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5日星期日

顏純鈎:美國對華手下留情,中共對美軟土深掘

(作者臉書)

布林肯訪華時撂下狠話,說中共如果在援俄問題上不採取行動,美國將採取行動。這句話話中有骨,是美國近期最強硬的一次表態。
但是,布林肯回去以後,美國宣佈對全球二百多家公私機構實施制裁,包括二十幾家中資機構,其中並沒有事先張揚的金融機構。也就是說,美國這一次對中共的制裁,基本上還是雷聲大雨點小,隔靴搔癢,擺擺姿態而已。
這樣的處理手法,恰恰與美國預先設定的目的背道而馳,與其說了重話又落空,不如一開始就不要說那一番重話,說而不做,比不說還更糟糕。
美國屢屢放話,屢屢忍手,中共便知道美國只是「靠嚇」,中共只要咬緊牙關,不肯順從,美國也拿他沒有辦法。
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共的制約效果不彰,問題就在於美國一直不想將中共逼到絕處,不想冒引發美中戰爭的風險,但中共恰恰是死豬不怕開水燙,看穿了美國的軟弱,最終在美中交手的過程中,美國並沒有佔到什麼便宜。
美國真正達到打擊中共利益的事情,只是拜登政府上台後,努力修復與盟國的關係,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在對華關係上,都基本上步調一致共同進退,這一點在戰略上置中共於極其不利的地位。
但是中共從來就不怕孤立,老毛時代同時面對美蘇夾擊,老毛發明「不結盟國家」和「第三世界」的概念,使自己做了中小窮國的領袖。今日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內,中共走的便是老毛這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路,你說他沒有朋友,他那些豬朋狗友還有一大堆。
因為看穿了美國的綏靖政策,中共肆無忌憚做那些令美國如坐針氈的陰暗勾當,美國又拿他沒有辦法。話說得再狠都好,沒有實質的事情做出來,終是徒勞。
近日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發表文章,歷數美國對華政策上的軟弱,導致根本無法約束中共對全球規則的破壞。博明指出:「在考慮對中國主要銀行及其它關鍵企業實施制裁的潛在代價時,拜登政府也必須衡量不採取行動的後果。」這句話尖銳指出美國政府唔湯唔水的對華政策,實際上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布林肯訪華時,我曾估計美國會對一些地方小銀行採取制裁,而暫時放過國有大銀行,這樣留有一手以觀後效,又有實際傷害,讓對手感到「痛」和威脅。不料美國政府連中共地方性小銀行都不忍下手,只制裁一些冇人識的小公司,那與布林肯的「狠話」根本不成比例。
美國手上很多好牌,制裁銀行是一,公佈貪官在美資產是二,美台建交是三,三招都是大殺招,中共一定啃唔落,其中最容易做又成本最低的,就是公佈中共貪官在美的資產。
美國是民主國家,是全世界黑暗勢力的死敵,美國沒有理由幫助中共貪官隱藏貪污所得,幫助他們「洗黑錢」。一旦揭露貪官黑戶口的巨額資產,中共政權就會從內部動搖,龐大的官僚機器會瓦解,中國人民會進一步認清中共本質,也會引發高官內部分贓不勻的齣齬,在客觀上,這是打擊中共政權的有力武器。
設想一下,若先公佈一批低級官員的私產,如公安局局長﹑醫院院長﹑村書記﹑國企負責人等等,這件事一做,等於遞刀子逼習近平對基層官員下手肅貪,貪官人數眾多,一整就要殺一大批,與此同時,省市一級的官員就知死期近了,中央一級的高官們也會惶惶不可終日。
若中共仍繼續幹壞事,美國便可以將行動升級,升級再升級,直至政治局常委和習近平。初則公佈,繼而凍結,最終沒收,這些不義之財,日後用來幫助在廢墟之上重建的中國。
美國何必如此關照中共高官的利益?中共高官的貪腐事實大白於天下,對美國有什麼傷害?最多便是促使中俄更死心塌地抱在一起。即使美國再手下留情,放中共高官一條生路,中共也一定會與普京綁在一起,同撈同煲,同生共死。既然如此,美國又何必心軟?
兩國較量講的是實力,也與領導人權衡利弊的決斷有直接的關係。拜登政府不想將美中關係推到熱戰的地步,這種心態上的軟肋被中共拿捏。今日中共在台海﹑南海﹑東北亞﹑中東和俄烏戰爭上的一切小動作,都建立在美國的養虎為患之上。
「拜登政府必須衡量不採取行動的後果」,博明這句話說中要害。採取行動有後果,不採取行動也是有後果的,有時候,後者比前者對自己傷害更大。

