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書展上，對我而言的最大事，莫過於林行止先生一組評論文章英文版結集出版的推介會。是書收集作者1975至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準備談判那前後大約十年裏的作品，由林先生的千金林在山小姐執筆繙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註）。林小姐邀我在推介會上講話，我欣然答允。當時我正在思考戰後至今港人對中港關係看法的沿革，認為林先生在其中有重要的分水嶺角色；這點正好成為我在書展講話的主題。之後匯集了一些寶貴意見，把講話轉為一篇關於思想史的文字，今與大眾分享。
香港思想史早有人研究，嶺南大學羅永生教授在2013年開始經營的網站「思想香港」就是關注這方面的問題，不過他着重的似乎是所謂後過渡期中的社運思潮，而本文談的是戰後30年裏在知識階層出現的一段心路歷程。
這個時段裏的香港精英，在思考中國和看待港中關係上，建構過三個重鎮，那就是農圃道新亞書院、《明報月刊》和林行止的《信報》；若以創始時期排序，大致上是50、60和70年代。這三個思想系的香火依然存在，其中尤以《信報》為最；我常打趣說，《信報》產權轉移之後，也變了一國兩制，林行止專欄成為了新《信報》之下的一個思想特區，飽含一種獨立傾向而至今未絕。此三系淵源甚深，也許相同點比不同點多，何況其中不少人多年遊走於三者之間；為方便起見，我逐一論述。
錢 穆
50年代：農圃道新亞系
新亞系的思想，一般稱作香港新儒學，雖然其最重要創始人錢穆先生並不把自己看作是這個標籤之下的一員。錢穆先生覺得中國文化不需要注入西方養份，字裏行間認為東西方之間格格不入，西方文化甚至不如中國文化那麼優秀。其他一些新亞泰斗如牟宗三先生，則認為中國文化開不出民主架構，於當世有必要從西方吸納。但無論如何，這個思想系的終極關懷是中國和中國文化，他們對香港沒有特別看法，甚至可以說有點瞧不起；當年流行的說法是香港乃文化沙漠，而新亞就是沙漠裏的綠洲。誠然，開埠百多年的小城邦，怎可與5,000年文化比？因此，這個思想系裏，也沒有特別關注港中關係的論述。積極看，香港是一個復興中華文化的基地；消極看，香港不過是《論語》裏寓言過，道不行——儒教去到盡頭，夫子窮途末路浮海居夷之處。正是這種心態，令一位外國人把香港稱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然而，透過幾位大師作育英才著書立說，新亞系的影響非常深遠，澤及戰後嬰兒潮一整代讀書人，直到今天。
毫無疑問，新亞系在中華文化危難關頭，盡心盡力為之承傳，功不可沒。然而，大師們儘管批判中共火力十足，但對中共政權性質的分析，用力卻未見深入。他們認為中共就是一個外來意識形態現象；它接受馬列，走上歧途，必然碰壁。待到有一天中共拋棄馬列，共產黨的人性便有望復歸，中國就可望重新走上正軌。這個看法很自然。在宋以降的儒家思想裏，華夷之辨和道統觀念不斷強化，成為了讀書人的意識整體，任何不屬於先秦華夏思想體系裏的東西，都是外來的，一般都在被批判之列，例如佛教，所以韓愈才有他的《諫迎佛骨表》，何況馬列。問題是，道統中人忽視了封建文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主要部份這個古老現實，而中共的馬列，不過是一件外衣，80年代起，中共脫下這件外衣之後，它所復歸的，卻不是人性，也不是儒學，而是比之更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裏的封建社會政治傳統。新亞系對封建文化批判不重視，是該系的致命傷，我們可從大師錢穆的一段話看出端倪：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抽大煙、打麻將、女子裹小腳，都在文化裏面。可是真講文化，不能如此專在太瑣碎處講。以前女子裹小腳，以後放了天足，中國社會還是這般，並沒有大變，因為女子裹腳在文化大體系裏，實在不佔重要地位。譬如一所房子，偶然在哪裏有一點髒，拿掃帚一掃就行了。（《中國文化十二講》）
再看一段大師牟宗三80年代初的一段話，或者更說明新亞系對中共人性復歸的滿懷希望：
最近共產黨把天安門掛的馬恩列斯像拉掉，值得嘉許。我們要催促他們步步覺悟，叫他們一下子變是很難的。『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中國文化的省察》）
這種想法，與後來支撐「民主回歸」的其中一個哲學基礎是一樣的。
