場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人禍。死難者們死於管理失效，死於怠政惰治，死於失職瀆職，死於官商勾結，死於政治腐敗，死於一黨專制，因此，這是一場徹頭徹尾、不折不扣的大悲劇，只有犧牲、沒有英雄，只有悲傷、沒有溫情，只有憤懣、沒有感動。這場災禍，套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滿滿的負能量」。

　　天津大爆炸讓人聯想起一九八六年四月發生於前蘇聯烏克蘭境內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大爆炸。正是那場放射性相當於廣島原爆四百倍、核污染波及大半個歐洲的大爆炸掀翻了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蓋子，多國救災的實際需要又倒逼出對蘇聯以及整個世界影響深遠的「公開性」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認為，國際社會理應瞭解核爆炸的真實信息，而蘇聯政府也無權欺騙本國人民，他說：「應該對人民說真話，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開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後來有人總結說，正是切爾諾貝爾大爆炸開啟了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倒計時，可見多難未必興邦。

　　對於屢屢製造人為災難並把災難真相隱藏於制度黑箱之中的共產專制國家，「公開性」、「透明度」的確是一劑苦藥，足以顛覆建立在制度性謊言基礎上的一黨統治合法性。災難是一面放大鏡、照妖鏡，會把人們平時不甚關注的制度醜惡加倍顯現，一旦打開了人禍的黑箱，人們將會一目了然地發現，製造人禍的專制政體遠比災難本身更加醜陋，也更加恐怖。

　　然而，天津大爆炸不會產生切爾諾貝爾大爆炸那樣的政治衝擊波，因為習近平自封「男兒」，不願做順應潮流、從善如流的中國戈爾巴喬夫。而雖說中共滿朝是「男兒」，在大爆炸驚魂未定的最初四天裡，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層卻全都神隱不現，只派出區區女流劉延東孤身犯險。涉事的中共中層「男兒」們更加不堪，為逃避問責亂作一團：天津市和天津港互相推諉，安監局和交通部撕破臉皮。中共的「男兒」氣慨不過如此，比之前蘇聯，他們唯一的優越之處在於，即使人命關天，也不必考慮對人民說真話，只需護住頭上的烏紗帽，守住本團夥、本派系以及本黨權貴的最高利益。

　　江、胡時代從九八抗洪到零八抗震，已經形成了一套化悲痛為感恩、變災害為政績的中共救災模式。救災成了「感動中國」的政治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搶險救災」的制度秀。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這套「壞事變好事」的救災模式已經沒有票房價值。但是，習近平似乎技高一籌，他看到了災害背後更大的政治商機：權鬥正酣，民憤可用。

　　在大爆炸之後的一個星期裡，習近平的表態越來越嚴厲，以習的性格看，「徹查」、「嚴辦」必不是空話。等待著天津官場的，或是一場危險程度不亞於危化品爆炸的政壇大爆炸。楊棟樑已經落網，戴相龍只待揭盅，張高麗懸在空中，站隊站錯了的官員固然危險，即便是靠習近平寵信才當上天津代理書記的「之江新軍」成員黃興國也難免受到誤傷而仕途中落。人禍是政治鬥爭的加速器，正當選擇性打虎步入困境，天津大爆炸的發生及時給習近平送來了清洗政敵的新炮彈。

　　習近平政治掛帥，運動開路，「三個自信」、「四個全面」，對內好鬥，對外逞強，「治國理政」風格越來越酷肖毛澤東。「一帶一路」是對外大躍進，「京津冀一體化」是對內公社化。如其所願，如今的中國真是大事不斷，只不過大則大矣，只有大鬥爭，沒有大改革，只見大禍，未見大功。這兩個月，大股災接著大爆炸，大爆炸連著大閱兵，但習當局暴力救市未果，卻套牢了「國家隊」，大爆炸又炸翻了天津衛。大悲之後欲大喜，習近平秀個人權力、掙黨國面子的機會，也就只能指望大閱兵了。

　　「十一」閱兵，有章可循，「九三」閱兵，史無前例，完全是習近平一時興起。這又是毛澤東式執政風格之一例。當然，抗戰勝利彌足珍貴，值得高調紀念，但是，抗戰是前朝往事，是國民政府、蔣委員長領導之功，抗戰犧牲了近三百位戰將，只有一人是共軍（左權）。即使後人不再追究當年毛共先鬧摩擦、後摘桃子的假抗日、真叛亂舊事，共產黨所謂「中流砥柱」充其量也只是戰場上的配角。所以，若習近平果真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最恰當的紀念方式誠然不是中俄並肩閱兵，而是兩岸合開紀念會，馬英九為主，習近平為副，二人共同褒揚當年國府、追祭抗日將士、感謝盟國支持，那才稱得上是大儀典、大器量、大格局。

　　其實，習近平閱兵，抗戰勝利只是個幌子。他的用意是一箭三雕：一是三軍統帥的加冕禮：中共歷任軍委主席都曾大閱兵，唯獨華國鋒沒辦成，結果早早地垮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華國鋒曾想突然襲擊「順路」在海軍閱兵，被鄧小平憤怒阻止，連帶鄧的二野老部下、時任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也被鄧當作「叛徒」一腳踢開，驚嚇之下抑鬱而終），有此先例，習近平自然是非閱兵不可，二○一九太久，他已經迫不及待了。二是中俄準軍事同盟的確認儀式：今年五月習近平赴莫斯科給紅場落寞閱兵的孤家寡人普京雪中送炭，同時中俄海軍在黑海舉行面向北約的聯合軍演，九月普京赴北京給習近平高調捧場，同時中俄海軍在日本海舉行針對美日的聯合軍演，你來我往，投桃報李，你替我撐腰，我給你壯膽，這種關係「不是同盟、勝似同盟」。三是向國際社會發出「大國崛起」的強硬信號：習近平上台以來，中日關係持續僵化，中美關係加速後退，東海、南海紛爭不斷，借「九三」大閱兵機會，他要把不宜用外交語言生硬表達的意思，用軍體語言和行為藝術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中國古代拜將出征，「君避正殿」，儀式選在偏殿舉行，乃表示用兵迫不得已，絕無耀武揚威之意。以炫耀武力為特徵的近代閱兵式起源於普魯士，由希特勒、斯大林發揚光大，北朝鮮金家王朝更將此一儀式發揮到了極致──這個窮兇極惡、民不聊生的小國幾乎年年舉辦大閱兵，而和平年代的憲政民主國家從來也沒有勞民傷財大辦閱兵式的傳統。