譚慎格 |「美利堅協和」:美國的印太安全「網格」與台灣

 ◎譚慎格(John J. Tkacik)
  自由時報/ 星期專論 20240505


上個月,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架構展現重新規劃的佈局。美國大幅強化與日本、菲律賓共和國(RP)、澳洲和英國等盟友的雙邊條約區域網絡。這種網絡在華盛頓被稱為「網格」(lattice)。然而,這種「網格」是由已有七十年歷史的安全條約編織而成,如今已不再有能力應對來自民族國家的「灰色地帶」(gray-zone)威脅,這些國家雖然是侵略者,但也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相較之下,已四十五年的《台灣關係法》(TRA),就其文字表述而言,超越美國在一九五○年代簽訂的雙邊條約中「如鋼鐵般堅定」(ironclad)的傳統措辭,表達出一種範圍更廣泛、「堅若磐石」(rock solid)的全方位安全承諾。

安全「網格」 有別雙邊條約「軸輻」

讓我歸納一下美國當前的安全網絡,也就是現在華盛頓所謂的「網格」,以區別於舊式雙邊條約的「軸輻」(hub-and-spoke)體系。美國與日本、菲律賓、澳洲和南韓都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這些條約迄今都是透過華盛頓的中心「樞紐」(hub)分別管理。

過去十年來,美國的每個夥伴都面臨來自中國的安全挑戰。中國海警局(CCG)幾乎每隔兩週,就會在南中國海襲擊菲律賓海軍船隻。在「尖閣諸島」(釣魚台),日本調查船在四月廿五日至廿七日,連續三天遭到中國海警船騷擾。澳洲和大韓民國(ROK)也重新定位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以應對中國的威脅。馬尼拉和東京都一再要求華府保證,各自的雙邊條約涵蓋遭到北京挑戰的領土。

拜登政府—以及此前的每一屆政府—都提供了這類保證。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舊條約規定,締約國必須遭到「武裝攻擊」(armed attack),而且必須向聯合國安理會「報告」(report)這類侵略行為。

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但它非法宣稱對一三○萬平方英里的整個南中國海擁有主權,其中包括廿五萬平方英里的菲律賓專屬經濟區(EEZ)。過去兩個月,中國海警船在南中國海的菲律賓水域三度使用高壓水砲,攻擊向駐守仁愛暗沙(Second Thomas Shoal,菲稱愛尤銀礁,中稱仁愛礁)的菲律賓海軍陸戰隊運補的小型貨船。

可是,這些衝突算是「武裝攻擊」嗎?

中國的每次襲擊都導致菲律賓海軍人員受傷。三月五日,在小型補給船「Unaizah May4」駕駛室的四名菲律賓海員可能會想,「如果這不是武裝攻擊,什麼才是武裝攻擊?」菲國武裝部隊西部軍區(WESCOM)司令卡羅斯(Alberto Carlos)中將,當時也在「Unaizah May4」補給船上擔任觀察員。他也在中國的水砲攻擊中被飛濺的玻璃割傷流血。他清楚地意識到,《菲美共同防禦條約》對於「武裝攻擊」的定義有待補強。

當時,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正準備與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會晤。他說,現在「既不是援引該條約的時機,也不是理由」,但他對此事件「極為擔憂」。菲律賓外交部長馬納羅(Enrique Manalo)四月十四日在華盛頓表示,「我們確實強調有必要繼續就《菲美共同防禦條約》進行進一步澄清性討論,因為我們認為這也將有助於遏制中國的進一步挑釁。」

從三月到四月,美國外交官都在籌備他們的中國戰略,他們決定代表盟友,以強勢姿態向北京交涉。如果北京企圖玩弄這種戰爭邊緣(brinkmanship)手段,華盛頓將需要一個可靠的安全「網格」來較量。

