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革命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即革命始终受到改良派的干扰和阻绕。中国的革命者受到康梁维新派的阻碍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俄罗斯的这段时期，也有立宪党人为沙皇政府帮腔，发表了什麽宣言，搞什麽国家杜马之类的玩意儿。但是革命还是爆发了。(张轶东：辛亥革命与20世纪初俄国民主革命之比较)
以上说法不合史实。索尔仁尼琴说法刚好相反。是斯托雷平带来改革后（他的改革）三五年稳定。但是，杜马，革命派，人民（含工人，农民，教士，学生等）热衷暴力革命，杜马议员大声附合，造成改革派，沙皇不望暴力而不能阻；并非上文所讲是议会（杜马）在阻止暴动。
以下引束《红轮》一书有关篇章以证――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1906年俄国政府宣传斯托雷平农民享地政策时，"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决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杜马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啻是立法机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但是那时候庄稼尚未到收割期。）这就是俄罗斯特色的权力分立之现状（当时状态）；虽然，我们并未看到索尔仁尼琴涉及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援引――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一步到位地宣示和饯行所有的洛克，孟德斯鸠，私有制和三权分立――但是，在索氏回顾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中，西方私有制普世价值正在凸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中国在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们并不得西方普世价值之门径而入――系列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搅成一个酱缸。这样的厘清，并不困难。我们看到，《红轮》是这样排列这些基本价值的：1，自治概念。"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受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争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请注意，历史和事实的逻辑是，沙皇要斯托雷平实施的改革的内容，具备所谓正常政治体制的设计和预估――这本当是革命派和民主派议员的愿景；但是，他们却因为要施行另外的废皇主义革命，从而有意延宕了这个改革――将他指向革命和毁灭――于是，十月革命接踵而来。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反改革逻辑。）
2，私有制土地和产权概念（并且涉及了他们在20世纪初叶争执的内在和外在自由拯救和出路问题；也就是反驳了巡神派的所谓灵魂超度之空言泛论！）索氏说，"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和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互相挚肘，都受约束，难道就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足够份额土地，以使他们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们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他又说，"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得到方方面面人士的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最理想的土地公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俄国可以超越式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说之源。）但是，农村村社的俄罗斯朦胧诗并不能排斥土地私有制的基本观念和普世价值。
"……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里灵，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的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基本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是什么？就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几个小伙，一个姑娘就可以煽动几百人造反的俄国，土地私有化，分田给农民，可以对付任何破坏活动。斯氏这样认为。书载"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俄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远见卓识。（以下是俾斯麦式的评价和证明――自立）它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国的赤忱，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居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能力。他剪除身边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1910年，"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200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开始了他的移民政策实施，"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
