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科學家，也是政治流亡人士的方勵之教授，日前突然去世，引發外界的極度震撼，也勢將掀起一波評價的熱潮。沒有人懷疑，方勵之教授是改革開放後中共體制內最早站出來呼籲民主人權的先行者，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在整個80年代裡，方勵之的視野、勇氣，以及對中國發展的前瞻性認識，影響了中國整個知識界，也影響了一代學子。
早在六四發生前三年，即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爆發反腐敗，要求人大民主選舉的學潮，方勵之身為副校長，卻贊同學生的觀點，與化學系教授溫元凱等，成為學生的精神領袖，他在呼籲學生克制的同時，表達了「民主是自下而上爭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鮮明觀點，激勵了之後長達多年的學生民主運動。為此，他與劉賓雁、王若水三人遭鄧小平點名，成為鼓吹自由化運動的「反面人物」，而被開除出黨，中共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也因為反自由化運動不力，而黯然下台。
方勵之並沒有在政治高壓下噤聲，而是在北京參加各大學的政治研究會和沙龍，繼續為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呼籲，受到一代學子的認同。在1989年1月，他還公開上書鄧小平，提出民主改革的訴求，並要求釋放魏京生。
縱觀方勵之的生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貪戀權位，而只追求真理，尤其是倡導人權理念的科學家，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在評價方勵之問題上，六四後進入美國大使館，並滯留一年多的風波，成為一個爭議焦點。有不少意見認為，方勵之躲進使館，是放棄了對六四死難學子的道德承擔，成為他一生的污點。也有人說，方勵之如果敢於走出使館，面對牢獄之災，他可能成為曼德拉、翁山蘇姬，等等。其實，只要實事求是的對這個問題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方勵之走進美使館，並不影響他一生的聲譽。
首先，方勵之一直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局用坦克對付學生，已經失去合法性。因此，作為一個科學家，他不可能在當時認為，有必要犧牲自己向這個政權證明自己的道德高度。事實上，六四之後，不但學生領袖四處逃亡，體制內外，甚至包括今天已經上到高位的，太多的人有「出走之心」，因為「哀莫大於心死」。方勵之進美使館，與在西方國家滯留的數萬學子學人，並無本質差別。出走，是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理解與尊重。
其次，方勵之進入美使館避禍，並非其首創。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從魯迅到眾多的共產黨領袖，都有通過西方使領館或者租界躲避「政治追殺」的歷史先例。即使是今天中國的「第一員警」，打黑英雄王立軍，也再度上演了夜奔成都美領館的「戲碼」。因此，以進美國大使館之事來否定方勵之，或者譏諷其「沒有成為烈士」，這是禁不起歷史論證的。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方勵之是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或者奠基者，但事實證明，他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日益激烈抗爭的任何決策，與那些一味鼓動學生抗爭升級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不同，他沒有任何道德的責任要為犧牲的學子「負上自己的生命代價」。以他在科技大學對待學運的立場來看，他是主張克制，但持守「要求政府推動改革，走向人權民主方向」的原則。由此可見，方勵之強烈譴責當局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並不等於他支持學生絕食到底，與當局一拚死活的「蠻幹策略」，他也不必承擔任何「讓學子去死，他尋求苟活」的道德譴責。
更為可貴的是，到了西方之後，他一直憑藉著自己的教授工作來維持生計，沒有吃過引發無數爭議的「政治飯」、「民運飯」，更沒有捲入過海外政治運動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卻始終堅持人權民主的理念，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人權理念踐行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我們期待對他的紀念，能夠激發更多人對中國未來改革發展承擔起責任，但不要演變成某些人對自己不當行為的「漂白」。
方勵之的一生，不但對科學有貢獻，更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啟蒙和發展有巨大貢獻。我們衷心對他說：方勵之教授，您一路走好！
——世界新聞網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