中共早已拋棄馬列，儒教也可以在中國大陸傳播，學院派之外還有于丹等人的通俗派。因此，有些人認為，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了，雖還未「至於道」，但起碼是一個可以「得君行道」的盛世。最近有人批評新亞系剛作古的饒宗頤先生晚節不保，附共行為簡直豈有此理。我卻認為並不如此，而是因為中共去馬列之後，香港新儒學和中共之間的主要矛盾消失，對中共的批判已經失去關鍵理由。
的確，如果用宋明以降的傳統士大夫書寫歷史的道德和眼光看今天的中共，堪稱一個盛世。國史所謂的盛世，條件不外四個：讀書人有官做、人民有飯吃、無大規模戰亂、疆土擴張。這四個條件今天的中共基本上滿足，即具備了傳統史家筆下所謂的文治武功，所以饒宗頤先生可以把字畫賣到中央黨校裏去而不覺得有甚麼立場問題，說不定那還是他為了「得君行道」而作出的一筆前期投資。但饒大師並不是第一個；早在20年前，就有另一國學大師南懷瑾在國共之間做穿針引線的工作。那是一種要對中共有最低限度肯定及相當高的期望才會做的工作。
這當然不是說，儒學基本價值與今天的中共可以共容，更不是說錢穆等大師今天若在生會附共，但顯然，在儒學的傳統裏，有一條事功實用的理路，能夠支持一些儒者與他們認為的「品德不純，但澤被於民」的「好一些」的政權合作。（歷來有香港民主派退黨入閣，正是循此思想理路。）
南宋時，大儒朱熹、陳亮之間曾經有過一場大辯論，焦點在於對所謂漢唐盛世的評價。朱熹強調漢祖唐太並非仁君，用現代的詞彙描述就是「立黨為私」，雖有事功卻完全不可稱道，只比曹操劉裕之輩稍好。陳亮卻認為事功自有其價值，指朱熹陳義過高，結果是把三代以降看得一團漆黑：「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他甚至還搬出孔夫子評價非聖人的管仲「如其仁」的說法，反詰朱熹：「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牟宗三先生評論朱陳之辯的時候，也不免要承認，非聖人的英雄豪傑能有事功，縱非源於「理性的自覺」，也必然是他們強大的「生命的直覺」所造就，必須在某個層次予以肯定。
明乎此，再看羅馬教廷如何汲汲於與信無神且不斷打壓宗教的中共政權談條件講合作，我們便知道，以香港新儒學為基礎的「文化中國論」，在某種情況下，並非與共產專制政權絕對不相容。因此我認為，香港人如果要反共，新亞系思想中原有的反共成份已經不足為靠。
查良鏞
60年代：明月系
《明報月刊》系的領軍人物有好幾位，其中包括胡菊人先生、司馬長風（胡若谷）先生；兩位先生當年都主編過《明報月刊》，故以之名。此外，查良鏞先生當然也應該算一個；他長期在《明報》執筆寫社論，淋漓盡致把明月的中國訊息和中國分析用顯淺筆調表達無遺。這時期的明月系在思考和理解中國上的最大貢獻，無疑是提出了一個簡單有力的分析架構，即把大陸當時期的政治動態歸結為實幹派（國務院派）和極左派（宮廷派）的鬥爭。當時的港共十分反對這個兩分法，認為在毛主席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可能產生這種「毫無理論基礎」的矛盾。但後來「四人幫」事件曝光，事實勝於雄辯，明月系的分析架構證明是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月系的中國分析，靠的主要是一些在香港捕捉到的關於中共內部鬥爭的蛛絲馬迹，但偏偏是這種資訊零星簡約的離地分析把中國政治的實質抓住了，比起那些經常北上接受國情教育而高談「親眼見到的中國」的港共和進步人士的眼界強太多。明月系給香港人的這個經驗教訓，到今天依然重要，這點我不必多說。
但是，儘管如此，明月系面對港中關係，並無別有創建的論述。60年代發生的港共暴動，在明月系的意識裏，僅是一種文革的溢出效應，損害香港人在經濟不斷發展之時逐漸得到的安逸生活。那時候，「辛苦搵來自在使」之類的小市民生活哲學逐漸流行，而這種大眾哲學的傳播，更多是在《明報》6、70年代的版面上反映出來的，與中共不斷提倡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哲學對着幹，也不失為當時一種十分有效的反共思想資源。
兩者比較，新亞系的中國意識可說是一種大乘意識：人跑到香港，驚魂未定便勇敢地回身北望，為民族和文化的復興奔走吶喊，存精於海外，枕戈而待旦。其後明月系的，卻相對是一種小乘意識：國共內戰後南來的人已經漸漸在此生根，但就像開着車子離開感情的祖國的人，在倒後鏡裏不停回望，焦慮北方不時發生的動亂會不會追着來，影響自身安危，因此寄望於或許尚有足夠活命理性的中共實幹派上台，不做亂中害港的蠢事，讓中國好，香港便更好。
70年代：林行止的《信報》系
