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挨饿的人，经不起吃饱。吃饱并且看到别人没有吃饱，就通过怀念过去长期挨饿的日子，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天之宠儿。长期受苦的人，经不起不受苦，一从苦难中挣脱出来，持续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到中国农村和非洲寻找苦人儿，把自己抬起来，把苦人儿比较下去，然后对欧美的小市民艳羡不已，并且把这中艳羡和向往，又抛在苦人儿脸上：我们能做到，或者即将做到，你们行么？然后再把自己当作天之宠儿。
大声赞美中国奇迹，或者鼓吹中国独特道路的人，要么是傻人，例如被骗上当不入流外国教授，要么就是张口嘴巴给主子当痰盂的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联合早报》的郑永年之辈，与小皇帝身边的太监，用嘴巴当尿盆何异？
这些中国文人眼光如鼠，老鼠才觉得眼前很多食物，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鼠。这些知识分子，肚子虽然不是穷人，可是脑袋还是穷人的。再有文化与影响力的暴发户，还是长期挨饿和长期受苦的人。
怪胎当然具有最大的独特性。先经济自由后政治自由，在威权体制下造成所谓的经济奇迹，并不是独特道路，只要你读世界历史，你就会知道，这是何等井底之蛙的自大。这时候发民族国家普遍之路，例如现代化中的法国、德国、俄罗斯帝国。甚至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例如晚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只要有一些历史感，不要高度近视目光如鼠，就知道并不是灯光如豆。
我们打开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可以看到当下中国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历史镜像中的倒影。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那一个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最后爆发革命。威权体制之下的道路，如要要说独特，那就是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谁自大和疯狂。中国独特道路，就是一条满身喷满香水其实内部已经腐烂的，通往灾难和死亡之路。
赫尔曼在其名著《欲望与利益》中，把人们的视角，带回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当时的斯密、孟德斯鸠等这些先哲，无不告诫说先经济自由，未必能达到后政治自由。先经济后政治，并不是对绝对主义和专制的颠覆，而是强化，至少结果是如此，不管有多自由主义的意图。
如果展开世界历史的比较，当下中国所谓的独特道路，就在于比其他后发民族国家，更加具有死亡和灾难的气息。路易王朝的法国、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斯托雷平改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晚清帝国，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上纹丝不动，但是在教育，行政体制，公共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改革非常卓越，而且其国内的贫富分化，并没有嵌入国家商业殖民体系当中，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和极端度。可是中国独特道路，连行政体制都推动不了，而且其他的改革，已经到了更败坏的地步，例如医疗和教育。如果要说独特和奇迹，只要拭目以待，这种独特和奇迹将是世界人民永世难忘的灾难记忆。
眼看起高台，眼看宴宾客，而楼塌了。就像《红楼梦》中的只有门前两头狮子是干净的贾府，繁花似锦如同烟花散去，真落的茫茫干净。大观园是建在墓地之上，最后还不是归于墓地，有什么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自以为独特的独特道路，不过是坐井观天，小头当了大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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