武裝攻擊與灰色戰術 僅一線之隔

到了四月底,美方已經組成一個「網格」,希望藉此說服北京克制。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四月廿四日至廿六日訪問中國,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涉外事務「一把手」、外交部長王毅之前,年度「肩並肩」(Balikatan)聯合演習也在廿二日登場,美國、菲律賓和日本部隊今年史無前例地在南中國海和巴士海峽進行聯合操練。「肩並肩二○二四」演習還包括澳洲和法國海軍進行「聯合航行」演練,擊沉一艘模擬的「敵艦」,即已經退役的補給船「卡里拉亞湖號」(BRP Lake Caliraya),這艘船恰好是菲律賓唯一一艘在中國建造的船隻。

不僅如此。等到國務卿布林肯抵達北京,美國陸軍已經在東亞地區部署四十年來首見的陸基中長程「戰斧」(Tomahawk)巡弋飛彈,能夠攻擊中國南部的目標。在哪裡?在呂宋島!

還沒結束。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接待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史無前例的三國領袖高峰會。四月十一日,岸田首相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強調「中國目前的對外立場和軍事行動,不僅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而且對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都構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戰略挑戰。」岸田在暗指中國併吞台灣的意圖時警告說,「今天的烏克蘭,或許就是明日的東亞」,這句話贏得全場起立鼓掌。

因此,中國初露端倪的霸權,重新啟動了美國與西太平洋主要盟友—日本、菲律賓和澳洲—長期休眠的安全條約「網格」。就連英國也加入,提議邀請日本參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的先進軍事科技合作。

不過,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條約「網格」,至少存在兩個問題。首先,這些條約是建立在締約國將遭到「武裝攻擊」的假設之上。正如馬尼拉和東京已經發現,「武裝攻擊」與中國「灰色地帶」戰術的門檻僅有一線之隔。中國海警利用高壓水砲、衝撞和成群的大批漁船來騷擾對手。

向UN安理會報告遭攻擊 毫無意義

第二,美國做為締約國的每一項共同防禦/安全條約,都規定這種「武裝攻擊」…「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等措施應於安全理事會採取恢復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措施時予以終止。」

今天,向中國擔任常任理事國的聯合國安理會報告,根本是多此一舉,毫無意義。

現在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在撤銷對台北的外交承認後,並未向台灣提供安全承諾,引發參議院不滿。愛達荷州民主黨參議員邱契(Frank Church)與紐約州共和黨參議員賈維茨(Jacob Javits),共同重新起草《台灣關係法》的安全條款。賈維茨說,新草案「在功能上相當於一項安全條約」。

結果,《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規定軍事行動只能由「外來武裝攻擊」觸發的條款,在《台灣關係法》中被置換為「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即可觸發。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關於「武裝攻擊」「應立即報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條款,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被剔除。相反地,《台灣關係法》言明:「指示總統應迅速通知國會」,不僅是面臨外來武裝攻擊,而且是在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遭受威脅」之際。

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樣,《台灣關係法》強調:「…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什麼是「適當行動」?《台灣關係法》闡明美國有義務「…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並且「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人民」。

四月廿四日,拜登總統簽署一項包含台灣等國家金額達八十億美元的對台軍援計畫,這是一九七八年以來的首次。據報導,美國在台灣有大規模軍事存在,投入戰鬥通信、武器訓練和所有多邊任務熟悉功能,這些都是「肩並肩二○二四」等大型戰區級作戰演習的要件。

台灣關係法規定 提供新概念架構

北京的大戰略似乎是利用「灰色地帶」侵略,「逐一」恫嚇美國的盟友,因為它們各自的雙邊條約都是以「武裝攻擊」和聯合國評估為前提,而在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之前,只要「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對付台灣,即可啟動《台灣關係法》,並且避開聯合國。因此,《台灣關係法》的規定為美國與印太地區的夥伴共同管理多邊合作安全「網格」,提供了一個新的概念架構。

◎譚慎格(John J. Tkacik)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2024年5月4日星期六

陶傑:美國式的政治癌症形成

(作者臉書,标題专题所加)

警方在哥倫比亞大學支持哈馬斯的暴力示威拘捕300名大學生。美國大學校園的弊端,今日全面爆發。過度服用馬克斯主義的酒精,釀成肝硬化,再加上外來的乙型肝炎,終於形成肝癌。肝癌再擴散到其他器官,形成今日的美國民主病。

總統拜登與民主黨的選民基礎,也包括這股激進勢力,連同黑命貴等暴力組織。拜登呼籲結束佔領校園無效。美國式的政治癌症形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波校園反猶太示威,對文明的長遠威脅,是許多自命精英的學生,二十年後將會進駐東西岸政商科技界的高層,成為未來美國的統治階級。

