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氏（彬彬）身上两把刀，是这样说法：她身上第一把刀：就是毛的工作组路线；她身上第二把刀，就是毛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实践），八一八检阅以及后来的杀戮。
先说第一把刀：工作组镇压方式。
有人说，毛不是撤除工作组吗？这话对、也不对。首先毛同意派工作组；他向人民日报派出他的打手陈伯达为该报工作组组长。可以这样说，毛本人参与了"八.五"他的大字报谴责的镇压群众行径；如果追究这个行径的白色恐怖和所谓错误路线，毛自己头个要负责任，不能逃脱干系。其政治和政策使然。他躲到任何什么洞里，都是不行的。于是八.五大字报成为世界历史上贼喊捉贼而放过首恶之恶作剧。因为，中国政治、文革政治本来就没有"正确"－错误区分；毛一时间的错误和他一时间的"正确"，完全可以对掉使用，而近乎无所选择（无所谓啦！）――就像他使用林彪和打倒之，都是"正确"－错误一体论。于是，这第一把刀，叫做工作组方式。使用这把刀的人，似乎以为得计，实际上是中了毛的"正确、错误一体论"。就是说，你拥护工作组，是错误；你反对工作组，也是错误（一如上说，是毛要派工作组――就像文革初期，你反对林彪是错误――后来，你拥护之，也是错误；等等）。
这样，文革初期出现两种又正确、又错误的势头。一个势头，是刘、邓等主要保守极权主义中人，得到毛的工作组法宝，以为这下可以重复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时期官方镇压手段，在北京各个校园里实行抓右派；"抓小（四类分子和干部）放大"（放了他们自己）。宋氏学校，就是由这样的路线和人马控制之，而施行毛的又正确、又错误（抑或说刘、邓的又正确，又错误的）路线。这是文革戏法和无耻手段之一。这个手段落实在宋氏身上，就变成他们的红外围思想的"工作组秩序论"，或者，后来的"权力真空论"等等。其实，他们的权力一天也没有真空――这是毛和刘、邓赋予之极权主义权力之全控过程。这个过程，施行了六十多年，一秒钟也未间断其政治统治。
再说第二把刀：毛式民疯运动（德莫克拉贼！）。
1966年7月份，毛施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战略钓鱼"以后）回到北京，宣布撤销本来也该制裁他自己的工作组路线；但是，他无端和无耻地让刘、邓来承当这个责任。于是，事情出现了本质的重要变化。以往土改以来的官方革命－镇压一体政治，逐渐变成了毛氏准备在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的、在CP国家里闻所未闻和从未发生过的、毛的、对于自己政权的"造反有理论"和规模巨大的水晶之"晨"（相对于纳粹之"夜"）。这个造反论，也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造反之红卫兵实体论（由北京清华附中发明红卫兵的那些毛派分子所创造，所坚持――他们有N论造反有理的文字）。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后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和再早由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四号到清华大学给老蒯亲自平反以来，逐步组成的大学造反派实体论（在那些日子里面，周要求学生施行他们在过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人的革命"和"继续革命"――见其讲话：
――"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刘自立《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周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资料）。
这样，造反行为就成为太子党和"平民党"双向效忠于毛的两种打法：红卫兵打击平民――而造反派打击刘邓……这是毛氏反人类罪行的两把刀行为。这个新的手段，目的，方式，方法和实践，成为历史解读毛主义的新观察，新视点。而这个实践的第一声叫喊，是由宋氏给他戴上红袖章开始的。于是，宋氏，又在那个时刻，成为工作组毛－刘路线以后，毛八一八行径的第二把刀子――这把刀子叫做民粹主义（或者叫做民疯代替民主――也就是大民主），红卫兵主义和天地翻覆主义。这把刀子的使用，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因为，这把刀子不单误导国人，还作用于全世界，比如扩展其影响于欧洲（法、德）68年运动，日本赤军运动，以至于卡扎非学习人民战争和曼德拉建立赞毛观点。等等。这不是本文重点。
