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年不同凡响。2008，恰如1989，命定将以“多事之秋”彪炳史册：年初横扫南中国的特大雪灾，三月西藏僧侣的示威与被镇压，四月奥运火炬传递的抗议与反抗议，西方各国对北京当局的同声谴责，大陆反西方民族主义风潮之狂飙，四月底山东火车汽车惨烈相撞，最后，则是
目睹四川地震尸横遍野的照片，不由不令人想起十九年前血流漂杵的长安街。国人遭受的这两次刻骨铭心的劫难，是最近三十年中国之痛的巅峰。一为天灾人祸，一为暴政人祸，双管齐下，蹂躏中华。国人何辜，竟至遭此荼毒？
无可讳言，1989 和2008的巨大创伤，是当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中国在历史转型历程中的巨大阵痛。而1989，虽然时距较远，但是由于它浓缩了百年中国人的基本诉求和命运、光荣与梦想，由于它预示了接踵而至的二十世纪的巨变——共产主义失败，由于它成为历史的转折路标，因而，承载了更为厚重的历史重量。
灾难的历史后果是复杂而多面向的。所谓“多难兴邦”，一厢情愿地简化和美化了巨灾大难的各各不同的历史后果，着眼于宣传效果，罔顾于历史事实，诚然有矫情之弊。
然而，特大的灾变及其前后的社会氛围，具有导引社会心理变迁的巨大功能，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人们不会忘记，在1989年百万民众抗议的神圣氛围中，北京出现了著名的“小偷罢偷”现象，当年学运中，我们看到，一个多月前还沉溺于考托福、忙出国、谈恋爱、打麻将的大学生们，当精神的天空风生水起时，同样是他们，却突然坠入悲情汹涌的政治抗争中，前后表现，判若云泥，直直令人跌破眼镜。
而2008，人们记忆犹新，在汶川大地震中， “自发救灾，慈善捐款”的善行，风起云涌于日常麻木迟钝的普通国民中；而自我中心一代青年的悲天悯人情怀，也突然奇迹般涌现出来，在在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屡屡表明，人类在遭遇巨灾劫难或震撼性大事件时，会产生社会心理的骤然变迁，会出现价值体系的剧烈转换。至于变迁的具体方向，是正是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坠落？则取决于当事者平日隐而不显的神秘的精神蕴藏。
人们注意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庸常的生活退隐了，而某种“崇高”性的心理体验翩然降临。一些平日斤斤计较无比看重的事物，此时不再重要；而往日素遭嘲弄的情感与精神体验，此时突然获得神圣的地位，不容亵渎。这是巅峰式的精神体验导致的精神洗涤与升华，笔者称之为“灾难的宗教性效应”。的确，大难中的精神升华，极其类似于宗教体验。因此，把“六四”事件看作现代中国的十字架，是有实实在在的精神理据的。事实上，六四之后，中国大地上像野火一样弥漫的宗教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该事件的属灵的回应，它孕育了一场伟大的宗教勃兴。
而这次空前惨烈的汶川大地震，难道不会酝酿一场普遍的宗教感悟？当然，多事之秋的2008，远未收场；历史大剧，尚未落幕。两个月之后，在首次作为东道主北京，奥运会即将鸣锣开张。在一场巨大的生命与精神的洗礼之后，在六四亡灵持续十九年的审视下，这张巨大的画幅，将展现出怎样一幅幅场景呢？北京政府，正在战战兢兢，发布种种空前严厉的禁忌措施。而历史之神，也正在睁大眼睛，俯瞰众生，翘首以盼。
十九年了，六四亡灵携带着未了的遗愿，在天国徘徊。如今，四川地震遇难者的魂灵，该与他们在天堂会面了吧？
佛说，众生平等。不过，死亡比生命更加平等。死亡比生命更加自由。既如此，让我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献上未亡者的深深的祈祷。为中国，为人类，也为他们心中未了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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