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

吴国光:语言的二元化与人格的分裂——试谈语文教育的政治与中国的民主化(附严家祺、陈奎德文)




吴国光 Wu Guoguang
引言:语言的政治学 

    教育从语文开始。在多种意义上,语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础。首先,学习语文,特别是语言,是教育的起步。这从幼儿呀呀学语就开始了,起步远远早于其它方面的智力教育。其次,语文是进行其它教育(特别是智力方面的教育)的基本工具,一切教育都首先以语言为基本载体。再次,语言是人们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本身就成为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最后,语文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的基本工具,还构成普遍意义上的长期(或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总之,可以说,没有语文,就没有教育;语文教育是最为基本的教育。 
     
    然而,与其它很多方面(如数学物理等)的教育不同,语文教育的基础性和社会性,并不构成它对政治的免疫,反而为政治的介入敞开了大门。在一个具有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遗产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历史上都高度重视语言文字的社会,也尤其如此。事实上,语言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制度往往有密切的关系。它一方面为政治生活所塑造,另一方面又反过来给予政治变迁以重要影响。所以,“语文的政治”或“语文教育的政治”,就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就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而非语言学的角度),试图提出这个问题,并做初步的探讨。 
     
    我们探讨的重点,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语文政治”或“语文教育的政治”,而是聚焦于民主化的前景,观察和分析目前中国的语文教育所可能在政治层面对民主化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托克维尔式”(Tocquevillian)的研究,因为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民主制度的最为深刻的观察家之一托克维尔,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在美国语言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开创了这一方面研究的先河。 
     
    不过,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似乎还鲜有这一方面的文献;而在中文语境中,这更似乎仅仅是一种尝试与开端。本文因此很难对此作系统的论述,而宁愿从一种具有语言社会学含义的普遍而突出的现象即中国语文的“二元化”现象出发,借助政治科学的一些概念,联系政治制度转型,初步地探讨这一语文教育所生成的社会语言现象如何帮助维持政治专制,以及其对于中国民主化所可能具有的义涵。 
     
    公共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分裂:中国语言的二元化现象 
     
    什么是所谓“语言的二元化”?请允许我从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说起。 
     
    在某种程度上,听中国话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精神折磨。生活在一九九七之后的香港,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在日常生活中,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讲普通话。本来,对我这样一个大陆背景、完全不懂广东话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好事。语言交流上的便利不用说,还因此少受当地人的歧视。但是,颇有一些人,是从电视或与官方人员的交流中学习普通话,特别是那些所谓“精英分子”们。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次,我所在的学校接待北京市行政学院来的一个访问团,本校一位专责与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层官员,在饭桌上一口一个”共和国”如何如何。还有,回归不到五年,香港政府那些多半辈子受英国教育的高级官员们,已经学会了拉着长腔讲话,并随时停顿以接受听众的鼓掌。这些作为,从词汇到腔调,由于那种学习过程中所特有的夸张,恰恰凸现了中国语文所遭受的窘境。 精神折磨的第二种途径是电视。最近几年,香港的收费有线电视中外国频道越来越少,中国频道越来越多。比如说,我所在的学校教授宿舍区的有线电视,一共大约十个频道,除了三、四个香港本地频道之外,原来大约有一到两个普通话频道(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是凤凰卫视),另外的多是各国电视,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今年以来,后者则减少到只剩一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美国商业电视频道),新增加的都是中资电视频道(仅中央电视台现在就占三个频道,包括普通话和英语广播;事实上可以认为是中央电视台海外分部的凤凰卫视又占了三个)。打开电视,常常听到的就是那种拿腔拿调的广播。本文写作时,正是“六一”前后,电视上多是有关儿童活动的报道。听到那些孩子们也假模假式地说话,只能愈发感受到在中国语文教育被政治践踏的病态。 
     
    我这里还不去涉及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说假话。我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存在一种“假语言”。通过语文教育,中国语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语言特点,就是公众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的两个基本元素即词汇和腔调上的二元化。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人像电视播报或像官员讲话那样说话;而电视播报和官员讲话,又一定不是像日常生活中哪怕这些播报者和官员本人的说话。如果以日常生活语言为“真”语言,则另一种语言即“假”。“假语言”与“真语言”形成两个世界。前述本校官员尤其可笑,就在于他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区别,把电视上的话搬到饭桌上来讲。
     
