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梁朝偉榮冠之際，被揭曾撐「六四屠殺」，毀譽參半，「是該不遺忘還是不鬥黃？」，公婆之爭，我相信梁朝偉的眼淚中亦有無奈。無獨有偶，前面有個帖子，我議論到李怡的「港共」角色，亦涉爭議。兩個香港文化界名流，在坊間皆留是非。那麼，身陷囹圄的黎智英，恰為香港而舍身飼虎（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0952450043331&id=841628330），但是他的《壹周刊》、《蘋果日報》爭独家而不择手段，揭人隐私，将「新闻娱乐化」，在坊間口碑並不好；這是第三個香港人。其實，人性於亂世（政治）中常常身不由己，我也曾舉林徽因的例子，她真正一個絕代佳人，悲劇性的深刻也是群芳之冠，而且要涵蓋了四九後的命運之逆轉，才更顯悲劇性，她的兒子特別回憶母親「思想改造」，甚至如何被斯大林所感召。中文中有個詞「明哲保身」，在大陸的文革時期，完全變成一個貶義詞，至今它也沒能「正面化」。更有趣的是，網見余杰在台北講汪精衛，我看到有人留帖子給他：「難道你打算為八十多年來海內外所有華人都憎恨厭惡的大漢奸翻案嗎？」中國的道德文化，總是優先責難人性，而不顧外在環境之非人化，時至今日，人類個體一直生存在肉食者相爭的蠻荒境地中，中外都一樣，難怪赛亚•伯林死前稱自己不過「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更重要的是未來】梁朝偉被掘撐六四鎮壓言論，是該不遺忘還是不鬥黃？
日前，梁朝偉榮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金獅獎」，頓時成為香港人焦點。不過，網上有人找回他支持「六四屠城」的言論，指其根本不值得香港人支持。
梁在訪問中稱，「我同意影片所傳達的的和平與仁慈訊息」，又舉例提到自己「沒有任何參與六四抗議活動，因為中國政府所做的是對的——維持穩定，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好的」。
雖然現時已找不到訪問原稿，但 SCMP 的一篇報導直接引用當時的訪問原文：
「'I agree with the message [of peace and human kindness in the film],' he was quoted as saying.
'For example, during the June 4 incident, I didn't join in any demonstrations, becaus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was right - to maintain stability, which was good for everybody.'」
有網民反駁，提及梁的「黃」事，包括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明確反對香港政府動用武力：「我支持所有和平表達訴求的香港人，抗議政府使用過分武力對待和平集會人士。」
另外，也有網民提及 2020 年武肺初期，梁免去黃店兩個月鋪租。翻查紀錄，當時有傳言指梁持有的地鋪加租，其妻劉嘉玲澄清，梁曾疫情初期免租三個月，並指租金自 2015 年起未曾變過。
對於今次事件，書生的看法是「無必要鬥黃」。
當年梁朝偉發言六四言論後，事後有澄清只為宣傳電影，不是真正的個人想法。無論其真假如何，後來雨傘期間梁明確為示威者發聲，是不爭事實。
一個人的價值觀可能隨時間而改變。22 年相距甚遠，個人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不出奇，正如不少法律都認定某類案件超過某個年份，當事人就無須承擔刑責，背後邏輯便是假定「年份久遠，某個人不再是同一個人」。
雖然雨傘同樣相距至今 9 年，我們也沒有理由憑梁的雨傘言論便推定他也支持 2019 年運動；但在這個時勢，梁不像其他擺明奶共的醜陋偽人，日日發表荒謬的撐政府言論，已經足夠。而且我更傾向認為梁只是典型「政治與自己無關」的政治冷感藝人。
對公眾人物「表態／不表態」的過多批判，很容易變成「批鬥」，及把更多潛在的同路人推開。而且我一直堅信人性之複雜，也見證過世情的黑暗，有很多人（尤其香港社運圈）開口埋口說公義、說抗爭、說平等，實情從未為社會做過什麼實際的貢獻，甚至連基本做個真實的人也不會，只是政治機會主義者，只會爭話語權、爭名氣、爭利益。這種人更惹我討厭與警惕。
比起梁朝偉過去政治言論及取態，書生更關注未來。書生在另一個帖子裡，看到個有趣的問題：「下一個梁朝偉？可能嗎？」
該名作者提到，有人問他為什麼現在只有「流量明星」，出不到像梁朝偉這樣的演員。這不禁令我想起另一位香港資深演員林家棟，在專訪中曾提及社交平台長期以一個既定面目接觸觀眾，會成為「演戲的障礙」。
林家棟指︰「正如當年有前輩提自己，你選擇入劇組，便不要去拍綜藝。你拍 10 套劇，你會做到有 3、4 個形象出來，你拍 20 輯綜藝，20 輯都是同一個形象。 」
林的意思是網上短片的「人設」大多相近，若果藝人演來演去都是類似「角色」，戲路自然短與窄，缺乏磨練下的演技亦未必精湛。這句說話一直在書生心中。我認為林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這並不代表「下一個梁朝偉」一定不會出現。
理由是，香港影視界的確有青黃不接的現象，但這表明需要給予年青演員更多出演機會。拍 youtube 短片是現今成名的好方法之一，也是新晉演員磨練演技的好機會。事實上，近幾年，也可以看到不少網絡新晉藝人的演技有所進步。
如果電影界給予這些年青演員更多機會，觀眾願意買單支持他們進步，假以時日，不一定不會出現下一個梁朝偉。不要忘記，很多出色的演員本身也是偶像派；要培養出一個「梁朝偉」，可能是二三十年的時間；我們需要的是支持和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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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16 按：1、西方文明的領先與突破，本來就是一個偶然，「文明高級」是假議題；2、同其他文明有「先知」一樣，西方出的先知多一些，現代化以後沒先知了，西方也跌入凡塵，可能更亂套也說不定，因為自由和開放，不像東方（東亞和中東）習慣於控制和奴役；3、社會優秀其實很簡單，只因為教育優秀，現在教育一塌糊塗，歐洲早一些，美國也步其後塵。儘管如此，美國還是執世界之牛耳，美國好不起來，人類也休想。】