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在八一八城楼上，还是在后来（此前）颁布的CP文件中，毛－林除去叫嚣"横扫"和"打倒"，并无系统批判工作组路线之一字一句。这是为什么？确是值得商讨与反思之事。我们的或然测度是：
一，毛没有考虑要在理论上和务虚上，追究和讨责工作组方式和路线造成的后果，含其路线变换施行的今后之可能性――比如派出军宣队，施行军事管制――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触及他的从土改以来，甚至从战争以来所有毛氏革命方式。
二，毛氏打击刘、邓的战略是逐步开展的，而在八一八时期，尚未完全到时到位。刘、邓靠后排，已然属实，但是具体前景不明――不好以"工作组路线"给刘、邓定性定位――因为那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敌我、死活之争。
三，毛尚在启用上述两种造反派阶段――也就是，既要起用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也要启用造反派（蒯、韩、王、谭派）。在八一八时期，毛更加倚重红卫兵，而不是后来的造反派。这是因为毛仍旧要把水搅浑，也叫做"乘风破浪"（他游长江），以觊觎天下。
四，于是我们发现，毛在城楼上既没有接见蒯大富，也没有接见聂元梓，而是接见宋，彭（小蒙）。我们看见的宣传和叫嚣，也从未对工作组错误加以反思和批判；充斥天地的是要横扫和杀戮……而不是批判什么工作组。这又是为什么？
五，他接见了宋氏。这是一种信号。这样一来，毛就给后来是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直接杀人、打劫，做好了容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准备。八一八的真实目的，不是批判工作组，而是迎接红卫兵。这是毛倚重工作组时期掌权人物宋氏，且让她继续发挥红卫兵作用之故。
六，这一招，真的把宋氏从此钉在了两种耻辱柱上：此一个，是官方文革之刘、邓记红卫兵之耻辱，工作组之耻辱――彼一个，是毛氏红卫兵、民疯、民粹之耻辱。这两个耻辱，后来合并成为一个耻辱，是其后来"虚伪道歉"无法摆脱的耻辱。
七，所有不了解八一八真实目的人们和青年，势必要对这样一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毛氏接见红卫兵运动（注意：不是接见造反派！），给予应有的研究和反省。（甚至要反省毛提供的、现在绝对无法模仿的、所谓客理司玛崇拜症和斯德哥尔摩盲从症导致的、全国乃至一部分世界的疯颠和疯狂。
八，这不是毛的偶然选择，而是毛的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又是什么？就是毛要宣告一种以所谓"贵族"打开局面的CP文革论――平民主义运动的唯一残迹，不过体现在反抗十分不利的，所谓清华团派，中学（北京）"四三派"极左思潮之中。这是期望毛真正施行巴黎公社"普选原则"，施行且永远施行1966年――1967年上半年之所谓"民疯"革命的妄想。
九，这是最后的考虑，因为民粹和民疯运动，只是毛的权宜之计；全盘回到体制内，倚重周恩来甚至邓，叶（剑英），李（先念），等等，才是毛的答案式结论。这也是人们最后研究文革，乃至革命和复辟的最后动因。简而言之，毛文革是一场没有价值和忤逆革命本意和革命本质的革命之反和真正的反革命。
毛对于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保护之，也同样是不分"正确"与否的乱斗行为。比如我们看到，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北京革委会成立的人员选择上，和他们再早启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之陶铸，就是不分是非的某种前用后倒。这样，北京的所谓李雪峰和上海的所谓曹狄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就只有鬼知道。在此乱斗一气的保皇为毛和斗皇也为毛的典型民疯和民粹主义屠杀中，就像所谓施行解放战争（――抑或是奴役战争）一样，人们无法区别价值之战何在？广西"四二二"千百之众之死，当然是韦氏之责，但是，反对之之人们，又是为了什么？于是事情就到湖北。我们文中关注之两把刀子秉持者，就是所谓湖北毛派走资派王任重的保皇党宋氏。这个在那里施行武斗或者革命的人，她的名字就是宋要武（而不是宋彬彬）。这个事实、文件被文坛转载N次，却不被她们的团队承认和悔罪，而是予以否认。
