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已是赵紫阳百岁冥诞，世道人心，不会忘记此君。恰好我的新书《鬼推磨》第一章「师夷」中有第七节"赵紫阳"，摘出放在这里，以示思念。】
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在东亚筑起一道冷战疆界：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的三十八度线、中南半岛的北纬十七度线。在这个结构下，东亚持续了四十年的相对稳定，出现了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回头去看，好像没有蒋介石毛泽东两个东亚强人，以及金日成胡志明两个小独裁者，就没有工业东亚；其实更基本的因果，乃是没有美国的军事订单，就谈不上东亚快速积累财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来料加工模式。曾经的杀戮战场、分疆裂土，竟孕育了东亚繁荣，这种偶然性，也种下了日后的隐患。
八十年代，苏联帝国崩解，东欧陷入经济困境和民族缠斗，英国发生历时最长的经济萎缩，失业人数大增；连冷战大赢家并打胜海湾战争的美国，也出现战后最大的经济衰退，整个西方跌入不景气的阴霾。相比之下，地球另一边的东亚，却成了一个亮点。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1991年台湾外汇存底超过八百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朝鲜半岛军事对峙也缓解了。
对于刚刚走出封闭、极权的中国来说，最便捷、难逢的机遇，就是把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找回来，只需要把关键词从"奇技淫巧"转换为"姓资姓社"而已。邓小平一九八〇年从广东擢升赵紫阳来做总理，是为一场"新洋务"的启动。此际的分殊，在邓小平主张有限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而陈云则坚持中央计划指令，并以"反自由化"、"清污"抵触之。四五年间通货膨胀，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人心浮动，第二年便爆发学运、戒严镇压。这段"新洋务"触礁于民间抗议，并诱发高层权争，以至于流血政变，因"垂帘听政"故事重演，与晚清颇可一比；赵紫阳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亦颇得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神髓。这次洋务运动与晚清最大的区别，是毫无外患（割地赔款），邓小平亟需跟洋人做生意，乃是"救党救国"。
"要吃粮，找紫阳"，一个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伟大顺口溜，实在是低估了这个中原人。赵紫阳洞悉发生在东亚的一种"滚动"：
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他还必须说服中南海里只懂"吃饱肚子"的那批人——喂饱四亿人，曾是四九上台的这个政权令西方刮目者。他在酝酿"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推进这种"滚动"里去。"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虽然那时他接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还半信半疑地问：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张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说邓小平称得上"改革总设计师"，他不过就是选对了赵紫阳这个人。
这里讲一个蛮有趣的细节，来自赵的秘书李湘鲁。任教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杨小凯，1989年元月请李湘鲁转交一封信给赵紫阳，认为中国人口庞大，加入国际市场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短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赵紫阳仅听李湘鲁简述了杨的观点便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情一定要做。
李湘鲁当时感觉赵很"决绝"，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得越久，才越看得清楚，他说：
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二十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1980年代最富远见也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那天决绝的回答。
赵紫阳说他在广东工作多年，比邻港澳，对国际市场和对外贸易了解得早一些。从这里也可以解读更深一点的中国现代史。从历史长程看，中国的内陆性从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国和海洋的作用。二十世纪初以来，从中国东南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就被历史淘汰，蒋介石之败退大陆，即是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无法战胜中国强大的内陆性的一次历史性失败。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就是靠这个内陆性赢得了江山，但是它不过是在中国复制暴秦暴隋，统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样被这个内陆性拖垮，陷在贫困落后里不能自拔。赵紫阳当总理后，就筹划沿海发展战略多年，及至开发十四个沿海城市为特区进行海外贸易，无非是放开对南中国的捆绑。这个南中国对于香港、台湾、日本乃至欧美的意义非同寻常，它就是所谓"亚洲第五条小龙"，后来的"太平洋时代"也好，"大中华经济圈"也好，甚至色厉内荏的"大国崛起"，都不过是它的延伸。
赵紫阳有本事引来滚滚"通洋之利"，却不幸被天安门学潮折损。他从朝鲜回来发表5·4亚银讲话，七所大学复课，形势已缓和。这时何东昌却放话说赵讲话跟"426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
由此学生就越发有顾虑，要求对'426社论'有个说法，而那边一些人则坚持'426社论'不能退，并还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搞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426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越来越大；学生闹得越越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场历史大波澜的漩涡、风眼、关键细节，一个低劣格局的政治运作的奥秘。它也令人联想起晚清，光绪下了秘诏给谭嗣同，后者却去找了袁世凯，于是帝制维新的契机丧失，王朝崩溃、军阀坐大，社会解体，又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铺垫。
一个偶然的因素，某个人的选择、错失、性格毛病等，导致了长久的历史走向，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则是极为浅显的。颟顸的历史怪兽哪里会有什么规律可寻？不过是无数人的偶然行为的一个综合结果而已——前现代社会的结构，没有横向联系，特别是其权力结构中，上层与下层更无联系渠道，所以权力顶峰即使存在所谓"改革者"，其成功的几率也很渺茫，毋宁只是运气和赌博。
赵紫阳受良知驱动，而反对开枪镇压，不惜抵牾恩师邓小平，被废黜后也拒绝检讨，真正难能可贵。他在回忆录里也不避讳谈党内刮起一股"倒赵风"，其间自是一些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错综复杂，但是他把中国推进"国际大循环"，有伤及中共权力根基之虞而令元老们恐惧，才是他下台的原因。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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