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加缪死于车祸，这位举世公认的人道主义者，没能继续其在二战期间所担当的反抗精神，就此诀别于这个荒谬的世界。
1962年，古巴危机将冷战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整个人类波澜壮阔的命运交响曲，差一点就永远划上了休止符。
1965年，美国正式参战越南，朝鲜半岛的悲剧或许又将重演。
1968年，法国大学生罢课，工人阶级随即响应，法国知识分子相信，要不是无产阶级的妥协，他们离革命成功还有一步之遥。
1969年布拉格之春，苏联的坦克让捷克今后二十年都处于一种卡夫卡式的有诗意的不合理境遇之下。
然而，在法国剧作家卡利耶尔看来，60年代整体上仍被公认为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步入中年的他，已经结了婚，成为了父亲。作为一名剧作家，有着不错的收入，舒适的工作坏境，自由的生活方式。当马路上的游行队伍与警察闹得不可开交时，他可能正身处某个与世隔绝的大酒店里琢磨着电影剧本。“对世界的步伐我们漠不关心，它走它的，我们走我们的。”然而，在那样的年代，由不得他置身事外。
《乌托邦的年代》是一本回忆录，记录的是1968年至1969年，卡利耶尔所经历的乌托邦事件。从纽约、巴黎到布拉格，再回到纽约，空间的转换，依循着卡利耶尔和捷克导演米洛斯一起构思写作剧本的时间线。纽约鲜花之力，巴黎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也正好依循这条时间线。剧本的主题是关于一个美国少女离家出走的故事，同样契合时代气息。身为剧作家的卡利耶尔，必定痴迷于这种戏剧性的巧合，将其作为回忆录的骨架也是理所当然。
在书的开始部分，作者声明，只是“想尽量把那个年代的一些场面和一些声音找回来。……既不妄称要重现历史，也不想妄做评论。……不过是在时代的大书中潦潦勾上几张草图而已。”
作者生怕自己处于当下立场所作出的评判，会曲解当时的切身感受。然而这只不过是他写作之初的一厢情愿罢了。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托邦，就是因为它的不可实现。实现乌托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逻辑上的悖论。作者写下这个书名，就意味着他对那个年代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评判。在书中，读者还会看到一些有趣的评判。法国人的幽默，让全书的氛围显得轻松自然。
纽约的伤感
在米洛斯的召唤下，卡利耶尔于1968年3月28日来到美国。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他切身感受到了美国青年对乌托邦的不懈追求，甚至将其称为青年的一种特权。
“乌托邦”这个称呼正式出现于文本中，仰仗于十六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才华。然而，其营养汲取之源要追溯到柏拉图时代。是什么契机，让人们开始不满足于文本上的想象，而要将这份想象力付诸行动呢？卡利耶尔毕竟不是学术人员，对此他只做了含糊的推断。他认为18世界文学家们“神驰意骋地描述”，也许再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让人们认为，乌托邦或许能够实现。这才催生了如圣西门、傅里叶这样的乌托邦理论家。他们开始一砖一瓦地设计乌托邦的具体构成。
卡利耶尔认为，构建乌托邦的模式中有两种大相径庭的取向，一种是讲差别的，一种是讲集体化的。前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有特定的职权，后者的社会里，所有的一切为一切人所有。
作为卡利耶尔与米洛斯构思剧本的起点城市，纽约在60年代追求的就是后面这种，所有的一切为一切人所有的乌托邦。嬉皮士们主张过群体生活，强调柔情和爱心，要过定居的日子。他们宣称：不再要重工业，不再要武装，不再要贸易，打到金钱，工作可耻。让我们一同歌唱，男欢女爱，把战争抛到九霄云外去。
然而，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构建共产主义一样具有清晰的思路与完备的理论。他们只是各自出发，随着一股潮流涌向同一个目的地。要知道，潮流也可能会突然改变方向。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即便有那么多大胆的创意，五花八门的离经叛道，光鲜夺目的新潮，走火入魔的音乐与性自由，卡利耶尔还是感到了一种暗暗的伤感，“始终躲在外表的逍遥之下，隐匿在欢乐的歌唱之中。“其实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这份伤感的起源。但他在写这本回忆录时，确实已经看到了结果：纽约的乌托邦死于毒品泛滥。
【图略】美国的鲜花之力
法国五月风暴
在纽约没法干活，卡利耶尔和米洛斯决定回到巴黎继续剧本的创作。五月风暴爆发时，他俩正好在魅力四射的戛纳参加一年一度的电影节。受风暴的影响，电影界人士也纷纷表明了正确的政治立场。电影节因此被迫中断。可怜的米洛斯，本来指望着他在捷克拍的电影《消防员舞会》能在电影节上有所斩获，就此扬名立万，可现在没有人再关心 他的电影了。
与美国的鲜花之力相反，巴黎的青年掀起了街石之战，这是19世纪巴黎市民暴动的传统项目。没错，又是青年。
卡利耶尔当时并不知道工人是以什么样的契机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来的，当他意识到时，整个法国几乎都要停摆了。在他的印象中，五月的巴黎，一片混乱。不只是社会秩序上的混乱，还有人们精神上的混乱。
“我每天都到一个地方呼口号、发议论，参加随时组织的游行。我们要求什么呢？这和我们的欲望一样，真问起来，我们也是说不太明白的。我们主要是想表示和大学生们‘团结一致‘，对他们说：’我们和你们在一起。‘这很自然嘛，怎么能说自己反对青年人呢？”