　　天津大爆炸已經向官商勾結的貪官和奸商們昭示，玩火者必自焚；「九三」大閱兵也必然對中共、中國、中華民族徒勞無功，因為逞強者必自敗。

——原载《争鸣》月刊2015年9月号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五）——路漫漫其修远

七月十四日接到律师的电邮，告诉我他日前接到贾志刚法官的电话，通话内容主要有三点：一、解释六月初我回国多次电话他不接，是开庭确实忙，不是有意回避；二、如果下次回国还想见，尽早通过案件书记员张怡和他预约，他好安排接待；三、律师告诉贾法官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尽快开庭。贾法官答复，案件疑难复杂，需要慎重处理，希望我们理解。关于什么时候开庭，仍然无法答复。

我立即给律师回电，请他转达对贾法官善意解释的谢意。并告诉他上海一所大学邀请我九月初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前先到北京作短暂停留，请即联络张怡，希望在八月二十日前约定与贾法官会面日期。为了保险，我自己又在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廿五分给张怡打了越洋电话。第一次接通，我听出"喂、喂"是张怡的声音，问："是张怡吗？"对方立即将电话挂了。我再打，连续两次都被对方拿起话筒后立即放下——接通信号转为忙音。第四次拨打直接进入了留言机，我留言说："我九月一日到三日在北京，七日从上海返回美国，我的律师提前一个半月向您预约过一次，我现在提前一个月再次确认我的预约请求，希望这次在北京能够与贾法官见面，哪怕只几分钟，能有个沟通。谢谢了。"留言之后，等了七分钟，估计对方应该已经查听了留言，又打了一次，这次电话铃响了一阵，转接到留言机上。我只好说："刚刚留了言，以为您一般不接听电话，听到留言后知道这个号码是我打的这次会接听，看来还是跟您说不上话。请您一定转请贾法官定下会面时间，并盼尽早通知我的律师。"

张怡的态度使我对贾法官曾经表达的善意产生了怀疑，将顾虑告诉律师："我感觉贾法官这次不会见我。"律师说我多虑了，毕竟是贾主动打的电话，这应该是研究决定了的。八月十七日，律师致电张怡，询问见面时间，张说与贾法官协调一下。八月十八日张回复说：九月一日至三日都安排了开庭，时间安排不开，问能否将见面时间挪到九月十四号那一周。我知道国务院早在五月十三日就已发出通知，九月三日是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全国假日，根本不可能开庭，对方显然说的不是实话。但还是请律师转告张怡，请她定出他们所指定周的日子和时间，我愿意改签机票。并请告张怡此事不可开玩笑，不想见就直说，要是我改了机票到时又找借口再推迟就是欺骗了。原告尊重法官，也请法官做事像个法官，请他温习一下三中院对人民群众的承诺。迄今我这个"人民群众"感受的是三中院稀松的工作标准，末流的队伍形象，量度为零的工作业绩。

为了节省律师的时间，我传给他北京法院网，三中院简介最后一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将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一流的工作标准，展示一流的队伍形象，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律师即向张怡转达了我坚持约见的意思。八月廿日得到律师的电邮，贾法官九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半约见。我随即改签了返美机票。

我百思不能得解的是，我自认情节简单明了的一个案子，何以到了贾法官那儿，就变得"疑难复杂"，不惜以编假话的方式回避沟通？为了寻求答案，我在中国法院的官方网站上搜寻三中院隶属关系的相关信息。北京法院网和中国法院网都未提供，但是在互动百科"北京设立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条目下看到这样的阐述："新成立的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市委领导和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接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也就是说，领导三中院的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起监督作用，而高院只有工作指导权。这就清楚了，三中院实质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级行政机构，法官要想开庭审理这个涉及原中顾委委员公民权益的案子，三中院先得甩掉"厅级单位"行政级别的局限，更要脱离共产党市委的领导。这可能吗？

我的公开信上网之后，一位在瑞士的朋友发给我一个网页，上面说：

2015年5月21日，中国官媒披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这一号召发出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2015年8月号《文化纵横》撰文《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指出，中国法律甚至包括宪法都是党制定的，党制宪、修宪所遵循的重要依据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在党国宪政体制的架构中，党领导全国人大，也因此高于全国人大。由此，我们可以说"党大"，而不是"法大"。

为了确认习总书记讲话的真实性，我查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s.cn），该网的信息证实了上述网页的消息源于官媒，不是谬传。但在复述习总书记那句讲话之后，中共新闻网进一步引述了他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

看到这里，我对贾法官认定我的案子"疑难复杂"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强教授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对"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作出了绝不含糊、绝对直白、百分百明确的回答："我们可以说'党大'，而不是'法大'。" 可谓把准了习总书记执政理念的真谛。贾法官即便没有看到强教授的这篇文章，相信也一定早已在反复学习习总书记"依法治国"的一系列讲话的过程中，深自领悟到要在现行"党国宪政架构"的体制内存活，并获升迁，必须承认"党比法大"，听从党的指示，服从党的领导。而三中院的直接领导——中共北京市委对此案一直无指示（也许市委还在等待更高一级别党的委员会的决定），他如何不深感"疑难复杂"？为个人仕途计，当然"需要慎重处理"。

我不在体制内，说话、做事当然没有体制内人的顾虑，但我批评现行体制时，必先经过反复思考。我要慎重地说：习总书记的话绝对地错了。"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依法治国"的对立存于天然：人民要当家作主，国家要实现依法治国，彻底否定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是绝对前提。"一党领导"跟"一党专政"是同义词，只是前者听起来柔软点儿。党领导亦即党专政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不过是党玩的一个肥皂泡，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习近平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提出他的党大于法，无可厚非，但是在任何一个人民真正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有这种理念的党、这个党推出的竞选人，是绝对当不了国家首脑的。选民喜欢的一定是承诺在宪法的框架内、在法律条款的约束下，优化政府行政职能，谦卑地为选民服务，勤勉执政的党，而绝不会是那个宣称要统治他们的党。这是常识。

新行政诉讼法第四条写的是："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没有说："不受……除中国共产党之外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因此不管什么人说"党大于法"，我坚持认为法院对我的案子的审判权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不受高级别行政机构的干涉，毋庸置疑！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九四0年十二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他在文章中说：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 ……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

