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獨家書摘:彭明敏〈逃亡〉(節選)

春山出版   20210727

彭明敏(一九二三~)原籍高雄,出生於臺中大甲,二戰期間留學日本東京帝大時遭空襲美機炸斷左臂,戰後返臺入臺大政治系,出國留學取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航空法碩士與法國巴黎大學博士,返臺後任教於臺大,一九六一年任臺大政治系主任。一九六四年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判刑八年。一九六五年蔣介石因國際輿論壓力下令特赦,獲釋後遭嚴密監視,一九七○年化裝逃亡瑞典,再轉往美國。一九九二年返臺,曾於一九九六年代表民進黨競選總統。著有《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逃亡》等。
◎ 收錄於二○○九年六月《逃亡》,玉山社。  


外國的邀請

我被特赦以後,就接到一些國際會議和大學發邀請信或聘書,要我到國外去。第一個是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協會會議」邀請我去參加,但是無法出境。我的母校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也邀我去教書。另外,密西根大學也正式發聘書,很具體地將旅費和薪水都列出,要我去教書和研究。其他美國哈佛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都表示有意聘請我去,但是我的出國申請有時無法找到保證人(當時出國要有保證人),有時雖然找到保證人,但不准出境,所以都沒有成行(後來知道,是否讓我出國,在國民黨內部曾有激烈的討論,結果都是被否決掉)。

不少有心的外國教授、記者、朋友都不顧監視,到我家訪問。有時我故意請這些人公開到餐館吃飯,讓他們看看特務人員那麼緊張在隔壁桌叫菜監視。有一位日本著名教授,來看我幾次,有一次帶一位年輕女助理來,她幫我帶了一些資料到國外去,就是將資料隱藏在胸罩內,成功地帶出去,所以外國媒體和學界相當清楚我的處境及臺灣政治的真相。

另一小插曲是,有一天,我看見一部車子開到我家門口停下來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時,一個高大的洋人,帶著一疊厚厚的大紙袋,不理會那些特務,下車走向我門口,原來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臺灣的時候,我就認識了,這次來看我,我們相約翌日在國賓飯店吃飯,赫然發現特務也在鄰桌吃飯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離開臺灣,不久之後,他的臺灣入境簽證就被取消了。

與國內年輕人的接觸

我受軟禁,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敢接近,可是有一些關心國事,擔憂臺灣前途的青年們則有勇氣地來看我,雖然他們來訪問有時要被監視人員登記身分證,他們都是極有政治意識的年輕人,想為臺灣的將來做一點事。到我家裡來,他們常在一起激昂、憤慨地討論國民黨政策的虛偽和欺騙以及臺灣人的處境,討論如何成立組織或者出來競選等具體行動。不幸的,這些人以後一個一個被逮捕,並且都承認在我家裡聚會討論計畫。

其中有一個叫陳光英,有一天獨自來看我,說將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約一個月後,他又來說在日本想去看流亡的臺灣人,包括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希望我介紹他給史明。我雖然未曾見過史明,但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臺灣獨立運動中自成一派,並且出版期刊,不斷鼓吹臺灣獨立,所以我勉強答應用一張自己名片,寫:「來者是一位認真的臺灣青年,請予關照」,署名「牧山」,告訴陳可以向史明解釋「牧山」就是我。二、三個月後,他說已從日本回來,並說史明託他帶些東西要給我,就是臺幣五千元、一些宣傳刊物和一個我沒見過的小廣播器,他說使用此廣播器,附近地區的人都可以聽得到,但我覺得它看起來像一個玩具。我將五千元還給他,將刊物和廣播器留在我家,後來我幾乎忘了這些東西的存在。

調查局的威嚇

有一天,蔣經國從日本訪問回來,王淦來找我說沈之岳局長邀請我吃飯,我又到了調查局招待所,這次客人只有我。還未進門,在前院子就感覺氣氛有異,前庭的幾棵大樹都有人躲在後面,有兩個面孔猙獰難看的人在門口接我,自稱是調查局科長或組長,並道歉說局長臨時有事不能來。我被引進餐桌,一開始感覺氣氛怪怪的,開始上菜、倒酒、進食,彼此談了幾分鐘後,其中一人忽然板起嚴肅的臉孔問:

「彭先生,我們有些問題要問你,你有沒有寫過信給海外的臺獨分子?」

「沒有。」

「請你再想想,確實沒有嗎?」

「確實沒有。」

「好吧。」他站起來,拿出一個公文紙袋來,從裡面抽出來的就是我向史明介紹陳光英的那個名片。

「這不是你寫的嗎?」

「是,我寫的,但這只是一張介紹便條,並不是信。」

「你認識史明嗎?」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想解釋事情經過,但他們不理會。

「你不知道這傢伙是共產黨,曾到過延安嗎?你不知道他與劉少奇有關嗎?你不知道他是通緝犯嗎?」

「這些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經過陳光英收到二十萬日幣、一個廣播器和一些臺獨刊物嗎?」他並指出陳光英每次到我家的正確日期和時間。