正如克林頓夫婦在耶魯讀書時是太平洋戰爭後出生的反越戰的活躍分子,此等意識形態,雖然在步入中年之後,多半會有所修正,但仍然影響了克林頓夫婦對國際關係的判斷。美國今日的衰落,眾所周知,由克林頓這一代開始,與列根代表的傳統美國告別。

警察拘捕多少學生,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必須認識此一深層結構的意識形態腐敗。其中一個治療方法,是各大企業抵制聘用金年曾經爆發校園反猶太示威的大學生,即使要聘用,也要嚴格審查其多年多的社交媒體。

有人會說:這不是與香港特區政府做的一樣嗎?不錯。但理所當然,此等所為只有美國有此專利,其他以極權文化背景的第三世界國家或政府,沒有資格。

是不是雙重標準?當然是,so what ?以崇優鄙劣的原則,人類智商行為有高低端的階級之分,香港的中學也分三個Band,向來不平等。雖然有時候警匪不幸是一家,警察也會貪污,但警察必須配備槍械,土匪不可以擁有武器。世界警察尤其如此。古往今來,雙重標準一向是理直氣壯。

(圖片:路透社)

沉雁:工程塌方的本质都是人性塌方

  沉雁视界 白堤雁 2024-05-02 


工程塌方的本质都是人性塌方
|沉雁
广东梅大高速大埔段塌方,已导致48人遇难30多人受伤,丧失亲人现场的哭叫声撕心裂肺。我每每刷到这样的哭叫视频都不想停留,停留久了会伤春悲秋。
高速塌方,高架塌方,高楼塌方,地铁灌水,……,只要工程一塌方,查来查去的责任方都是百年一遇的风、雨、雷、电、震,等等。就像大饥荒,责任当然是百年难遇的旱灾、水灾、风灾、虫灾、震灾,等等。反正风啊、雨啊、雷啊、电啊、震啊都不会说话,它们也请不到辩护律师,上天也没有安排包爷爷给它们主持公道,它们就这么一直背锅,从秦朝背到汉朝,从唐朝背到宋朝,从明朝背到清朝,从苏联背到朝鲜,从伊朗背到委内瑞拉,从前三十年背到后三十年,不辞辛劳,任劳任怨。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风雨雷电震究竟暗地里骂了多少次娘“操,啥都怪我,还要你们搞工程的干嘛”。
但凡干过、学过、或接触过工程项目的都知道,只要是“工程”二字,那都不是一两个人完成的活儿,有专业的工程设计,有三审五审,有建设单位,有承建单位,有发包方,有承包方,有甲方乙方,有包工头,有监理单位,有施工工人,有质检验收,……妥妥的系统工程。某个完工的工程项目,能不能抗住风雨雷电震等自然灾害,工人知道,包工头知道,承建单位知道,监理人知道,甲方乙方知道,质检验收更知道,凡是参与工程项目的人统统都知道。也就是说,任何一项豆腐渣工程,必须所有工程参与者都紧密配合才可能顺利掩盖交付。哪一个环节的工程人员不配合,豆腐渣这样的伟大工程都是很难出炉的。但这块土地的工程人是一群奇葩的物种,有句话是咋说的,“干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对,就是这句,豆腐渣工程就是这样鲜活出炉的。之所以我拟定题目是人性塌方,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性塌方,而是群体性人性塌方。
48人死于高速,与3人死于问界M7 ,有什么区别,我看没什么区别。前者是死于高速工程塌方,后者是死于电动车工程塌方,都是工程塌方。问界M7出炉时的各项指标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奶粉工程,食品工程,教育工程,医疗工程,法制工程,……,没有哪一项工程不是群体性人性塌方。
什么叫人性塌方?
我十年前经过了很多企业,经历最多的是创业型企业。每去一个企业,我参与最多的工作就是帮写商业计划书。什么叫商业计划书呢?每一个办企业的老板都只关心三个问题:镰刀是什么,韭菜在哪里,如何下刀才又快又准又狠。没了。说好的创业呢?“业”是噱头,数钱才是大头,并且个个都还在排队上市。问界M7等所有工程项目其实就是这么出炉的。这界所有企业的“业”(也是工程)都是这么出炉的。所以,不要问奶粉工程的奶粉怎么样?也不要问酱油工程的酱油怎么样,闭着眼睛喝就行了,只要喝不死你,就不算塌方。很多人还在纠结自己的房子怎么只有70年产权而不是永久产权呢?童鞋,你真是傻白甜,70年不楼歪歪、不楼倒倒、不楼塌塌,你已经算命够硬的了,你居然还想永久。
所谓人性塌方,就是你在街上看见的,在CBD打卡的,在老板椅上坐着的,在讲台上的,穿白大褂的,996流水线的,……在这界土地上,所有直立行走的,统统都只能叫经济动物,又叫行走的人民币,不能叫人。睁眼怎么搞钱,闭眼怎么搞钱。搞钱,是这届土地上所有行走动物的全部人性。一个“搞”字,就包罗了塌方人性的全部内涵。
死在问界M7塌方工程的人很不幸,死在高速塌方工程的人很不幸。他们真的就很无辜吗?小孩当然很无辜,但成年人就未必了,每一个成年人又何尝不是在自己搞钱的领域里绞尽脑汁做着让别人找死的塌方工程?
十年前当我彻底躺平后,决定极简到死,能不见这界的人坚决不见,能不去上班坚决不上,能不投资坚决不投,能不买这界的产品坚决不买,能不出去旅游坚决不去,能不出门坚决不出,能不下楼坚决不下。呵呵,一方面是我太穷,一方面我怕死,但更重要的方面是,我对这界的人和他们的产出物所秉持的态度就四个字:老子不信。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會逃脫「青瓦臺詛咒」嗎?