    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与其它社会,比如说,美国,做一个比较,中国语言的这种“二元化”就更是显而易见了。美国总统在官式场合讲话,当然严肃郑重的多;但是,他的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有多大区别呢?那么多的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在电视上讲话的语速、腔调等等,与日常生活中一般人说话有多大区别呢? 如果区别不大,则我们即更加疑惑:为什么中国语言就有这样一个“二元化”的特点?这一特点,既然主要涉及公共场合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与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特质有什么关联吗?它又会反过来如何影响公共生活呢? 

“假语言”、“真语言”与人格分裂:语文教育如何维持政治专制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中国语言的这一“二元化”特质,是长期政治专制制度的产物。
    在民主政治下,为了取得选民的信任,政治家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言说话;因此,语言自然趋向以真实的日常生活语言为基准,从而不断打破在社会生活中本来也会随时形成的“小圈子”语言规范,促成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的现实。正像托克维尔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所观察到的一样,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数人为语言确定规则,就像他们为任何其它事情确定规则一样。 
     
    中国政治的吊诡,在于它既不是民主政治,却又标榜“人民民主”,也确实是二十世纪人民革命的产物,并从来都趋向于某种民众主义(populism)。表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既不像一般非民主社会,具有贵族语言与平民语言的“二元化”,也当然不像民主社会,语言趋于一致;而是形成了我们这里所观察到的公共语言与生活语言的“二元化”。前者并不完全属于官员,后者也并不完全属于民众。无论官员或民众,只要有机会在公开场合讲话(当然官员更多地拥有这种机会),就会官腔官调;而即使是官员,日常说话也会回归后者。 
     
    这样一来,所谓“公共语言’实际上就失去了任何生活基础--这是我们称之为“假语言”的根本原因。传统权威主义社会的贵族语言,仍然具有其贵族生活的基础,因此是一种真实的语言;它可能主导公共生活,尤其是主导国家政治生活,但这种政治生活本身也是真实的,包括真实的不公平和真实的权威主义。中国今天的情况与此不同:所谓“公共语言”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语言,就像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一切“公共生活’都是虚假的一样。其直接政治影响,就是人们习惯于用“官腔”来对待公共生活(也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中形成两面人格。这就是说,在公共生活中,人们使用一套语言和相应的思维方式,也就当然地尊重那种语言所蕴含与表达的价值观念,遵循那样一种游戏规则;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则回归自我,是用另外一套语言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尊重另外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这样,人们就普遍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现象。
     
    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两套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明显地处于相互抵捂甚至冲突的状态。身处其中的人们,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与冲突呢?看来,他们的基本战略,就是把自己的真正生活与所谓公共生活完全区隔开来。这就像演员演戏,明明知道戏剧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上了戏台,就要用那种语言那种腔调讲那一套;回到台下,一切如常。演戏与现实的最大甚至是唯一关联,可能就是演员要藉此为生。同样,在目前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那套所谓“公共语言’有什么真实意义,但是那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和技巧。 讽刺在于:那个虚假的语言世界,就政治层面而言,却同时也是一个真实世界,甚至是一个比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更为坚硬因而更为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生存的专制政治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构造与存在。它有其虚假的一面,那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承认它的合法性;它更有其真实的一面,那就是它的权力使用。由于人们可以退回日常生活,于是大家就假装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假装”确实不过是“假装”。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能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他们为此愿意在公共生活中做出那种“假装”;但恰恰是这种“假装”,一则麻痹了人们的良知,二则模糊了人们的认知,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无限制地容忍公共生活的专制状态。对专制政权和一般民众来说,这种“语言的二元化”都成为非常必要的和可以容忍的:专制政权容忍真实语言,因为一般民众因此愿意与“官方语言”妥协;一般民众需要”官方语言”,因为这是他们在政治专制下生存的起码技巧。通过包括学校、媒体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语文教育,这种语言二元话与人格分裂成为正常状态,政治专制的生命力因此居然蓬勃不衰。 
     
