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布尔乔亚的美德

图：香港声援刘晓波和《零八宪章》

自治和自由是布爾喬亞的價值观。對布爾喬亞來說，自由不僅意味著擺脫肚皮的奴役，也意味著擺脫暴政，獲得追求個性、超越性和神性的權利。他們勢必成為近現代政治轉型的動力，倡導"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中國城市的歷史可能有四千多年之悠久。而在2012年這漫長的歷史經歷了最偉大的一次突破：城市居民（包括常駐的農民工）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化率達到51.3%，中國從一個農民國家變成了一個城市居民為主的國度。

當中國城市居民正在被無處不在的霧霾困擾得喘不過氣來時，人們只會抱怨 "城市的空氣使人窒息"。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在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史上，城市最大的貢獻正是："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早在一千年前的歐洲，商業經濟帶動的城市革命瓦解了封建莊園經濟和中世紀專制體系。當時的農奴和依附的農民如果逃離莊園進入城市，就可以獲得自由市民權，成為自由的公民。中國幾億農民工雖然已在城市就業和安家，甚至他們的子女就是在城裡出生的，仍然無法獲得城市居民權，從一個角度折射出中國政治的中世紀階段特性。但令人樂觀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城市革命（最早從希臘的城邦革命算起）在西方造就出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制度，帶來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物資財富積累和教育文化藝術的繁榮，亦必然會被中國的市民階級再造。

但是，中國市民催生中華文藝復興、搶占市場經濟的製高點、引領民主變革的前提條件是"布爾喬亞美德"的養成，而後者又必須仰賴市民階級主體意識的強化。

布尔乔亚的定义和分类

說起"布爾喬亞的美德"，我們首先必須為"布爾喬亞"正名。對"布爾喬亞"最荒謬的理解無過於在中文中翻譯成"資產階級"。其實，前者來自於法文的Bourgeoisie,講的是城里人；而後者更當是英文Capitalist的中文翻譯。美國學者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她的煌煌巨著《布爾喬亞的美德》（The Bourgeois Virtues,2006年）裡是這樣界定的："布爾喬亞是指從事體面職業的城市居民，他們或擁有自己的生意，或在他人的企業、機構（包括政府的和非贏利組織）管理層就職。"（第85頁）另一個常用的說法是"城市中產階級"，這裡的"居中"主要是針對享有特權的權貴集團（封建時代的世襲貴族、現代的權力精英）和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和農民而言的。

具體說來，布爾喬亞（或"城市中產"）又可細分為三類：上層中產主要包括公司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大企業家和投資家等；專業人士和知識中產（受到良好教育和專業訓練的"創造性階級"）構成；小業主、小店主和公司白領又構成了"小布"階層。根據麥克洛斯基的研究，布爾喬亞群體在過去的五百多年的時間裡整合出了西方的倫理傳統，以"信、望、愛、義、勇、节、慎"七個主要價值觀演繹出一整套價值體系，來規範市場經濟和行為，創造出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文明。

斯大林毛泽东之反布尔乔亚

布爾喬亞美德的價值和魅力很容易從它的反對者和圍剿者那裡看到。在二十世紀，反人類的罪人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和霍梅尼用血與火的手段和犧牲百萬、千萬的生命試圖剷除布爾喬亞美德。鞋匠兒子斯大林對蘇聯最偉大的理論家布哈林的處死，對思想家托洛斯基的暗殺，和對蘇聯最偉大的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的迫害，與保爾在冬妮婭面前自卑後自狂表現出的是同一症狀：底層人物對雅文化的恐懼和拒絕。農民家庭出生的毛澤東儘管坐上了紅色的龍亭寶座，但也時常局限於從染上性病卻又不治療的下體找到娛樂的辦法。他除了把幾千萬的窮人變為餓殍外，還把上百萬擺脫了肚皮飢餓的困擾而開發了心智的布爾喬亞趕盡殺絕：留過洋的"紅色公主"孫維世被他姦污而後被處死，大上海影星上官雲珠被他霸占而後忍辱自殺，他的老婆、上海二流影星江青也被他搞得瘋瘋癲癲、最後不得好死，等等事例，不勝枚舉。最能表現毛痞子性格的還在他垂涎國家主席劉少奇年輕美貌的妻子，最後在"大革文化命"中動員暴徒以旗袍、項鍊、高跟鞋的裝束來惡搞王光美。毛支持的紅色高棉頭目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也是濫殺無辜，尤其針對受過教育的作家、教師、醫生和工程師，最後搞得國家死掉上百萬（至少四分之一的總人口）、專業人才屈指可數。

但布爾喬亞的美德畢竟順天承運，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今中國，儘管習主席/習總書記/習主任還沒有完全擺脫"蕨菜、炒肝、肉包"的重口味，畢竟他的夫人又穿戴上了旗袍、項鍊、高跟鞋，而且他的千金也遠渡重洋來到布爾喬亞的文化教育中心哈佛大學濃金重抹。這與土豪陳光標揣着剛從垃圾堆裡刨出的銀子到資本主義首都紐約來顯富檔次要高得多。馬克思講過，金錢無臭味。金錢是天生的平等派。從廁所裡、從垃圾堆裡、從古墓裡或從銀行國庫得到的錢都是等值的，但畢竟美國已經富裕三代以上的富人還持有遠離"偉大的蓋茨比"的美德，而更願模仿低調的比爾·蓋茨，用金錢來追求後物質主義的價值。

"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因為布爾喬亞追求的自足其實只是保障自由的物質基礎，所以自治和自由成為了布爾喬亞更加看重的價值。對布爾喬亞來說，自由不僅意味著擺脫肚皮的奴役，也意味著擺脫暴政，獲得追求個性、超越性和神性的權利。他們勢必成為近現代政治轉型的動力，倡導"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所以，巴林頓·莫爾會在《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書中斷言："沒有布爾喬亞，就沒有民主。"

面對上層的暴政和下層的暴民日漸形成的兩極分化政治的惡性循環，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除了積極擔當，幾無別的選擇。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新興的布爾喬亞階層的精神領袖，已經踏上歷史舞台，成為推動經濟自由、創業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領軍人物。新世紀後中國的維權運動、"零八憲章"運動、人大獨立候選人現象、新公民運動、民主黨組黨運動，以及形形色色反強拆、爭環保、抵抗"洗腦"、組辦家庭教會、通過微博推特參政議政，都是中國布爾喬亞主體意識成熟的表現。香港市民組織的"佔領中環"和意見領袖倡導的"城邦革命"，又是一個更加成熟的市民社會在已近黃昏末日的暴政前所展示的創造力和獨立精神。

在中國的地平線上，一場社會、政治大較量正在展開："土"對"洋"，"恨"對"愛"，"粗俗"對"雅緻"，"反憲政"對"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封閉保守"對"開放和全球化"，"黃土文明"對"藍色海洋文明"。究竟以追求"真、善、美、聖"為終極目標的布爾喬亞階層能否取得歷史性的勝利，我們只要注意觀察，是不是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認同和實踐布爾喬亞的美德。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