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孟浪:「文」以載道或「不文」以載道

吴虹飞《講黃笑話的中國女孩》


就在藝術家艾未未「被失蹤」一周年(4月3日)的日子裏,一本艾未未寫序的「奇書」在香港出版,作者是現居北京,集作家、歌手、媒體人於一身的跨界文化人吳虹飛,這是她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書——一本「黃笑話」集,書名叫作《講黃笑話的中國女孩》。


在中國,這一二十年以來,無論是民間草根階層,還是文人學士者流,乃至西裝骨骨的大小官場,飯桌上,廳堂間,「黃段子」、「黃笑話」盛行;對體制外的「芸芸眾生」來說,那是對正常公民政治介入不能、公民空間建構稀缺的無奈反抗與宣洩;之於體制內上上下下登堂入室之輩,則是一黨專權所致「權力」與「春藥」之間 「置換機制」潤滑而成的「口舌」快感消遣品泛濫而已。
吳虹飛算得上一位奇女子,她是侗族人,來自中國廣西的農村山寨,進清華大學念書,拿了 工科、文科的雙學士學位,還又拿了當代文學的碩士學位。畢業後除了當雜誌記者、擅長人物專訪外,還成立一個名叫「幸福大街」的搖滾樂隊,自己擔任詞曲作者並主唱;在內地出過十幾本書,發行了三張唱片,最新一張是《再不相愛就老了》,唱片封面這次作為插圖收進了這本新書。


這一切原來似乎都是中國男人的專利。否!吳虹飛來了!《講黃笑話的中國女孩》來了!她從自己的日常生活、周遭的社會境遇,以日記、手劄、採訪筆記等等的微寫作形式,向既有的文化「秩序與傳統」發出了挑戰。在我看來,如果說在連串「黃笑話」、「黃段子」快意淋漓的背後,僅是一個中國女孩目睹當下中國社會之怪現狀的犀利觀察和幽默省思,無可厚非;那麽更把它視作一本中國女性主體意識和權利自主精神張揚的自白書、宣言書,也不為過。


正如吳虹飛自己所言:「我在書中是帶着一點色情來寫的。但這些都是我自己創作的,不是我聽來的,也不是抄來的。但我寫的其實是和『黃』相反的,我在表面上講一種很色情的東西,但其實真正想表達的,一點都不色情。」


沙文主義的文化


身處中國當下的語境中,特別是男性沙文主義、父權沙文主義的文化基因和語言暴力充斥的語境中,吳虹飛調笑它、逗弄它、撩撥它,在朝向終極的意義上也顛覆了它、解構了它。這本書試圖重構與一元化、單面化主流話語對峙、對抗,並傲然自成一格的「弱」的文體、「弱」的文本和「弱」的文學,彰顯了別樣情懷的「無權勢者的力量」(Power of the Powerless)。艾未未在此書的序文中人情味十足地寫道:「她(吳虹飛)從來不喜歡任何政治話題,這點和我相似。我衷心希望她唱歌,寫作,買漂亮裙 子,嫁個相愛的人,生一群孩子。」


也無怪乎,一位香港的媒體人曾這樣評價吳虹飛:「不是民主鬥士,不是革命黨,更不是公共知識分子,她身上奇異地糅合着矛盾重重的特質:精明的天真、虛無的熱烈、理性的糊塗、妖艷的單純。作為歌手的吳虹飛,給譚作人唱歌,為林昭招魂,和艾未未並肩而立。她唱譚作人『你從來不是國家的敵人,你只是一個囚徒……如果我們在世上繼續醉生夢死,這是否會讓你感到孤獨。』她說譚作人很像個冷兵器時代的人, 一刀下去就會見血。她說音樂比政權更複雜,比現實更重要。」


理性與文明


中國自古以來為文有一個千載不變的傳統 ——文以載道。事實上,「文」以載道也好,「不文」以載道也罷,乃至「文」以不載道,在現時代,都是任何一個寫作公民可以輕輕鬆鬆選擇或不選擇的權利選項。吳虹飛的這本書帶給我們的意義也在於此——「不文」是一種權利,是理性與文明的一次勝利。


華人世界、中國人世界、中國大陸、港澳台、星馬泰,北美、澳星、歐洲等等地方的華人、中國人,雖然已經融入全球化的不可逆進程,但總的來說始終沒有建立起與「現代性」基本匹配、足以理解「不文」之理性維度的「幽默」文化、「幽默」美學。而其最嚴重、直接的社會後果是:華人、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至今在在呈現的仍然陷於可悲的境地——刻板、僵化、粗鄙、無趣、無文采,看看兩岸三地大部分為官者模糊不清的面目或可憎面目就一目瞭然。吳虹飛,讓我們忘掉這些不愉快。
在書中,吳虹飛只是建構完成她自己面對生活、介入生活、觀照生活的一種美學態度,或者說,態度美學。所以說,吳虹飛的這本書,是「大逆不道」還是「替天行道」,這樣、那樣的道德判斷對她毫不構成干擾,她將繼續「講黃笑話」、做「中國女孩」,唱着歌、寫着書。偶爾,如果自由成為可能,艾未未這個朋友還會來幫她站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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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信報》2012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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