这位前国家主席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食言了。在自己遭到毫无法理依据的迫害时才想起来中国有部宪法，才举着那部宪法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可惜晚了，共产党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对领着他们夺得天下的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娇宠纵容，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无一人替为民请命的彭老总说半句公道话！到了文化大革命，国家不但没有宪法，党规也化为乌有。国家主席刘少奇悲惨到死后火化，都不能使用真实姓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如何？那些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命运——不论他们是遗臭万年的败类，还是流芳百世的英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成员公审后被判死缓、有期不等徒刑；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非程序下台；接任其位的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至死；习总书记掌权后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前朝权贵"，先是被中纪委"双规"由党定罪，而后交司法机构"审判"。所有的审理程序，或违反党章规定，或违反法律程序，无一人享受了"无罪推定"的基本人权。（百科百度对"无罪推定"词条的解释是："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在这种"党大于法"的制度面前，哪怕你贵为毛泽东的夫人，尊为曾经的"我在，我说了算的"的当今，在失去权力之后，都无法免于被新的当权者以党的名义勒住喉头的恐惧。高官们尚且如此，遑论平民百姓！当你不小心撞到党的利益的枪口上时，碾烂你无异于踩死一只蚂蚁。杜牧曾经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为了免于蚂蚁的命运，为了终止"后人复哀后人"在中国的愚蠢轮回，面对八月卅一日审限到期后我案显然会有的再一次延期，我坚持在《新行政诉讼法》拓宽了的"民告官"的法律之路上继续前行。

我的公开信发出后，有朋友来信说："你不会有结果的。"我回复说："路漫漫其修远，我不给自己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只求好好地走在路上！"我、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的朋友们……，我们一定会集结起一个越来越壮大的公民群体，一起走在争取宪政开张的路上——这是我们的萨尔玛之路，这是我们的人权大游行！终有一天，中国宪政航船的桅杆顶尖，会出现在天际线上！

丁学良：北京阅兵背后的“四国演艺”

天安门城楼为阅兵加紧布置

自北京宣布今年9月3日要举行庆祝二战/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消息以来，全球的观察家都在猜测，哪些主要国家的哪些重要领导人将会出席北京阅兵式。中国的老百姓讲面子，中国的党政高官更讲面子。来的外国代表越多、其级别越高，北京的这笔风险投资在国内外的政治和宣传市场上获取的回报率就越耀眼。

北京阅兵式的风险投资

称这场阅兵式为"风险投资"并不离谱，因为中方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大把握，他们最希望请到的那些主要国家的政要是否会来北京登台捧场（"中国公布抗战胜利日阅兵安排，参与国别尚未知"，DW中文网，2015年6月23日）。

此前另一场同样主题和形式的庆典——莫斯科于今年5月9日举办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的红场大阅兵，受到多国政府抵制，就很不耀眼。俄罗斯事先向7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邀请，最后接受邀请参加的只有26个国家的领导人，且大多数来自与二战关系不大的次要国家（陈翔："红场'最强'阅兵是否能重振俄罗斯士气？"澎湃新闻，2015年5月8-9日）。虽然抵制的直接原因是俄国和乌克兰的冲突，但苏俄作为对二战胜利贡献第二大的国家，却能因为眼下的国际纠纷被公然"打脸"，北京也不敢掉以轻心。据早先的消息，中国至少向五十多个国家发出了邀请，最终真来的有多少，说不准（"中国力邀五十多国出席阅兵"，RFI，2015年7月17日）。毕竟中国近年来所处的国际环境远非莺歌燕舞、一团和气，谁敢打包票不发生丧失颜面的事件？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二战的参与国里，以日本、美国、苏俄最重要。这三个大国的现任政府及广义的政界和舆论界如何对待北京举办的二战/抗战胜利70年阅兵庆典，很值得国人冷静观察和品味，因为这是几十年一遇的解剖以中国为枢纽的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纠缠互动的良机。

日本的不服

日本的现任政府虽然民族主义和右翼色彩比以往的好多届更显浓厚，但在相当程度上，它延续了战后日本政治光谱上的一大半成分，也即除了左翼以外、从中间到偏右、但不包括极右的诸多观点主张（参阅黃菁菁："日本各政党对安倍讲话的评论"，中国时报，2015年8月15日）。就其对二次大战的态度而言，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几个"不服"。

第一是对欧美有些不服。日本发动二战的基本理由就是：白人强权国家跑到亚洲来称霸，对非白人种族进行殖民统治，太不公道。日本当年所要做的，就是赶走白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即使从今天政治价值观的高度看，所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要被否定，但说到底，还是白人种族这么做在先，日本只是在受到他们的刺激和欺凌之后，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安倍今年8月14日以日本内阁名义发表的讲话完整版，前面五小段全是在做这样的历史辩解（关于这种观念在日本的源远，参阅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6-38页）。日本对于二战后欧美官方只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亚洲多国人民带来痛苦，却不首先说明日本是步其后尘，历来感到不公正。

第二是对苏俄更加不服。战后日本对欧美战胜国的不服，尚且受到利益和制度两方面的缓解和平衡。因为欧美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重建、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帮衬，同时也没有占据日本国土。苏俄却不同，它不但没有帮过日本的战后复兴，还强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至今不还（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tests Russian Deputy PM and PM visited disputed

islands，Kyodo News, 13 Aug 2015; Reuters, 22 Aug

2015）。联系到近代俄国对东亚北亚的多番扩张侵略，日本更是愤愤不平。广袤的西伯利亚本属于东北亚人民，原已拥有欧洲东边巨大领域的俄国，凭什么抢夺走西伯利亚（参阅野村浩一书第38-39页、52-57页）？日本当年在远东的三场恶战（1904-1905年、1938-1939年），都是针对俄国在东亚北亚的军事威胁而发。要谴责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东亚北亚最该被钉在历史罪过榜的，是俄国而不是日本（参阅乔治 .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第三是对中国多层次的不服。日本难以真心接受二战中"被中国打败"这一定义，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在他们眼里很勉强。尽管许多日本人对战争伤害了中国深抱歉意乃至有罪过感，然而一提到具体案例，许多日本人又大感不服，不照单接受中国的控诉。

比如1937年12月发生的南京陷落后惨案，究竟被杀害的中国人是多少？日本学界的最低估算只是2万人（"德国学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DW中文网2012年2月26日。丁按：即使只有2万人，也是大屠杀！）。完全承认"30万人"的日本人，和完全否认有这场大屠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一样的少。即便很多日本人默认日军在华施加于平民的诸般暴行，也会争辩，这跟中国军队在战乱时针对本国平民的暴行大同小异，比如清兵南下在扬州、安庆、嘉兴的屠城，杀害了几十万人；曾国藩湘军和太平天国军的循环反复大屠杀，平民枉死逾千万；1938年6月7日中国军队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以阻挡日军推进，造成近90万平民死亡，等等。言下之意，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相互残杀的案例不胜枚举，犯下暴行的日军不是特例，至多算是一丘之貉。

