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夜之漫漫，有大音聲起——時局急轉直下的“政改”呼声

图1：西班牙著名艺术家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

图2：蒋经国1988年1月1日最後一次出席元旦开国纪念大会，13天後病逝。

雖然體制內亦不乏乘勢而爲，促成真正轉型者。但虛晃一槍，降低民怨，以撐過十八大，再回歸舊軌的心態，恐怕仍是主流。猶如晚清半途而止的憲政改革一樣。

時間開始了？

已經記不清持續了多久了：無邊無際令人窒息的冷酷與冷漠，彌漫在那片廣袤的皇天后土，小悅悅事件、富士康十三起跳樓、唐福珍抗拆遷自焚，盲人律師陳光誠被困……都不必提了，甚至連前赴後繼極其慘烈的多起藏人自焚，也猶如一粒粒小石子，墜入濃黑啞瘖的大湖，泛起幾片漣漪，瞬間隨即消逝。日子循環往複，江湖依然太平……

在中國，時間凝固了 。事實上，時間已經國有化。時鐘是由黨來撥動的。“九頭鳥”不撥，時針就“穩定”下來，壓倒一切，停在那裏紋絲不動。

于是十年過去，體制依舊，權力壟斷依然，絕望之霧，籠罩大陸，遍及士林。

然而近日來，驟然地， 中國的官媒，號角齊鳴，震耳欲聾。其主調，竟然是“政治改革”。

時局急轉直下。

人們注意到，首席官報《人民日報》1月23日發表“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居然喊出“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時輕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

號令槍扳機一扣，時鐘呼啦啦快轉，一時間，衆聲喧嘩，目不暇接。
觀察家們一頭霧水：時間開始了？

變局驟起之謎

衆所周知，中國有一個金字塔尖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保持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經模式， 既不前行，亦不後退，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同時，他們又占據了權力中樞。

這正是上述中國“時間凝固“的秘密所在。

這也是“中國模式優越論”制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

既如此，變局緣何而起？莫非權力精英的良知突然發現？

非也。

變局之起，“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孫子》）

近年來，在一片“中國模式”的盛世頌歌的伴奏下，在“統治世界”的“中國世紀”的南柯夢境外，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靜靜地從八方收縮聚攏，鼓蕩風帆；“轉圓石”一步步移動而上，君臨千仞山之巅，構成一幅氣象萬千的世紀初中國與世界風景大觀。

自外向內，僅列荦荦大端，讓我們一瞥八方湧來的進逼之“風”和滾滾而下不可阻遏之“勢”：

一、“民主第四波”  濫觞于2010年初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到埃及，從利比亞到敘利亞、也門，一直擴展到軍人獨裁的緬甸，一個全球性政治變遷潮流業已形成。無論從規模、深度、持續的歷史長度、跨越文明的廣度以及發展趨勢看，如果沿用亨廷頓的術語，我們都有理由稱，世界性的“民主第四波”已然成形。
在各種文化、族群大規模的空間接觸下，在全球網絡的貫通流轉下，普遍性赫然呈現：文明的邊際線一個又一個被跨越，文化的斷裂溝一波接一波被突破，一個個“國情特殊論”相繼破産，一樁樁“例外論”受到嘲弄。
在幾波民主潮下，各不同文化，各不同宗教，各不同人種，從基督教新教到天主教地區，然後到東正教地區，之後是亞洲儒家非共産地區，再後蘇東波衝塌共産帝國，如今洶洶于伊斯蘭世界……，自由之浪，無堅不摧，無往不利。而共産中國已變成在這幾波大潮洶湧中最後的一個頑固堡壘了：形影相吊。

二、中共的地緣政治外交敗局  特別是2010年以來，從北韓挑釁南韓受挫，到南海歸屬爭拗中北京被孤立，到美國高調返回東亞，結盟日本、南韓、澳洲、新西蘭、印度、越南、菲律賓，拆散緬甸-中國和北韓-中國的無神同盟，構築排除中國的TPP體系，揮師所向，直指北京。北京外交在胡時代向毛式意識形態略微移動的結果，是衆叛親離，使中國陷入四顧皆敵的環形包圍圈：茕茕孑立。

三、台灣大選成功以及中華民國百年法統的示範  2012年台灣成功舉行了第五次總統大選，作爲華人社會民主試驗的示範，早已超出一島範圍之外，其活生生的制度衝擊力，直指對岸大陸。而2011年作爲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彰顯了現存的中華民國法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統兩個法統的優劣比較，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産生心理震撼。

四、廣東烏坎事件的衝擊  烏坎因爲土地非法征用問題引發村民激烈抗爭，官方先是封鎖村莊，後來改爲妥協談判，承認村民自發組織的合法性。事件基本平息下來之後，烏坎短暫自治期間的領頭人林祖銮在獨立、透明、公開的直接選舉中當選爲村委會主任，又被當局任命爲該村新的黨總支部書記。一種新的官民互動博弈形式萌發。

五、重慶王立軍出走美國領館事件  此事凸顯了中共黑箱內權力鬥爭的黑社會化與國際化。左翼“唱紅打黑”模式遭遇滑鐵盧，從而深化了中共政治世界人人自危的危機感，逼迫中共在政治競爭領域與國際接軌，直指權力更替的選舉制和法治化。非如此無以自保，非如此無人擁有安全。

六、中共賴以驕狂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呈衰頹之兆  廉價勞力優勢喪失，海外市場日益緊縮，內需市場發育乏力；而土地制度之謬，使房地産泡沫漲至臨界點，通脹難于遏制，壟斷的國有銀行壞賬再起，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正在增加，危機感正在蔓延。而貪腐之深之廣，貧富懸殊之巨，權錢交易之盛，已蓄積了深廣無邊的民怨，一觸即燃。

七、互聯網特別是微薄，以及香港傳媒，已部分解構了北京的新聞封鎖  因其地利、大陸居民“自由行”赴港及其牢固的新聞自由傳統，香港已成爲全球性的中國信息中心。而中國的四億多網民，則隱然已成“虛擬公民社會”，正在制衡權力對權利的壓制與迫害。微博實名制亦未能阻遏日益高漲的輿論壓力。人自爲戰，一微搏就是一微型媒體。各地獨立候選人已變成2011年一道特殊景觀，他們借助微薄“競選”，雖叠遭威脅打壓，仍屢仆屢起，隨勢而生。

八、隱而不顯愈益洶湧的官、富流亡潮  中國頂層官員及巨富向海外轉移資産、安排家屬子女後路以及“裸官現象”，標示的是一種末日情結。這一情結正在加速腐蝕北京壟斷政權的信心及統治合法性。

不可抗者，勢也

如此，八管齊下，奪路風生，淩厲呼嘯，直逼京師，社稷飄搖。以致太子們驚呼當國者正在“擊鼓傳定時炸彈”，意圖把危機轉嫁給後任。擊鼓之論，矛頭直指胡氏的——“下定決心不作爲，以熬至交班，全身而退後，管它洪水滔天”——的卸責式策略。人民日報所謂“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即是指此。按太子們判斷，即使在胡任期僅剩的幾個月內，也潛伏著深不可測的危機引信。

爲情勢所迫，被輿論所逼，尤其是烏坎抗爭與王立軍事件轟然而起之後，上層脆弱的政治平衡已經打破，當局終于無可逃遁，不得不爲了。

于是政改高調遂起。

恰如當年梁任公在《致康有爲書》中指出：“可乘而不可抗者，時勢也。”聽過了吳邦國信誓旦旦的“五不搞”後，再聯系到日前官媒“政改之論”的突然喧嘩，筆者腦中掠過的，正是任公此言。

環顧全球與中國，中南海諸公不可能不知道前景。他們不可能不清楚，上述內外交困的八大危機，在現行體制內是一盤“死棋”，注定是無解的。資産轉移、裸官現象以及駐英大使劉曉明否認中國爲“共産黨國家”，就是其心態的外化。試想，目前這種黑箱操作的權力分配方式，造成的無人服氣服輸而驚心動魄人人自危的權力惡鬥，除了選票解決外，還有任何其他公正的解決辦法嗎？即使懸賞諾貝爾獎求解，舉世滔滔，也無人敢于認領。顯然，在當局者心中，共産黨專權國家必將成爲歷史，是瞎子也能看見的前景了。

他們不是不清楚，倘若放手一搏，像其他國家一樣，融入國際主流體制，只要挪動這一步關鍵棋子，中國這盤棋就活了。上述八大危機，大部即行化解（除領海糾紛之外）。

抬起歷史的閘門

然而，所有專權者最大的問題，誠如蔣經國先生所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

經國先生做到了。精准地判斷了大勢，看准了歷史的契機，“是時候了，”四兩撥千斤地，他抬起了歷史的閘門：大潮洶湧……。中華民國衝閘出關，柳暗花明，跨進了憲政新紀元，獲得了根本的合法性。而那些盤根錯節山窮水盡的歷史包袱，則被關在了閘門之外。蔣經國一身系天下安危，在生命的晚秋，縱身一躍，放手大權，雕塑了中國現代史上成功轉軌的路標，那路標，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某種意義上，北京當局目前大體處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經國先生的位置。何去何從，是當1987年的蔣經國，還是1989年的齊奧塞斯庫或2011年的卡扎菲？選擇的主動權仍然操于他們自己的手中。