3，结社自由等。此前，俄国处在革命爆发，改革未行，革命尚未完成这种状态里。这时候，出版结社言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就为如何估价那时候的自由，给出一个判断；而索尔仁尼琴对此不以为然――他以讽刺的笔触勾画了这副图景――这是一个俄国特色和俄国悖论与欧式价值之间的悖拗。他说，各种团体自由活动；不求合法地位；出版极度自由，不必经过政府核准；大学隐藏着仓库，武器，实验室和革命组织执行局；法庭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革命者肆无忌惮，从外国运回武器，煽动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地方政权摇摇欲坠。"恐怖战胜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400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工厂正在举办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畜生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和牡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拚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砸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的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省长对此无能为力；而牧师参加了打劫；军人也在和学生一起示威……这就是俄国的自由――这是索氏之所以提出俄国俾斯麦的前景图面。可是，斯氏死后，战争和这种图面死灰复燃，形成本来就乱而如今更加革命烈焰汹汹涌动、致使全国崩溃之结局。这个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宁的革命加叛国。"《读《红轮》》节
以上说法不合史实。索尔仁尼琴说法刚好相反。是斯托雷平带来改革后（他的改革）三五年稳定。但是，杜马，革命派，人民（含工人，农民，教士，学生等）热衷暴力革命，杜马议员大声附合，造成改革派，沙皇不望暴力而不能阻；并非上文所讲是议会（杜马）在阻止暴动。
以下引束《红轮》一书有关篇章以证――
"这只是对于议会－政府对抗的民主或者亚民主形式的不满，而绝对不是要消灭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式――我们看到，这个自由的雏形，在对于薇拉的宣判无罪中，得以表达――也在对于系列女性弑君者的杀戮中，完成了他的另外凶残一面。其中，《红轮》记载的民主博弈形式和内容，是这样被绍述的。其说法是，议会和街头暴动结合（斯托雷平本人的家被炸，他的小女儿被炸断腿）；政府要实行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革；议会是动乱和暴动的根源，而改革和索氏要结束这个动乱。书中写道，当俄国土地问题日显关键之时刻，沙皇任命了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省长为内政大臣，时间是1906年4月："
此时正是第一界杜马召开前前夕，第一步俄国宪法颁布后第三天，俄国新杜马的交会点上。杜马来了，可政府要以什么姿态迎接他呢？/斯托雷平左右为难"："第一界杜马议会召开了，代表们信心十足，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立法草案通过。当有人从讲坛上宣读全国各地发生过多少恐怖分子暗杀事件时，有些代表在坐位上喊道："不多！太少了！'杜马比俄国本身更加专制。（请注意这个判断――自立）杜马开会，不是在各个委员会深入考虑枯燥的立法工作，也不是批准和修改法律草案和预算案，而是联合起来高声叫骂，驱逐、搞垮政府，摧毁君主国，为俄国开创一条通向共和国的光辉道路……"他说，"这届杜马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求剥夺并平分地主土地，要求撤销第二国会参议院，为得使杜马更自由！公开要求政府辞职！还要求立法会议讨论修改宪法，并向社会许诺将来采取新的革命形式！在杜马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公开的社会革命党人、恐怖分子、不合法政党的合法代表，最多的还是立宪民主党人，两个首都和十几个最敢说话的城市知识分子精英"。
1906年俄国政府宣传斯托雷平农民享地政策时，"7月初，杜马通过决议，绕过政府直接向居民许诺，杜马寸步不让，决不在强行夺取私人土地的原则上妥协。""杜马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啻是立法机机构直接向合法政府发出挑战，农夫们，去夺取土地，杀死地主，开始私分土地！"（但是那时候庄稼尚未到收割期。）这就是俄罗斯特色的权力分立之现状（当时状态）；虽然，我们并未看到索尔仁尼琴涉及对于西方政治学的援引――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一步到位地宣示和饯行所有的洛克，孟德斯鸠，私有制和三权分立――但是，在索氏回顾的斯托雷平的改革中，西方私有制普世价值正在凸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像中国在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们并不得西方普世价值之门径而入――系列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搅成一个酱缸。这样的厘清，并不困难。我们看到，《红轮》是这样排列这些基本价值的：1，自治概念。"1906年10月5日，斯托雷平收到沙皇签署的命令，即关于农民享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公民权，承认1861年2月19日许诺的'自由的农村居民'地位。农民享受自由改变居住权。自由选择职业权。担任公职权。与贵族享有接受同等教育权，再也不需要争得'农村村社'同意或地方长官批准。不论第二届杜马、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尽管自我标榜是自由的'国家杜马'热爱人民，只有他们爱人民，一直到革命前一直也没有批准这项法律草案！"（请注意，历史和事实的逻辑是，沙皇要斯托雷平实施的改革的内容，具备所谓正常政治体制的设计和预估――这本当是革命派和民主派议员的愿景；但是，他们却因为要施行另外的废皇主义革命，从而有意延宕了这个改革――将他指向革命和毁灭――于是，十月革命接踵而来。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反反改革逻辑。）