概言之，日本对欧美是有些不服，对苏俄是更加不服，对中国则是多层次不服。也是基于这种深广的政治情绪，对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虽然中韩两国严辞批评，而日本三大媒体全国民调，结果均显示肯定者显著超过否定者（童倩："民调：日本民众多数赞成安倍讲话"，BBC，2015年8月19日）。

美国的不安

美国对中国纪念二战/抗战胜利的相关操作多次表达了不安，既有历史对照的因素，也有现实比较的因素。近年来中国最高层和官方发言人多次警告美国不要插手亚洲的事务，尤其不要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让亚洲各国处理它们之间的麻烦。这类主张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听来，跟二战前日本高扬的"亚洲门罗主义"几乎同出一辙。北京的这些有力言辞并不是空对空宣传，而是以强劲的军力增长作支撑。北京特别集中资源发展"entry-denying拒绝进入"的综合武力，虽然是源于1996年的台湾大选导弹危机，首先是要拒绝美军进入台湾海峡干涉两岸冲突。不过，这种综合武力完全能够进一步延伸，成为中国拒绝美军进入东海和南海更大区域的阻抗手段。美国越来越多的政界和舆论界人士发问：中国是否要走上或者已经走上二战前夕日本式的道路（Steven Metz,"Has China's war with America already begun?"World Politics Review, 7 Aug 2015）？

对北京阅兵式怎么搞，搞多大，美国也是颇为不安。美国忧虑的是中国或许模仿苏俄阅兵式那种"军国主义传统"——朝鲜模仿得最为地道，每年都要刺激周边和美国一下——，那就会让亚太多国担心受怕。今年4月，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对北京阅兵式公开提出质疑："一个大型阅兵仪式能够传递和解的信息吗？能够促进弥补过去的伤痕吗？能够有利于展望未来吗？"（新华网2015年4月30日译文）

美国及其主要盟国政要还担心，他们若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会被拖进中日争端的烫水池中，而这些国家无论从政治价值还是实际利益考虑，都不愿意为中国痛斥当今的日本政府背书。美国外交学会的日本专家希拉·史密斯说，华盛顿担心此次阅兵式会扰乱日中之间试探性的重新靠近，有可能破坏区域稳定。她说："我们都在非常紧张不安地关注着，我认为有大量幕后工作鼓励中方不要把它变成一次大型阅兵式和大型的排日活动"（《南华早报》网2015年3月5-6日报道）。安倍9月3日不来北京，事源于此。

中国的不满

对日本和美国政界的上述做法说法，中国的不满理所当然。不过，在笔者看来，北京这次对日本政府公开表达的不满，还比不上对美国政府来的强烈，也许是因为北京判定安倍内阁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再怎么批它也无济于事。而美国政府则更有实力妨碍中国在周边区域的军事态势，也更有能量牵头别国制衡北京的一些外交政策。

对于上引的白宫官员的责问，中国军方发言人严辞反击："美方有关人士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胜利70周年之际，中方参照各国的普遍做法举行阅兵式，无可指责"（新华网，2015年5月1日）。倘若这位发言人翻阅1945年8月中旬《新华日报》和新华社报道，会读到：15日夜间延安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加入进来。对二战胜利贡献最大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分享着中国的抗战胜利之喜悦，目前的质疑是出于亚洲再平衡的维稳考虑。

俄国的不亏

这场四国演义中最堪玩味的是俄国。自家的阅兵式遭"打脸"的莫斯科，在中国纪念二战/抗战胜利所牵涉的国际较劲中，全无失分尽得分，一点不亏。综合多国的相关报道，每逢欧洲举行二战重大纪念日，总有一些国家各类团体翻出史料提醒世人：

第一，苏联当年与纳粹德国密谋，瓜分中小国家的领土。二战结束时，欧洲殖民主义大国纷纷放弃殖民地，唯有苏联趁机把整个东欧变成了它的半殖民地。

第二，二战前夕和期间，苏联暴力驱逐其西部地区的多个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强制他们在固定点居住，导致上百万无辜者死亡，这跟纳粹在中欧的做法很接近（Bill Keller, "Major Soviet paper says 20 million dies as victims of Stalin",New York Times, 4 Feb 1989,p.1）。

第三，苏军向德国进攻途中，把大规模强暴当地妇女作为战争手段，仅德国妇女遭强暴者就达10万。前年的二战纪念日，有波兰学生在街头建起一座临时塑像，展示一名苏兵强暴当地妇女，激起强烈反响，莫斯科暴跳如雷。

第四，苏军占领德国后，掠夺大批珍贵财宝运回国，这也接近于纳粹军队在占领地的行径（DW中文网有许多资料）。

所有这类行为苏俄在东亚都干过。第一，二战结束时趁机把外蒙古从中国永久割裂，并将中国东北和新疆变成苏联独占的利益范围（《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472-474、483页，第2卷第647-648页）。第二，二战初苏联在远东大规模清洗华人，送进集中营，迫害致死，遭难者达20-30万人（马员生：《旅苏记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莫斯科展览揭红色恐怖"，VOA，2014年11月1日）。第三，苏军1945年8月进入满洲后对平民的各种暴行，包括肆无忌惮强暴妇女，以至于老百姓骂他们比日军还坏。第四，苏联大量拆卸东北的工业设备运回国，价值达9亿美元，由此造成的破坏则高于此价值10倍，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巨额财产，引起中国各界抗议（迪.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178-179页）。

以上几类的苏联作为，在欧洲每年都位列反思二战的公众主要话题。而在中国大陆，却被历史虚无主义扫荡一空，几乎绝迹于主流媒体和教科书。就二战结局而言，苏俄在跟中国的打交道中，丝毫不亏。

四国演义，方兴未艾

因北京阅兵式而被全球注目的四国演义，乃是中国再崛起和亚洲再平衡这个跨世纪大故事的戏剧性环节（Jeremy Page, "China's WWII parade fuels RSVP angst", Wall Street Journal, 30 July 2015, p.14）。中国人越是深挖背后的脉络，越有助于落实前引的中国军方发言人声明："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

——金融时报

南桥：不敢與民同樂的中國閱兵

中國的閱兵，將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沒有現場觀眾的閱兵。

離閱兵的日子愈來愈近，一種詭異的緊張氣氛也愈來愈濃。天津爆炸、股市暴跌，絲毫不影響最高當局搞大閱兵的決心。官方媒體開始了對大閱兵的宣傳，這種宣傳類似於2008年奧運前歌舞升平八方來朝的渲染，只是這一次效果恐怕不如08年了，老百姓已經有點疲了，知道熱鬧過後百姓生活依舊艱辛，國家的宴席不一定是百姓的喜慶。