聚焦他們當前的“政改”之聲，一個基本問題是：是乘勢而爲，還是虛晃一槍？

訴諸歷史，心存僥幸往往是獨裁者的通病。 雖然明知體制不可持續，不改即是絕路，但仍僥幸認爲不至于當下即爆。他們囿于自己千百次鎮壓得手的歷史經驗，陶醉于鐵腕手段的無往不勝，決難相信此次會例外。而歷史的機會，瞬間即逝。最後，當霸王別姬，喪鍾敲響，契機錯過時，業已追悔莫及也。齊奧塞斯庫如此，米洛舍維奇如此，卡扎菲也如此。

“以專制之手結束專制”，經國先生那樣的人物，畢竟鳳毛麟角，青史罕見。

有鑒于此，人們對這次官媒的“政改熱”仍疑慮重重。雖然體制內亦不乏乘勢而爲，促成真正轉型者。但虛晃一槍，降低民怨，以撐過十八大，再回歸舊軌的心態，恐怕仍是主流。猶如晚清半途而止的憲政改革一樣。

中國已多次錯失歷史機緣。倘此次仍如是，當局者將成歷史罪人，被“民主第四波”邊緣化。而歷史的主導權，勢將轉移散放到民間。誠如當年敏感的龔自珍所預言的：

“夜之漫漫，鹖旦不嗚，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龔自珍：《尊隱》）

中南海衮衮諸公，各位好自爲之。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程映虹：毛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重庆事件可能的后果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原载《纵览中国》

胡和新：王立軍定盤十八大

胡锦涛没有看到，一旦他把最高权力交出去，而且是交给了“太子党”，那他胡锦涛本人对这个党来说就没有多大的政治价值了。如果有，恐怕就是要为党当牺牲品…… 

龍年是中國的凶年，而這個龍年，對中共來說，則是「悠悠萬事，惟十八大為大」的一年。本來這個十八大就是個很麻煩的事情，麻煩就麻煩在最高層的權力再分配不容易搞定。不承想，新春伊始，突然出來了一個「王立軍事件」。「打黑英雄」、現任重慶市副市長、剛剛免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三天的王立軍，驅車三百公里逃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一時間震驚朝野。王是重慶市委書記、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人稱「西南王」的薄熙來手下第一幹將，這兩年為「打黑」出力巨多，是「重慶模式」的最大台柱子人才之一。王立軍出走，背後黑幕重重，但是有一條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與薄熙來翻臉了。現在，王立軍在北京掌握之中；據老夫所知，其實就是在胡錦濤的人馬掌握之中，其保安級別甚至超過了胡錦濤本人的保安級別，全中國目前僅有賴昌星的保安級別可以和王立軍相提並論。誰都知道，王立軍這件事情，直接衝擊中共十八大最高層的權力格局。問題是，究竟如何衝擊？又會衝擊出個什麼樣的結果來？目前看，胡錦濤優柔寡斷，很可能失去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本來一箭定江山的機會反而要被對手所利用。下面，根據老夫在京城所瞭解到的一些邊邊角角情況，加上某些分析，綜合出一些看法來，供大家參考。

　　十八大是「團派」的難關

　　十八大最高人事難定，難就難在胡錦濤很難搞成一個「胡記」多數的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而如果不能組成這樣一個常委會，胡錦濤交班之後就會「人走茶涼」，以後的那些什麼「第六代」等等的盤算全都會成為泡影，搞不好連胡錦濤本人都可能成為「太子黨」上台之後實行所謂「新政」的替罪羊──這個苗頭，從很有來頭的張木生去年就公開指責胡錦濤對中共政權不負責任、「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等等這些言論裡，已經可以嗅到明確的味道了。張木生本來曾在西藏任職行署專員，那個時候正是胡錦濤本人在當西藏的黨委書記，兩人有過交集。可是，張木生根本不買胡錦濤的帳。北京流傳的笑話說，前兩年某一年的春節，胡錦濤拿出當年在貴州「尊老愛幼」的傳統，給張木生的母親打電話──這倒不是因為老太太是張木生的母親，而是因為張木生的父親曾是中共情治部門高官，公開職務則包括曾經出任「文革」前的國家經委副主任，資格也是很老的。據說，電話裡，胡錦濤先報家門：「我是胡錦濤啊。」稀裡糊塗的老太太回答說：「哪個胡錦濤啊？」胡錦濤對待老幹部是以和藹、耐心、周到、細緻著稱的，於是補充自我介紹：「中南海的胡錦濤啊！」老太太這回是這樣回答的：「噢，我不認識你啊！」這個段子是真是假，外人無法知道；如果不是段子中的某人或其家人說出來，這種故事外界就是要編也無從編起。至少，怎麼就單單編排到了張家老太太身上呢？能把這種段子傳出去，其對胡錦濤的那種不屑與輕蔑可謂溢於言表了。

　　可是，胡錦濤不甘心。就像有人文章裡所指出的，如果胡錦濤交了班而又不能組成一個胡記多數的下屆政治局常委會，從歷史眼光來看，胡錦濤其實等於給江澤民和太子黨們當了十年出力不討好的臨時管家。具有中共高層經歷（包括共青團高層經歷）、曾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胡少江（筆名）也說，「團派」將在胡錦濤之後很快走下坡路，其原因也應該是看到了十八大胡系力量一旦出現斷層，以後就不可能接得上茬了。胡錦濤對此應該比誰都明白，當然也比誰都著急。所以，不管別人提出什麼樣的下屆政治局常委組成方案，胡錦濤都不接受，因為其中頂多四位胡系人馬：李克強、李源潮、劉雲山、汪洋，剩下的五席都是別人的。胡錦濤在等待機會，希望找到一個辦法，可以把令計劃加進去。這樣一來，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可以是胡系五席佔據簡單多數的形勢，而十九屆政治局常委會則更將是李克強、汪洋、令計劃三人留任對上習近平一人留任的格局。那個時候，把常委減為七席，新晉三個常委很容易就能做到「團派」二席，總起來就是胡系在十九大將佔據政治局常委會的絕對多數（七分之五），完全可以保證胡春華成為「第六代」核心。可以說，胡系最難的關口，就在十八大；只要十八大這一局在政治局常委會問題上不輸，時間就在「團派」一邊，江系和太子黨未來都將十分黯淡。

　　胡、賀聯手，劍指重慶

　　有人會說，在第一把手最大的中共政治中，政治局常委會的多數這個問題，有那麼重要嗎？這就是不懂得「六四」之後最高層運作的新規範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之變，對高層來說，出現了兩條新東西：一條是鄧小平說的，常委不出問題──也就是說，常委出了非政治問題也不會追究。這就等於說，進了常委就是進了政治保險箱，所以每一位常委也都有恃無恐，強勢起來。另一條恰恰反過來：以前的第一把手，胡耀邦也好，趙紫陽也好，那都是同輩之中出類拔萃者，能力、政績、品德、修養都遠遠高於其他的同輩常委；而自江澤民開始，那就純粹是交關好運才當上這個第一把手了。當然，第一把手有很多便利，權力還是比其他常委大得多；但是，常委們各管一攤、自說自話的傾向越來越強化了，於是，「集體決策」、討價還價的現象也就越來越突出了。到了胡錦濤這裡，面對兩屆（十六、十七）都是江澤民人馬佔據多數的常委會，實在是太瞭解這個貓膩了。就是目前面對下屆政治局常委的組成問題，也包括面對薄熙來目無中央、自行其是的問題，胡錦濤一樣也在政治局常委多數的掣肘之下。

　　胡的辦法是，選擇個別問題，實行各個擊破。在爭取下屆政治局常委席位上，薄熙來跳得最高，因此也得罪人最多、爭議最大，胡錦濤早就盯上了他。而薄熙來得罪的人之中，首推曾任重慶市委書記、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紀委第一書記的賀國強。還是李克強當遼寧省委書記的時候，他就已經在胡錦濤的授意下搜集了不少薄熙來的材料，包括薄熙來手下第一打手王立軍違法亂紀的罪證。當這些材料塞進了賀國強的公文包裡的時候，賀國強心知肚明，曉得自己報仇的機會來了。胡、賀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他們先在遼寧鐵嶺動手，那裡是王立軍當了多年公安局長的地方。目標當然不止王立軍──中共黨史上，「批薄（一波）射劉（少奇）」、「批陳（伯達）整風」（目標針對林彪），這都是耳熟能詳的例子了，哪個不懂這個奧妙？所以，這就是胡錦濤、賀國強聯手收拾薄熙來的信號。

　　胡錦濤「加減乘除」如意算盤

　　收拾薄熙來幹什麼呢？這個問題就外行了。答案很簡單：對賀國強來說，是要報一箭之仇；對胡錦濤來說，就是要主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安排。為什麼搞了薄熙來就能增加胡錦濤的這個主導能力呢？「這裡有個『加減乘除』的如意算盤。」