这里的证据十分明显――
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宋要武等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
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
（http://www.cnd.org/cr/ZK05/cr255.hz8.html《华夏文摘》）
我们在此不是追究这个王的支持者抑或王的反对者的对、错――就象后来武汉陈再道事件让毛好不尴尬；但是，反对陈者和支持陈者，其实，都是一个立场――那就是毛的立场（或者说他的先后不太一致的、又本质一致的立场：先是要打倒陈――被陈的拥护者反对了他本人、反对了毛（他们喊着：要捉住那个胖子――指毛那个胖子……）――再启用这些也许不是陈的走资派或毛派，施行体制内、外转换。）在毛经过多次反复以后，所有的陈们，曹们……除去刘本人以外，甚至邓们，也可以无对、错检讨一番了事。那么，
宋在支持王，或者反对之之行动里面，如何体现她的刀把子精神？这是一个问题。在上述文革无对错的毛主义乱斗前提下，如果说还是有一种倾向性，那么，就是依照时间推算的那种反对和保守。毛在特定时间里面对待走资派的全体打击，不过是短时间行为，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此行为里面，陈再道一类人就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反对之之人众和领导，就成为他的战友。宋氏本来就是反对反对走资派的，她，就短时间里保护了毛的战友，比如王氏。这是很多人把宋看成保守派人物的原因――我们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八一八之所以毛要用宋，就是看到她是是红卫兵，又是保守派（？）――保守派红卫兵是不会打倒王，也不会打倒曹抑或任何省委中人的。毛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在八一八没有马上启动在十几天以前北周恩来亲自平反之蒯大富，而是继续煽动本要保护其爹妈者红卫兵。这是毛主义文革少有人注意的特点和真相。
这是因为，毛社会的平民造反基础，业已被他自己毁灭；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思维上被毁灭了。现在六、七十岁者，如果回想文革，莫不是毛的这种风格或者那种风格的拥护者；就像毛自己是中国CP最大的异端，他的异端思潮几乎涵盖了除去遇罗克和林昭以外所有的异端坚持者――他们不是拥护毛原教旨主义，就是拥护刘或者其他毛派――他们不是拥护文革第一次革命，就是拥护文革后来的体制法制和体制"民主"（并被还原为社会主义法制＝CCP非法治）；他们不是拥护十七年，拥护十七年的毛体制，就是拥护被他自己否定的否定十七年做法……等等。于是，估价宋氏两把导，也是这样的推理：她是刘邓的工作组或者毛的体制内刀子：这是一把刀子；她也是毛打破体制的运动群众乱动的民疯之刀，这是第二把刀子。
这个刀子转换论，现在转换到是不是打倒走资派：第一把刀子是施行保护的――也就是刘、邓的刀子或者毛的十七年那把刀子――后来，毛打击十七年，宋又成为那第二把刀子。但其中的矛盾就是，宋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借用毛语）是第一把刀子。八一八这把刀子，毛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让那些一度掌握文革主动权的刘、邓工作组势力，逐步转移到毛势力那里。这个诡异的逻辑是不太被人理解和察觉的。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伎俩和毛的一以惯之的"政治斗争无正确论"（林彪总结语）之表现。这样估计，毛对于宋氏父亲的态度，也该包含在那些上升人物的态度中；但是，他的总体打倒走资派的任务依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这种人物（走资派）区别论，当然也丝毫没有区别――这不是按照所谓巴黎公社拥趸们，用阶级划分可以了事的"新阶级"论和元阶级斗争论（可以斗毛吗？）――你这样划分，就无法区隔刘是敌人，邓是同志。这不过是毛的小儿科和霸道论合并一气的荒唐之举。在任何一个拥有议会辩论权，舆论分析权，党派制约权的国家，人们都可以对毛的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奉回他的那句本该对他自己说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014年3月3日