    停止“假嗓子”,还原真身分:真实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政治专制的民主化转型

 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化时,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种看来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制度,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那些昨天还在那个制度下“假装”的人们,为什么在那个晚上突然决定不再继续“假装”下去,而要完全抛弃那个制度?在有关这场革命的大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那里的人们曾经长期生活在私人愿望(private preferences)与公共愿望(public preferences)相分裂的状态;他们虽然私下早就对这个制度极度不满,但是不敢确定别人也是这样不满;他们甚至能够蒙骗自己,认为自己真的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政府和这样一种制度。而一旦当某个机遇使大家相互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意愿时,革命就在一夜之间完成了。
     
    中国其实早就走出了这一阶段;现在,恐怕很少有人不敢确定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对于这个制度非常不满。一九八九年的五六月间,人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了这种不满的积聚程度。问题是,在这之后,出于恐惧,人们再次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而当局则在中国社会彻底完成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区隔,给你私人的自由,而在公共空间你则容忍政府为所欲为。但是,人们是不可能仅仅生活在私人空间的,他们必定同时生活在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于是,我们看到,89之后的中国,就是一个人们小心谨慎地不去在公共空间冒犯当局的局面;人们在这里继续使用当局的语言说话,从而“假装”出一副相信当局并愿意与当局合作的姿态。对这些“实际上”不再接受现政权和现制度的人来说,他们聊以自慰的是,自己不过是在“假装”;可是,对于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仅仅这种“假装”本身,已经就是一种富有而强大的资源,可以支撑自己了。
     
    这也等于说:一旦人们不再“假装”,中国政治的巨大转型就会发生。在公共空间以日常的真实语言说话,就是抛弃“假装”的第一步。这也就是让每一个人在面对国家权力的时候成为他(她)自己,而不仅仅是在面对自己和亲朋的时候才成为自己。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真话”,那主要涉及的是内容的判断;我所强调的,仅仅是“用真实的方式说话”,那更多的是一种风格的真实。打一个比方: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意见,可能你真的是在说谎,但是,只要不再使用“假嗓子”,人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别人的真正身份(identity),从而建构起具有起码意义的真实”公共空间”。而从这样的公共空间走向民主化,正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早就已经提供了许多案例的可能道路。


【附录1】

中国新教育运动在夏威夷出发 

严家祺
二十世纪初,中国曾出现过一场「新文化运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将产生一场「新教育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可以指望新教育运动的发起将与「夏威夷」联在一起。  

四地学者参加中国教育问题会议  

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在火奴鲁鲁的夏威夷大学,召开了一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由夏威夷大学中国中心和教育学院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协办。会议由陈奎德策划和筹办,基金会副主席邵建平主持。会议讨论了「现代中国教育的历史」、「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及其改革」、「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教育」、「中国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台海两岸的教育体系」和「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教育」七个专题,由于时间原因,七个专题合并为六个专题讨论。

出席会议的学者来自台海两岸和太平洋两岸「四地」,东道主夏威夷大学的郭颖颐教授热情地欢迎了与会学者。会议的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由于会议讨论内容的重要性,我相信,这次会议成果将在几年至十几年的时间内,慢慢地从夏威夷经媒体传播到北京、上海、南京、西藏和整个中国。
  
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不同,新教育运动由于「发源地」不在中国境内,新教育运动不能立即在中国国内展开,新教育运动的一些重要内容尚需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和成长,夏威夷教育会议不过是为未来的新教育运动作出了良好的开端而已。

吴国光提倡“在公众场合使用日常语言”  

语言与文字不同。语言表达除了文字内容外,还有说话的腔调。这与时代的、政治的环境密切相关。今日中国大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内、在私人朋友之间的说话,与在政治场合、公众场合的说话呈现两套「语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吴国光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专门探讨今日中国「语言的二元化与人格分裂」现象。吴国光说,教育从语文开始。在多种意义上,语文教育都是教育的基础。「目前中国存在一种『假语言』。通过语文教育,中国语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语言特点,就是公众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的两个基本元素即词汇和腔调上的二元化」。吴国光说,今日中国的「公共语言」完全是一种虚假的语言,人们习惯于用「官腔」来对待政治和公共生活,而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官员,都会「回归自我」,用日常语言说话。这样,就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中形成「两面人格」。  