閱兵前，北京人的頭上終於出現了一片藍天，官媒毫不含糊地稱之為「閱兵藍」。這是政府強令停了眾多企業，限制汽車出行，甚至封了鄉下農民做飯的柴灶而換來的，霧霾暫時沒有了。這一切，都是為了在那一天閱兵的幾十分鐘裏，天安門城樓的上空天是藍的。其實，只要有點腦子就不難想到，這個閱兵藍，和奧運藍、APEC藍一樣，是頗為丟人的事實，只是再一次提醒國際和國人，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其他環境污染，是過去幾十年不顧一切發展的中國模式造成的。

令閱兵當局更加緊張的是維穩。中國現在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不是最強的國家，可能還有不同的算法，但是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維穩警力，最龐大的監控系統，最完備的網絡封鎖和輿論監視力量，最昂貴的國內安全保障，則顯然是沒有異議的。習近平曾經一度發出過讓人困惑的資訊，一邊七不講，不講憲政不講司法獨立，一邊高調說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讓好多善良的人心生希望，說不定習近平有以後逐漸走向開明政治的打算，現在則沒有人抱這個希望了。習總書記是一個「任性」的人，打虎任性，打維權律師上訪平民更任性。他當然知道，這樣一來，他的宣傳部門大力營造的太平盛世表像下面，不安因素多了去了。

閱兵前，皇上宣布大赦，歷史上這樣的時候百姓要山呼萬歲的。可現在的百姓聞之表情冷漠。誰都知道你連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人都不會放，七十多歲的女記者也不會放，一邊還在強拆教堂十字架，還在連夜抓捕維權律師。

於是，在不惜代價制造閱兵藍的同時，維穩維安的壓力讓京城雞飛狗跳。人們在網上出示的證據披露，邊疆民族地區老百姓買一把做飯的菜刀也要申請批准，頒發購買證明。與此同時，習近平在最高規格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以大話空話的特徵，再次證明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民族地區人民痛苦而不滿，政治形勢緊張而中國政府拒絕改革，拿不出一個改善的辦法來。

從北京來的消息說，閱兵前北京實行了大清查。當局不放心的異議人士，要麼監視了起來，要麼配合當局外出旅遊，或者外出旅遊再加警察陪同監視。北京的上訪人員被圍截遣送回鄉，滿城都是紅袖箍，動不動就得出示身份證，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車輛進京要進京證，沒有進京證連加油站都拒絕加油，於是出現了司機在公路上推著汽車一步一步走出北京的鏡頭。

中國的閱兵，繼承的是納粹德國的美學，即法西斯美學。這種美學風格的關鍵詞是力量、勝利、領袖意志、集體、忠誠、堅決和冷酷。實現這種美學的方法和技術其實是非常簡單而笨拙的，那就是重複和整齊，用大量渺小的沒有個性的個體進行簡單的空間和時間重複，用重複來造成一種龐大的空間外觀，所謂「震撼人心的力量」就是這樣來的。法西斯美學是一種集體美學，在這種美學中是看不見個體的，更看不見個體的自由意志，看不見個體的生活和生命。中國人學法西斯美學，在08奧運的開幕式上達到了畢業交卷的水平。張藝謀凡導演這樣的大場景，比如《黃金甲》，都深得法西斯美學的精髓。重複、重複、重複，就是一堆垃圾也能變成黃金甲。將來的人們會把08北京奧運開幕式和1936年柏林奧運開幕式並列，在美學上這兩次奧運開幕式的立意是一致的。中國人搞奧運開幕式，不可能去學倫敦奧運或者亞特蘭大奧運，那種全民同樂的風格，想學也學不像的。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就搞了一次登基加冕性質的大閱兵。中國這次大閱兵，其美學風格不會超出1934年希特勒閱兵。不過，當年希特勒閱兵的時候，軍隊分列式走過柏林的大街，希特勒是在街上檢閱軍隊，大街兩旁擠滿人群，街道兩邊住宅樓的窗口，擠滿了人頭。希特勒至少還想到與民同樂以凝聚民心。習近平倒不是不想凝聚民心，卻不敢與民同樂。北京閱兵前，閱兵隊伍走過的街道兩旁的單位住戶都已經得到通知，閱兵期間，所有人統統得離開，更談不上在樓上窗口圍觀了。

中國的閱兵，將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沒有現場觀眾的閱兵。除了習近平等領導在百米以外的天安門城樓上遙望，還有李芬斯塔爾的弟子們天上地下的攝像機以外，那雄壯的、龐大的、整齊劃一的、壓倒一切的、不可阻擋的、機器人一般的軍隊方陣，是沒有幾個人現場觀看的。

中國的閱兵，學的是法西斯，卻是連法西斯都不如的閱兵。

——东网

东步亮：中共官員的「不安全感」

紀委那雙不知何時會伸過來的手，是所有中共官員目前最大的不安全感的來源。

最近一位大學同學來訪。他已是某省副廳級幹部，率一個代表團來這裏，每到一處，前呼後擁，吃香喝辣，恭維之聲不絕於耳。他以「考察」的名義，行欽差大臣之實，在接待官員和下屬面前，派頭十足，官話連篇，春風得意。可是，私下裏，他卻對這一切感到厭倦，說自己有很強烈的不安全感。「我的二女兒剛出生才一個月，還是在家抱孩子好，官位都是外在的東西，哪有家庭幸福重要。」

這位同學的經歷我比較了解。他出生農村，本沒有什麼深厚背景，完全靠自己一步一步，給領導鞍前馬後服務，在機關裏忍辱負重打拼，才慢慢爬上來。若按論資排輩，這個副廳級位置本來也輪不上他。恰這時，在反腐大潮中，他們機關的兩名副廳級被抓，一名副廳級跳樓身亡，領導班子一下子空出來好幾個位置。可即便這樣，按照中共官場以往的潛規則，如果沒有省委常委級別的官員作後台，他想上副廳級，也是上不去的。好在這次對「作風」抓得嚴，「後台」們不敢亂來，作為後備幹部的他，才有了機會，跨上副廳這個高門檻。

不過，雖然在副廳級崗位已經幹了一年多，他還是惴惴不安。因為他太年輕，比他資格老、背景深、關係多的人，都虎視耽耽地盯著他，等著看他的笑話、抓他的把柄。這次和他一起出來「考察」的一個處長，過去就是他升副廳時的一個對手，現在卻是他的手下。對方雖然現在表現得處處很服從、很尊重他，但他也不得不小心冀冀，心中滿懷畏懼。