《议报》
先说第一把刀：工作组镇压方式。
有人说，毛不是撤除工作组吗？这话对、也不对。首先毛同意派工作组；他向人民日报派出他的打手陈伯达为该报工作组组长。可以这样说，毛本人参与了"八.五"他的大字报谴责的镇压群众行径；如果追究这个行径的白色恐怖和所谓错误路线，毛自己头个要负责任，不能逃脱干系。其政治和政策使然。他躲到任何什么洞里，都是不行的。于是八.五大字报成为世界历史上贼喊捉贼而放过首恶之恶作剧。因为，中国政治、文革政治本来就没有"正确"－错误区分；毛一时间的错误和他一时间的"正确"，完全可以对掉使用，而近乎无所选择（无所谓啦！）――就像他使用林彪和打倒之，都是"正确"－错误一体论。于是，这第一把刀，叫做工作组方式。使用这把刀的人，似乎以为得计，实际上是中了毛的"正确、错误一体论"。就是说，你拥护工作组，是错误；你反对工作组，也是错误（一如上说，是毛要派工作组――就像文革初期，你反对林彪是错误――后来，你拥护之，也是错误；等等）。
这样，文革初期出现两种又正确、又错误的势头。一个势头，是刘、邓等主要保守极权主义中人，得到毛的工作组法宝，以为这下可以重复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时期官方镇压手段，在北京各个校园里实行抓右派；"抓小（四类分子和干部）放大"（放了他们自己）。宋氏学校，就是由这样的路线和人马控制之，而施行毛的又正确、又错误（抑或说刘、邓的又正确，又错误的）路线。这是文革戏法和无耻手段之一。这个手段落实在宋氏身上，就变成他们的红外围思想的"工作组秩序论"，或者，后来的"权力真空论"等等。其实，他们的权力一天也没有真空――这是毛和刘、邓赋予之极权主义权力之全控过程。这个过程，施行了六十多年，一秒钟也未间断其政治统治。
再说第二把刀：毛式民疯运动（德莫克拉贼！）。
1966年7月份，毛施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战略钓鱼"以后）回到北京，宣布撤销本来也该制裁他自己的工作组路线；但是，他无端和无耻地让刘、邓来承当这个责任。于是，事情出现了本质的重要变化。以往土改以来的官方革命－镇压一体政治，逐渐变成了毛氏准备在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的、在CP国家里闻所未闻和从未发生过的、毛的、对于自己政权的"造反有理论"和规模巨大的水晶之"晨"（相对于纳粹之"夜"）。这个造反论，也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造反之红卫兵实体论（由北京清华附中发明红卫兵的那些毛派分子所创造，所坚持――他们有N论造反有理的文字）。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后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和再早由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四号到清华大学给老蒯亲自平反以来，逐步组成的大学造反派实体论（在那些日子里面，周要求学生施行他们在过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人的革命"和"继续革命"――见其讲话：
――"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刘自立《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周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资料）。
这样，造反行为就成为太子党和"平民党"双向效忠于毛的两种打法：红卫兵打击平民――而造反派打击刘邓……这是毛氏反人类罪行的两把刀行为。这个新的手段，目的，方式，方法和实践，成为历史解读毛主义的新观察，新视点。而这个实践的第一声叫喊，是由宋氏给他戴上红袖章开始的。于是，宋氏，又在那个时刻，成为工作组毛－刘路线以后，毛八一八行径的第二把刀子――这把刀子叫做民粹主义（或者叫做民疯代替民主――也就是大民主），红卫兵主义和天地翻覆主义。这把刀子的使用，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因为，这把刀子不单误导国人，还作用于全世界，比如扩展其影响于欧洲（法、德）68年运动，日本赤军运动，以至于卡扎非学习人民战争和曼德拉建立赞毛观点。等等。这不是本文重点。
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在八一八城楼上，还是在后来（此前）颁布的CP文件中，毛－林除去叫嚣"横扫"和"打倒"，并无系统批判工作组路线之一字一句。这是为什么？确是值得商讨与反思之事。我们的或然测度是：