　　第一是減法，就是減去下屆政治局常委的一個強有力競爭者，而這個競爭者不是胡錦濤這一派的人。第二是乘法，藉此立威，就是把搞掉薄熙來的權威效應加倍放大。這樣一來，就可以震懾那些不服胡錦濤主導的人物，等於告訴他們：薄熙來這麼張揚猖狂、不可一世，我都能把他拿得下來，你們自個兒掂量掂量，是不是還要和我頂牛？你們哪個敢說自己的屁股上沒屎？趁早都給我老實點兒！這個權威一立，下面還有除法跟著：借此東風，胡錦濤就要改變政治局的退休年齡規則了。他已經策劃了要把「七上八下」改為「六上七下」，這樣一下子就把年滿六十七歲的另外兩位強有力的常委競爭者排除出去了。這兩位，都是「太子黨」，就是出生於一九四五年的俞正聲和劉延東。俞正聲不用說了，那個劉延東，雖然出身團中央，但是，當年在胡錦濤手下當團中央第二把手的時候，就和胡錦濤面和心不和。所以，胡錦濤卸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時候，根本不向中央推薦劉延東接任，而是推薦了當時在團中央書記中排名最後一位的宋德福。結果，宋德福接了胡錦濤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劉延東不得不在宋的手下繼續當二把手。她心裡那個窩火，就不用提了。直到江澤民上台，劉延東這才時來運轉：老江要吹噓自己的紅色後代背景，於是大肆宣傳養父江上青，而劉延東的父親、前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正是江上青當年的戰友。劉延東一下子靠上了江，但凡江家紀念江上青的活動，她沒有缺席過，身份就相當於江澤民的妹妹了。這個關係，非同一般。

　　上述這套運算方程做下來，就可以搞掉薄熙來、俞正聲、劉延東三個「太子黨」人物。這樣一來，本來還有九個現任政治局委員在年齡杠杠以內，一下子只剩六個了。就算全都進常委，加上習近平、李克強，才夠八個，還有一席空位，可供胡錦濤繼續撥打他的如意算盤的「加法」：把令計劃順理成章地塞進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於是乎，這就一舉扭轉劣勢，實現夢想，安然度過十八大的難關，就等十九大把個「團派」江山「胡記」天下鞏固起來了。

　　習近平撿了便宜賣了乖

　　可是，這個如意算盤，還缺一個關鍵的算盤珠兒。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這三個本來就是不待見薄熙來的，加上一個賀國強，僅僅才是四個現任政治局常委，還是過不了半數。這個不怕，胡錦濤早就像好了，那第五個就是習近平。薄熙來對習近平一直不放在眼裡，早有不臣之心。按道理，搞掉薄熙來，等於為習近平將來當一把手拔掉了一根釘子，這小習還能不配合？可是，王立軍事件出來之後，這個胖子習近平不吭不哈，表面上說是先不要干擾了下一步訪美的國家大事，可是誰知道他肚子裡賣的什麼藥？於是，趁他訪美，乾脆通過老美給他上上勁兒，就說薄熙來有計劃將來搞掉習近平，這是王立軍招供的。等習近平也表態嚴辦薄熙來，那就萬事俱備，連東風也不欠缺了。

　　胡錦濤沒有想到，習近平從美國回來之後，竟然表態要低調處理王立軍事件，盡量不要牽扯薄熙來。習近平的立足點還很高，他說：境內外敵對勢力都在試圖利用這件事情，我們不能上這個當；就想當年小平同志所說的，我們黨的領導層的團結，是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的保障。他還說：再說，重慶的很多事情，做的還是得民心的，探索了不少有益的經驗，雖然某些具體的做法可以更穩妥一些。不過，改革過程中有一些瑕疵，也比什麼都不幹強，比根本不改革強。好他個習近平，這樣一來，倒是他最有政治眼光、最顧大局、最改革、也最能團結人了。一下子把個胡錦濤晾到了那裡。

　　有了習近平這一番話，挺薄力量馬上來了精神，好像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之後不僅沒有問題，而且進常委更不在話下了似的。不過，這就是「醉死不認這壺酒錢」了。據知，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說了個含糊話。他說，薄熙來是不是進入下屆常委，這個恐怕就要多考慮一下了。這個傾向，是不讓他進的意思，但是留下了將來改變主意的餘地。胡錦濤那一邊呢，心知肚明這次是被習近平撿了便宜賣了乖，但有苦一時說不出。據明眼人分析，習近平就是看透了胡錦濤的「加減乘除」方程式，不想在十八大之後做「胡錦濤第二」，還讓垂簾聽政的胡錦濤多方牽制──要知道，如果「加減乘除」做通了，胡錦濤那個時候就將是「江澤民第二」了。「太子黨」本來人馬就不算多，儘管相互勾心鬥角，各有瑜亮情結，但習近平明白，大局是不能讓胡錦濤的人馬佔據主導地位。現在這麼一手，可謂漂亮，上能同時打起改革和毛派的左右兩面大旗，中能不動聲色地破掉胡錦濤的局，下能不費吹灰之力地收服薄熙來。哈哈，別提習近平有多得意了。

　　打不到黃鼠狼，反惹一身臊

　　不是說「王立軍定盤十八大」嗎，怎麼說了半天沒怎麼說到王立軍的事情？其實是說到了，現在不妨挑明：如果抓住王立軍事件深查薄熙來，十八大的盤子就將是胡錦濤所主導；反過來，那當然就不是了。一句話，有沒有力量拿王立軍做文章，按照原來的戰略設想直擊薄熙來，將決定胡錦濤和整個「團派」、「胡系」十八大的政治命運，也就將決定他們未來的整個政治前途。現在的情況是，胡錦濤首鼠兩端，舉棋不定，優柔寡斷，投鼠忌器，結果把本來是自己掌握主動權的這個王立軍事件，反而變成了好像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不錯，王立軍事件，對於整個中共政權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包袱，胡錦濤作為黨的總書記，站在整個中共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胡錦濤沒有看到，一旦他把最高權力交出去，而且是交給了「太子黨」，那他胡錦濤本人對這個黨來說就沒有多大的政治價值了。如果有，恐怕就是要為黨當犧牲品──此話怎講？

　　頗有論者在討論薄熙來問題時說到陳希同、陳良宇，但是，大家似乎都忘記了，江澤民當年並不單單是拿下了陳希同而立威。江澤民當年反腐之劍是直接指到了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鼻子上的。當然，那個時候，江澤民不可能把鄧質方送進監牢。可是，反過來說，如果江澤民有這個力量，他就會那麼幹的。江澤民當年能把目標對準鄧小平的兒子，這說明了中共權力繼承的背後，那個角力實在是驚心動魄。而這也正是江澤民死死抓住權力不放的最為根本的原因──他能這樣對待老鄧的兒子，後人也就能這樣對待他老江的兒子。何況，老江明白自己遠遠比不上老鄧，當然也就明白自己的兒子會面臨比老鄧的兒子大得多的危險。那麼，現在，輪到了胡錦濤頭上。「太子黨」尚未上台，就已經說了，要大開殺戒，殺貪官以謝天下。會不會殺到胡錦濤兒子的頭上？這個誰敢保證？還是胡錦濤自己去掂量掂量吧。

　　如果沒有要搞薄熙來的打算，也許這場權力鬥爭還不至於這樣劍拔弩張、腥風血雨。可是，不管你怎麼說，薄熙來一定是認為胡錦濤在那裡搞他。事情搞到半截，習近平居然又若明若暗地好像站到了薄熙來的一邊。這樣看來，生活在特級保安也就是特級監禁之中的王立軍，還真的成了胡錦濤的一個燙手山芋。沒有打到黃鼠狼，反惹一身臊。如果是去打狼打虎而沒有打到呢？那恐怕就不光是臊不臊的問題了。當然，胡錦濤黨性強，也許會為了黨的大局而寧願冒將來犧牲自己兒子的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但願中國共產黨全黨世世代代對胡錦濤會像對毛澤東那樣有感恩、崇拜之心吧。

于2012年2月28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19/select/319sel03.html

胡少江：薄熙来事件的另两层意义

王立军事件终于正式演变成薄熙来事件。除了那些将薄熙来视为政治旗手的新、老“复辟派”们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能信服的侥幸，希望薄熙来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大仍然能够如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是薄熙来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看来北京的决策层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动手，将王立军事件升级为薄熙来事件，从而正式中止薄熙来的政治前途。

2012年3月14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人大闭幕式上。（法新社）

现在，局外人尚无法知晓的两个变量是：王立军手握引信的那颗政治炸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强？薄熙来能否能够识时务地金盆洗手，向自己的政治对手俯首称臣，争取政治上的软著陆？假如王立军揭露的材料足够激怒中国当前政治格局中的主要派别，或者是薄熙来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所企图，那么，那些希望能够控制王立军事件的规模，避免党内争斗公开化，并且能够让薄熙来体面下台的“和事佬”会发现，能够提供给薄熙来在政治上软著陆的“跑道”事实上已经被摧毁。

