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逸夫：不以敌我论英雄

图：张自忠牺牲后，日军对其尸体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21日】

1 摆脱两种狭隘历史观

近读赵无眠先生《他们的民族英雄》一文，很欣赏作者那种超越民族、种族和国界的开阔视野。文章分析了许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的两面性，“历史上，民族英雄往往同时又是一个侵略者，大英雄往往就是大侵略者。”文中提到侵略中国的伊藤博文却是日本的民族大英雄，提到“与天地同辉”的探险家麦哲伦，也是殖民主义的先锋。作者指出，“讨论历史问题，不妨有时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思考，以避免偏狭的结论。我们看到，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有秦始皇，就有荆轲；有金兀术，就有岳飞；有忽必烈、伯颜，就有文天祥、陆秀夫；有努尔哈赤、多尔衮，就有袁崇焕、史可法；有伊藤 博文，就有邓世昌、安重根；有拿破仑，就有苏沃诺夫、威灵顿；有麦哲伦，就有拉布拉布；有达扬，就有阿拉法特。”

这样从不同角度去做全方位思考，有助于我们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以普世眼光去全面理解历史人物。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史学尤其重要。中国的历史文献之可靠性、客观性、科学性，首先受损于源远流长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敌我分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其次受损于根深蒂固的“成王败寇”这一势利的“权力拜物教”影响。

因此我们的历史中，对人物的评价通常黑白分明一边倒而走极端。例如如对于同样是满族入侵者的金兀术（完颜宗弼）和努尔哈赤的评价就是根据成败而迥然不同，就是因为前者的王朝没有最终成功（金朝为元朝前身大蒙古国和南宋联合所灭），而后者成功统一了中国。百度百科中的完颜宗弼条目就这样评价：“完颜宗弼入侵宋朝是侵略性的，金朝初期是奴隶制社会，是落后的游牧文明战胜先进的农耕文明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完颜宗弼不是英雄。”而关于努尔哈赤则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他的姓名与业绩，不仅垂诸于中国史籍，而且载记于世界史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

若说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为何金兀术攻打宋朝是“入侵”，而努尔哈赤及其后人的覆灭明朝就是“统一”？其次，这里批评金兀术用到的“先进落后”标准，为何就不用于努尔哈赤？

即使真的“以先进落后论英雄”，也仍不免失于太功利，虽然比起“以夷夏”和“以成败”论英雄要略胜一筹。赵文评论麦哲伦时指出，“这位注定将以其不朽之名命名地球上一道海峡、南天上两团星云，‘与天地同辉’的探险家，竟如此窝囊地死于一个小部落头领（引者按，指菲律宾马克坦岛酋长拉布拉布）的刀下么？另一方面，一个酋长，不管他可能多么愚昧、不开化，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和进程、对地球的是方是圆是长是扁毫无兴趣，他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外来人侵犯总是对的，无可指责。不能因为你有先进的航海技术，首先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就有权要求我臣服。否则，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也就是‘先进打落后’，天经地义了。”

 

2 道德金律和“礼争”

赵文指出，“在利益的相对性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可以理解为对敌我双方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一致性是对基于敌我对立基础上的双重标准的否定。尽管英雄人物往往有两面性：他们的个人品行和所为之献身的事业可能不一致（个人品行高贵但其事业不进步，或者反过来），但不管我们以什么标准为主，对胜者、败者和敌、对我应该是一致的。做到这点，就可以说是“不以敌我论英雄”了。而这种对等的一致性，正是道德的起点。

一般认为伦理学的起点，或者说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这个金律的关键是对等性，即对己对人是一致对等的，也就是对参与双方都适用，因此才有操作上的普遍性，即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过去流行的最基本道德标准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这显然忽视了少数人的权益。根据这条标准，那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强制性地用少数人做风险性医学实验，就是正确的了。但是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其实，对少数人的不公平，从长远和根本看也必然不利于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这种侵犯少数人人权的事情一开头，今年把你划为少数，明天就可能把他划为少数，最终就会使多数人都受害。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都是以打击少数为名，最后谁也逃不掉。诚哉此言，“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全体人的威胁！”。

道德评价的对等性、一致性也体现在“礼争”精神中。所谓“礼争”（fair play），从字面上翻译，最确切的就是“公平游戏”的意思。“公平”首先是其决定胜负的规则对竞争双方是对等的。一种游戏，如果规则不公正，就失去了吸引力和娱乐价值。

至于一般理解的“礼争”精神的具体内容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对手”。其中包括，1）做好的胜利者，尊重失败的对手的人格，不在人格上侮辱失败者，包括优待战俘等。2）做好的失败者，尊重胜者，承认失败，并且接受和承担失败后果。这是中文翻译“礼争”的“礼”所表达的意思。因此，承认敌方的民族英雄，即尊重对手，其实就是“礼争”精神的体现。

 “礼争”精神，无疑具有普世的价值。生物界普遍存在竞争。动物的竞争根据“丛林法则”，强势肉食，是没有底线的。但是只有人类社会的竞争，才会出现“礼争”精神，给竞争划出了一条人道和基本人权的底线。并且人类社会越是文明，越是重视礼争精神。可以说，“礼争”精神受到重视的程度，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化程度。

人类社会内部总有竞争，广义的敌我关系总是存在的。但是礼争的法则，却是双方所必须遵守和尊重的，这是超越阶级、种族方面敌我关系的更高价值标准。换言之，“礼争”精神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世界走向“地球村”的当代，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种族之间的来往、竞争以及合作日益密切，超民族、超国家的普世价值标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竞争日益文明化，而且竞争日益让位于双赢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再过于强调敌我的斗争哲学，拒绝普世价值标准，显然是太落伍，太不“与时俱进”了。