步入70年代中，《信報》異軍突起。那時香港華人工商界羽翼漸豐，除了原有的老香港，戰後南來那一批資本家也陸續蒲頭；當時的紡織界是很好的代表，得到美國特許輸入權的照顧而興旺。這時的香港，漸漸成為南來一代人在此安身立命的寶地，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逐漸濃厚，而且是起自新興上層、漸及中層，而這個「家」的對立面，卻是那北方的「國」。用今天的流行詞彙來描述，就是本土主義在這批上層人當中滋長了。然而，與他們接軌並予以力量的，卻主要是外國文化、外國經濟，因為中國文化已蕩然無存，中國經濟奄奄一息。
《信報》系的人馬，當然最主要是林行止先生。林先生來自中國，有中華文化背境，受的卻是英國高等教育，崇尚自由經濟和法治精神，而碰巧自由經濟早期的理論巨擘，泰半是英國人，而現代法治傳統最豐富最古老也最彰顯的國度，無疑也是英國，因此《信報》系的思想淵源與英國密不可分，味道與新亞系和明月系截然不同。（後話先提，後來《信報》的好幾位總編中，有留日的沈鑒治先生、留美的我和長期旅英的邱翔鐘先生；和林先生一樣，這幾位老總都十分積極在報紙上介紹東西洋先進文化裏的知識和思潮，而且都不同程度地用這些思潮分析中國，更加加重了《信報》系的非中國色彩。）
那麼，《信報》系、或者簡單一點說林行止先生，是怎樣看待中國的呢？
剛才說過，新亞系認為中共是可以逐漸變好的，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從人性善的信念出發，只要中共放下屠刀，便可成佛，中國也可在中共領導之下進入盛世，而新亞系近乎終極目的，就是要發揮影響力，幫助中共作根本的人性復歸。
明月系的出發點不同，我看不出他們關懷中國的目的是要對中共作一種救贖。我認識比較深，看他的作品也比較多的是明月系、後來也在《信報》工作、我和他做過同事、能詩能文的戴天先生。一想起「戴天」這個名字，我跟着想到的便是「不共」。我不能想像戴老會認為他可以幫助中共作人性復歸。明月系對中國的態度是實用的自利的。你馬列也罷，也必須馬列得有點德性，懂得你中共若要長期執政，首先就得讓人民吃飯；中共有了這點吃飯理性，67年那種暴動才不會再干擾驚魂稍定之後的香港人在此地安居樂業，那才是最重要。因此，明月系關注的是中共內部的政治鬥爭哪派勝出、對香港有利還是不利，而對中共是否性善、能否救贖這種哲學問題提不起興趣。
《信報》系林行止先生看中共，和前二系很不同。我先和大家重溫林先生筆下一個最有名的、象徵97回歸的比喻：蠍子過河。蠍子要過一條河，請求烏龜背他過去，烏龜有疑慮，問道：我背着你，你螫我怎辦？蠍子說，我當然不會螫你，我自己也不想淹死吧？烏龜想了一下，覺得有道理，於是就讓蠍子騎在背上過河。到了一半，蠍子就把烏龜螫了。烏龜問道，你為甚麼螫我？不是說好不螫我的嗎？你螫我對你自己有何好處？蠍子道，我無法自控，這是我的本性。這個故事裏，大家看到，蠍子違背承諾，並無惡意，態度貌相絕非兇神惡煞，而是自然而然發生，源於本性；而且，那種無理性，並非文革醜惡那一套，只不過常人無法理解。無惡惡，是真惡。
中文大學在書展的攤位，展出林行止的文章「金句」。何君健攝
這不是一種對中共的實用分析，而是又回到本性的層次考慮，像新亞系的分析那樣，但沒有了後者的性善觀。《信報》系講的性善惡，不一定是人性的善與惡，而可以是人性與黨性的分野。林行止先生顯然看到，中共去馬列之後的惡，是繼承而且發揮中華文化封建的惡的那一面。新亞系認為這一面是小意思，根本不必提，反而常常抱怨別人說中國文化封建；他們一再強調，周代封建，可到了秦始皇行郡縣不就完了嘛。那當然是混淆概念。魯迅雖然偏激，但怎能一筆抹煞？
《信報》系的終極關懷是香港本身；而此時香港要面對的威脅，不再僅僅是在英國殖民保護傘下中共對香港溢出的間歇無理性干擾，而是對香港整體的存在威脅 ——existential threat。
單就對中共的分析和批判而言，這三個思想系，第一和第二系都過時了。新亞系在中共放棄馬列的那一刻就過時。於是有國學大師與中共的握手。明月系在中國改革開放、實務派勝出的那一刻過時。於是有查先生當上了中共國立大學的學術領導人。還未過時的，是《信報》系的林行止先生。而且，那個蠍子過河的故事，似乎不再是比喻而是現實。
註：《CONJECTURING HONG KONG'S FUTURE——Lam Hang-chi's Editorials from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975-1984》
本文原載於《蘋果日報》（2018.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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