吴国光说,中国语言的这一「二元化」特质,是长期政治制度的产物,在民主政治下,为了取得选民信任,政治家必须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说话,使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一体化。而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公共语言(包括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明显地处于相互抵触甚至冲突状态。吴国光在这次夏威夷教育会议上,提倡「用真实的方式说话」,在公众场合不再使用「假嗓子」,「用日常语言」说话。「一旦人们不再『假装』,中国政治的巨大转型就会发生。在公共空间以日常的真实语言说话,就是拋弃『假装』的第一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假声假调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批判旧礼教。实际上是在思想领域反对「文言文」和「旧礼教」这两大束缚。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一直保持到今天,尽管今天还有人用「文言文」,还有人以「新儒家」自居,孔子和儒家重新得到一些人的推崇,但「文言文」和「旧礼教」不再是当代中国人的「外在束缚」了。  

我一直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形象」,奇怪的是,外交部发言人一换再换,从陈健、沈国放到孔泉,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与白宫发言人相比,其最大区别不是说了甚么,而是说话的「腔调」。连中国外交部的女发言人章启月,也是同一「腔调」。听了吴国光的讲话,我才茅塞顿开,并不是中国缺少优秀的外交人才,而是几乎所有外交人才受到「当代政治文言文」的束缚,在外交场合不能用「真实语言」与「真实腔调」说话。在近几年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语言二元化分裂,陈健最轻,朱邦造最严重,所以,两人结果也不同,陈健到联合国出任副秘书长,朱邦造去了突尼斯。  

在这次会议上,我评论吴国光论文时说,吴国光提倡「在公众场合使用日常语言」,可以与当年胡适提倡「白话文」相比,吴国光与胡适不同的是,胡适是在有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提倡「白话文」,而吴国光在夏威夷提倡,在中国大陆,专制主义仍异常猖獗。吴国光提倡「在公众场合使用日常语言」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过程,也许比当年胡适提倡「白话文」为人们广泛接受要慢得多。所以,「新教育运动」将是比「新文化运动」更为漫长、持久的过程。

《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  

就像「新文化运动」不只是「提倡白话文」一样,「新教育运动」不只是「提倡在公众场合使用日常语言」,新教育运动还有更广泛的内容。  

新教育运动的中心是在中国推动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在所有儿童、青年、成人中普及基础教育。在这次会议上,北卡罗莱纳大学戎雪兰教授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教育在地区之间、性别之间、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藏族学者乌金专门论述了中国少数族裔受教育权利问题。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就当前中国教育产业化提出了看法,她认为,教育产业化与反贫困战略是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下,由于政府对「教育」作为「全社会的公益事业」缺乏认识,中国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挪威、瑞典高于百分之八,美国、英国、法国在百分之五至六之间,而中国的水平与塔里班时代的阿富汗、与柬埔寨、索马里相当,不及百分之二。这次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冠以《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其中第十一条指出:「一个政府如果声称要把『发展』作为目标,但不给所有学龄儿童提供基础教育,这表明其对『发展』的诚意是有问题的。政府要保证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要把公共投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第十八条指出:「愈是贫困的地方,愈要保障基础教育」。第七十一条指出:「筹集私人教育资金,不应减少国家对教育承担的财务义务。」这些条款,可以说是「有针对性」的。  

“新教育运动”的展望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许多问题。上海大学教授、自由主义思想家朱学勤和《新世纪》网络杂志主编张伟国谈了「公民教育」问题。美利坚大学教授赵全胜分析了「留学潮与中国民主化」关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陈小平就中美两国「法律教育」作了比较研究。来自北京的学者陈小雅探讨了「中国现代学运的体制与历史原因」。《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作者、南京大学教授高华论述了革命时代「延安教育」及其影响,他还从「中国教会学校历史」谈到了今后「外资办学」的前景。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黄默介绍了台湾「人权教育」的现状与展望。此外,程晓农、周琪、高瞻、邵建平、张一彬等专家学者在会上都发表了论文。所有这些论文中涉及的问题,我相信,都将在未来的「新教育运动」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展望未来,可以作出大胆的预测,中国将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教育运动」,而「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太阳刚刚从夏威夷升起,一、二十年后,新教育运动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到那时,虚假虽不能杜绝,但人们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会用日常语言来说话,「虚腔假调」将受到公开排斥。到二十一世纪中期,夏威夷教育会议中诞生的《中国教育宪章一百条》历经修改,其思想和精神将广泛传播,中国教育事业将大有发展。  

