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8月，在袁世凯的一再邀请下，孙中山来到北京，一住就是一个月，期间，他们促膝会谈了13次，常常从下午4点谈 到晚上10点甚至12点，有三、四次越谈越投机，竟谈到凌晨2点以后。有一次，孙在兴奋之下对袁说，希望袁负责练陆军一百万，自己则修铁路20万里。袁则 微笑着说：“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这段有名的对答就是这样来的。
每次孙、袁会谈，袁总是屏退左右侍从，只留下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场。梁号称“财神”，曾是袁的亲信，和孙又是广东 同乡，袁希望他多与孙接近、交好。袁为总统，孙是声望最高的在野政治领袖，两人的会谈当然对国家前途关系重大，13次谈话内容，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经济财 政、外交情形等等，只有梁士诒知道得最详细，但此后二十年，他都没有向外透露过。直到1932年，他已经64岁，有意将自己一生从政经历记下来，编成书， 他曾对身边的有个秘书说：孙、袁会晤，可以编成一部专书，等我有空时讲述。没料想他的生命已接近终点，第二年他就撒手而去，他记忆里的孙、袁谈话就此成了 “天上曲”。他的弟子为他编年谱时还为此感到惋惜。
他晚年只对身边的人说起过两件有关的事，年谱中记下来了。有天夜深，他送孙中山回行馆，孙对他说：“我与项城[即袁 世凯]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他问是什么事？孙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 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他 回答：“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之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 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之事理也。”孙听了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孙中山接着问：“我以为硬币与纸币均为价格代表，易重以轻，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动之似尚非难事。而君谓必先取 信于民，方法如何？愿闻明教！”原来有一次孙、袁会谈谈及改革全国经济时，他的一番话给孙留下很好的印象。这正是他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他掌握的“交通 系”自晚清到民国，曾多年执中国财政金融的牛耳，袁之所以倚重他，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他回答，币制是物价的代表，饥不可食，人所共知。中国的币制数 千年来由重而轻、由粗而细，但都是以硬币为本位，如果一旦全部以纸币替代，担心形格势禁，不容易奉行，所以必须先有取信于民的方法。以中国之大，人民之 众，发行40亿纸币似乎也不算多，现在我也卑之无甚高论，先由政府组织一个健全的中央银行，施行统一的币制政策，比如要发行5000万纸币，那就先将现金 1500万银元熔化，制成银山，置于中华门外，公开告诉人民这就是国家的准备库。发行的纸币越多，多铸的银山也就越大。等到信用建立起来，习惯成自然，假 以时日，以一纸风行全国，又有什么难？关键就是要先取信于民。对他的这番宏论，孙中山称善。这是孙、袁会谈之外的一个插曲。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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