韓國民主制度建設和制度化改革上遭遇的問題


當代政治觀念 MAY 04, 2024


韓國針對卸任總統的「政治追殺」不是什麽秘密。不少人一看到民主國家前總統(或者家屬)因牽連弊案被判入獄,就開香檳慶祝,以為這才是真民主。但真實情況遠比公衆看到的更爲複雜。


近三十年,韓國前總統接連牽涉弊案,由來已久的説法是「青瓦臺詛咒」。迄今爲止,韓國自立國以來,歷十三位正式總統,其中九人未順利完成任期或下臺後遭清算,另有兩任總統下臺後家屬也因牽涉弊案入獄,餘下只剩文在寅與現任總統尹錫悅前途未卜。根據「青瓦臺詛咒」這種説法,歷届入主青瓦臺的大韓民國總統皆不得善終。民間更是神乎其神地傳説稱,青瓦臺風水不好,是導致總統厄運纏身的最重要原因。


政治學家當然不相信這種説辭。不過韓國多任總統都有搬離青瓦臺的打算,即使總統們並不相信「青瓦臺詛咒」,但要搬離青瓦臺去別處辦公,給的理由也很牽强。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折射出韓國歷届領導人的焦慮心理。前總統文在寅當選時本來說要做第一個「光化門總統」的,但是一直沒能如願。直到2022年4月(下臺前一個月),文在寅才正式簽署文件批准遷移總統辦公室。


現任總統尹錫悅在2022年5月上任前堅決不肯入駐青瓦臺。尹錫悅上任前就已經將總統辦公室搬遷到位於首爾龍山區的國防部大樓,即使安保工作和裝修改造工程還沒完工,尹錫悅上任後寧願在其他辦公室將就一下,也堅決不肯在青瓦臺辦一天公。看起來韓國總統們甚至可能比民間更迷信「青瓦臺詛咒」。


這樣一來,文在寅沒做成第一個「光化門總統」,倒是成了最後一個「青瓦臺總統」。那麽,文在寅會不會仍然無法擺脫「青瓦臺詛咒」呢?


韓國前總統們的「遭遇史」也透露出韓國立國以來的政治動蕩:其中一人被刺殺、一人自殺、一人被彈劾、四人因政變或社會運動下臺、四人被判刑。另外,由於政治動蕩,期間還出現了至少六任臨時代理總統。


這個長達數十年的政治動蕩,伴隨著韓國從威權主義走向民主化轉型的陣痛過程。所謂「青瓦臺詛咒」主要還是跟制度不穩定造成的動蕩有關。但有關韓國民主制度成長史的爭議很大。雖然我們大體確定韓國現在是個民主國家了,但是人們至今甚至無法就韓國民主制度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達成一致意見。如果存在這樣的爭議性,可能表明韓國的民主制度至今還不成熟,至少還不穩定,並且不排除倒退的可能性。


