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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7日星期二

梁京:习近平为什么力保王岐山?

举世关注的中共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正当人们普遍相信王岐山将无缘连任常委的时候,习近平率王岐山及其他常委出席了一场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不仅高调表明他力保王岐山的政治态度,而且把新常委人选名单的猜测游戏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相信,王岐山留在新常委班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郭文贵的爆料已经令太多人,包括令习近平和支持习近平的人都不得不相信,王岐山家族的贪腐问题实在是太严重,如果习近平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和真相,而继续坚持与王的政治联盟,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做无论对习本人,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如何来解释习近平在十九大举行前夕做出的这个重要的保王姿态呢?一种解释就是王岐山的实力太大了,习近平如果不做出妥协,就会危及自己的权力。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正如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所指出的,习近平是当今世界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国内,他有能力摧毁来自中共内部和外部一切人对他权力的挑战,在国外,他敢于公开挑战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大敢公开批评习,而是尽量说一些恭维话。
因此,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前做出力保王岐山的姿态,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向国内,尤其是向美国宣示,他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受到郭文贵事件的任何影响,也不容任何人借这一事件来挑战他的权力和地位。至于这是否意味著习近平将继续重用王岐山,我现在无从判断,但习近平决心在十九大之前传达他不容挑战的信息是毫无疑问的。
对美国来说,习近平发出力保王岐山这个信息,具有特别重要的警告意义。因为没有美国的庇护,郭文贵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撼动十九大和中国政局的"真相革命",而美国不仅顶住了中国要求遣返郭文贵的巨大压力,而且,更出现了令中共非常不安的苗头,那就是班农和郭文贵的合流。班农不仅曾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他更重要的角色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鼓吹者和煽动者。尽管他已经离开了白宫,但正如特朗普在周一再次确认的,班农与特朗普的关系密切,也就是说,班农对特朗普的影响力不小。不难看出,班农与王岐山的北京会晤,强化了他与中国对抗的意向。这会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变数,是习近平不可能不思考的问题。
郭文贵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提到,尽管并非他的初衷,但美国已经成为他与盗国贼斗争的主战场。这也就意味著,习近平不仅要在国内保持他对各种挑战的威慑力,也要避免失去在海外的威慑力,尤其是对海外华人的威慑力,否则,更多人效仿郭文贵,或者,移民海外的中国权贵势力及其亲属改变其对中共政权的忠诚与合作,将给习近平带来严重的挑战。
不管十九大最后产出的常委班子有没有王岐山,很少有人怀疑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将达到新的历史高峰。他将如何利用历史赋予他的权力和机会,不仅是亿万中国人,也是亿万外国人很难不去想的问题。习近平公开宣示力保王岐山,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为了彰显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力,这固然会产生一定效果,但也冲击了公认的道德底线。这对与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RFA