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紀委那雙不知何時會伸過來的手。這是所有中共官員目前最大的不安全感的來源。我不便問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否完全過得硬，但我想，即便他清廉如海瑞，即便他深知農村出身的孩子成長為高級官員的不易，他身在官場這麼多年，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在中共官場這個腐敗的大醬缸裏，如果沒有與其他官員的同流合污，他能走到今天嗎？他肯定會被當作異類，早早被拋棄。所以，如果紀委真要找他的問題，多多少少肯定也能找出一些來。只是看有沒有人願意去找。我想這可能也是他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的原因之一。

他還說，這個副廳級的官現在其實也享受不到什麼好處了。配的專車剛享受了一年，馬上就要取消，機關要搞車改了。公務員的醫療和養老待遇也不再享有特權，改為和其他人員的社會保險一樣並軌。「我們現在其實是弱勢群體。除了當官，別的又不會幹，年紀一大，離開了這個體制就活不下去。怎麼辦呢，只能繼續當下去。沒准哪天這些就都沒了。」

這大概是目前不少中共官員的心態。他們得過且過，走一步看一步。在強大反腐壓力下，他們既不敢去貪腐，也盡量不去做事、不得罪人。「不作為」成了官員們的常態。有文章描述說，「不作為近月像山火一樣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中蔓延，而且中央不少部委也出現了同樣的怠政傾向」。以至於李克強和他主導的國務院近期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主抓官員的「不作為」，督促官員們做事。

這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解決這些問題，恐怕還是得從中共現行體制這個根本症結上著手。