韓國民主化進程通常劃分成多個複雜階段。大體來説,1987年是韓國民主化進程轉折性一年,到2002年韓國才基本上正式成爲民主國家。1 但是韓國在民主制度建設上還存在一些制度性風險。比如爲限制總統演變成獨裁者,《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只限於一届。結果爲保障總統有效推進施政,就較大程度保留了專制總統的強權,但是通過任期限制來防止總統顛覆民主制度。2 於是就有了「皇權總統制」(imperial presidency)、「超級總統制」(hyper-presidentialism)或「皇權總統」(imperialistic presidents)這種説法。3 有韓國研究者指出,韓國總統制奠基於行政和司法相互依賴關係,而不是像西方國家常見那樣的制衡關係。國會在行使權力,彈劾國務會議官員的時候,這個權力通常不是有效行使的,或者説難以迫使總統對國會負責。而由總統行政權力推動的法案,在國會通過的概率較大,而且其通過率往往遠大於由國會議員提出的議案。這些情況都表明,國會對總統的制衡權力是很有限的(其實司法系統也如此)。於是韓國就出現了依靠社會運動來制衡總統權力、乃至扳倒總統的情況。4 


韓國是一院制國家(國會不分議院),在總統權力足夠大的情況下,如果國會剛好也由總統所在的政黨掌握多數席位,而且總統總體支持率還長期保持在高位的情況下,總統要通過爭議性立法就不是不可能了。文在寅在任時期剛好完美滿足以上所有條件。於是總統就對韓國檢察廳系統發起了挑戰,推動了旨在限制檢察官權力。相關議案無疑爭議巨大,換成在美國還可能引爆議會混戰,乃至街頭騷亂。

文在寅於2022年5月下臺,但是搶在4月30日就在國會緊急通過了《檢察廳法》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5 這確實表明(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説)總統權力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但是文在寅爲什麽要對檢察廳系統下手呢?


韓國檢察廳系統確實存在一項制度性缺陷:權力過大,沒有制衡。除了掌管刑事調查和訴訟之外,還直接控制警察系統。2016年,檢察廳系統爆出一系列醜聞引起衆怒,公衆要求改革檢察廳系統的呼聲漸長。2019年,還出現過頗荒誕的一幕:負責廉政和反腐的「國民權益委員會」(ACRC)收到了近1400起針對檢察廳的檢舉投訴,但是由於「國民權益委員會」無權調查起訴(因爲只有檢察廳才有權力),其中絕大部分案子又轉呈給檢察廳。也就是説,控告檢察廳的案子落到了檢察廳手裡,這樣還怎麽保障檢察廳秉公執法?6 這裡的問題就出在檢察廳壟斷了調查權,除非由檢察官發佈搜查令或拘捕令,其他調查機構均無權搜查或拘捕。


反對派指責文在寅政府害怕下臺後跟其他前任政府一樣被追責。但是文在寅說,檢察廳在政治中立性、公平性和選擇性司法上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將檢察官權力分割一部分出來。當時候任總統尹錫悅就是檢察總長,他也誓言否決抵制改革法案。7 但最終即將出任總統的尹錫悅恐怕並沒有真心實意要阻擊這些改革法案。因爲這些法案實際上對於離任總統有利:可以保障其不被政治清算。尹錫悅同樣需要這種保障。因爲檢察廳系統權力不受約束,就很難保障檢察系統政治中立。


文在寅政府的改革法案旨在將調查權和起訴權分離,將調查權授予警察部門,檢察廳則僅保留起訴權,這樣固然可以阻斷檢察機關因爲政治不中立被用作政治報復的可能性,但是也可能造成一系列新問題。將檢察權分裂一部分出去,固然削弱了檢察系統,但也只是一種風險分割的做法,並沒有效解決制衡檢察機關和警察機關的權力問題。理論上假如檢察機關跟警察機關都不政治中立,在政治清算上達成利益共識,清算還是可能會出現,只是分割權力無疑可能減少清算發生的機會。也就是説,有法律、無制度,仍然是政治風險。


這裡的「制度」實際上指控制政治鬥爭,使政治鬥爭正常化,減少發生政治清算和政治鬥爭擴大化的概率。政治鬥爭如果不能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內,無限制地挑起鬥爭循環,演變成政治追殺和政治報復,反而更接近專制獨裁體制。


