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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5日星期六

黄一龙:平反和存真——从赵紫阳的安葬问题想到“平反冤假错案”

香港市民在六十纪念馆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周年
如同紫阳只能同六四政变当局"分裂"一样,右派也不能不同坚持以言治罪原则的人们划清界限,不会和它同"派":只要后者把言论自由的要求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保存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分,对于保存反右运动的真相,应当是无二的选择

趙紫陽後人絕好的主意

  「前三十年」搞莫名其妙的階級鬥爭為綱,因此冤獄遍於獄中,因此冤假錯案及其平反成為一時的「民怨」和「民願」;後來又說後三十年和它一樣,至少在冤獄的規模上,估計說大了一點,不過看來平反的需求也不會小到哪裡去。

  日前看到一則網訊,是關於後三十年一則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冤假錯案的:

  在趙紫陽去世十周年之際,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專訪趙紫陽最小的兒子趙五軍。趙五軍說,在他全家繼續爭取骨灰安葬的權利的同時,也希望官方的結論被人們記住。當被問及是否希望官方的結論被重新否定時,他說「我希望『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刻在他的墓碑上,對於我們家人來說,這不是什麼恥辱,是我們的光榮。」

  一位接近趙紫陽子女的友人星期三告訴記者:「五軍的這番講話,不僅僅是趙紫陽目前家庭成員的一人講話,他家裡都是這樣的想法,這正如趙去世以後,他們家庭子女寫的一副對聯所說的『支持您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能做您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我覺得這是趙紫陽子女集體的心聲。我對他們子女十多年來所表現出對父親的愛戴、理解,我覺得非常好」。

  被中共中央長期囚禁至死的前總書記趙紫陽,到今年年初逝世已屆十年,他的遺骸卻還不能入土,依然被他那些曾經和百姓同聲高歌「要吃糧找紫陽」的恭順下級和下級的下級們長期囚禁著。這倒是中共為人類歷史貢獻的又一筆空前絕後記錄,很令它的黨員臉紅,也使它的朋友寒心;而如果此例不改,中共現在和以後的任何一把手,恐怕即使鑽進骨灰盒進入八寶山,都無法對自己能否安然去「見馬克思」產生信心。

  但是趙公子五軍所傳達趙氏遺屬的一致希望,將在趙公的墓碑刻上當年中共中央封贈他的誅語「支持動亂和分裂黨」,我以為是絕好的主意。

  歷史真相對趙紫陽是最大的光榮

  本來,對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反腐敗求政改的民主運動的態度,黨內高層發生的「分裂」是顯然的: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真正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人們,堅持中共對人民的一再承諾,主張在理性和法治的基礎上把群眾的抗議轉化為政治改革的助力,推動國家向現代文明前進;而以軍委主席鄧小平為首的以「打天下坐天下」為當然、以死守「鎮壓之權」為天職的皇族維穩家們,則視人民的抗議為洪水猛獸為亂臣賊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其結果是法理上的黨政最高領導被事實上的皇族集團使用軍事鎮壓的手段所制服,在震驚中外的坦克碾壓下「平定暴亂」。而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分裂」自己領導的黨、支持擁護自己政綱的群眾在廣場和平搞「動亂」,則成了他的罪名和新朝合法性的象徵。但是,這樣的「罪名」何嘗又不是趙紫陽以及他的支持者們與政變者們根本界限的象徵呢!

  從那時以來,黨內外一直存在著為這個罪名平反的聲音,而時過四分之一世紀,這種平反卻毫無徵兆。其實原因很簡單,和各種技術上的冤獄個案不同,一樁政治冤案的形成,總是來源於某個政治集團的某種政治利益;平反罪名的前提條件,或是該利益集團的下台,或是(很難)他們的悔悟,總之以徹底否定和放棄造成該項罪名的利益為前提。當代中國最大範圍的一次「平反冤假錯案」,發生在神化毛澤東的文革利益集團下台和迷信毛某的廣大黨內骨幹的覺醒之後。沒有這樣的條件,不會出現給任何政治冤獄平反的「救世主」。而這正是無罪的趙紫陽不得平反的原因。