除了世人谈到的许多方面之外，笔者更注重薄熙来事件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这一事件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暂时遏制中国近几年来越来越嚣张地向毛泽东路线复辟的政治浪潮。除了对中国官场腐败、贫富悬殊的大量普通民众利用毛泽东的名义对现实发泄不满之外，中国有三股实实在在的“复辟”势力。

一部分是那些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王公贵胄们的后代及其追随者，另一部分是依靠党内“逆向淘汰机制”爬上来的宠儿，他们除了毛的“教导”之外，对别的东西一概不知。最能说会道的那一部分则是那些对毛泽东残酷的政治镇压没有任何体验，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和其他左派哪里生吞活剥地搬弄反主流、反现代的洋理论的中国学者。他们返回故土后，很快便发现了他们的“洋师爷”和毛式的“土理论”之间的共同点。

这三股复辟势力虽然打著中国老百姓的旗号，实际上与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沾边。他们只不过是留恋自己的家族过去所享受的特权，愚顽地坚持过时的东西，或者是标榜后现代的洋垃圾收集者而已。自从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迅速地汇集在薄的旗下。现在的局面，还真应了“树倒猢狲散”那句老话。

薄熙来事件的第二个意义是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执政集团内部自“六四”以来一直实行的所谓一致对外，在路线问题上不争论的局面。“不争论”的发明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政治上集中权力，经济上实行竞争。为了在政治上集中权力和维持一党专政，他不能够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不敢清算包括“反右”“文革”等在内的执政党的恶行。

但是，经济上的市场导向和全球化与政治上的专制保守在哲理上无法统一。正因为如此，主张彻底向毛时代的政策回归的复辟派和主张彻底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改革派都借此发起进攻。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无法自圆其说，只有用“不争论”来避免尴尬。薄熙来作为复辟派的政治代表人物，充分地利用了北京领导核心层在理论上的弱智和政治上的无能，公开地另辟蹊径。现在薄熙来爆炸了，无论当局如何收场，恐怕都无法对薄的那一套政策完全回避。但是只要有回应，事实上就会开启执政党内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争论，就有开启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的可能性。

2012-03-16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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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中国在习、李体制下将不得不变

图为李克强（左）习近平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

虽然北京正在召开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但是世人的焦点并没有放在会议的内容上，而是聚焦在下一届政治核心权力分配的幕后角逐上。根据目前的情势看，虽然还有一些未知数，但是有关各方在两个问题上似乎基本达成共识：一是党、政最高领导安排会遵循五年前由江、胡妥协而产生的习、李体制；二是根据惯例，下一届常委会中的绝大多数会从现有的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政治局委员中产生。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这种由熟面孔来继承现有权力的格局颇有些令人失望。因为从以往经历看，这些“老人”已经被现有的权利网络和利益格局所羁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具备带领一个大国真正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的新思维和能力。当然，从执政者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对未来的领导人的思路和风格比较熟悉，因此社会各阶层政治、经济利益博弈能够基本延续当前的路数，从而保证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

胡、温体制被世人看作是最无能的体制，胡、温治下的十年被人们看作是“击鼓传花”、将矛盾推给下一代的十年。除了一些既不好看又不实惠的“亲民秀”之外，在政策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为了让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能够玩下去，他们不得不求助与毛泽东的幽灵，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向改革之前全面复辟。胡、温之所以能够推延解决各类矛盾，全然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给执政当局所带来的“红利”和政治上的高压。如今，“红利”已经被这一代领导人的无能消耗殆尽 ；而各类高压手段也越来越失去效力。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的中国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执政者的腐败和由此带来的民愤。二是中国的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和分配制度向少数倾斜。三是中国国际政策失去了方向，在国内得不到多数民众的认同，与邻国的关系普遍紧张，同时为国际主流社会所不齿。习、李体制必须面对这些经年积累的矛盾。按照中国当前的政治规则，他们有十年的执政期，而这些矛盾等不到十年，甚至等不到五年。假如他们希望继续胡、温体制的击鼓传花游戏，无异于在政治上自杀。

在习、李体制下，中国领导层的政治生态也将发生变化。与现任领导核心中的任何一个人相比，胡锦涛在政治权力的竞争中要领先十年至十五年。这种优势使得其他人难以对他的权力形成真正的挑战。习、李体制则全然不同。李克强一直是胡锦涛刻意栽培的接班人。但是由于江泽民的上海帮四年前发动的一场政变，习近平一夜之间跃居李克强之上，成了新的“皇储”。这种历史背景和两人同时进入常委会的双接班格局，为日后的权力斗争留下了伏笔。与此同时，现有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政治履历与习、李的距离相当接近，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曾经是习、李的直接上级。如果有机会向习、李中的任何一位发起权力挑战，他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操作上都没有太大的障碍。

面对政治、经济和外交矛盾的紧迫性，尤其是面对政治局常委内部可能出现的权力挑战，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都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对的紧迫矛盾。向胡锦涛和温家宝那样只是作作姿态，显然不是一个选项。但是任何真正解决矛盾的企图，都可能会打破现有的“暂时性均衡”，从而为党内和社会上的反对派争取变革提供新的机会。至于习、李二人是否能够应对这些新的变数，以及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是否已经成熟到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些新的变数，现在还难说。但是有一点是一定的：那就是中国在习、李体制下不得不变。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我喂喂：少壮派武将高调要改革是祸是福？

如中国民间无能推动民主化，指望党内分化，而党内文官不能成为改革派，转而依赖少壮武将集团，则将是中国悲剧。如中国的少壮派武将真希望中国进入宪政民主社会，便请脱下军装，加入到与千千万万呼喊宪政民主的平民百姓行列，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光明未来。

军人成治国理念的带刀护卫

前空军副政委，2009年出任国防大学政委和党委书记的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刘亚洲这些年来一直是媒体关注的对象。舆论说他是“自1990年以来第一个公开放言政改、推崇西方政治，并且没有因此遭受打压的现役高官。”据北大教授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一文披露，2010年7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刘亚洲自己说“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确实，跟朱成虎将军的“西安以东的中国大部被美国摧毁，美国也要准备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摧毁”相比，刘亚洲言论没有恐怖气味，跟最近的前国家主席之子，现解放�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前呼后拥华丽亮相比起来，刘亚洲“锋芒”真的不算什么。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披露，2011年4月24日，刘源幕僚，《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举行他的主张中国“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书发布会，刘源本已为该书作序，但在当天“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
众人皆知，中共搞党指挥枪，这个党或者是象邓小平那样的中共军委主席或是集体的中央军委，而象刘亚洲、刘源这样的中共将军就中国外交、政治而非军事策略战略发表公开言论，甚至象刘源公开让军人成为某种治国理念的带刀护卫的做法，只能是江泽民，特别是胡锦涛时代的特有现象。军人干政是非民主国家常态。由于政府无能，治理衰败等因素，亚非拉这些非民主国家扎堆的地带经常成为军人长袖善舞的圣地。当今中国语境下的军人干政，虽远未到军事政变和军人当政这些军人干政的高阶位，但在中南海这个军事、外交、政治决策中心之外出现军人绕过中共军队在政治局的代表（中共政治局委员徐才厚、郭伯雄来自军界）和中央军委，而直接就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发展方向诉诸公共舆论支持，说现在的中国出现了军人干政丝毫不为过。

如今中南海已力不从心

显然，中国军人干政现象的出现与中枢权力衰退直接相关，也就是常识说的你弱我强。在胡锦涛之前，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最霸道专制的皇帝之一，邓小平虽没有中共魁首之名，但其仍可以军委主席天威发号施令，甚至其魂灵都可以庇护现在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江泽民虽然没有毛邓之流那种中共一、二代领导人的淫威，但仍还可以以中共核心号令属效忠，可以把“三个代表”写进宪法，与毛、邓名字并列，到了2002年胡锦涛登台之后，他至多只能打着总书记旗号在“集体领导”的招牌下混完自己二届任期；其次，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最能反映中南海权威的指数上，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全国一盘棋”政治早已成了中国政治博物馆的古董。“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这些新现象虽然可进行多种解读，但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则是冲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流集权模式，让人们看到了如今中南海力不从心；最后，当今中国法纪松弛，特务横行则表明国家统一法律在崩溃中，而中南海对“延安儿女联谊会”这样的太子党组织发表《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提出的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则束手无策，这说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南海的权威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流逝。
在一般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一个共识是军人干政乃取乱之道。但这种看法在当今的中国受到了怀疑，这是由于刘亚洲的政改言论中有“崇拜西方”要素，有民主派因此喝彩他。早在2005年，王怡就指出，刘亚洲的国家主义与他的民主与自由观念有张力。如中国民间无能推动民主化，指望党内分化，而党内文官不能成为改革派，转而依赖少壮武将集团，则将是中国悲剧。显然，由于中共长期压制民间力量，当下中国成建制的体制外民主派仍无影无踪，而中共体制内的文官则日趋向保守反动，军中少壮派登高一呼，便立刻成了某些人心中的希望。