韓國政治制度雖然是嫁接在民主政治之上,權力也大體出現了分立,但是制衡仍然有所疏失。就其總統權力過大、檢察系統(即使改革以後仍然)缺少權力制衡而言,看上去同樣很像一個威權體制,看起來像是早期階段「民主威權主義」或「威權主義民主」的殘留物。而其官僚系統至今也沒有效實施問責制度,因爲很大部分行政權力仍然被抓在總統手裡,其最重要工具就是政治控制和績效管理制度。但是政治控制和績效管理制度又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狀況:因爲激烈黨爭,政治忠誠逐漸成爲最重要指標,而通過政治忠誠建立的聯盟就演變成了裙帶政治和朋黨政治,於是官僚系統的政治中立、職業化和責任關係都遭到削弱。8 這些情況在專制國家的威權體制下,一定嚴重助長腐敗風氣,但在韓國民主化的威權體制下,中下層腐敗風氣遭到成功遏止,但腐敗不斷上升到國家高層核心權力機關,以至於國家領導人接二連三牽連進政治弊案,甚至連檢察官也一樣因貪腐入刑。


中國的權力鬥爭,一鬥爭就見血。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因政治鬥爭失敗下臺的官員雖然較少被批鬥和迫害致死,但是再也無法東山再起,還而且還有很多官員因畏懼政治報復和政治迫害而自殺。種種跡象全部都指向制度化失敗造成政治鬥爭輕易就失控。官員在中國完全無法遭受政治鬥爭失敗的風險,就算不至人頭落地,也會生不如死,而且基本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鬥爭是公開合法的,一時失敗沒關係,將來還是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比起制度化失敗轉向極權主義的中國,韓國顯然更像處在威權主義向成熟民主國家過渡階段上,而且是靠近民主那一端。如果總統接二連三牽扯進腐敗醜聞,真正應該追問的不止是涉嫌腐敗的總統及幕僚,還有總統的權力和其他權力機關的制度化問題。恰恰是因爲總統權力缺少限制,民主化的韓國才比其他東亞民主國家,更容易爆發大規模的、乃至全國性的示威活動和社會運動。這些示威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推動韓國民主化進程,甚至推動韓國在民主文化上向西方發達國家接軌,但是社會運動常態化的代價和政治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存在導致社會轉向激進化的風險。


如果說中國的權力鬥爭是要見血的,韓國的權力鬥爭至少是失衡的。總統任期短,導致總統權力過大,而總統權力過大又加劇高層腐敗,這無疑給政敵和檢察系統創造了天賜良機。缺少制衡的檢察系統往往是政治清算的直接發起人,但披著反腐敗的彩色外衣。假如韓國未來仍然逃不脫卸任總統接二連三入獄的惡性循環,未來新上任的總統爲保障自己下臺後不被清算,不見得主動避免腐敗,反而可能破壞權力平衡、乃至修改法律來保護自己。這種代價未免太大了。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文在寅改革可能造成甚麼意想不到的後果。相比之下,增强國會問責總統和官僚系統權力,增加一個總統任期,未嘗不是低成本的改革策略。


© Reuters

1

John Nilsson-Wright. July 28, 2022. “Contested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Chatam House. Accessed on May 4,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7/contested-politics-south-korea/2-south-koreas-democratic-evolution

2

Cho Youngho. 2023. “Citizens’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th Korean Politics. Eds. Han JeongHun, Ramon Pacheco Pardo, and Cho Youngho. p358-p37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1-p372.

3

Han Jeonghun. 2023. “Presidentialism with Parliament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th Korean Politics. Eds. Han JeongHun, Ramon Pacheco Pardo, and Cho Youngho. p49-p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9, p52.

4

ibid., p60-p61, p63.

5

The Korea Times. May 3, 2022. “Moon signs controversial prosecutorial reform bills into law.” Accessed on May 4, 2024. https://m.koreatimes.co.kr/pages/article.amp.asp?newsIdx=328468

6

Min Kyoung-sun. 2023. “Corrup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th Korean Politics. Eds. Han JeongHun, Ramon Pacheco Pardo, and Cho Youngho. p508-p5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28.

7

The Korea Times, May 3, 2022.

8

Kwon Huck-ju. 2023. “Political Control and Bureaucratic Autonom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th Korean Politics. Eds. Han JeongHun, Ramon Pacheco Pardo, and Cho Youngho. p455-p4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67-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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