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就是以地震开始以地震结束的，而且都在首都附近。说来很八卦，却是事实：1966年3月邢台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
自然界的地震是可以说的。政治史里的地震不知为什么总不让说。所以在公开的媒体上很难见到。毕竟是42年前开始的涉及13亿人的一场大劫难!“不说”当然不等于就不存在，顽强地“说”只是在强调一种不该忘记的历史记忆。
那个时候用彩色拍片的人极少，翁先生是一个，而且是拍的极精彩的一个。他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拍下的图片勾起了我的记忆，尽管图片中的大部分时候，我也只是个孩子，但是那些彩色的记忆尚且清楚，作为图说，我是写给《财经·视觉》的。
我最近忽然觉得“图说”是个挺独特的文体，可以把图象理解与阐释煮在一锅里，而且松弛。以后我多来点 ：）
疯狂年代的彩色记忆
摄影 翁乃强 图说 杨浪
一种隐隐的祥和
“文革”前夕的“五一”劳动节，周恩来、宋庆龄、贺龙等在故宫陪同外宾联欢。
根据照片里的细节，我判断这大约是1965年的“五一”，因为这时候人们还不需佩带毛主席像章，贺龙元帅也在后排就座。我不确证周恩来总理陪同的人物是不 是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不过可以肯定1965年的5月1日，谢曾率阿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那一次，我是北京市少年迎宾合唱团的成员之一，所以我知 道。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从1963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有过明显的恢复，社会氛围渐趋活跃。1964年以后，因为“反修”斗争中的共同立场，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最“铁”的朋友。所以那年谢胡来访的规格是很高的。
那是一个隐隐的祥和却又孕育着动荡的年代。
仅仅一年以后，“516通知”发表了，“文革”开始了。
教歌
照片上的年轻人今天活着的话应该有70多岁了，说不定会在周末去哪个公园里拉拉手风琴，唱唱歌。他们一定记得不少“文革”歌曲。
他们正在广场上教唱的歌是一段著名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不过他们教的那个曲子不是李劫夫谱曲的版 本，节奏却是差不多的。“文革”初期，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谱写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语录歌曲，不过不久李也被打倒，进而致死。
那时，有一些在音乐形象上很暴虐的歌曲，比如《造反有理》《拿起笔做刀枪》《我是牛鬼蛇神》等，是应该留做特殊的文化标本的。
今天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光是“造反有理”。而且，今天人们更注重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现在看来，鼓动人民造执政党的反，是件挺荒谬的事！
红卫兵
红卫兵的成立是1966年初夏的事情。“文革”初期毛泽东有两份重要的文件，《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和《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狂飙兴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画面上的情景应当是在某次等待接见之前的广场上。这名女青年显然是红卫兵而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允许扎带 红头绳的小辫，她的胸章、臂章和红毛衣也不会是军人装束。因为红卫兵里面有不少军队干部的子弟，也因为毛在前一年发出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号召，这 时候，一身军装是年轻人最时髦和最流行的装束。
在狂热之前的瞬间，人们的情绪是清新、纯真而又激昂的。如今的人们已经不能习惯这样的情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站出来，然后大家随着她的指挥群情激昂地歌唱，他们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吧？
八次接见
从1966年8月到11月，毛主席八次接见了总共近千万的各地来京红卫兵。这一年的下半年，作为发动“革命”的手段，中央倡导“革命大串联”，在北京人 “串”到各地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青年聚集北京，而且非要见到毛主席，否则不走。这时候的北京成了朝圣的中心，城市各处都被动员起来接待“毛主席的客人”， 是那种拥挤不堪却又秩序井然的宗教般的情景。
后来有记载称，周恩来为安排毛主席的接见殚精竭虑。画面里的这一次很有可能是最后的接见，因为天气显然已在10月左右。和主席一起乘同一辆车的是陈伯达和 周恩来，副座上是汪东兴；林彪估计是在画面之外的旁边车上，右侧车上是康生，后面车上似乎有江青。当时中央领导的座次是毛、林、周、陶（铸）、陈（伯 达）、康（生）。
次年年初，陶铸被打倒；1970年，陈伯达被批判；1971年，林彪出逃；1975年，康生去世，1980年，被开除党籍。
见到了毛主席！
我家离着天安门广场至少有十个街区，1966年8月18日那天，就在我家院子门口，也能感觉到广场上炽热的气氛：一拨又一拨年轻人（严格的说8月的时候好 多外地红卫兵组织还没建立起来）的队伍，络绎不绝地步行或车行地从广场归来，仍在情绪激昂地歌唱和呼喊着，他们有节奏地反复向路人呼喊着：“我们见到了毛 主席，毛主席身体很健康！”
这张摄自广场上的照片简直太精彩了！从棉衣上判断，它应该是10月以后的接见中在观礼台上的细节。时隔40年，它仍然传递着当时现场上的氛围。画面里的每一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对领袖的热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观瞻，是这种毫无做作的情绪使历史的大潮涌起。
这段起自纯情崇拜的历史，后来被叫做“十年浩劫”。
火车上的宣传
翁乃强先生很善于在群众性场合中捕捉画面。在摄影并不普及，即使有，也由于胶卷的成本或者索性就是由于怯于在公众中举起相机的时候，他拍摄了。所以今天他的影像很珍贵。
这画面应该摄于1967年底或1968年，再往后，通行的《毛主席语录》就是那种更小的开本，而不是这种正规的64开；往前，那个挥手指挥的军人身上的 “国防绿”军装还没有配发。从发型和装束上看，这可能是在南方的列车上，我知道翁先生是南方人，而且他在“文革”中拍过“南海女民兵”的一组片子。
很难确定车厢里的人在从事什么活动。开始我以为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面向东方进行“早请示”，再一看光线是从人们背后的方向射来的。有可能车窗外路过了某个具有偶像意义的物体，因此人们被组织起来朝向目标进行祷祝。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并不奇怪，“忠不忠，看行动”，何况车厢里还有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组织。
车厢里的批判会
那个年代的群众性集会是随时可以进行的。还是在火车车厢里，这回是批判刘少奇的场景。这位共和国主席在1966年的国庆节最后在天安门城楼出现一下之后， 在1967年年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被彻底打倒了，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作为一场“革命”的具体目标，盲从的人们对他们的国家主席充满了莫名的 仇恨，到处是攻击、批判他的集会。车厢里悬挂着丑化他的漫画，素不相识的人们被要求在拥挤的车厢里呼喊打倒他的口号。尽管从举手的动作上看，车厢里的有些 人也不免敷衍，不过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气氛已经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共和国的主席死得很惨。他最后被匿名在河南火化。江青在那一年接见河南的“造反派”，头一次提出了“文攻武卫”。于是，在人民之间，武斗大规模开始了。
“就是好啊就是好……”
“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了1975年了，人们老听到这支很变态的歌，完全声嘶力竭的腔调，好象不这么喊，就没有人相信它的“好”似的。
这是那时在首都体育馆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好”的大合唱的全景，当时我在云南的部队，通过电视收看过这台节目。这时候邓小平刚刚出山，我们那时正根据他的 “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加强训练，干一点军人该干的事。这时离粉碎“四人帮”只有一年时间了，中央里的斗争几乎白热化，那一边就在使劲地喊“就是好就是 好”，然后就到1976年了……
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的北京街头。从水准上看，跳舞的应该是专业团体。
翁老的这一张拍得真不错。想一想发生的事也真怪，看似那么强势的一“帮”，盘根错节，一朝覆亡。这一回老百姓上街游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而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中国翻开这一页的意义——真应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
本文已经刊发在《财经·视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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