二○○二年六月

【附录2】

中国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八方共为教育谋
── 记《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
               陈奎德
  

    2002年6月15日至16日,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从不同角度研讨了中国大陆教育的历史、现状、目前的特殊际遇和改革的机会,同时具体探索中国目前民间办教育的空间及其可能的各种方式。会议讨论具体而深入,取得了多项共识。

    毋庸置疑,中国的制度转型,中国之纳入世界文明体系,说到底,是为了人,同时,也依赖于人,依赖于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与教育息息相关。    中国大陆最近二十余年的经济起飞,常被人们拿来同三十年前的亚洲“四小龙”的起飞作类比。但是,中国大陆与三十年前的“四小龙”相较,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其一,是中国仍没有正式卸下意识形态的历史包袱,而四小龙并不存在该问题,这在私有产权保障的问题上至为明显。其二,四小龙高度重视教育,教育的投入及普及率都很高,而中国大陆近年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方面,无论在教育获得还是在教育投资(比率)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10位。二者反差之大,令人触目。


    1949年以来至1978年为止,中国教育界一直是狂热理念的“试验田”,朝令夕改,反复折腾。中国的两代年轻人则成为其“试验品”和牺牲品。称教育界是毛主义的“重灾区”是绝不为过的。毛时代消逝后,教育界虽有部分拨乱反正,但是又迅速陷入了新的困境,这在当前的所谓“教育产业化”运动中,有集中表现。

    比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既有与之共同的问题,也有自己特殊的困境。其共同特徵在於:

    (1) 革命后的政权总是寻求短期收效的政绩,以期迅速收揽人心,稳定政局。而教育,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不是短期能见效的,因而常被束之高阁。

    (2) 在教育领域中,比较而言,大众义务教育又是最不易见效的。牺牲大众教育,集中财力于“精英”教育,也是这些国家的常规。其中,还包括了通过“精英”教育培养统治阶层后裔的政治本能。

    但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由於牺牲了成功的普及教育这一稳定因素,因而造成持续性的政治动乱,使权力精英付出了很高的统治成本。并且,经济建设也因缺乏高素质人才而后继乏力。

    其次,除了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的通例外,作为特例,中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大陆教育的影响恐怕更为严重。

    (1) 首先,作为中共建政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他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部分源于其早年受屈辱的经历。这使其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份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

    (2) 共产主义教育固有的意识形态特徵: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国控制的单一办学体制,使中国大陆的教育染上了很深的意识形态色彩。 

    (3) 封闭社会的愚民主义劣根性,与国际教育体系的隔绝。

    由於上述“通例”和“特例”的迭加,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在1949年后,偏离了本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轨道,步入了一段非常时期。这一历史性中断,使两代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自1949年以来至今,中国大陆的教育业大体可划分为如下八个阶段:

    1. 1952年 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2. 1957年 反右的冲击
    3.1958-1961年 教育革命
    4. 1962-1964年 强调又红又专的调整回潮时期
    5.1964-1966年 "深入贯彻阶级路线”的文革准备期
    6.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 
    7.1977-1989年 中国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时期。
    8.1989-1992年 重新封闭
    9.1992-现在 再次开门以及所谓教育产业化时期。

   会议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分为六节进行了专题讨论:


   第一节主题是 "现代中国教育的历史回溯”,由戎雪兰教授主持。 其中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华教授的讲题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来自北京的历史学者陈小雅女士作了《中国现代学运的体制与历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动态分析》,美利坚大学赵全胜教授谈了《 留学潮与中国的民主化》的问题。朱学勤教授(上海大学)、吴国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和何清涟女士 (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分别对上述三个报告作了评论。         
               
