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日星期四

40年遗珠之书之巴金的《随想录》

 老朱煮酒 水井边上 2021-11-25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图片来自网络

【按:我最早知道巴金先生的作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影像,是小时候看由他的名篇《家》改编的同名电影,当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巴金先生。看电影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虽然那时我还无法理解电影所呈现的真正含义,虽然小孩子看电影图个热闹,但我还是能清晰地回忆当年的场景,甚至,即使我后来再也没有看过电影《家》,却还能想起里边许多镜头。当年的电影是在周家塘看的,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不到三里路,如今这个村子早已拆迁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存在过这样一个村子,当然也不知道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放映过《家》。
及后读书,我读过巴金先生的经典小说《家》《春》《秋》,但惟有《家》,依然历历在目;我大学二年级时开始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曾经拥有过一套并不完整的《随想录》,如今却已不知去向;2017年我熔断职业生涯,多年后重返上海一游,我的大学同学上海女作家徐榕,陪我去了巴金先生故居,在他的卧室,曾经一直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在那个略显简陋的卧室,我脑子里闪过巴金先生写的《怀念萧珊》,眼睛湿了。
2018年各家媒体都曾推选过改革40年记忆中的图书,但都没有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那一年,已经离开职场的我,写了篇《40年遗珠之书巴金的<随想录>》,此前的2016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我与书的故事之<随想录>》,如今遍翻不见,大概是在哪个损坏的U盘里了。
今天是巴金先生冥诞。1904年11月25日,巴金先生出生于四川成都。作为巴金先生作品的读者、受影响者,奉上旧文,《40年遗珠之书巴金的<随想录>》,尚堪一读。
记忆是抵抗遗忘的工具。】


40年遗珠之书之巴金的《随想录》

 "伴随着反省和思考,为防止文革重演,巴金先生在当时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虽然直到今天,文革博物馆依旧无踪影,呼吁声也越来越弱,但幸运的是,巴金先生用自己的《随想录》,为这个多难的国家建立了一座文革博物馆。
今天我对文革的思考,要远远超越了1980年代的认知,但是,真正的反省,也可以说是从读巴金先生《随想录》始。"
2016年1月23日,我在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巴金的<随想录>——我与书的故事之三》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2017年9月13日,在我熔断职业生涯后首游上海,在巴金的故居,看着卧室里那顶柜子,我眼睛湿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随想录》,想到那顶柜子上,巴老生前曾经在那儿放着的萧珊的骨灰盒相伴。
在公众层面,巴金的小说三部曲《家》《春》《秋》的社会影响应该会比《随想录》大——我小时候在乡下就看过翻拍的电影《家》。但在我看来,谈改革开放40年图书,如果没有巴金的《随想录》,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说是不合格的书单。
巴金开始写这些文章时,文革刚刚过去,天下初定,社会上还到处在"探脑袋,测风向,闻气味",但巴金的这些文章,虽然是篇幅单薄的杂文散文,却是真正的人话,真话,如同一颗颗炸弹,都是开风气之作。及至今日,关于对那个黑暗年代的个人省思,都没有能够达到这些小文章的高度深度,倒是多了一些个人自辩的哀怨。2014年1月13日,我在天津返回北京的路上,写了一条微博:
"名人文革道歉,致敬声四起。但若此道歉在伤痕文学在巴金忏悔录时代,都要值得人尊敬得多。若彼时忏悔道歉声涌,中国今日也不必担心重蹈覆辙,不必为肯定文革声起纠结。过去不道歉,或许有认知问题,如果早认识而如今才道歉,虽然也有批判现实政治之效,但真是悔之晚矣,更像为了自己不下地狱而求心安。"
《随想录》来自对苦难生活的反省。"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变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巴金的这套《随想录》共计5本,分别为《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和《无题集》(《随想录》第五集)。这五本书合称《随想录》,19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大概自1980年一直出到1986年底才出完。

在1980年代,巴金先生这套《随想录》影响非常大,我记忆中在当时有中国的《忏悔录》之说。巴金先生以高龄之躯,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路。他以笔为刀,无情地解剖自己,更拷问自己的灵魂,反省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个人对文革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他认为自己"做了十年奴隶",是"奴在心者",比如对与胡风"划清界限"的"落井下石"的忏悔,等等——"那些年,我就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他不是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把文革的罪恶简单推卸给所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摘清个人的责任——"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这种对个体责任的反省意识贯穿了全套《随想录》,是那个时代最真诚的声音,振聋发聩;同时,巴金先生还一再强调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对于作家的重要性。
伴随着反省和思考,为防止文革重演,巴金先生在当时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近40年前老人的话,今天过时了么?不,绝没!
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忏悔录》!
1987年暑假,我曾经读完了这套《随想录》全部5本,是向我的大学同学王文洪兄借阅的(他现在是舟山研究海洋文化和舟山开发开放历史方面的名家),作为旅途读物。开学将返校时,发现丢了一本,我只好向父亲要了钱,到前黄镇上的供销社新华书店柜台,买了一套全新的《随想录》——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夏天的故乡乡镇供销社里有这样的书卖!——回到北京,把完整的一套还给了文洪兄,自己留下了一套不完整的。
就像今天很多谈40年书单遗落了这套书,也许巴金先生早就知道这套书的命运:"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
我想,所谓这"五卷书会走它自己的路",应该也包括其精神深种于我这样人心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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