有本书叫《二十世纪知识史》 (The modern mind by Peter Watson)，将佛洛伊德奉为现代西方第一人，也说人类进入现代之际遭遇了三次挫折：第一次是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第二次是达尔文发现人类并非超越于动物界，而是与其他动物一样服从""生物演化"自然法则；第三次即佛氏，发现我们头脑里有许多未知的、潜意识的、甚至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论"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居然是所谓"现代"的一个缘起，而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这场意外的大厮杀，以其血腥而引领了西方所有蓓蕾初开的科学门类之幸逢其时、大显身手。1916年7月，索姆战役（battle of Somme，966公里，从比利时海岸穿过法国到瑞士的漫长战壕）一打响，十一万英军在十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第一天伤亡六万人，超过两万尸首横卧无人区。英军总共损失37万人，平均每天七千人，战后英军有一半人的年龄在19岁以下，人称"失去的一代"。
说它"意外"，是因为1914年正是十九世纪将西方文明引向峰巅的起点。"这个文明，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质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
但是这个文明在四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没人相信它还能存活。作为它崩溃的后果，又有两股浪潮兴起——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伴随着动乱和革命浪潮登台，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和六分之一面积。自由资本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联手，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段"资""共"合作时期不啻为二十世纪最诡谲的一刻——若无共产主义（苏联）付出的代价，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恐难存活于法西斯主义；二战后也因为苏俄的存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获得灵感，幡然图新。若不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也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
犹太作家莱维（Primo Levi）说得最精粹：
『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甚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由此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痛恨摇滚乐，认为是野蛮，尤其对于儿童，潴留于性、仇恨、讨好、伪善，没有任何高尚、庄严、深刻和细腻，"我觉得它毁灭年轻人的想象力，使之对艺术难以再产生热情，而这就是liberal教育的实质。"他还说这跟毒品完全一样。他也申斥女性主义，一种新的心理学（行为科学），年轻一代热衷一切事物的平等，却又特别在种族方面。
他以教师的经验，观察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美国大学生的品行明显改变，学校也随之变得更糟，他写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这本书。五十年代相比于混乱的欧洲，美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五十六十两个十年的繁荣造就的学生，爱冒险且认真，有理想和知识渴望，是大学的主要氛围。从六十年代晚期衰落开始，并且也是美国文明的衰落。
他说自由和理性，这些今人享受的礼物，都是靠前人思考、搏斗而来的——不像毒品文化和街头文化——是深刻、理智、平等获得的，其作为智性是整体性的。
许多社会科学的理念的发现和再发现，主要是德国思想家介绍的，如黑格尔、康德、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一个严肃的生命，意味着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选择：理性／革命，自由／匮乏，善/恶，自我／他者，此即文学所谓的"悲剧"。他也调查，哲学家如柏拉图、阿里斯多德、罗素、洛克等，在学生中间还有多大影响；他也批评大学玩忽职守，割裂理性，自保于日益"政治正确"的世界：
『哲学的本质是放弃所有权威，而独钟于个体的理性……大学必须蔑视公共见解，因为它必定使之得以自保，去探索甚至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技术、人文，专注于科学家如牛顿、笛卡尔、莱布尼兹，他们具有科学的综合视野并致力于整体的秩序，如此便有助于保存那些在民主制似乎被忽视的东西。』
布卢姆遭致许多同行的憎恨。
以赛亚•伯林1997年临终前不久，答BBC记者问一生中何事令其最惊异：
『我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这个世纪之糟未曾有过，野蛮无人性，毫无理由地毁灭……但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恐怖丑恶移开，则人类智性趋势之深远发展也是明显的，科学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权威。科学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技术进步，其哲学影响却常被忽略，它不像宗教和政治理论那样许诺改善全球人类的条件，而是逐步、渐进地向个人提供对生活的强大的控制手段和自由，没有什么"两难"、"异化"。』
——作者脸书
如今一定有人會說莫瑞的發言極度菁英主義。可是菁英主義怎麼了嗎？如果菁英主義，是指你相信是非黑白之間、傑出與懶惰之間有客觀標準，那我也是個菁英主義者。如今真正的問題不是菁英，而是我們的菁英爛掉了。思想好到有點不合時宜的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聰明學者派崔克．迪南（Patrick J. Deneen）說：
我的學生全都腦袋空空。他們每個人都很親切、很可愛、很可信、其中大部分還很誠實、善良、正派。但他們的腦袋裡幾乎什麼都沒裝，祖先遺留給我們的知識、前人傳承下來的智慧，他們幾乎一無所知。我的學生是西方文明的巔峰，這個文明幾乎遺忘了自己的一切過往，對自己的文化幾乎完全漠不關心。
這件事不光發生在聖母大學身上，也發生在他教過的其他菁英學府身上，不管普林斯頓還是喬治城大學都一樣。這些地方的學生都很聰明，「都是考試達人，在每一科拿A都有如砍瓜切菜（換句話說幾乎沒有人需要全心鑽研任何一門課）；」而且「履歷優秀至極，是金字塔的頂點、宇宙的主宰、是管理美國和全世界的主人翁。」
但你如果問他們一些基本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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