           第二节集中讨论“中国教育体制现状及其改革”, 陈奎德博士主持。政治学者严家祺讲了《中国教育宪章100条》,何清涟女士谈的是《教育的产业化与反贫困战略的背道而驰》,程晓农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则论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和体制危机》。这一节的评论人是赵全胜教授、吴国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和陈小平先生(哈佛访问学者)。
   第三节谈“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由台湾东吴大学的黄默教授主持。在本节中,朱学勤教授论述了《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教育》,高瞻博士(美利坚大学)描述了《中国教育中的伪知识与谎言》。周琪教授(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哈佛访问学者)和何清涟女士作了评论。 

   第四节讨论“中国大陆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教育”问题,由朱学勤教授主持。这节的主讲人吴国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论述了《语言的二元化与人格的分裂——试谈语文教育的政治与中国的民主化》,严家祺先生对该报告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并作了高度评价,另外两位主讲人是陈小平先生,谈《法律教育比较:中国与美国》以及周琪教授,讨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学教学与科研》。评论人为陈奎德、严家祺和张伟国。

   第五节讨论“中国教育的不平衡发展”,主持人是吴国光教授。 主讲人戎雪兰教授论述了《教育获得的不平衡:地区之间、性别之间、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之间的差异》,藏族学者乌金先生则讨论了《中国少数族裔受教育权利的问题 》。何清涟女士和高瞻女士分别作了评论。

   第六节研讨“台湾海峡两岸的教育体系及早期教会学校历史”等问题,由严家祺先生主持。来自台湾的主讲人黄默教授谈了《台湾人权教育的现况与展望》,然后黄教授又与他的助教张一彬先生(台湾东吴大学)合作报告了《台海两岸教育交流与互动的问题——以台北东吴大学跟中国江苏苏州大学交流作为个案研究》,最后一个报告是高华教授作的,其题目是《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他引证的翔实史料和客观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兴趣。戎雪兰、程晓农和陈小平作了评论。

   这次夏威夷教育会议涉及的问题,诸如:导致中国教育上述历史与现状的原因何在?中国教育对中国国民素质的影响何在?中国的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应当有什幺样的水准?中国教育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国大陆教育教学内容中去意识形态化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大陆教学内容中的公民教育问题?教育制度与中国学潮之关系?如何实现“政教分离”(教育独立於政权体系),使之成为一块相对独立的净土?中国近代的教会学校、庚子赔款所办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办学投资体制多元化问题——关于民办公助,公民合办、以民为主,非国营企事业办学和个人自办的多种形式?中国大陆私立大学现状?港、澳、台与大陆教育的交换和互动问题?留学潮与中国教育的互动?中国教育如何与国际教育接轨?这些问题对我们,特别是对教育界有关人士,构成了深刻而长远的挑战。回答上述问题

,将引导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深入理解,将可能对看清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使教育事业成为中国制度转型的根本推动力,从而促使中国人的精神与物质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升华。

   中国教育问题对我们的挑战之难度还在於,如笔者在会议开幕时特别提到的:我本人以及在座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中共教育制度的产品□□精神产品和身体产品。We are all "Made in China". 但今天,由该教育的产品反过来审视研讨该教育制度,其根本性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有鉴于此,“恢复记忆,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审判”就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既是我们的优势,同时也是巨大的困局和至深的精神审判。

   好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也并非白纸一张,毫无传承可言。事实上,有口皆碑的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四大导师时期的清华、乃至抗战时期流亡汇成的西南联大,就是在普遍灰暗弥漫的背景下的少见的夺目亮点,它们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的典范。

   当代的新挑战在於:学校教育模式向何处去?风行人类几百年的学校教育方式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处於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知识的传播方式、存储方式和接受方式,已经而且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迁。知识扩张的速度,知识总量的“大爆炸”,是以往人类无法想象的。甚至在同一代人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过去意义上的“代沟”。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行之有效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这一人类教育普遍危机的背景下,寻找出路,洞烛机先,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高估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该小工具中存在错误

页面

PageRank Display But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