——东网

韓連潮：关于二战的两个迷思

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军人观看美国驱逐舰在日本偷袭下爆炸（1941年12月7日）              二战结束70年以来，关于太平洋战争起因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些争议中有两个重要迷思应当厘清，以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思历史，把握未来，维护和平。         迷思之一是罗斯福总统在日美关系上玩弄计谋，为了参加二战，不惜牺牲数千美军官兵生命和整个太平洋舰队，诱使日本偷袭珍珠港，因而引发太平洋战争。         迷思之二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满洲里. 与美国投掷原子弹无关。这一迷思在国内反美愤青中颇有市场。          澄清第一个迷思                 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这 个迷思的最初形成是美国两党政治争斗的结果。194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挑战希望第四次连任总统的罗斯福。一些军中人士找到共和党全国委 员会，举报罗斯福对日本偷袭玲珠港知情，因为美国破译了日本密码，掌握其密秘通讯内容，然而罗斯福不采取防范措施，使美军蒙受重大损失，而让太平洋舰队司 令和夏威夷基地司令做了替罪羊。杜威拟利用这一材料作为竞选议题，公开发表演说抨击罗斯福，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出面要求杜威不要披露，因为会严重影响 对日战事，增加美军伤亡。杜威接受了马的意见，最后其问鼎白宫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战后，美国国会立即设立了珍珠港事件联 合调查委员会，分别由6名民主党、4名共和党参、众议员担任。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偷袭珍珠港的最终责任者是日本，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并未＂ 欺骗、挑衅、煽动、 引诱或胁迫日本＂偷袭珍珠港。委员会两名成员不同意大多数成员的结论，提交了自己的报告，继续质疑罗斯福总统的行为。         此 后，许多阴谋论人士和历史修正主义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和考证，试图将罗斯福总统说成战争贩子，要其承担战争责任。他们提出的比较有杀 伤力的证据包括：珍珠港事件前几天和当天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特别是第902号电报，美国战争部长日记上记载的罗斯福谈话，以及麦克科勒姆备忘录(the McCollum Memo)。下面让我们一一剖析这些证据。         不错，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就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美国 称＂紫色＂密码），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和间谍活动，但并没有能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所以并不知道日本军事活动，特别是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美国只能从日本 外交部与其世界各地使领馆的电报往来中推断日本可能的军事行动。而日本人从苏联驻美大使处知道其外交密码已被破译，但不相信这是事实。         1941 年12月1日，日本电报指示伦敦、香港、新加坡、马尼拉使馆销毁"紫色"密码机，2日又指示华盛顿使馆除留一台译码机之外，销毁所有秘密文件和密码机。情 报人员判断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战事在即，并通知了有关单位，包括夏威夷。美国驻东京、北平、上海和曼谷的武官处开始销毁密件。但是却没有人想到日本会进攻珍 珠港。         罗斯福的批评者们声称美国12月6日破译的第902号电报已经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但被他有意忽略。其实，这份 电文是一项备忘录，共14部分，是针对美国的最后通谍，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递送。其基本内容是为日本东亚政策辩护，指责美国的种种不是，第13部分结尾声 称日本不能接受赫尔11月26日提出的包括必须从中国撤军在内的四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据罗斯福看该电报时唯一在场的海 军军官舒尔茨在国会作证的证词，罗斯福读完电文后对在旁边的霍布金斯说，＂这恐怕意味着战争。＂霍表示同意，然后二人讨论日军部署问题，分析日军下一步行 动，他们提到东南亚，但没有提及珍珠港，未有任何暗示明天就是偷袭日，也未通知要部队警惕。霍布金斯当时说，可惜我们不能首先打击日本，防止突然袭击。罗 斯福点头说，对，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而且我们有良好的记录。舒尔茨认为罗斯福的后一句话是暗示美国必须保持不先开战的记 录，不首先动手攻击别国，只能等别人先来犯。         很显然，从二人的对话中，很难得出罗斯福对日本的偷袭计划知情。至于霍布金斯提到防止日军突然袭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德军就是使用闪电战侵略了欧洲好几个国家，日军又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战略战术比较相近，想到日军突袭是很自然的事。         罗 斯福接下来又告诉霍布金斯，他给天皇发了一份电报，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由东条英机转，而是直接给天皇的，电报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表示关切，希望日本从 东南亚撤军，罗斯福特别强调说他这样做是将天皇当国家元首来对待。舒尔茨揣摸罗的意思是，如果天皇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总统可以向国会有所交待。这份通过 美国驻日大使转交的电报再次呼吁天皇履行神圣职责，恢复美日传统友好关系，防止战争造成更多的人丧生和破坏。可惜这封电报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送达。如果罗 斯福知情，他这样做无疑是画蛇添足。         由于第902号电文第14部分当天未译出，7日上午10时罗斯福总统才读到了第14 部分内容，该部分指责美国利用野村和赫尔的谈判阻碍日本通过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来维护和平，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日美进一步谈判不会达成协议。仅此而已，电文并 没有宣战，也未表示中断外交关系，只是宣布终止美日之间的外交谈判。因此，也不能由此得出罗斯福知道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结论。         2011 年，研究人员又从联邦调查局罗斯福档案资料中，找到了另一份新解密的备忘录，其中海军情报部门1941年12月4日警告罗斯福日本正在动员所有情治力量在 美国西海岸、巴拿马运河以及夏威夷加紧收集军事经济情报，为其海军所用。但是，这份报告同时点了三个地方的名，还是不能证明罗斯福知情。         另 一项常常被引用的所谓证据是时任战争部长的史汀生11月26日的一篇日记，其中称，罗斯福对史汀生表示，＂美国可能在下个星期一(12月1日）受到日本攻 击，因为日本人在不事先警告就发动袭击方面是臭名昭著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如何巧妙地让他们打第一枪，而自己又不遭受重大损失。＂         首 先，这不是罗斯福的原话，而是史汀生的转述。我们并不知史的转述和记忆是否准确，或他的秘书在转录抄写中是否有误。其次，如果罗斯福知情，就不会将自己的 战争部长蒙在鼓里，而且他们共享很多情报。第三，罗斯福所说的进攻时间也不对，显然他只是打个比方，他的后一句话证明 了这一点。第四，珍珠港遭受的损失巨大，不符合罗斯福自己的讲话精神。＂巧妙地＂一词(maneuver）有操纵的意思，最受历史修正主义者诟病．但是， 罗斯福的意思可能是我们不能打第一枪，要等日本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先动手，我们才能师出有名。         更为重要的是，在史汀生记 下这些话的三个星期之前，山本五十六已于11月5日下达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命令，而日本外相也已指示野村，日本不能在谈判中取得理想的解决方案，必须在 11月29日中断与美国的谈判，＂此后，事情将自动发生。＂至于在哪里发生，美国决策者只能猜测。         而且，罗斯福的总的战 略思路是先欧后亚，所以他并不希望当时在太平洋发生战争，分散支援欧洲的资源。这一点，他反复在很多场合强调过。在日本侵占东南亚之前，一些内阁成员要求 对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完全停止石油输出，罗斯福表示反对，他认为日本正在东进进攻苏联远东还是南进占领南太平洋地区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禁运，日本 一定南进。美国没有足够的海军，很难应对太平洋发生的事件，所以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         美国军方马歇尔和斯塔克将军也都反对与日本在太平洋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直到7月日本决定南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罗斯福才改变态度，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和冻结资产。显然，美国的措施是罗斯福对日本的侵略行径的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挑起或引诱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同 理，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利用麦克科勒姆备忘录来说事，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麦克科勒姆是海军负责远东的一名情报少校，他于1940年10月7日为其上级纳克斯 上校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采取8项行动，挑起日本公开发动战争。8项行动包括全面援助蒋介石政府，对日全面禁运，利用英国、荷兰在太平洋的基地，派遣巡洋 舰等。没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看到过这份报告，麦克科勒姆自己否认接触到罗斯福，后来在讲述自己的海军生涯的访谈中也未涉及此事。备忘录虽然提到利用日本公然 的战争行动使美国公众支持战争，但是其主旨是防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此外，如前所述，罗斯福反对对日全面禁运、希望维持太平洋和平。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决 定了它一步步走向侵略，而罗斯福一直是被动应对，最后不得已被卷入战争。               1941年10月10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左）解说含有中国一万师生签名的书册         此外，我们知道赫尔11月26日的照会虽然坚持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并没有规定时限，为进一步谈判提供了空间。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谍，将日本逼到了墙角，故挺而走险。         虽然罗斯福总统收到不同渠道的警告，但是没有一条情报准确地指出日本会在何时何地攻击美国目标。这种情形很像美国911事件之前，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均错过许 多信号，未能及时判断出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一样。这是从上到下整体系统运转失灵的人为错误，而不是人为阴谋造成的。         美国的代号为＂奇迹＂的破译项目，人手严重短缺，常常不能及时翻译、分析和发送破译的电文，导致各级情报和决策部门错过了日本偷袭的信息。有些完全可以判断出日本偷袭计划的重要电文，由于翻译的延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才译出。         