「陳光英帶這些東西到我家來,但我把日幣當場退還,那些刊物也毀棄了,至於廣播器,那不過是個玩具,在日本到處都可以廉價買到。」

「你知道那筆錢是要你做政治活動的?」

「我沒收下那筆錢。陳光英說是史明要送給我的禮品,那玩具是在日本百貨店四、五百日幣就買得到的,我經常收到人家送來的各種刊物,有的我都毀掉的。」

他們不接受我的解釋,並認定我繼續在做叛亂的工作。

「我們已逮捕了許多年輕人,他們也承認都是受你的指示從事叛亂活動,他們也承認你是臺灣的最大亂源」,我沒說什麼了,只聽他們在那兒一直咆哮。他們一方面這樣講,一方面又說:「不要客氣,請吃,請喝。」這種請客從來沒看過、聽過。最後有一個人當面說:「你不要以為靠美國人就安全,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消滅掉,」接下來又說:「請不要客氣,請吃,請喝。」這場怪誕的晚餐延續了相當久,已過半夜了,我以為會當場被扣押,可是,還是在和平東路人煙稀少的半夜,以吉普車把我送回家,已是凌晨一點以後了。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臺獨刊物、日幣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企圖把我幹掉。我許多年輕朋友被捕,也大都是因為他的密報。他因此得到鉅額獎金,改名換姓,到南美洲做生意去了。

無論如何,許多年輕人經常在我家討論政治和具體行動,這是事實。所以在當局的眼中,我還是在鼓勵或煽動年輕人從事反政府的「叛亂」活動。美國情報機關在他們的報告中也認為我繼續在做反政府的活動,說我似乎想為臺灣獨立而「殉道」。

我在被軟禁期間,確實繼續寫一連串評論臺灣政情的英文稿件,經祕密管道寄到國外發表,也送給美國在臺使館,他們收到我的文章,斷定我繼續在從事於反政府活動,非常危險。

要做決斷的時候了

我周圍的情勢已經惡化到極點,沒有工作,跟國民黨政治機關的關係也已經決裂,無法補救,連生命都受到威脅,外國媒體開始傳言,我可能會再被捕,以我看來現在只有幾種選擇了:

A不要「尊嚴」,不要「驕傲」,依照國民黨的安排,接受自己認為不妥當且不名譽的職位和薪俸,不再與熱愛臺灣的青年人或學生接觸,不再論政、批評政府,不再與國際學界朋友和媒體接觸,更不再撰文祕密寄到國外發表(除非是支持國民黨政策的)。總之,自此終生乖乖做一個順民。

B繼續拒絕接受他們的條件,繼續與熱血的青年們談論時政,鼓勵他們從事各種政治活動,繼續撰文指出國民黨的荒謬政策將導致臺灣於毀滅。如此則須面臨下面的可能:

一、再被逮捕,被判死刑或長期坐牢。
二、被暗殺(已有知道國民黨內情的朋友給我警告)。
三、被終身監禁,如張學良或孫立人。

C冒險脫出臺灣。

George Todd牧師和Milo Thornberry牧師及其夫人Judith

我被捕前認識了臺南神學院美籍牧師George Todd(按:杜佐志),他雖然是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一位積極活動而有創意的社會運動家。他不是浸在教堂講道,只想拯救靈魂的那種傳統牧師,是對社會的公義、不公義、人權、民主、自由同樣關切的一個行動家。他在美國從事社區組織而聞名。來到臺灣以後,也對臺灣的政情和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非常關切。跟我認識以後,我們常見面,對臺灣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嚴重問題,討論和交換意見。他也曾邀請我到臺南神學院以臺語演講關於人民自決問題。他對我關於臺灣政治民主的改革意見,完全贊同。他很喜歡與臺灣基層社會庶民打成一片,故被開玩笑說成「流氓牧師」。我被特赦以後,他曾把來到臺灣不久的臺北神學院教授 Milo Thornberry夫妻(按:唐培禮與唐秋詩)介紹給我。Thornberry夫妻是年輕的美籍傳教士夫妻,充滿理想,他的思想方向類似George Todd,對臺灣的社會、政治、民主、自由、公義表示密切關懷。Thornberry牧師夫人Judith,專研社會學,也對臺灣婦女問題,深有興趣,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能否帶她上酒家看看,使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住在陽明山神學院宿舍,所以我有機會就逃離監視,在他們家祕密見面,也透過他,認識數對同樣思想的美籍傳教士夫妻。這些傳教士將成為我要脫離臺灣的重要關鍵人物。Thornberry夫妻知道臺灣政治犯和家族的悲慘情況,曾經在國外募款對政治犯家族給予經濟援助。為了要給他們政治犯名單,我、謝聰敏、魏廷朝都相當地努力幫助他們密查,並去分配這些救助金給政治犯家族。謝聰敏和魏廷朝以後再被捕、被求刑,這也是其理由之一。