  其實站在趙紫陽的角度看,他真希望那些踏著群眾的(也是他的理想的)鮮血上台的人們,以及繼承那些人遺產遺惠的人們,會給他平反,說當年他並不支持反貪腐求政改的學生,並未與死保專政體制的皇族世家搞「分裂」反而和他們沆瀣一氣嗎?他希望那些人嘻嘻哈哈和他握手言歡,說「原來你是我們的好同志」嗎?這是為他平反還是對他污辱呢?所以,只要一天不出現平反所需的前提即不能斬斷對那次所謂「動亂」「風波」的鎮壓形成的利益鏈,那麼在墓碑上鮮明刻上被栽的罪名,事實上就使該罪名成為他和那些借鎮壓而形成的利益集團的鮮明界限,這就保存了歷史的真相。而歷史真相對他,用趙五軍代表可敬的趙氏遺屬的話說,就「不是什麼恥辱,而是最大的光榮」!

  走資派平反和右派改正

  上文說到文革以後那次「最大範圍」的平反,那也僅是指其範圍而言,至於平反的深度和質量,則各有很大區別。對於文革所收拾的「走資派」,因為上台主持平反的就是他們自己,自然毫不猶豫地「全盤否定」,連其中某些人欺壓群眾營私舞弊甚至推行弊政誤國害民的惡行也一概抹掉,「不留尾巴」。而對於那以前「十七年」的種種冤假錯案,則視它和掌權平反者的關係而定深淺了。最惹人注目的,莫過於反右派運動受害者的處置。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進攻」,其實正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預演,其主要訴求正是反對後來文革發生、腐敗泛濫的病根──不受監督的權力,所以否定反右也是否定文革的題中之義。可是當年反右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卻兼為平反冤案的關鍵點頭人,且那時正在復位的當權者中又多為反右受益提拔的長官,所以對於文革和反右兩者的處置就顯著懸殊:全盤平反文革罪名而根本肯定反右只個別「改正」其「擴大化」!正因如此,沒有一個走資派後來承認自己的「走資」罪名,而右派們的境遇卻大不相同了。因為根據「鄧小平理論」,對右派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連個「平反」都不能給他們,賞給一個「改正」卻連其名稱都是從當年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抄來的,那是說運動後期發現劃了個別不符右派標準的應當「改正」過來。雖然由於真正同情右派民主追求的胡耀邦們的堅持努力,使那次「改正」的約數竟是五十餘萬分之五十餘萬,幾乎等於全體一風吹掉,可是並不觸及該運動以言治罪的反憲法反人權本質,只說右派當年起的是好心說的非壞話所以無罪,無異承認黨治下的人民只能心往一處想話揀好的說,否則就是罪大惡極就該以言治罪;這當然不是對憲政、人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了。所以,如同紫陽只能同六四政變當局「分裂」一樣,右派也不能不同堅持以言治罪原則的人們劃清界限,不會和它同「派」:只要後者把言論自由的要求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麼,保存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名份,以區別於那些以擁黨擁社會主義之名行獨裁專政搞壞資本主義之實的團夥,對於保存反右運動的真相,應當是不二的選擇。這就大不同於前「走資派」們對自己罪名的厭惡了。

  不久以前,有兩位文化名人兼中共高幹逝世,比較他們的訃聞,因此看出這點區別。一位是二月十日逝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原書記鄧力群,新華社訃聞甚不尋常地稱他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並無一字提到他在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幾年之久。另一位是三月三日逝世的出版家、雜文家曾彥修(嚴秀),同是新華社發出的訃聞中明白指出他「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兩者的相異還包括訃聞發佈的時間:鄧力群的是在他逝世當天,而曾彥修的則在逝世一周以後。鑒於官方發佈的高官訃聞雖都出自「組織」擬定但一般均須商諸家屬,曾彥修訃聞的顯著延遲當是雙方在內容上曾經反復商酌。他們商酌的是什麼,我無從知道。但是就我對雜文大師嚴秀文品人品的瞭解,特別是知道當年他作為人民出版社領導反右運動「五人小組」組長,為了保護同仁而把自己劃成右派上報,我相信如果他泉下有知,對於這段訃聞必須保留他曾成為右派的內容,應當是始終堅持的。他絕不願和那些只顧追隨領袖的陰謀陽謀不顧人民的生死存亡的上峰們同「派」。這畢竟是當年的真相,「不是什麼恥辱,而是最大的光榮」啊!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於不設防居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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