知识分子们为大学生演讲鼓舞，社会运动家们为无产阶级出谋划策。大学生的诉求多而抽象，关乎消费社会，欲望，权威，权力，公平。工人的诉求少而实际，就是涨工资，拿福利。后来，工人的诉求通过谈判得到了满足，便结束了罢工。大学生将这种行为视为一种背叛。然而，在卡利耶尔的所见所闻中，大学生与工人之间，谈不上亲密合作，也就谈不上谁背叛谁。文中有两处有趣的例子证明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到雷诺汽车厂去讲演的知识分子们曾受到工人们的告诫：“要是事砸了，你总能上你爸那儿吃晚饭去。可我呢？“
还有一次，一个活跃的工作组，听闻里昂火车站附近有工人自发组织示威游行，就派出代表去找他们签字，结果字没签成，反而迎来了一场群架。
对索尔邦大学阶梯教室里萨特、热内等人的演讲，卡利耶尔也是嗤之以鼻。对于左派，他们发表的文章，“我们实在没法看，我们觉得那很幼稚，又死板得可笑——满篇都穿插着慷慨激昂的套话，塞满了似是而非的现代性分析和晦涩不明的术语，所以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就直接进了蠢话集锦。”
那么卡利耶尔是右派的立场吗？也不见得。他只是一个观望者。或许由于他是一个外省人，更习惯于以外省人的角度来看待巴黎：“是不是我们也要抽大麻；是不是在小城镇和村子里也要筑起街垒？是应该像巴黎人一样群起反抗，还是应该群起反抗巴黎人？”
所以，当无产阶级代表与政府谈判妥协之后，五月风暴也不可避免地平息下来。
卡利耶尔也是很久以后才明白五月风暴的意义。大概这也是三十年后作者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原因。作者认为风暴未提建设，只作破坏，而正因如此，破坏产生了最为实际的效果，作者视其为硕果累累。
“街石之下，涌动的是势在必行的新思潮，它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将像地泉那样，忽此忽彼地涌现出来：于是有了对生态学的定义和需要，有了妇女对堕胎的自主权，有了死刑的废除，有了同性恋男女的社会尊严和发言权。”
但我不得不说，得出这种结论的，是法国文人式的自恋。
布拉格之春
卡利耶尔受米洛斯之邀，在布拉格待了半个月。感受到了苏联共产主义影响下古板呆滞的社会境况，也惊讶于鲜花之力与五月风暴在布拉格产生的影响。在此，作者的立场倒是异常鲜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联共产主义政权，被他视为邪恶的存在。毕竟，赫鲁晓夫早在1956年就向全世界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
尽管如此，8月21日的苏联坦克，还是让卡利耶尔如此震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侵略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安德森写《想象的共同体》的契机，也是源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
布拉格之春其实在1968年初已经开始了，卡利耶尔见到的是它的晚期，也是它的高潮。这个时候，整个布拉格都天真地认为，用“人道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去替代苏联认为已经实现的乌托邦是可行的。“真心诚意地、心平气和地让俄国人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苏联应该不会罔顾捷克人民的志向吧？
不幸的是，苏联用坦克放出的信号十分明了：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有一些体制，建立了，就不许再有变动。”共产主义信仰将人变成盲人，他们绝不肯承认，自己亲手绘制的精美蓝图中有一厘一毫的偏差。
在布拉格篇章的最后部分，卡利耶尔对东西方的乌托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西方的乌托邦青年想要的是弃绝，弃绝先辈们给他们打造好的世界；而东方的乌托邦青年想要的是获得，因为在极权统治下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围墙效应”真的可以是无处不在。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乌托邦都如一场海市蜃楼的梦，东方的梦醒了，西方的梦还能作多久呢？
布拉格之春
再次回到纽约，卡利耶尔和米洛斯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剧本Taking Off，也见证了性和毒品是如何一步步将纽约乌托邦之梦惊醒。至此，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
本书不是一本60年代末的历史专著，但历来宏大叙述下缺少的正是这种亲历者的高清视野。这是一个有趣的视野，其中有着法国人的傲慢与自恋，也有着写作者的坦诚与睿智。如果对捷克导演米洛斯.福曼的电影感兴趣，本身还可以作为一本不错的参考性读物。
卡利耶尔是一个精神上的局外人，他不认同巴黎青年的无政府主义，唾弃左派的僵硬与右派的保守。他同情布拉格之春，痛恨苏联共产主义，但也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而作为一名电影人，对本行业有着极其自信的肯定：一个独立自主的电影事业对于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是不可少的，它要自己反映自己，也要向他人展示自己，要和抹杀它的势力相抗衡，要证明你自己或者。
看来，他最关注的还是电影。本书，也可以成为一部不错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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