一，毛没有考虑要在理论上和务虚上，追究和讨责工作组方式和路线造成的后果，含其路线变换施行的今后之可能性――比如派出军宣队，施行军事管制――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触及他的从土改以来，甚至从战争以来所有毛氏革命方式。
二，毛氏打击刘、邓的战略是逐步开展的，而在八一八时期，尚未完全到时到位。刘、邓靠后排，已然属实，但是具体前景不明――不好以"工作组路线"给刘、邓定性定位――因为那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敌我、死活之争。
三，毛尚在启用上述两种造反派阶段――也就是，既要起用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也要启用造反派（蒯、韩、王、谭派）。在八一八时期，毛更加倚重红卫兵，而不是后来的造反派。这是因为毛仍旧要把水搅浑，也叫做"乘风破浪"（他游长江），以觊觎天下。
四，于是我们发现，毛在城楼上既没有接见蒯大富，也没有接见聂元梓，而是接见宋，彭（小蒙）。我们看见的宣传和叫嚣，也从未对工作组错误加以反思和批判；充斥天地的是要横扫和杀戮……而不是批判什么工作组。这又是为什么？
五，他接见了宋氏。这是一种信号。这样一来，毛就给后来是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直接杀人、打劫，做好了容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准备。八一八的真实目的，不是批判工作组，而是迎接红卫兵。这是毛倚重工作组时期掌权人物宋氏，且让她继续发挥红卫兵作用之故。
六，这一招，真的把宋氏从此钉在了两种耻辱柱上：此一个，是官方文革之刘、邓记红卫兵之耻辱，工作组之耻辱――彼一个，是毛氏红卫兵、民疯、民粹之耻辱。这两个耻辱，后来合并成为一个耻辱，是其后来"虚伪道歉"无法摆脱的耻辱。
七，所有不了解八一八真实目的人们和青年，势必要对这样一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毛氏接见红卫兵运动（注意：不是接见造反派！），给予应有的研究和反省。（甚至要反省毛提供的、现在绝对无法模仿的、所谓客理司玛崇拜症和斯德哥尔摩盲从症导致的、全国乃至一部分世界的疯颠和疯狂。
八，这不是毛的偶然选择，而是毛的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又是什么？就是毛要宣告一种以所谓"贵族"打开局面的CP文革论――平民主义运动的唯一残迹，不过体现在反抗十分不利的，所谓清华团派，中学（北京）"四三派"极左思潮之中。这是期望毛真正施行巴黎公社"普选原则"，施行且永远施行1966年――1967年上半年之所谓"民疯"革命的妄想。
九，这是最后的考虑，因为民粹和民疯运动，只是毛的权宜之计；全盘回到体制内，倚重周恩来甚至邓，叶（剑英），李（先念），等等，才是毛的答案式结论。这也是人们最后研究文革，乃至革命和复辟的最后动因。简而言之，毛文革是一场没有价值和忤逆革命本意和革命本质的革命之反和真正的反革命。
毛对于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保护之，也同样是不分"正确"与否的乱斗行为。比如我们看到，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北京革委会成立的人员选择上，和他们再早启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之陶铸，就是不分是非的某种前用后倒。这样，北京的所谓李雪峰和上海的所谓曹狄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就只有鬼知道。在此乱斗一气的保皇为毛和斗皇也为毛的典型民疯和民粹主义屠杀中，就像所谓施行解放战争（――抑或是奴役战争）一样，人们无法区别价值之战何在？广西"四二二"千百之众之死，当然是韦氏之责，但是，反对之之人们，又是为了什么？于是事情就到湖北。我们文中关注之两把刀子秉持者，就是所谓湖北毛派走资派王任重的保皇党宋氏。这个在那里施行武斗或者革命的人，她的名字就是宋要武（而不是宋彬彬）。这个事实、文件被文坛转载N次，却不被她们的团队承认和悔罪，而是予以否认。
这里的证据十分明显――
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宋要武等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