2，私有制土地和产权概念（并且涉及了他们在20世纪初叶争执的内在和外在自由拯救和出路问题；也就是反驳了巡神派的所谓灵魂超度之空言泛论！）索氏说，"土地应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另一方面看，那就是采取中庸之道。折中的办法，强使个人意志和农村村社意志保持一致，互相挚肘，都受约束，难道就能产生比丰收和富裕更高的价值吗？或者说，发展私有制可能不如人民所期待的更好吗？农村公社不仅对人民实行约束性监护，还可能关心人民的观念和宗教信仰？是给予人民行动自由并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足够份额土地，以使他们能挺起胸膛走路，还是使他们仍处于自古以来得不到自由的地位，并意识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作为福利的微末碎屑，只能梦想有朝一日灵魂得以超度呢？"他又说，"于是乎，在大俄罗斯一国建立了农村村社，也就是所谓'人民亘古以来的精神创造物'诞生了，而且今天得到方方面面人士的喜爱。国家官僚机构喜爱是因为便于收缴人头税和维护农村秩序土地自由党人、民粹派、社会主义都喜爱农村村社，认为它几乎就是俄国农村的现成的社会主义形式，考古学的圣地，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共同耕作，共同使用产品，从今天的农村村社可以自然成长为全俄最理想的土地公社。"（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俄国可以超越式发展，"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说之源。）但是，农村村社的俄罗斯朦胧诗并不能排斥土地私有制的基本观念和普世价值。
"……这种混乱状态的绝望情绪正是通过这一孔道深入农民心里灵，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农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的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而土地正是农民梦寐以求的。"拥有土地的基本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是什么？就是"农民，一旦没有自家的土地，他们就不再尊重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几个小伙，一个姑娘就可以煽动几百人造反的俄国，土地私有化，分田给农民，可以对付任何破坏活动。斯氏这样认为。书载"在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这三四年，国家不是采取激进改革政策或者试图一蹴而就，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一往无前的改革政策，致使朋友和敌人，俄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红色的混乱不再兴风作浪，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方便。国家采取思维健全的方式运作。斯托雷平3年，4年，5年来连续不断地引导全俄走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他的实践证明，管理国家，就意味着远见卓识。（以下是俾斯麦式的评价和证明――自立）它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行动是最好的证明，要亲自去身体力行。出于爱国的赤忱，他对政党采取冷处理态度，既不接近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接受任何一个政党的压力，而是高居所有政党之上。这样，所有政党都丧失了他们的颠覆政府的能力。他剪除身边所有政党的一切卑鄙伎俩。"1910年，"他的脱离农村村社法律草案经过立法院反复检验，终于签署生效。与此同时，200万一家之主声明退出农村村社，建立自己的独立农户。"斯托雷平开始了他的移民政策实施，"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
3，结社自由等。此前，俄国处在革命爆发，改革未行，革命尚未完成这种状态里。这时候，出版结社言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这就为如何估价那时候的自由，给出一个判断；而索尔仁尼琴对此不以为然――他以讽刺的笔触勾画了这副图景――这是一个俄国特色和俄国悖论与欧式价值之间的悖拗。他说，各种团体自由活动；不求合法地位；出版极度自由，不必经过政府核准；大学隐藏着仓库，武器，实验室和革命组织执行局；法庭偏袒罪犯，"一些革命杀人刑事要犯在审理之前，在群众呼声的压力下软化态度，或证明其无罪，或搁置案件，或者干脆不予审理。"革命者肆无忌惮，从外国运回武器，煽动罢工，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地方政权摇摇欲坠。"恐怖战胜了政权"："革命已经胜利，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广阔的农村更是没有人监督，没有约束，随便一个宣传鼓动者都可以顺利播下不满的种子。从城里来三个鼓动分子和一个姑娘就能挑唆400名农民赶着马车毁掉一座糖厂，而宣传鼓动者就在农民群众中间。农民破坏工厂时，工厂正在举办舞会，厂长在弹钢琴。外来的纵火者不是附近农民，他们剖开畜生的肚子扔在工厂的熊熊大火中，公牛和牡牛在自己的内脏上面拚命地吼叫。农民纵火烧毁财产。图书、绘画。把古老的家具劈成碎片，摔砸了瓷器，有的人还不准别人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物品，有的地方的农民用大马车运走掠获来的财物。"省长对此无能为力；而牧师参加了打劫；军人也在和学生一起示威……这就是俄国的自由――这是索氏之所以提出俄国俾斯麦的前景图面。可是，斯氏死后，战争和这种图面死灰复燃，形成本来就乱而如今更加革命烈焰汹汹涌动、致使全国崩溃之结局。这个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列宁的革命加叛国。"《读《红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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