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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5日星期六

王军涛:专制模式的癌症——从郭文贵到蒋洪亮透露的政治信息

图:郭文贵


集权导致腐败,发展不仅没有解决旧的问题,还带出新的问题。腐败已由个人腐败发展到集团腐败、制度腐败、全社会腐败,甚至腐败成为风俗习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大集权导致更大的灾难。

2015年,持续激化的中国政坛权力斗争继续令人缭乱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徐才厚病死和周永康被审判、郭伯雄父子覆没、令计划被抓后传言曾庆红也可能被调查。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视野又被两个新的事件吸引:郭文贵隔空辱骂胡舒立和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自杀。这两个事件传递出新的政治信息。
信息之一:权力斗争残酷前景
这两个事件虽然涉及权力层次并不高,其八卦想象空间也未必比权力大亨落马更大,但据说传递出更残酷的政治斗争前景的信息。
在坊间看来,郭文贵貌似传奇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地痞使用流氓手段成为暴发户的发迹过程。虽然笔者尚无确切资料证实围绕郭文贵争议的事实和说法的确切程度,但仍然可以探讨这一事件的另一重政治涵义:郭文贵发起的挑战预示中共高层殊死权争的新前景。表面上看,此次争端中郭文贵直接挑战的是胡舒立及她所领导的财经团队;这是他一贯做法,面对发展的重大路障就用权力黑道方式置对方于死地。但由于这次涉案人员有习近平和王岐山要整肃的国家安全系统的要员,郭文贵挑战的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控制局势能力。如果习近平和王岐山不能迅速摆平郭文贵,那么他们将面临政敌的殊死反扑。自从习王大规模反腐整肃官场开始,尚未有实质性的抵抗和反扑,原因是那些被整肃的官员出于对后果不清的顾虑不敢动作。郭文贵可能以"小痞子"的方式探出习王应对反扑的路数从而撕下不可挑战的神话。特别是,如果习王不能在短期内拿下郭文贵,会使得对手们发现习王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习王最终拿下郭文贵,其路数也会让对手看出强势中的破绽或弱点,对手会采取比郭文贵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反扑。总之,郭文贵的挑战行动会让至今还有深厚人脉关系的习王政敌布局反攻。
蒋洪亮案件则有一个解读角度权争前景。坊间传说,蒋洪亮是江泽民看重钦点的爱将。本应按部就班地进入高层,但却不明不白地自杀。笔者在以前文中分析,习王反腐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重洗18大权力格局,为了拿下19大中委的多数,今年是关键。官方媒体报道蒋洪亮是抑郁症自杀,这显然不能服众。如果蒋洪亮是因为被查处贪腐案逼死,那么这表明习近平和王岐山整肃贪腐抢滩19大已经开始动江泽民比较器重的人。这使得习近平和王岐山与江泽民的斗争进入刺刀见红的肉搏战。以江泽民的脾气秉性,一定会尽力拼搏。
动令计划和扬言动李源潮表明习王与团派为敌,蒋洪亮表明习王与江泽民派系为敌,习王面对强敌能继续动作,所挟持的是高位声势下的强力运作震慑使得政敌不敢反击。郭文贵撕开他们的震慑威力的外强中干后,一旦政敌反击,中共权争会进入乱局。
曾几何时,89后中共的维稳发展甚至被西方民主国家的学者视为成功经验;不少专家认为,中共成功地解决了专制体制的软肋之一:围绕继承权的殊死斗争。现在,中共权争如此惨烈,甚至诛十族,使得那些欣赏中共发展模式的专业分析破产。中共与一切专制体制,无法消除权位继承带来的权力斗争。
信息之二:官商勾结的腐败机制
郭文贵和蒋洪亮的案件虽然是官场权争引出的大案,但其暴露出的官商勾结的机制,揭示出中国式腐败的特殊机制。
郭文贵的出身在中国属于底层,但他能数度大起大落,与他善于结交和使用权势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不乏这样的暴发户,运用腐败手段收买官场权势人物给予照顾,使其可以获得暴利。但郭文贵几次面临厄运不被毁灭,不是仅仅靠巴结官场权势人物,而是能置与其作对的权位高官于死地,这使其几乎成为传奇人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与他收买的是特殊官场权势者有关。他的权势靠山是中国安全部门的高官。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和国保系统高官张越是他的后台。马建和张越以他们的掌管的安全系统为郭文贵提供打击高官的资料,铲除与郭文贵摩擦的商界对手。中国的腐败竟然将国家安全机构卷入小混混间的争斗,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到好笑和胆寒。
相比较而言,蒋洪亮的腐败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主管地方的高官,勾结地方商界巨子,这是中国到处都有的现象。邓小平时代中共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要求中共各级官员傍大款,支持和扶植所辖地区的企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商紧密合作。在没有宪政分权和公民自由表达的压迫型政体中,特别在奉行维稳压倒一切保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下,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官商勾结必然导致极度的腐败。据说,蒋洪亮卷入的腐败是其亲戚蒋锡培经营的无锡奥锡达公司有关。当然,在中共体制下,这类腐败是不大的事儿,蒋洪亮应当是死于官场内斗的恐惧。
直到最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被说成是世界发展的奇迹。甚至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的专家要对这一发展过程提炼出模式用于指导其他国家的发展。某些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还指责习近平毁坏了江泽民时期推行的国家发展模式。郭文贵和蒋洪亮的案例则揭示这样的想法多么可笑和荒唐。人类现代化发展是通过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而进行的。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中国式的企业发迹是怎样的罪行!看到他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发展会伴随贫富差距、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
信息之三:专制模式的破产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总结毛的教训,以威权政体维稳保障以改革促进经济告诉增长。他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贫穷;只要经济发展了,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问题。然而,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集权导致腐败,发展不仅没有解决旧的问题,还带出新的问题。腐败已由个人腐败发展到集团腐败、制度腐败、全社会腐败,甚至腐败成为风俗习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但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共产党代表的不仅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是腐败暴虐至极的恶势力。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共产党专制下不会有社么和谐;不仅普通人的权益和尊严被践踏,而且权贵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
那么习近平和王岐山的集权反腐会解决问题吗?郭文贵和蒋洪亮的结局似乎告诉我们:这可以解决腐败问题。人类政治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告诉我们:这种集权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一些腐败问题,但从长期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大集权导致更大的灾难。其实,只要有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就不会有郭文贵和蒋洪亮这样的恶劣势力发达。
(作者为美国格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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