2017年10月15日星期日

梁恒:我眼中真实的索罗斯

新浪财经讯 新浪财经悦读会于2012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本期主题为"和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上图为《和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作者梁恒。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持人李南:确实在我理解中,我觉得索罗斯是哲学家、慈善家和投资家,他做慈善是必然的,做投资是偶然的,但做投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他是由哲学核心来支撑着他,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所以他投资在家庭中,投资在他的子女中实在太少了,所以他再也不会结婚,尽管他会在地中海上和希腊的王后约会。
  我建议大家放松随意一点,没有关系,都是熟人。下面梁恒会给我们讲讲他的心得,我们也有一个对话,中间大家可以插话。我们下面有请梁恒,他先端了一杯酒,喝点酒以后可以说真话。我们先聊聊你的这本书吧,29年了,怎么会想写本书?
  梁恒:其实我和索罗斯相处20多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奇缘。如同佛祖释迦牟尼说过的,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种缘份好像两个不同的生命体,在各自的人生中,突然有一点上会合,而且是奇妙的会合在一起。经过春夏秋冬四季转换,慢慢凝结成了很美好的情缘。
  这本书的缘起何处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于索罗斯的书,主要是关于他的金融投资活动和慈善事业,我也相信索罗斯百年以后还会有很多人来研究他,来写书,因为他确实是人类金融史上的一个奇才,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还没有一本书,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也不会有一本书会描写他的平凡生活。因为我独一无二的位置,使我有可能写出一个真实地索罗斯,当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至少这个索罗斯是有血有肉,灵动鲜活的人。
  第二,我写这本书是2009年开始的,我准备把这本书作为献给他80大寿的礼物。可是我写完第一稿以后,自己很不满意,我就完全放弃了,然后重新再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所以,等到他80大寿的时候,我的书其实还没有完稿,因此在生日晚会上,他就说,我正在写这本书,他问写得怎么样啊?我说写了四章。他问,有那么多事可说吗?我说,都是一些小故事,但是描写了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然后他很高兴地说,very good。所以,我后来开始重新写的这本书,是采用了畅销书的文笔和风格。因为我的第一本书《革命之子》出版以后在西方世界很轰动,索罗斯也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来找我。当时《革命之子》作为畅销书被译做全世界24种语言,我采取的就是畅销书的文笔和风格。因此我这次,也是不要第一稿了,采用的是畅销书的文笔和风格。在文字上语言上我力图做到简谱的语言,因为我希望让文字本身的内在紧凑感去吸引和感动读者,在行文走笔的时候,我尽量保持冷静,少用形容词,平铺直叙,这样可以让所讲的故事保持它的真实性,并且通过具体的、很细小的故事来展示索罗斯的性格和他在做某些重大经营决策时的谋断、心理反应和情绪表现。
  举个例子,他第一桶金的时候,那天我记得我们去华盛顿和大使吃饭,我在楼下等他,打的。索罗斯很简朴,当时他还没有私人驾驶员。等他下来以后,他面色凝重,心事重重,下来以后一句话没有说。我们到机场的时候,他跟我说,梁,你给我多换点硬币来。我换了以后,他直接就到机场大厅找公用电话,然后就开始打。打一会儿放一个硬币,过一会儿又放一个硬币。后来,上飞机的时候,我们坐好了以后,他突然侧身对我笑咪咪地说,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布局,他自己对自己笑,然后说,不说了。然后他就读报,把自己愉悦的心情平静下来。其实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布局。事实上,三个月以后七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酒店共同签署协议,压制美元货币,刚一公布日元垮台,而在三个月前,索罗斯就在公共电话里进行了布局,他真的预测很准。所以,他在飞机上的那个笑,我后来才明白是什么含义。所以,他那次就要求手下的交易员不准外出,然后一路狂飙,当很多华尔街经理人都说要落袋为安的时候,他让自己的交易员还要继续买进日元。因为像他这种对冲基金,索罗斯每次做多或者做空都是靠巨大的融资投入到金融活动中来赢得巨大的报酬。结果果然像他所预期的一样,他真的是赚了很多钱,我记得那一天他高兴极了。但是高兴了一会儿他就不说了。实际上这次做日元的胜利,奠定了他在华尔街的地位不可动摇。用他的话说,是一生一世的大钱。像这种细节,媒体是不可能捕捉到的,而我亲眼看见他那种布局、高兴,瞬间一笑,然后把高兴又压下去了。
  我的书力图通过上述这样的细节来展示索罗斯在金融决策中的谋断。比如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一天到道琼斯指数掉了500多,整个媒体都在抱怨,索罗斯那天是赔了最多钱,而且他几乎全军覆灭。所以我很着急,到了晚上,我到他家里他的书房。
  主持人李南:他的书房什么样的?有多大?多少平方米?