军权政治树上生出的毒果

中国不缺军人干政的历史与教训。军人政治鼻祖袁世凯深知军人干政后果，曾禁军队参政，但在北京政府总统、议会与内阁的无休止缠斗与选择对己有利的立宪制度的较量中，袁世凯通电求助军人支持，从而打破中央政治僵局。袁世凯鸩止渴让北京政府权争临时趋于平静，甚至满足了不少文人的苟且维稳心理，当袁世凯建立在军权基础上的权威死亡之后，中国政治马上跌入万劫不复深渊，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军权政治这颗树上生出的毒果。
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2009年展望中国民主远景时曾经说过：中国不太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民主化，而且，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民主化的威胁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未来政治演进的一个选项之一可能是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弗里德曼对未来中国走向的悲观与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均与崛起的中国少壮武将有关。
显然，在中共体制内不具备民主化的前提下，寄望于少壮武将集团的“觉醒”加速中国宪政民主化进程，这不啻是揠苗助长，更是引鸩止渴。如中国的少壮派武将真希望中国进入宪政民主社会，便请脱下军装，加入到与千千万万呼喊宪政民主的平民百姓行列，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光明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刘自立：宋彬彬罔史欺世证纲

摘要：


今年初，前红卫兵宋彬彬等人抛出她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企图以澄清历史真相为旨，定位其人格，影响全世界。坊间业已有人做出一定反馈，但是综嫌空泛和单薄。

我们现撰一文，就宋氏历史作用和文革表现，结合毛之民粹主义文革观和极权主义镇压观，二者一合以求对史、对人做出撇清和辨正，且试图将观念和史事兼顾论述之。

主要史实是，宋是毛泽东文革几个主要阶段的活动者和领导者；她的作为，对于文革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老师的遇难负责，不可推卸。

主要观念是，宋氏现象值得所有研讨极权主义观念者注意，文革之毛，区隔斯大林甚至有别希特勒的民众运动观和大民主－大极权观。

尤其重要的分析，是在于对于红卫兵――这个中共尚未否定的人事载体，做出批判。





宋彬彬不久前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今释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是，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我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王晶�先生（卞仲耘丈夫）也对宋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协同八一八毛之检阅红卫兵照），提出严正批评。


但是直到今年，宋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注1），沆瀣刘，叶，冯等人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套用文革术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四十年来，这个论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本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黑灰色关键词。


这里，我们基本上以提纲的方式，简呈读者一个反驳宋氏历史之伪的文字，也叫做录以备考，呈释后人；更加详尽的内容，容后再呈。


这里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宋是"三朝元老"


那么，什么是几朝、什么是元老？《清史稿》中有二臣辑录。这里的二臣，就是降清覆明的那些臣子。这个"二"字的用意，在清史稿里自然是负面的。但是在大统一统的道德谱系中，尚可以分辨是非，捋出德行。宋这样的"三朝老臣"有无任何原则和德性呢？


绝对没有。


这"三朝"分野是：毛文革发动时期；工作组时期（含工作组撤离与毛八.一八造势以前的过渡时期）；八.一八时期。


宋是当时北京中学里面响应毛－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且在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者。是权贵（老）红卫兵中一员。这里值得注意、且不为外间解释的现象是，所有中学里面第一张大字报，无外是所谓干部子弟和权贵子弟所贴出，所发起。宋是这波夺权中的一人。


故此，宋成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权力直接源于最高层――邓，胡启立，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上而下控制宋的学校筹委会（一种革委会产生以前的领导机构）。


第三朝元老的称谓就是八一八毛给她还名"宋要武"后的来的；且为外界所知。


这里最为交集和颇有争议的是，在毛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到八一八毛－宋"要武"这个过渡时期，宋等控制的该校筹委会是不是不再运作，权力是不是处于真空状态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不由共产党控制，领导和操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吴德，中央的毛、周照样在控制情势；刘、邓势力也处于死而不僵的抵制时期。


宋作为毛、刘不同时期的代言人和行动者，是毛式文革和刘、邓式文革的最大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归纳为毛式图腾，也可以表现为刘邓戳记；总之，她的身上烙印着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迹。


自邓企图有限否定文革三十多年来，这个戳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之中国，决无再现和复制的可能――邓时期，绝对不可能有人将八.一八毛见红卫兵、宋彬彬的乱照刊登于任何媒体；但是，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邓和中央（共产党）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遗忘、被涂改，随着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复辟和妄为，文革翻案风气日渐盛行，遂出现宋、刘（进；前筹委会成员）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反扑。


今年来宋，刘势头风头大健；而从宋文发表以后网络的反映来看，一、两千的跟贴（凯迪网，共识网等）都是彻底批宋、否毛的――这也就说明，邓的有限否定论，还是受到民众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这一点也要有限肯定。


同样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后来遇罗克以反证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毁灭的反血统论，在现今中国依然没有市场。中国政权中人乃及后代，依然世袭中国所有政治权利且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权力代表和国际契约的有效签署者。


而毛之文革，毛之运动，毛之纳粹、民粹和极权发动的主导势力是特权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以宋彬彬为其主要代表（含前后出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骆小海和彭小蒙等）。


此间区隔是，1957年，毛利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继续）"革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学生和所谓民主人士中的章罗等势力，借机而起，试图分权。这样，毛的利用论，颇有被反利用论的嫌疑和危机。


故此到了1966年，毛忽然对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学生发生兴趣。他深知中学生群体的无知和盲目，加之干部子弟的狂妄和傲慢，使他击破社会桎梏的旨意或许可以得逞。于是，在工作组时期和后来的八.五时期（卞老师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时期，北京中学出现一种外间难以理解的"暴力特权"和"特权暴力"肆意横行的局面。而干部子弟，更准确说是高干子弟人群，成为这股暴力行世之祸水、源头。


而企图自命阿Q参与革命的那些贫/平民子弟照样被排除在外，除非他们成为"红外围。"


于是，原来的党锢（刘）府禁（周），被毛利用联动和老兵这样的特权阶层得以击破。故之，出现了北京大、中学校一色干部子弟掌握文革之局面。


可是，这只是毛的战略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并不主要，并不致命的侧面――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毛的主要企图――那就是，最终要把这股洪水引向打击刘邓，清除榻敌之想。


这样，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俟后述之。


（又，外间不知道什么叫做"老红卫兵"，什么叫做"红外围"，乃及后来的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更包含这其间是如何转换的；含对于"十七年"的评价和估计；因为这牵涉到宋、刘等人圈子里的红外围人员，故此，有此一说之补充。等等。这只好待后补述。）


二，卞仲耘在工作组时期即被批斗殴打，险些致死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 "（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绝无人权（这里，当然不能就此推断文革时期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据人的生命而言如此无二。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三，宋是工作组时期和后工作组时期的掌权者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因为，毛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组，实为他的一个统一战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二次引蛇出洞（如果把高岗事件摆进去，这是第三次）；而不是所谓（王年一观点）之"二次发动"；而是"一次发动"，整体发动之阶段论和第二个阶段论。


宋，在蛇出蛇进的两个阶段，何以会屹立不倒？因为，她原来是刘、邓工作组的人马；后来（1966年7月底）毛撤除工作组，宋，是不是也如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很多人那样（学生、老师、校长、组长……），下台走人，弃权以待？不是。


她和刘进等人，依然把控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权。


她不是打击工作组这场斗争之阳谋（阴谋）的牺牲者，她，反而成为继承工作组遗事者。


（这段时期的背景记述可参考鄙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造神者言――"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等文）――其中要点是――


首先，毛首创文革之民粹主义发动后，接续创造两种革命－镇压方式于一身，既而区隔于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统治和"革命"模式。因为，运动群众和以此打击政敌，且将中、小学生也悉数发动起来，这个规模、这个性质，显然超过纳粹冲锋队和KGB对于百姓的煽动。


此间，这个毛文革的特权论，世袭论和权贵论开始逐步转向，转向彻底的平民化运动和大学生文革――这是非常诡秘的转变――因为，前此他的特权论起到了击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击破社会秩序，只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于是，超越工作组模式，成为毛试验大民主和大极权的两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战略的唆使下，毛并未及时批判工作组方式（如在八一八之城楼上，讲话（林彪之）中，他就矢口不谈此道……），而是相反之选，他邀请工作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并支持红卫兵冲击社会。与此同时，他对于原工作组成员予以彻底抛弃。


这样，超越工作组官方镇压模式，由大学生主导的、兼有人民运动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说，从八.五毛之《炮打司令部》开始，在所谓《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逐渐主导国势和文革，以至于最后在"九大"上，彻底颠覆刘少奇（――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结束"――在21世纪，毛－刘势力合股并一，成为新一轮世袭势力之另外一种倾向，也当然值得探讨）。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运动－镇压"方式，即工作组方式；而在此方式中，宋彬彬起到重要作用。（我曾在一文中说――"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


"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


"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大字报方式（――也就是大规模民粹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


"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注意：毛并未在人民日报和正式文件中派发"炮打司令部"――这是耐人寻味的。自立加注）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注释3））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同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是无人权的"蟑螂"和"老鼠了"（这里，当然不能推断文革时期的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便她可以被说成是"花季少女"――但是，这是怎样一种花，一种女呢――东德解体后有所谓"链条罪"惩治有关人员――上至昂纳克，下至每一个射杀柏林墙逃难者的士兵；难道因为这些青年士兵因其年为"花季"或可豁免？其实宋当时已经超过法定年龄，她十九岁了……）