決心逃亡

調查局王淦處長來訪愈來愈頻繁,梁肅戎也更加努力要斡旋,但都無結果。美國使館和外國媒體都也知悉我與當局的關係非常緊張,他們都認為我的再被逮捕或更壞情形隨時可能發生,將不可避免(他們一再報導我似乎準備為了臺灣獨立而「殉道」)。我也感覺事態愈來愈嚴重緊迫,而愈惡化。王淦一再苦口婆心地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說這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也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顯然,國民黨裡較開明的分子,仍然希望我妥協,想說服我靠向他們,公開表態向他們認同。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子,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親友圈子愈來愈縮小, 不但活得沒有意義,被捕或被暗害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氣氛之下,我感覺好像快要窒息了。王淦和梁肅戎的來訪,變成一種難忍的刺痛了。

情勢惡化以後,我就更常深夜到Thornberry陽明山神學院的宿舍,去說明我所面對的惡劣情勢。經過多次的深入討論及分析,他們從一九六八年後期就開始勸我應該考慮逃亡到外國。起初我相當遲疑,說我有家庭,也還想為臺灣前途做一點貢獻。他們卻指出我一旦喪命,不是對家庭和臺灣的損失更大嗎?終於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不得不逃亡」了,於此他們反問:「你真有決心冒險嗎?」我就告訴他們,我已經思考相當久了,逃離臺灣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的看法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失敗的話就要接受被殺的危險。可是回想起來,這樣的生活已快五年了,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我願冒此險。他們就說,如果你想這樣做,凡是能夠幫忙的,都願意全力以赴。

在這個階段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基本決定而已。以後日本有一位可信的媒體人士,來訪問我,我就把這個決心洩漏給他。他很熱心,他要最後一次公開向美國政府請求,援助我能應聘出國,同時寫一私信給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請他幫忙。同時我要求他把我逃亡的意思傳給東京臺灣獨立聯盟的宗像隆幸(宋重陽)先生。這位宗像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臺獨聯盟擔任專職人員,一生奉獻於臺灣獨立運動,雖未曾謀面,但知道此人是誠實可靠的,以後我就全力計劃逃亡的具體方法。

到哪裡去?怎麼樣去?陸路?海路?空路?如何保密?

為了守密,我採取所謂直線方式,每一個人只知道自己負責進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 知道全盤計畫的詳細。

既然要逃亡,要到哪裡去?怎樣去?首先要解決。其實這二個問題是連接不可分的,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守密?一個獨臂人,沒有任何證件,要偷渡到外國,必須要有不少陌生的第三人幫助才有可能。這些人哪裡去找?誰願意做這種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論國內或國際,他們的情報特務密布,無孔不入,如何保密是一個極大的難題。想像只有兩種人有可能做,一種是出於俠義心,一種是出於錢財慾望,但是國民黨常以鉅額報酬來收買情報,因為人性弱點,上述兩種人,也隨時有可能因國民黨超大報酬,出賣祕密。

關於逃亡目的國家,初定以跟臺灣沒有邦交的國家較好,因為如果到有邦交國家,立刻會發生「引渡」問題,引起複雜的外交糾紛,恐難安住下去。另一方面又考慮到,比較容易接受我的國家,必須是對政治犯較寬容的國家,例如法國、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歐國家(尤其加拿大和法國,我曾留學過,較有淵源),美國和日本都除外,因為兩國政府對我的案件並不同情,包括季辛吉,雖然過去他曾兩次邀我參加在哈佛以及在東京所舉辦的國際會議,我與他個人相當熟識,我的事情發生後,他也曾向國民黨當局關切過,但請他協助我出境的事,就很冷漠,原來他當時正在祕密策劃接近中國,而不願插手我的事。

逃亡的工具只有船和飛機二選一。如果坐船只能到臺灣鄰近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中國完全除外。但是這些國家,都不適合做為目的國家,而且乘船偷渡,我曾託人探聽基隆、淡水、臺中、安平、高雄、東港、恆春等港口情形,結果都是說,臺灣所有港口,都被嚴密監視,船上人員出入港口,都受嚴格檢驗,故偷渡幾乎不可能。(依過去經驗,也可以想像到,船員遇到有偷渡人,必會去密報,以獲鉅額賞金。)所以乘船偷渡的可能性必須排除。但如果要到法國、加拿大或北歐國家等等,都必要經過幾個第三國,一個沒有任何證件的獨臂人,要輾轉數國到那邊去,其難度恐怕不輸於計劃在月球登陸。

經過長期考慮和Thornberry等人討論結果,最後選擇瑞典做為目的國。主要是因為該國的「國際特赦組織彭案小組」已經充分瞭解我的處境,與我已有聯繫,在那邊得到政治庇護大概較無困難。所以還是計劃想辦法坐飛機,飛往瑞典。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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