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
（http://www.cnd.org/cr/ZK05/cr255.hz8.html《华夏文摘》）
我们在此不是追究这个王的支持者抑或王的反对者的对、错――就象后来武汉陈再道事件让毛好不尴尬；但是，反对陈者和支持陈者，其实，都是一个立场――那就是毛的立场（或者说他的先后不太一致的、又本质一致的立场：先是要打倒陈――被陈的拥护者反对了他本人、反对了毛（他们喊着：要捉住那个胖子――指毛那个胖子……）――再启用这些也许不是陈的走资派或毛派，施行体制内、外转换。）在毛经过多次反复以后，所有的陈们，曹们……除去刘本人以外，甚至邓们，也可以无对、错检讨一番了事。那么，
宋在支持王，或者反对之之行动里面，如何体现她的刀把子精神？这是一个问题。在上述文革无对错的毛主义乱斗前提下，如果说还是有一种倾向性，那么，就是依照时间推算的那种反对和保守。毛在特定时间里面对待走资派的全体打击，不过是短时间行为，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此行为里面，陈再道一类人就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反对之之人众和领导，就成为他的战友。宋氏本来就是反对反对走资派的，她，就短时间里保护了毛的战友，比如王氏。这是很多人把宋看成保守派人物的原因――我们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八一八之所以毛要用宋，就是看到她是是红卫兵，又是保守派（？）――保守派红卫兵是不会打倒王，也不会打倒曹抑或任何省委中人的。毛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在八一八没有马上启动在十几天以前北周恩来亲自平反之蒯大富，而是继续煽动本要保护其爹妈者红卫兵。这是毛主义文革少有人注意的特点和真相。
这是因为，毛社会的平民造反基础，业已被他自己毁灭；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思维上被毁灭了。现在六、七十岁者，如果回想文革，莫不是毛的这种风格或者那种风格的拥护者；就像毛自己是中国CP最大的异端，他的异端思潮几乎涵盖了除去遇罗克和林昭以外所有的异端坚持者――他们不是拥护毛原教旨主义，就是拥护刘或者其他毛派――他们不是拥护文革第一次革命，就是拥护文革后来的体制法制和体制"民主"（并被还原为社会主义法制＝CCP非法治）；他们不是拥护十七年，拥护十七年的毛体制，就是拥护被他自己否定的否定十七年做法……等等。于是，估价宋氏两把导，也是这样的推理：她是刘邓的工作组或者毛的体制内刀子：这是一把刀子；她也是毛打破体制的运动群众乱动的民疯之刀，这是第二把刀子。
这个刀子转换论，现在转换到是不是打倒走资派：第一把刀子是施行保护的――也就是刘、邓的刀子或者毛的十七年那把刀子――后来，毛打击十七年，宋又成为那第二把刀子。但其中的矛盾就是，宋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借用毛语）是第一把刀子。八一八这把刀子，毛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让那些一度掌握文革主动权的刘、邓工作组势力，逐步转移到毛势力那里。这个诡异的逻辑是不太被人理解和察觉的。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伎俩和毛的一以惯之的"政治斗争无正确论"（林彪总结语）之表现。这样估计，毛对于宋氏父亲的态度，也该包含在那些上升人物的态度中；但是，他的总体打倒走资派的任务依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这种人物（走资派）区别论，当然也丝毫没有区别――这不是按照所谓巴黎公社拥趸们，用阶级划分可以了事的"新阶级"论和元阶级斗争论（可以斗毛吗？）――你这样划分，就无法区隔刘是敌人，邓是同志。这不过是毛的小儿科和霸道论合并一气的荒唐之举。在任何一个拥有议会辩论权，舆论分析权，党派制约权的国家，人们都可以对毛的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奉回他的那句本该对他自己说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014年3月3日
《议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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