四，宋氏成为后工作组时期暴力运动的具体呈载者


接前而述。工作组撤退以后，至少北京文革呈现两股势力交叉运作的局面。一个局面是前此所谓特权暴力延续他们并不知晓的非毛方式即刘邓方式，实行对于社会的广泛冲击。这个冲击主力以特权红卫兵和一般红卫兵主导。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波暴力的泛滥是刘邓为之。但是，他们控制和导向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后来发展出来的联动（红卫兵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成为这一波暴力的主要行为者。


支撑这一暴力的荒诞派口号就是对联――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根据史料判断，毛派中央文革人员对"对联"的态度暧昧。因为，一是，他们要秉承毛意，继续做到"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不会轻易否定对联；二是，他们（如陈伯达等）对于"对联"干扰毛之打击目的，扰乱战略意图，心知肚明，也予以谴责；加之遇罗克正在揭露这一波血统论的视图，所以，江青等人对此态度首鼠两端，不作定界。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条"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并无直接煽动"反对工作组"的口号；相反，更多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广泛意义上的杀戮和迫害）；"破四旧"（广泛意义上的清除文化和传统）；支持红卫兵小将；继续呈现和反对走资派不同的政治趋向。等等。


这个意图的叵测之函是什么，就是毛的企图：准备让联动最终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图很快得逞；联动反对江青，冲击公安部，支持刘邓等行径，终于让毛发威逮捕之（再释放之）――这样，毛需用大学红卫兵的战略，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快速实施，效果明显。这同样是外间人士和研究者中很点明的情势。从毛的民粹极权理论上说，是一大试验；从世纪斗争策略上讲，毛脑筋转动的漩涡引发的态势，半个世纪尚显模糊。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8月5号，卞仲耘老师被打致死。


据此推论，卞老师当然是在多种势力争相表现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于乱的。这个乱中不乱的迹象和脉络仍旧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换言之，卞案说明，宋等红卫兵在这场红八月里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组）以后的暴力降级，正好相反，是响应多种势力，施行屠杀比赛的残暴结果。


八.五事件实际上拉开了红卫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师的惨剧，仅是其中之第一幕。这场凶案，是前工作组余孽和新、老势力多种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权红卫兵在八一八登台、叩关以前的投名状。


这场唯恐落后的血腥比赛，使得一些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个血腥屠戮的奠基仪式，就是血统论叫嚣――文革初期，唯有这些血统高贵者，可以有恃无恐地加入暴行――这是一般外界很难理解的、中国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史实。


重复而言，毛并不行止与此，而是通过这个暴力的阶段达到更为广泛的文革暴力，武斗，镇压乃至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军队化――这是队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释。


所以，单一解释毛的红八月暴力，而并不诠释这个暴力交叉运动和权力交叉运动，都是片面取史，不足为训。


五，宋是工作组撤退以后该校不变前任的继续领导者


她们的任命，既发端于第一张大字报，也取决于她们的出身论。她们有资格成为工作组协助者，而后，又成为后工作组时期的筹委会人员，都起源于她们直接受到邓，胡（启立）的领导；且有资格在邓家里开会，讨论文革形势，采纳上峰指示，导向该校运动。这个自我定位极其明确。她们的各种言论夫子自道，自白于世，不在话下。（同注释2）


六，宋，刘等人对卞案负有责任


她们在事发后出现在承载卞老师尸体的北京邮电医院，即是明证。那是8月5号夜晚。


七人签字字条的出现即是一证。


这个字条是赶到医院的王晶�先生先生要求她们自署的。


关于这一点作者朗钧有如下考证――


这里"存在两个版本：


"王晶�版本。王晶�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签写的，因为王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包括他（她）们的姓名。…… "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应医院的要求签署的。因为不签署这个字条，医院拒绝抢救。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将此字条交给了王晶�。


"两种说法。王晶�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王晶�为人耿直，文革中虽遇红色恐怖，他不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后，立即购买照相机，将卞仲耘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相存证。当红卫兵要求对卞仲耘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也被王晶�严辞拒绝。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签字存证的要求。


"松文说此字条是医院要求学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话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如果红卫兵也想抢救卞仲耘，双方一拍即合，签字何用？


其二，从死亡证明没有如实写明卞仲耘是被殴打致死，而只写'死因不明'，可以判断，受到威胁的是医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无法解释这张签字条为什么会在王晶�先生手中。既然是医院要求签名，就说明，医院的就医程序需要这个签名条。医院得到此条后应将其存档，而不是将其转交死者家属。医院将此条转交王晶�的说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条在王晶�手中，这个字条具有证据的属性。李松文空口无凭，不足为训。"（注释4）


七，刘进第二天（卞死后）代表官方发表校园广播传达上峰表态


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对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态，他说：……（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刘进则说，（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们的威风……。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预演




毛、周、吴德知悉该女中打死人事件后，毛办（？）周办抑或什么办公室非但没有追究杀戮者的罪责，反而在十三天后之八.一八，让该校红卫兵在宋、刘率领下登上天安门，遂出现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嚣
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后，对于宋等人行为的无耻肯定，且进一步鼓励，唆使和策划八.一八以后的暴行。
王晶�先生在那次反击"光荣校友"的声明中写道，"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注释5）
重复而言，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当周恩来办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后，会不向毛如实禀报。


随后，毛看到这个事件，犹如闻血而动，见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开始发生冲动――故此，他稍后时间便叫嚣"要武"，把宋变成一个暴力符号；目标指向，不单是对卞仲耘，也是对此后一个月，北京无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台《十六条》，虽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8月5号，卞老师就被武斗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样，在对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时期，毛，刘处理不同，立场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刘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导下，全国照样出现官方镇压和迫害事件――这和毛民粹直接发动红卫兵运动势成互补。


当然，如果硬性判定这两种暴力的轻重缓激，可以说，毛发动文革和刘多少抵制之之间，尚有一个毛"强极权"和刘"弱"之之区隔。不然，人们就会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场上去。


倒退几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据大饥荒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确，在此课题上，毛、刘之间的观点异别。


坊间说，毛、刘一致形成发动文革之"集体智慧"，这样一种叙述，肯定有所误差。




九，红卫兵成立日期辨正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个事实：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注释6）


（此外，红卫兵，子弟兵，血脉和骨肉――这个本来就为共产党留了一手而从未在其任何文件、决议中对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难点。）


一向以来，存身于文革中的红外围中人，更是仆见主形，紧紧跟随。


于是，经过几年酝酿和谋划，截至去年冬天，宋，终于历经四十年蛰伏开始发威；而红外围就像文革中紧跟联动和老红卫兵的保皇党人，开始杜撰与其出身和利益（立场）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风格文字（如，前此红卫兵"五人谈"中的冯静兰，就是这类红外围之一员；而叶维丽，则是夹杂在外围和中心的主脑人物。）于是，红卫兵以颠覆历史，歪曲真相和反扑反文革的极大势力，卷土重来，登台亮相。




十，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之异同


一如前述，宋氏红卫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顾毛，刘双红卫兵性质。


何以在工作组撤离以后她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队于毛。


而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无此幸运。


虽然，所谓革军子弟（军队干部子弟）之所以比较普遍反对工作组，这和林彪体系支持毛，打击刘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有待再探考的课题。


深而言之，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归纳在毛之清晰的战略布局之中；而后来，这个体系加入了宋、这样的原工作组人马――再后来，在联动垮台以后，全国所谓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滥如斯，完成了毛曲径达鹄之铺垫。




于是，宋氏肩负几种使命的角色，开始形成，开始发效，并最后在八.一八一天，她给毛戴上沾满卞仲耘血迹之红袖章的时候，终告完成。继而，宋成为文革历史上最大的暴力符号。


这是中国文革历史中任何一派红卫兵领袖，任何一派造反领袖无法做到，也不能实现的符号光荣符号梦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说，何以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风头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们上，站在毛前发表演说和叫嚣……）又说，这个宋彬彬现象，实际上阴错阳差该为彭小蒙现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释是， 宋，彭之选、之争，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级制度和遴选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在于，宋氏父亲宋任穷的文革提升和等级鉴列；彭氏父亲，不够这个级别――所以，认为宋风头压过彭，使得宋为毛宠是一个偶然，这是怪写历史，不足为据。




十一，宋氏组织八.五批斗会的证据


（一），作为领导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获卞仲耘、王晶�于1966年8月时期写给上层的冤情报告。宋、刘们要卞在八月四号就交出这份材料。


于是，（二），八月五号清晨，卞，王握手永诀，准备赴死（见胡杰电影《我虽死去》）――既然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提出八.五凶杀是一场偶然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由乌合之众乱打乱批之类的"失序"论，根本就是毁灭真相。


（三），所谓"煞煞她们的威风"――这个当时宋在批斗会现场的用语，在陶洛诵，胡志涛，（含刘进广播讲话）等五、六位现场目击者和该校成员的记忆中，不约而同做出判定。无可辩驳，不能否认。


