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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日星期日

阿離訪問舒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安門


【明報專訊】「我好衰唔衰拍了一套《沒有太陽的日子》,所以每一年六四都成為我的包袱!」 舒琪爽朗笑道,話語間,沒有一種自恃的光環。

九○年,舒琪完成了香港碩果僅存以六四為題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從沒公開放映,悄然隱身在一片鬧哄張狂的港產片背後,安候在歷史的斗篷內;每年的春夏之交,像懷着某種上承的使命,一次又一次,步舞台前,傾身展現印刻在心底一隅的幕幕永恆影像。

人的腦海,是一間電影院。影像、對話、氣氛、情感、觸覺,都可以盛載於記憶的膠卷之中,編輯整理,藏於心房。

牢記、忘卻、剪去、刪改,都是個人選擇。舒琪說:「選擇堅持的,就堅持下去。」

二十五年前的團結一致

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學運的熱潮在整個古老國度流瀉,即便是長久隔在一河之外的小島城民,都被黑壓壓的廣場人潮佔據心神。舒琪記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特別是文化和演藝界,有一種同舟共濟的心志。曾赴北京與好友導演王小帥一起遊行的他,把在《經濟日報》以寫影像為題的專欄寫成天安門實况小說,一如劇本般的激情主觀描寫,卻從沒被刪被抽,「因為這件事令所有rules都無所謂了,只要你投入,能夠在整個運動中幫忙,就容許你做任何事。個個作家都開天窗,編輯不會打電話來問,有種同仇敵愾。」隔了好久好久,人們終能在那些同在的景象中發現,香港人,能如此團結。

坦克車.開槍逃亡的聲音

共同的記憶中,也包括一片漆黑:「看電視,軍隊入城,噗一聲,一個長時間的漆黑畫面,但你聽到聲音,是坦克車的聲音、開槍的聲音、逃亡的聲音。」舒琪的記憶,總以影像鋪展。他記得,槍炮穿空的那個晚上,自己在客廳中奔走來回,瘋狂地致電給朋友、同學,國內的外國的,他知道自己需要把這片漆黑,告訴世界。翌日,他把正在應日本NHK之邀而製作的紀錄片的主題,改為六四。從個人家庭開始,舒琪再找來好友張堅庭、葉德嫻、文雋上鏡,好友黃仲標擔任攝影師,不到一星期便埋班。影片開場羅曼菲在《輓歌》中的自轉獨舞,也是因緣際會受杜可風與林懷民之助而拍成的,「那時候人人都很generous,想作品讓更多人知道,不用簽合約,無agreement,『(扮林懷民)用吧用吧!』許多人也如此,覺得可以參與和發表,能夠平衡一些激動情緒。」

拍攝,作為一趟思考旅程

《沒》片被認為是舒琪個人的六四。他記得,紀錄片在沒特定計劃的自由狀態下完成,任省思與情緒通過影像迸發交織。國家、自由、民主,他無意以影片解拆這般宏大概念;要發掘歷史在個人身上的刻鑄,必須回溯生活,捕捉當下的受感,「經過這件事後,香港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不會的,那麼大的城市,但我想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會是怎樣呢?」而香港和六四,到底有何關係?心頭繫着這些疑問,舒琪展開了他的一趟探索與思考旅程。涉海潛洋,訪問不同人物,觀察不同光景:那新豔藍海、奇異樹影、喧嚷的唐人街,「去到澳洲,從酒店出來,就見到很靜,靜得一架車也見不到,一直眺望過去都是平坦的,到遠處,跟天空連成一線。你有種很不同的感覺,我想捕捉這個感覺。」幕幕與那夜無關的生活,情緒底蘊下卻抹不去創傷的千絲萬縷;正正是這些無關與距離,更能開闊對六四的思考。

