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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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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7日星期一

朱学渊: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具和苦难——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From 人物

旅美中国学者兼诗人周策纵(字幼琴)教授,二○○七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时于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镇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三月间我与内人曾去拜望,他已经处于 弥留状态,周夫人吴南华博士告诉我,先生的脑部功能已经不可能恢复。六月去洛杉矶参加‘反右五十年讨论会’的时候,听蒙特利公园常青书店主事的女士说,策 纵先生已经于一个月前去世。我无幸是他的学生,但在他失忆前的最后岁月,有幸成为他的一个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极大的哀伤。


二 ○○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 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 读到哪里,根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 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府,唐先生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 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 德刚先生的连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 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 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 台湾《历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 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一 九一六年一月七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入幕讨袁军,失败后 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 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 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 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鹏翥,却在一九五二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 无绅不劣’的意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后的‘文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茬一茬地 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 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 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 常要好,马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 纵先生一九四二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 一九四五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 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 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九四五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 庆市府供职,实际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 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一九 四八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边插叙‘删去我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 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


策 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 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 惯。


德 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 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 小的‘误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 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 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 足。临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断了自己对党国和领袖的 忠诚。


一 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 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 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 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 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 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远”,我于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 行。’(刘作忠‘浮海著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 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 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 演愈惨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 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 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 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 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 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杂忆》序)


德 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 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 烈火终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 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 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 策纵可以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策纵先生生于一个湖南诗家,得益于诗韵和典故的庭训,在长沙高中读书时就有许多诗作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诵有如‘易地吴歌成楚谚,入江湘水过秦淮’这样的少年绝句。去国之前他已闻名南京上海诗坛,一九四八年三月‘春鸟诗社’诗友云集上海瘦西湖酒家为他送行,席间他赋有‘春鸟’一诗,诗云:

春鸟危巢与共鸣,买琴一喻为弹筝。

言诗海上风骚激,羁旅江南草木惊。

偶挟疏狂寻饮者,蹇从忧患拾余生。

琼楼亦有伤怀事,况待鸾飘去国行。

诗人对国事败坏的无望和与友人离别的怀伤,于‘危巢共鸣,忧患余生’间表露一尽。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过青春,周策纵从重庆辗转来到了美国,田家英则绕延安进了北京。然而,时局的变化和西方的艰辛统统甚于他们的估计。策纵先生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国民党就从大陆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馆’当Bus Boy(无小费收入之搬盘碗工),这位忠厚的党国‘文胆’竟受尽欺凌,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下一首打油的‘留学歌’:

我来拜金国,金尽学无涯。

既拾老人履,又过屠夫胯。

苦工都做尽,灵药尚余‘渣’。

天将降大任,我岂真傻瓜!

这之于田家英未来的苦境,拾拾‘老人履,过过‘屠夫胯’实在是太大的幸运。然而左右两翼有识之士都无法在祖国生存,才是中华民族苦难的宿命。


朝 鲜战争后,美国接受处置钱学森等人失误教训,开始挽留中国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学者的处境依然艰难。此中固然有语言的障碍,种族的歧见,或文人的相轻,但 ‘供过于求’也是实际的问题,胡适之和自命‘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都没有谋职的机会。蒋介石的亲信,周恩来的南开友人,普林斯顿的政治博士吴国桢,只能 在一所南方地方学院里教教书。德刚先生有‘胡适将哥大当北大,哥大不把胡适当胡适’的不平之言,吴国桢或许还有‘天堂不把人才当人才’的郁结。客观地说, 西方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但这种文化本身落后了。


一九五四年,策纵先生在密西根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共事的还有洪煨莲、杨联陞等,年轻的余英时那时也在哈佛攻读博士,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将哈佛的汉学研究推上了颠峰。一九六○年,也就是策纵先生在美国耕耘十二年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英文《五四运动史》前后发行了七版,罗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 士写给策纵先生的亲笔信,最能说明该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信说:‘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 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一九二○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 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中 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 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像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 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策纵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结识了在波士顿接受麻醉科专业训练的吴南华女士,南华女士生于一九一九年,原籍江西九江,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南华女士与策纵先生结婚后继续行医,并育有两女聆兰和琴霓。一九六三年,策纵先生受聘担任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岁。次年迁家至Madison,他将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弃园’,事实上那是他和南华女士不离不弃的美满家园。