（四），宋，刘，叶（维丽），冯（静兰）等人炮制的"抢救论"，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试问，卞仲耘被打死以后三、四个小时，尸体（死和濒死之间）被抛掷于校园一隅，躺在一辆板车之上，屎尿失禁，浑身抽搐，无人搭采，加之阳光爆晒，身上还遮盖一条雨衣，压着一把扫把……试问，这几个小时，你们是在抢救，还是在促死？！


还有报告说，当有人提议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时，校、宋一方认为，阳光灿烂之下送往医院，影响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后，云云――这难道也是抢救？


（五），史料记载，宋彬彬确实和受难者家属王晶�有过一次谈话记录。这次谈话的主旨有几点：一是，宋认为她未打人。二是，她认可"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三，她们见卞已死亡，担忧于前，欢呼于后；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开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后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后，成千上万人被打死，这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而非性质。


而这个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该校揭开的。这是宋不可回避的史实。


固然，这时她业已成为毛营一员而非刘、邓阵营者人。




十三，没有证据显示宋直接打人


这一点，也务必说清楚。


迄今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


宋彬彬文字出台的背景令人堪忧。文革否定式，历经邓时期比较稳定的态势，却在他逝世以后逐渐倒退。


这种遗忘和淡漠使得宋氏一类人趁虚而入，大做文章。现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


我们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完蛋的时候，要写出"第三帝国兴亡"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同样不能说明我们只能让贤于后而不做任何努力。


虽然，我们现在不单要对宋的文字施行厘清，更有广泛接受挑战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继续这个争论，以袒护真相，说服众人。


王晶�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当如是乎，诚哉斯言！

注释――


注释1：《记忆》网刊
注释2：冯敬兰 刘 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 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记忆》网刊
注释3：刘自立《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观察》网刊
注释4：朗钧《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惨案追踪》，《北京之春》杂志
注释5：《王晶�致师大女附中校长公开信》，《观察》网刊
注释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传记图书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平措自焚一周年

阿坝格尔登寺僧人平措 

2011年12月1日至15日，在阿坝格底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格尔登寺，以下写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举行了因明冬季辩经法会，来自格尔登寺的众多僧人参加了法会。

以下访谈中的人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不便公开真名，皆以化名代之。安瑟是记录者，是一位境内的藏人作家。接受访谈的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他们是：阿瑟噶瓦、阿瑟卡瓦、阿瑟嘎瓦、阿瑟阿瓦，以藏文字母为化名。

阿瑟噶瓦：
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早就读过你的书，我们经常谈到你，所以表示欢迎。

安瑟：
谢谢！今年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众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虐，对此深表同情和慰问。我和许多藏人从心底里敬佩格尔登寺的僧众，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休戚与共。

阿瑟卡瓦：
我们生活在暴虐之中，真的很难忍受，但是今天能在这里向你倾诉，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安慰。

阿瑟嘎瓦：
是的，如今我们格尔登寺的很多英雄为了西藏政教事业抵押下自己的生命走了，我们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磨难留在世上，很希望把这些痛苦讲述给世人听，为此我们等待了很久。虽然外边一些公允的新闻媒体有报道，但是自己很想亲口讲述这种痛苦，因为在心里埋藏了太久……把心中的痛苦讲述给别人，就如同在痛苦中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感觉。
我们现在虽然来到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参加因明冬季法会，但是我们每一个僧人后面就有一个汉人的干部或士兵监视着，我们的电话都遭到中国的监听。昨天，我刚到这里，就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我在达仓拉莫寺的冬季法会上，我这样汇报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哪里，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动向或行为。

阿瑟阿瓦：
说实话，今天心里是高兴的，与一个担负西藏福祉责任的人进行讨论深感安慰。原本计划的是，我们格登寺的一千名僧人来参加冬季法会，但是很多僧人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如此监控、骚扰和镇压的情况下，去参加法会还不如不去，所以没有来。

现在我们格尔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围的处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里常驻有干部，为了防止袭击，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铁网。我们和中国干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没有丝毫改善关系和产生信任的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真的想错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镇压，使用更多武器，促使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的仇恨更加激增，绝对没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弃抗争。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大错误，既不理解，也不改变固有的政策。

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是人。可是，对我们实行镇压，我们是人，是会反抗的。如果政府对我们没有开明的政策，如果军队不从格尔登寺撤离，反抗的运动绝对不会停止。我们格尔登寺的年轻僧人，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从来没有消失过。连小僧人们在玩耍的时候都表现出反抗和自焚的行为。

之前，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禁止了六个月。后来，中国干部说要开放宗教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国干部一而再地要求格尔登寺的格西（佛学博士）左仓宗智发言，他于是说：“我说了不讲，硬要我说，那我不多说。最近很多英雄儿女为了众生自焚了，对此一些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和走狗们说什么自焚者是僧人和尼姑，他们自焚是破了戒。这种说法纯粹无知。自焚者没有破戒，因为没有违背任何一部律部经典——《广戒经》、《杂事品》、《百业经》等，这才是事实。在佛子菩萨传中有很多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记载，所以绝不能说他们都破了戒。”但散会之后，他就被中国人带走了。之后，两百多名弟子前往阿坝县城，警告中国人如果到下午六点之前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全体将自焚。那天下午格西左仓宗智获得了释放。如果那天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绝对会一起自焚的。想起来真的非常敬佩！我们内部如此团结一致！

阿瑟噶瓦：
我和爱国英雄洛桑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同班，如今我们班在格尔登寺是反抗最强烈的，也是中国政府特别监控的对象。洛桑平措在生前总是谈论西藏民族的状况，尤其经常提起2008年3月16日中国政府屠杀很多阿坝民众的血腥事件。他常常痛苦地说“从2008年开始，阿坝民众有了非同其他的新的痛苦，这个大屠杀是无法忍受的”等等。当然，格尔登寺的大部分僧人都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认为只是一般的言论。平措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身体很壮，而且力气很大。比赛力气时我们班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曾在私下里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总之，他自焚的原因是无法忍受2008年开始的镇压。

洛桑平措自焚的那天，格尔登寺正在颂持《甘珠尔》，法会结束后我去了寺院的商店，听得有人说我们班的一个僧人进行了自焚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悲痛，赶快跑到僧舍告诉了师傅，再跑到大经堂跟前时，洛桑平措的亲戚格桑、格勒，以及现在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达杰和甲普宗智等人，急匆匆地赶来了，当时我都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经堂周围很多僧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整个人恍恍惚惚……整个世界陷入了悲痛。没过多久，五百到一千名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僧人们准备冲出寺院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但是，阿勒合（朱古，仁波切）东可仓做了劝说，并阻止僧人们出去抗议，要求他们解散。也有很多老人信众对着僧人们哭喊、请求：“我们的僧宝，请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家汉人的对手，过去他们在1958年和文革时杀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这家汉人还会屠杀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压不住幸福而想冲，是背不起痛苦而想冲……这些人献出了身体和生命，我们无法留下。”僧人们回答。那天，只想到要去死，根本不想活下来。但这时，有很多年轻的信众挡住了僧众往外冲。当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根本没有恐惧和犹豫，我是个胆小鬼，但是那天真的觉得死是非常简单的事。往外冲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僧人，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僧人。出于同班同学感情深厚的原因，有的僧人号哭着往外冲，有的捶打着自己胸口往外冲。这时，曾在哲蚌寺学习过的僧人格桑和达杰（2008年3月12日哲蚌寺举行抗议时割腕抗议的僧人）让僧众们坐在地上，大家终于坐下了。天快黑的时候，三四千名僧人聚集到了那里，附近的朝圣者和手持拐杖的老人们前来对僧众说：“卡卓（藏语，哀求之意）！卡卓！卡卓！不能让喇嘛和僧众受伤害，你们受到伤害等于是我们全体藏民族受到了伤害……”说着放声大哭，整个世界都是哭号声。当时无法忍受如此悲痛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内心很痛苦。

这时，一位叫却派的僧人站起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这样往外冲也可以理解。我们藏民族最主要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被驱走他乡，班禅喇嘛尊者被关在监狱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两位尊者的处境都是为了藏民族，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这样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牢记、讨论这个事情。2008年，他们踩踏了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甚至没有收藏一张法像的权力，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之后，格桑也讲话了。这时格桑的妹妹和弟弟哭着说“阿古罗罗（请求）不要讲话。” 格桑说“汉人有没有镇压我们，请看看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哭泣？”等等。

这之前，有些僧人已经赶往洛桑平措自焚的地点。寺院吹法号的僧人（名字不详）说“我们要跟随自焚的英雄们反抗中国”，当他冲向外面时，他的父亲抓住了他：“阿爸，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点燃，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后面，”他边说边往外冲。那位吹法号的僧人冲出了寺院，后来遭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判决。那天很多人被抓了，中国军人把僧人和民众分割成很多块镇压了。所以还留在寺院里的全体僧人都表示，洛桑平措已经牺牲了，但是必须要释放被抓走的僧人，如果不释放我们不会回去。天快黑的时候，僧人们在大经堂前点了很多酥油灯，这时手机的信号中断了。不过这次抗议有了效果，那些被抓的僧人当晚被放回来了。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平措的家人来了。昨天他自焚之后，被军人们打得很重，僧人们抢回了他，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寺院。当时他说口渴想喝水，他喝了一碗水。这时他的父亲说：“你无法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说：“阿爸，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喝了很多汽油。”没过多久，他呕吐了一些乌黑色的液体后就去世了。