參與燭光晚會 有否政治覺醒

回看《沒》片,多處思考與當下緊緊呼應:對國族身分的省思、對民主人權的覺察,甚或對港人參與學運的批判。近年,六四燭光晚會被批評為「自瀆式」不思進取的空虛儀式,恍如宗教手勢一樣無力貪乏。早在當年已有此種反思。在重建民主女神像運動中,藝術家黃仁逵也曾指出香港學生的參與很多時只出於為「心安理得」的附和,卻沒有真正意識到民主女神作為反建制的一種挑釁象徵,一遇恐嚇便退縮,他說:「上了街就好開心,下次有事又上街,這不是一個政治覺醒。」

這種港人懦於犧牲的品性,與當時的移民潮遙相呼應。六四後,不少人移居他國,或領取別國國籍當買「政治保險」。影片以舒琪自己的家庭出發。大哥將與一家移民離港,二哥長居澳洲教書,只剩他與老媽在去與留當中踟躕。當二哥問他要不要移民一兩年買個政治保險,他背着鏡頭說:我做不出來。「我不能過這條底線。對我來說,買政治保險,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為」,「我不能夠說你是錯的,但這是integrity的問題。如果我真的移民,就要移架啦!如果我只是買條後路,即是騙人!我不能夠揸住兩個護照,邊個啱用就拎邊個出來。」二十五年後,舒琪依舊思言行一致,「我很感謝我媽咪和學校對我的教育。我媽是一個好正直的人,有正義感,這影響我很深。」

因着電影 了解中國

對氣節的固執,老土得來,令人惜敬。十多歲開始寫影評,已是左派統戰的對象。他第一次回大陸,就是由左派帶他到廣州參觀人民公社。到達大寨,只見成班工人在吃大鑊飯,一碗碗黑色的米,就是一群刻苦熱血的工農們的維生食糧,「我們那時覺得,食那種食物,是與有榮焉。那時共產黨的理想是很appealing的:為國家建設,大家一起刻苦,相信一個理念,就是平等,人民作主。」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紅潮燒得正盛,左派理論解拆世界,把資本主義視為必須攻訐的意識形態,即便是高達的La Chinoise也是高舉「紅簿仔」。然而,鍾情電影的舒琪,自大學後益發感覺到左派文藝的空洞樣板,而文革與改革開放對左派支持者更是重大打擊,在質疑與失望之中,他與國家、政治,漸行漸遠。

把他帶回中國的,卻又是電影。八十年代早期,中國政府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重新開放,舒琪得以多次回大陸看片與訪問明星,因而耳聞目睹許多文革故事。有一次,他去探望導演田壯壯,「田壯壯阿媽叫于藍,是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也是延安分子,根正苗紅,年輕時是當紅女明星。那時見她發現她一邊面沒了感覺,原來是文革時被人打,打到半張臉都死了。」又一次,他跟路上認識的民工回家吃飯,發現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都遭受巨大傷害,不論是身體,還是心靈,「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真的,就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巨大痛苦下的受害者。」穿梭在一個個生命被摧毁的記憶裏,他才覺悟到這件既遠又近的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根爬結底的傷痛,「這令我重新思考中國是什麼,再回想到六七暴動、滿街菠蘿的時候。你感覺到它正要來到,你有必要去認識它。」

刻痛再思六四 從投入到退縮

不論是文革還是六四,歷史事件對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有不同意義,舒琪笑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天安門!」對一些人來說,天安門是凝固着理想的活碑,紀念無私純正之義;對更多的人而言,或許早已封塵積垢,化於冥土。六四過後,城市的恢復比想像中快;生活,永遠有其削平情緒的橫蠻之能,「香港人最大的特質,就是自私。」舒琪的觀察,如他一貫對電影的評論,尖銳、坦直至痛處,「香港人對自身的利益很緊張,那是他的底線。如果你可以讓他保有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什麼都不理。公義和Integrity,這麼大的字眼,香港人到一個地步是,他可以毫不理會,如果他的自身利益受到保障。」