 

3 “不以敌我论英雄”及其以外

根据“礼争”所强调的尊重对手，就应该“不以敌我论英雄”，就要尊重敌人的民族英雄。这其实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民族胸襟是否开阔、是否有雅量和自信，以及是否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试金石之一。

我们应该承认，在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强。例如日军面对牺牲的我们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脱帽致敬。当年参与“围剿”杀害杨将军的日军长官岸谷隆一郎说，“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并特意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攻上狼牙山的日军也曾向跳崖壮士脱帽致敬。

又如国人对抗日英雄张自忠的态度在抗战中是一曲三折。他曾因为主持跟日方的和平谈判而被国人污蔑为“汉奸”；这也是他后来在本不必亲如险境的情况下深入最前线而以身殉职的原因之一，他要以死表明爱国心迹。相反，日方对张自忠高尚人格和修养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尊敬。当初委派张自忠跟日方谈判，也是考虑到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便于跟日方周旋。张自忠牺牲后，日军对其尸体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全军向他行礼，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遗憾的是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好像没有听说过这类英雄惜英雄的美谈，虽然国共内战的惨烈和死亡人数都远超过抗日战争。而这也表明了，在中国，礼争传统是多么地缺乏！至今为止，在海峡两岸的对持中，对于对方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成就能实事求是作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在官方交往中，仍然罕见。其实，若站在更高的大中华立场上，任何一方的成就都是中华文明的成就和骄傲，彼此应该乐观其成才是。

赵无眠文中提到二次大战时法国维希伪政府的首脑贝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主观贬斥色彩明显的“法国维希政府元首、法国元帅，民族叛徒”，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是客观地就事论事介绍“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的赫赫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维希傀儡政府元首。”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核心国傀儡的贝当，当然是中国的敌人。我们的百科全书中贬斥他是很自然的。但是二战中跟贝当利益更加直接冲突的英国，在其百科全书却能比中国的百科全书更加平和、就事论事，不能不令人对人家的君子风度刮目相看。

很多年前，曾读过一本英国历史，其中对被英国革命推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除了指称他是个坏国王之外，也附带承认他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和慈祥好父亲。因为说法大不同于之前看惯了的中文历史资料中的黑白分明的人物评价，印象极深。以致多年后对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已经忘光而独独记得这句话。

美国独立战胜的失败者乔治三世，在听到华盛顿在独立战争结束后辞去总司令职务返回佛吉尼亚老家的农庄过平民生活这一消息后，情不自禁感叹道，“我的上帝，他的确是位伟人！上帝保佑阿美利加！”不久后就批准了对美国的承认，并说“我將第一个去迎接作為獨立政權的美国的友誼。”美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没有辜负这位具有失败者雅量的君主的祝福。崭新的美国成为英语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不仅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在二次大战中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英语文明。设想当初英、美不同戴天地对立、内耗折腾半个世纪，结果又会如何？再设想当年英国久久放不下“日不落国”天下第一帝国的身段，长期拒绝各殖民地的独立，为维护以进步、文明名义得来的统一，不惜代价地今天武 力镇压这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明天金钱安抚那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英语文化能有今天的强盛吗？！

1997年在香港回归仪式上，英国查尔斯王子的讲话中赞扬了香港人民，“我更要为香港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亲手创造的一切而向他们致敬！”与此可作对比的是，江泽民的讲话中在提到“香港被侵占的这一国耻”的同时，没有一句对英国成功管理的赞扬，这就未免小家子气了，未能体现出一个胜利者和大国的雅量。

对礼争的重视，是英语文化的一个特征，在英语文化中被视为是“绅士风度”的最基本品行。英语文化如今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不能不说跟深厚的礼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有勇气承认、尊重敌方的英雄，不但体现了对普遍道德价值标准的尊重，并且，并且，一个有自信去肯定敌人长处的民族，也必然有自信去正视自己的短处，从而更容易自新进步。有肯定敌人长处的雅量，才能学到对方的长处，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虚心学习胜者的长处，才是最终反败为胜的最好途径。

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士兵受到的教育当然都是日本人如何如何野蛮、凶残，用以激励士气；但战争结束后进驻日本，见到日本人如此谦卑地服输，以及日常交往中的教养、礼貌，大为吃惊，不仅对这个战败的民族刮目相看，而日本也在虚心学习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与此同时，也很好地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个口号是“求知于全球”。美国强盛的一个原因是“求人才于全球”：美国除总统必须是美国出生者，其余所有政要，包括两院议员、州长，都可以由第一代移民担任，这是何等的自信！做到了这点的前提之一，包括破除广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

这些，说到底，都牵涉到一个道德、是非乃至优劣的实事求是评价问题。所以，礼争的公平、一致原则，更高境界就是“不以敌我论是非”。作为其反面例子，即 “唯以敌我论是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的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其前提或者潜台词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就为非，凡是敌人反对的就为是”。

当然，是非属于价值判断，问题比较复杂，往往因人而异，意见不容易统一。因此，在“不以敌我论是非”之外，还需要补充一条“真相先于是非”这一彻底实事求是的原则。

而上述这两条原则，如同“不以敌我论英雄”一样，同样受到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夷夏之辨”这一狭隘民主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成王败寇”这一权力拜物教的压抑，是中国文化中极其稀缺的元素。关于这些，需要另外撰文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