我们是同班。在格尔登寺的传统是，班里的学生发生福祸这样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所有的决定权都归这个班。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祈颂经文、祈福法会等。他的所有遗物归班级，我们用他的遗物为他做了法事。当时，也有人想收藏这位英雄的遗物，很多僧人和俗人争先恐后地顶礼他的遗体，所以我们找了一张平措很大的照片让民众和僧人朝拜顶礼。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很多人想把这些遗物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物证，都说“向格尔登寺和你的班级表示感谢！”洛桑平措的手机被一位俗人买走了，说是要珍藏英雄的遗物。

中国政府审讯了我们班的诵经师扎西。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但具体发生在你的班级。

我们本来计划将遗体存放数天，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下令第二天必须举行葬礼。我们班按时进行了祈福颂经等佛事，第二天我们以崇高的礼仪排成色昌（僧众仪仗）迎请了平措的遗体和照片。所有信众没有不流泪的。妇女们痛哭着说：“为了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业和西藏民众的福祉点燃了身体……”。从寺院开始，僧俗民众手持哈达和圣香列队迎请了他的遗体，并大声齐颂“岗日热瓦果为香堪斯……（尊者达赖喇嘛祈请文）”快到火葬台时，东可仓仁波切持香引前，全班僧众把遗体放入了火葬台。那是一个用铁皮制成的箱子，那就是火葬台。在把遗体放上火葬台之前，东可仓仁波切把洛桑平措的遗体三次举起让民众瞻仰，所有人都痛哭成一片。就这样，这一天就结束了（说到这里，阿瑟噶瓦泣不成声）。

第三天，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天，我们几个人在收拾拜访者献的哈达，一个小僧人跑来说：“他们要禁止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这样叫喊了多次，后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当时想，如果禁止宗教活动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达杰和甲普宗智遭逮捕。从此我们班就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又逮捕了丹增和纳丹，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和洛桑平措在茶馆里商量自焚。总之，指责他们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个或者一起自焚。

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详细登记姓名、籍贯等，当时大家议论说外省的僧人会被赶回去。有一天，僧人们聚集在大经堂前发放圣物，并说今晚绝不让一个僧人被他们带走。有些僧人和闯入寺院的军人在对峙，僧人和军人几乎脸都贴上了。僧人们说：“格尔登寺的全体僧人休戚与共，如果带走一些僧人，其他僧人无法袖手旁观。” 后来叫所有的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我也去了，不久大家又都回了僧舍。当晚来了很多干部和军人把僧人们强制带走了，遭到严重殴打的僧人也不少。当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有的车上装着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僧人、毁尸灭迹的武器，当然具体是什么武器我不清楚。那天晚上，军人和干部把我们像抓贼一样抓走了，押送到汶川和茂县。每辆车上押的有二十多名僧人，两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二十多辆车押送僧人，车队中间还安插的有军车，行驶在一条很宽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然后，把我们分成了七个组，我们每十八人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其中有很多受伤的僧人。我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而他们对我们进行哄骗。二十多天后，干部们大骂道：“你们犯法了，到外地寺院学习要办理手续，你们没有办理手续，所以犯法了。”

有一天，有个僧人写了“你们蹂躏藏人的生命，不让我们呆在寺院是对我们的权利和民族的侮辱”。由于这件事，情势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也进行了几天的绝食。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遣返回了各地。就是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一段经历。

安瑟：
唉！遭遇了巨大的磨难啊，感谢你！

阿瑟噶瓦：
我们的两位怙主（嘉瓦仁波切和格尔登仁波切）不会停止为西藏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心中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怕镇压、怕开枪而退缩，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抗争的敌人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开明的知识分子等群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个政权。每天对我们进行的镇压、骚扰与限制，让阿坝地区的民众也无法继续忍受，而且在藏人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阿瑟卡瓦：
这次我们格尔登寺的三百多名僧人到这里参加了法会，每个僧人心中都有巨大的痛苦，心病。由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面对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可能一一讲述，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这次就到此为止，达德莫（多多保重）。

安瑟：
唉！达德莫，西藏三区的人民心中有你们格尔登寺的爱国英雄们，很多英雄儿女永远在精神上支持和尊敬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我这次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你们而来的，总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原文藏文，记录于2011年12月，安多

中文译者：桑杰嘉

附：
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僧人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自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在阿坝县城自焚之后，格尔登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在巨大的压迫之下，迄今已有13位僧人及前僧人自焚，其中9人已牺牲，4人迄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 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拒绝交还家人，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 

李江琳：藏区的“平叛扩大化“

图为塔尔寺批斗大会（1958年《青海画报》）

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却未向藏民族道歉，还继续掩盖真相拒绝开放档案。 

 “扩大化”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当代中国历史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人们已经议论得很多，却依然议论得十分糊涂的事件。当文革后渐渐允许议论这一运动的时候，当事人大多还活着，史实并不复杂。不少文件逐渐解密，当事人在境内外发表了大量回忆和口述。即使是按照大大缩水了的官方数字，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数也高达五十万，这些人后来统统“改正”了，也就是说，官方正式认定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有五个人是例外，十万分之一。这五个人不予“改正”，为的是要用来证明，当年打右派也有打对了的。既然有打对的，那么反右运动本身就不能说错。于是，1957年反右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而已。

不过，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不知道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西南西北，以藏区为主的地区，发生了一场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扩大化”，那就是至今仍然遮遮掩掩的“平叛扩大化”。

1955年和1956年间，随着内地城乡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开始将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推行到藏区。在藏地农牧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先从西藏周边川滇甘青藏区开始。这一名之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包含中共建政之初在内地进行的土改、反右、镇反、合作化等，并将之压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酿成一场国家军队镇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万5千左右。

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发生了针对藏人农牧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更在每次作战后由上级下令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导致很多地方藏人部落男性青壮年骤降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1958 年4 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这一招叫做“防叛”。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规定对21种人可以逮捕，而且“对已捕获的俘虏一个也不能释放，未捕获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追捕归案”。该州在两年内将藏人总人口8.6%关进监狱。 

就像1957年反右有指标一样，“平叛”时抓人也有指标。这个指标经常高得离奇，而且总是超额完成。以青海省玉树州为例，青海省要州里抓2000到2500人，州委告诉下面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后来的官方州志披露，共抓了22780多人，超额十倍。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仅1958年所抓的人，就占全省藏人总人口的10%左右。这年在青海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役”，大量男性青壮年已经死于冲突或者逃亡。这10% 其实就是把藏人部落里尚存的男性青壮年一网打尽，其中很多人死于监禁，再也没有回来。甘南部分地区分配的抓人指标甚至超过了当地成年人的总数。

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藏人必须依赖其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群落和寺庙体系，才能够互相帮助，抵御灾荒。那里和汉地不同，城镇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可乞讨要饭。“平叛”战争和滥捕滥抓，使得藏人家庭和部落在后期的大饥荒期间失去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大量人口死于大饥荒。1959年5月青海省海南平叛指挥部的报告中说，“双龙沟拉毛德打柴时，遇到6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11月（按：1958年11月）至1959年初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

用“扩大化”掩饰合法性

1981年，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向邓小平上书，要求解决青海省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后，五省区开始组织专案组，开启旧档案，重审1956-1962年战争中捕办者的案件，对“错捕错判”者“平反、改正”。“捕办”包括逮捕、判刑、拘留、集训、劳教等； “改正”包括宣告无罪、 改判、减刑。根据地方志中的资料统计，“平反改正”比例最低为四川甘孜，为35%；最高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这两个地区的“叛乱”案是当地干部人为制造的，共导致12970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两个案件后来均被宣布为“冤案”，涉案人员全部平反，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平反率”为100%。

青海玉树、果洛、黄南这三个镇压最严重的州，“平反”率分别为98.52%、83.6%、71.64%；海北州为76.72%。甘南的平反率达98.5%。西藏自治区相关资料尚未解密。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统计出藏区总的“平改”数据，也无法得知被捕办藏人在狱中死亡的总数，能够确定的只有青海，该省捕办人数中的44%死在监狱中。甘肃省委承认有大量被捕人员死在狱中，但未透露数据。

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该省共捕办52922人，其中44556被“错捕错判”，占被捕人数84%。狱中有23260人死亡，另有173人被“错杀”，死亡率高达52.6%，其中3300人死在“集训班”。

八十年代对“平叛扩大化”的纠正，很快就走向终结。“扩大化”的情节过于骇人听闻，连参与处理的干部也震惊万分。当年参与镇压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则向中央表示强烈抗拒对“平叛”的重新定性。于是，档案被重新封存，再也难以为外界了解。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亦未向藏民族道歉。

在中共看来，“平叛扩大化”就像“反右扩大化”一样，错的都只是“扩大”了的那部分而已，“平叛”和“反右”本身，是当年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死也不肯认错的，因为这牵涉到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也牵涉到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动向》2012年3月号，总第3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