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无疑应对误判日本负有一定责任。其最亲密的朋友、幕僚霍布金斯称，罗斯福当时的确判断日本不会攻击夏威夷和菲律宾，而会向中国纵深发展， 或者占领泰国、法属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等地，时机成熟时，也会进攻苏联。这样的误判使美国损失惨重，罗斯福难辞其咎。         但无论如何，日本的侵略计划是其推行军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结盟、争夺战略资源的必然结果，1941年1月开始制订的偷袭珍珠港只是其总体侵略计划中的一部 分，日本同时还进攻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他地区。既使没有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也会因日本侵占菲律宾而对日宣战。所以，罗斯福引诱日本偷袭诊珠港为其参 与二战制造借口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本原因的迷思                 美军投下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1945年8月9日）          这个迷思最早是由战后一批左派学者和反核人士创造的，其中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加尔·阿尔佩罗维茨、马丁·舍尔温和理查德·罗兹等人。         然 而，他们的影响远远没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日裔历史教授长谷川毅那么大。二战胜利60周年时，长谷川出版了一本名为《与敌人赛跑》的书，用自己的所谓 研究成果声称，美国的核爆对日投降几乎没有影响，而决定因素是苏联红军出兵满洲里。该书使这一迷思广为流传，到目前为止仍有众多的信徒。         长谷川毅后来又对其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基本上有如下几点：(1)日本投降最重要的因素是天皇终战的＂神圣决定＂；（2）长崎核爆对日本投降影响甚小；（3） 比起美国的核爆，苏联出兵满洲里对日本决定投降影响更大；（4）核爆和苏联出兵均没有对日本投降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立即的影响；（5）不使用原子弹， 仅依赖苏军参战，日本最终也会投降。         因为本文篇幅的关系，笔者不拟逐一反驳长谷川的观点，而将重点放在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裕仁天皇作出终战决定，是苏联出兵东北，还是美军的原子弹？         仅就日本投降本身而言，裕仁天皇的决定毫无疑问占有举重足轻的作用。天皇在德国1945年5月8日崩溃之后，即有意愿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希望通过苏联斡旋体面投降。但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下面让我们看看核爆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8 月6日，美国在日本军事重镇广岛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直到7日上午才从英美电台广播中了解到真相，随后军方收到核爆破坏的直接报告， 日本当局异常震惊，因为日本对核研究并不陌生，其海军和陆军都有自己的高度机密的核研究项目，1945年初才因开支太大，成功机率太小而放弃。         当天上午，内阁开会，东乡外相报告了从外台汇集的信息，建议应当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军方人士认为核爆可能是美国瞎编出来的，因此内阁决定在进一步弄清情况之前先不作判断。         8 日，在未收到调查委员会报告之前，铃木和东乡认为广岛核爆事关重大，应当马上进宫报告天皇，建议及时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下午东乡晋见天皇，告诉天皇 外交部汇集的有关核爆信息：原子武器将给现代战争带来革命性变化，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美国将对更多的日本城市进行核爆。天皇虽然对苏联斡旋和平仍 存一线希望，但明确表示因为这样的新武器的出现，使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继续下去，日本不应继续拖延终战决定。天皇要求东乡转告铃木首相他的旨意，尽快做出终 战安排。铃木当即召集最高战时委员会会议，但因一些成员不在而未开成。         已下定。天皇侧近内大臣木户幸一中午得知核爆的消 息，立即在下午告诉了天皇。木户在其日记中记载了天皇和他的谈话，其中天皇说道：＂事情现在已经陷入了如此的僵局，我们应当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对 我的安全有何影响，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终止战争，以免再发生类似悲剧。＂         天皇决心终战时，苏联尚未出兵满洲。苏联外交人 民委员莫洛托夫一直拒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直到8月8日晚11点才与之会面。莫洛托夫通知佐藤，苏联决定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并拟在9日对日宣战。一个 小时内，苏军对日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日本政府9日4时才从塔斯社的广播中知情，直到10日11点苏联大使才正式知会东乡外相苏联对日宣战。         9 日，被称为＂核心内阁＂的六人最高军事指导委员会开会商讨天皇终战的要求。铃木，东乡、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主张在＂护持国体＂的条件下马上接受《波茨坦公 告》，而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及海军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则要求附加自主撤兵复员、处罚战犯以及保障不予占领日本本土的条件。天皇当 即＂圣断＂在维持天皇体制下投降。         10日，日本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代表同盟国回复称，天皇体制应由人 民意愿来决定。13日，天皇再次排除军方干扰，圣断接受同盟国立场。15日，天皇颂布投降昭书。诏书中特别提到核爆为终战理由，其中称：加之敌新使用残虐 爆弹，频杀无辜，惨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找来我民族之灭亡，延可破却人类文明。         1945年9月9日， 日本正式投降一个星期之后，天皇写了一封信给年仅11岁的皇太子。他在信中总结了日本战败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日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度轻视了美英 两国实力;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军队过份强调（战斗）精神的作用，而忘却了科学；第三个原因是，他作为日本的最高统帅却未能像其祖父明治天皇手下拥有众多远见卓识的军 事领导人。最后一个原因是，军人相互争斗称雄，看问题未有更广阔的视野，知进而不知退。他之所以选择投降是为了保全日本皇室的三神器（八咫镜、天丛云剑、 八尺琼勾玉），以及人民的生命。         很明显，裕仁谈及的＂忘却科学＂实际上是指核武器。日军只依仗武士道精神作战，未能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的作用，故而战败。可见核爆在天皇心目中的位置。         苏军出兵东北显然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日军方在苏联出兵前和出兵后都一直坚持或者有条件投降，或者战斗到底的立场。是天皇的圣断，迫使军方让步；而天皇的决定在苏军出兵前即已形成。         我们知道，日本和苏联1941年4月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双方保证互不侵犯，如第三方侵犯，另一方须保持中立，同时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条约为期5年（有意思的是，中共当时大力赞扬这一条约，称其对外蒙有利，对全中国解放有利）。         正 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日本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1945年5月中旬决定请苏联出面斡旋来结束战争。6月初，天皇也采纳了木户的和平方案，通过苏联 斡旋日本向同盟国有条件投降事宜。6月22日，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次表示他担心由于美国空袭造成更大困难，希望不要局限在本土防御，同时应通过外交途径结 束战争。军方在天皇面前承诺支持这一方针。         6月29日，日方向苏联提出缔结长期互助、互不侵犯条约，以此换取苏联斡旋。但苏方一直拒绝回答。         7月7日，天皇十分焦虑日苏谈判无进展，召首相进宫质询，并下令马上派出特使访苏，请求苏联斡旋。日本政府决定派近卫文麿作为特使赴苏。         7月11日，日本驻苏大使终于见到莫洛托夫，但莫声称苏需要时间仔细研究日本方案。此后，日本大使又进一步得到指示，明确告知苏联，日本天皇终战的意愿和接受近卫特使赴苏的请求。但莫洛托夫以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理由拒绝与之会面。         7月18日，苏联照会日本，由于天皇的信件中没有具体提议，所以苏联政府不能给予确切的答复。         日本政府25日回照称，日本希望苏联斡旋实现和平，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一切都可以谈，并表示可以充分考虑苏联在东亚的要求。              开罗会议与会国领导人：（左起）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右侧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43年11月25日）          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认为如果苏联最终同意斡旋，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可以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读。所以决定在知道苏联态度之前不对公告表态。         30日，日本大使进一步告知苏联政府，只要日本的荣誉和生存得到保障，日本愿意接受条件投降，并要求将这一信息转告在波茨坦的苏联领导人。         然而，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其苦苦等待的苏联斡旋永远不会到来，而得到的却是8月6日美国的新式炸弹。         上 述资料显示，日本对苏联斡旋终战寄于了太大的希望，尽管明知成功渺茫，但死死不愿放弃。苏联对日宣战的震撼是日本对斡旋和平期望的彻底毁灭，而不是苏联军 事打击的结果。日军情报机构十分清楚苏军在远东集结，军队一直预期苏军的进攻。其时日军目标已转为本土防守，而不是保卫满洲和朝鲜了。据日本报纸报道，当 时铃木首相听到苏联出兵的消息后，非常平静地说道，"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         日本历史专家Edward J. Drea分析得对，日军有足够的经验和实力应对苏军的常规战争，然而对于美国核武器却没有军事应对措施，只有选择投降。         那 么，为什么长谷川毅一类的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坚持苏军参战才是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呢？笔者认为，长谷川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证明军事上完全没有必要使用核弹来进 而挑战美国核爆的道德性，从而得出他在其著作最后所下的结论："这场战争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大家都是人。"         问问成百上千万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无辜冤魂，我们就知道这个结论是多么的荒谬。

——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