物 极而返,闭国终有开门时,中美竟也有复好日。一九七二年南华女士就曾经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国探望年迈的父亲,还在北京见了华西同学‘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 绥。而等到一九七八年策纵才与南华女士带着聆兰和琴霓返国,见到的是一片学术的空白和委屈经年的故旧。他们先到南宁探望弟弟策横先生一家,又去了长沙九 江,上了庐山,在北京还见到当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他送行的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附言‘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 及也。’三十一年远鹤终于归来,颉刚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见,一九八○年策纵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颉刚先生就仙逝了。

策 纵先生还结识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两人合誉‘红学二周’,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 称他是一位综合性学者,因为学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他作七律诗 极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他在百端忙碌中有 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有巧思,一九八○年夏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边召开,策纵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多榻”!可知在此必善梦,亦善《梦》也!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了。’策纵先生的‘梦多榻’竟然是在异国的‘陌地生’,这巧思中有没有乡思,有没有惆怅?


策纵先生的才具远甚于巧思,对平庸人士美国常用clueless(无 线索)一字相贬,策纵先生却有捕捉线索的过人天赋。‘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开篇,他以为突厥部落的‘十箭’组织和女真民族以‘牛录 ’(满语‘箭’字)聚合‘八旗’的社会结构,是与中原古文字结构一致的,他从而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学的线索。


他提示我辨识甲骨族名的读音,他说郭沫若识别出甲骨‘帚’字就是‘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但许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对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时他已经八十七岁了,后来我以u/hu/phu之音识别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时,可惜他已经开始失忆了。


一 九九三年,山东邹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块陶片,《明报月刊》先请甲骨大师饶宗颐先生作释,而策纵先生对饶先生的辩字、读序都有不同见解,他读出 的是‘齐子以夏长河左(南)悤(聪)龟易(赐)望’,《明报月刊》连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宗颐先生有点不耐烦,忠厚的策纵先生竟然也以 趣文调侃:‘我竟违背时代潮流,以为“文化中国”的同胞,知识分子,怎好不普遍关心祖国发现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现在我真自觉大错了,连我的老朋友古 文字学大家都读得厌烦,阻塞了他再做考证文字的兴致……。’


两 位大师之异说,孰砖孰玉?我不必武断。但策纵先生做学问的热情,却与德刚先生形容他索诗如追穷寇一样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一日近午夜的时分, 我已上床,他来电话对我说:‘罗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话不通……’过了几天,他就将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注解编列和若干修改意见寄来 给我。是年我六十岁,已经有了一些得过且过的想法,然而八十六岁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说他‘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实在不是虚妄恭维之 言。


我 常寄一些网上文章给他,其中一篇是陈独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况,他读后非常感触:‘那时我还很年轻,只知道陈独秀也在四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凄凉,这样一 个大人物,竟要在乡下受这般的欺负,实在太可怜了!对有骨气的人,政府实在是可以再客气一点的。’我也把自己写的一些时评和散文寄给他,他读后还把那篇‘ 南疆纪行’送去给了威大图书馆收存。我对他说写这些文字很浪费时间,他说:‘不必这样想,不浪费在这里,也会浪费在别处,要完全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纵先生是个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诗词好、文章好,学问更好,少年时连篮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难免气盛,但他敏事訥言,谦虚谨慎。有这样的人品和学问,他一生受到过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他不仅知遇感恩,还乐于施惠后进,知其人者皆誉之‘真君子’。


一九八二年秋,策纵先生作‘拾哀诗’吊念师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识近代学人作家,或为前修,或为同辈,遇我特厚,期勉尤殷。二十年间,纷纷凋谢。按年屈指可计者,张君劢(1887-1969)、胡适之(1891-1962)、洪煨莲(1893-1980)、顾颉刚(1893-1980)、袁同礼(1897-1981)、蒋彝(1903-1977)、徐复观(1903-1982)、罗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悼。’诗云:

问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风铭翠柏,瘗笔润苍苔。

道丧薰蕕杂,忧离庠序摧,

大招徒一绝,天地满寒灰。


二 十世纪怀继往开来大志的优秀人物,当远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这人才济济的一百年,中国社会始于‘移风’,却止于‘道丧’,五十年沉渣泛起后的‘薰蕕 ’(香臭)不辩,和‘庠序’(教育)败坏,即是策纵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预觉的局面。策纵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出自传统而走出传统的拼搏一代行将凋零一尽。中 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平庸的一代,他们在祖国无以施展,离乡背井后却大放异彩,这是他们的才具和苦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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