捐錢,買個心理安慰

年復年的,他到不同大學播放同一紀錄片,一再反覆思辨他的「天安門」,有個刺痛反思: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很可能始於香港人對前途的不安。中英聯合聲明後,如日中天的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限;想到那將要壓在頭上的共產黨,令港人產生了巨大恐懼,「香港人擁有太多,就害怕失去。面對共產黨,面對不可逆轉的現實,一旦學生運動出現,就似見到有希望,真的相信這個運動去到那個層次,是可以改變到中國的命運。」也許,不少港人並非全心相信民主人權,只是潛意識,想買一個夢、一個保險、一樁投資,「香港人最叻就是捐錢,買一個心理安慰。潛意識中,他們是希望透過這樣,去推動學生的民主運動,如果學運成功,就能改變他們自己的命運。」當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與東華籌款也別無二致,「今日你付一百元,會在熒光幕上物質化地呈現出來,變了一堆帳幕。我們就像在贊助一個活動 ,但我們坐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支援民運以改變命運,又有何不合理之處?「合理,但一旦這個夢碎了,而那個衝擊是這麼具體而危險的,你就會明白」,「香港人以往很自信,但原來有一件事可以很快把你的自信打到崩潰。那個覺醒,令你知道原來夢是假的,你意識到所有政治和國家的事,最好跟你無關。你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做了這麼多事,原來,脆弱到一開槍,什麼都沒有了,因此退縮特別快。」

一無所有 而毋懼

二十五年來,到底當日「覺醒」的人,到哪去?香港憑藉當日的刻痛,又改變多少?舒琪從不樂觀,他形容,現在香港是「爛仔社會」,人的不安愈來愈嚴重,犬儒之性愈來愈普遍,各家自掃門前雪,議政論事繼續只在安全位置,在面書寫一個statuslike了即是支持,數罵他人發泄後已感滿足,「香港人太聰明太現實,無改變過」,「現在香港人是無,就更加更加退縮。為何silent majority那麼多?經歷了這麼多事,何以沒有一個意識的喚醒?」

年輕人是最大希望

港人年年紀念六四,卻也是換來一個荒漠,一城犬儒。到底六四又有多大意義?「有!你睇吓年輕人!他們是我們的最大希望。」二十五年前後,歷史的牽頭者都是一無所有的學生。舒琪坦言,成年人太世故,放不開的太多,最後也是懦弱,「我們如果無,就不知如何生存。我們擁有過,知道擁有的好處,擁有的甜美何在,但他們從來沒有,亦沒有想過要有。」無所有,即無所懼。

舒琪說了一幕場景:日前的紀錄片放映會上,有學生坦言,面對當下香港的困局,束手無策,「學生也不知怎算,去遊行無用,可以點?怎料有個學生舉手說,「尋日我放學搭船返澳門集會,有二萬人示威,香港係澳門人口十三倍,我番去,即係有十三個人返咗去,三個人就係三十九個返去啦!」說着,露了個老懷安慰的笑。

他說,自己不是樂觀的人,卻也不會絕望,「我的信仰告訴我,這個世界沒有一定。」

關於香港人身分

在高舉「香港人」身分的當下,舒琪卻坦言不明白何以要那麼強調香港人的身分,也不認為重視「本土」就要捨棄與其他文化接觸互通的機會,「去到最後都是人,你不能把人一概而論。你不能容許自己讓這些觀念去阻礙你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因為事情沒有絕對。」


當日在《經濟日報》的專欄文章,收錄成六四實况小說《天安門演義》。讀着,就如一幕幕廣場歷史的再現。當中熾熱的情緒與文句,可以想像,人的靈魂被燒炙的傷痛,沉積在心房暗角。舒琪坦言,每年到六四燭光晚會都無法忍受主持人一副哭喪臉,但「參加的普通人,是一種純粹的堅持,作為提醒,那件事真是很痛。看見這麼多人,你覺得,那件事還在他體內。」(圖×陳淑安)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影片撮圖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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