  梁恒:我没有带照片。他的书房是在二楼,和他的卧房隔得不远,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澡堂。他的书房可以这样讲,我第一次到他书房有一种感觉,他很孤独。他看很多书,就像我们听欢快的音乐时,有时候能够听到丝丝凄凉感。我看他书房里的大的地球仪和台灯,我会这样想,他经常会坐在那里冥思苦想问题。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到了他的书房,因为我为他着急为他担心,但是我看到他时他正在埋头写投资日记,他知道我进来了,但是他继续在写。写完以后一扔笔。我说外面媒体都说你要全军覆没了,你要完蛋了,你真的会完蛋吗?他笑笑说,我刚才在我的投资日记中,还没有写到这种感觉,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明天要让媒体有一个更大的震惊,我要把我所有的投资组合用最低的价钱卖掉,重新建仓。
  我看到他那种气定神闲,我觉得真的不错,我就放心了。结果第二天他真的把他的投资组合以最便宜的价钱买掉了,这个举动震惊了华尔街,震惊了西方媒体,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只能坐以待毙没有出路了,而这个时候他用卖掉的钱进了美金空仓,用他自己当时在书房中说的,回天之力何为利。利就是现金,有多大的现金就有多大的回天之力,他做到了。但是媒体对他的嘲笑,有的用字很厉害,说他是白痴,但是索罗斯这个人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行我素,名誉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他要存活下去,所以他破门而逃。果不其然,两个星期内他不断的放空美金,美金开始下来了,所有华尔街优秀的经理人都是套牢的,只有索罗斯一个人在挣钱。索罗斯这一次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能够绝地反击,东山再起,化腐朽为神奇,他真的是打造了一个人类金融史上几乎是望尘莫及的神话,没有人想得到他活下来了。
  我的书就是对外人所不知的这些事情,到底索罗斯在这样的舆论中,他到底在书房中是怎么想的,我的书中都对这些有细腻的描写。另外,我在书中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我希望读者能够像看电影一样好像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我希望读者可以和索罗斯拉近距离,可以像我一样有和他零距离接触的感觉。
  举个例子,我们从北京到上海,在火车上吃饭。他说这个饭不好吃,当然他是随遇而安的人,不好吃,他也在吃。我告诉他,这种饭我是情有独钟的。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贫如洗,但是我还是喜欢闯荡江湖,闯南走北,我又没有钱,所以我经常是爬运煤和运木材的货车或者是打溜票坐客车到各地玩。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和乘务员聊着聊着有感觉了,马上就到乘务员的房间里门一关浪漫了一回,他说你马上带我去看看。我就带着他去了,终于有一个门是开着的,索罗斯进去一看,说这个门真的是很小,很浪漫的。索罗斯又给我讲了他在年轻时的一个年少疯狂的浪漫史。所以,我这本书中也有描写这样的一些故事。
  还有他说2001年他来中国的时候,他很想去看看中国的书店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会议安全保卫管得很紧,我说行。我们两个人就从国际俱乐部游泳馆后面出去,出去以后我们上了出租车到了西单书城,进去一看很多人,他就特别高兴,说中国年轻人有这么多买书的。结果一看财经类、理财类的人特别多。他让我带他去看看哲学类,一看,里面只有三四个学生。他就摇摇头,说现在追求真理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回忆起八十年代来北京的时候,他和季羡林有一次吃饭,两个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吃了饭以后两个人还想聊,在房间里,一个是东方巨子,一个是西方巨子,两个人交流起来,我在旁边看着听着,不由自主产生了庄严的感动,好美好美。我就非常感叹。结果他和季羡林从西方哲学聊到东方哲学,很晚了,我们两个人送季先生离开酒店。当季羡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时候,他就讲,我在中国还有自己的哲学之友。
后来很快又安排他参加了一个由当时北京青年精英人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参与讨论会的都是当时的年轻知识精英,我记得陈云(?陈一谘)、王岐山都参加了。那一批年轻人,朝气蓬勃,才华横溢,思想开放,谈哲学,谈社会学,而且在那次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索罗斯没有出版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的其中一章,他非常高兴,越谈越热烈,他说,看来中国是我的哲学家园。所以,那个时候他对这些知识分子这么热爱哲学,这么大谈社会问题,他很激动。所以,这次在北京参加这个沙龙,是他铭心刻骨终身难忘的。
但是在他站在西单书店楼上一看,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学,我看索罗斯靠着书架安静的看这三四个人,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一个学金融的人,如果能够读哲学、读文学,肯定比纯粹学金融的学者更有出息。所以我就带着他离开了,很寥落的离开了。出去以后,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那个年代的学术气氛和他看到的学术气氛,年轻人都看怎么挣钱的书,没有人看哲学的书。
但是正好我们上了出租车,有一件事让他很开心。我抱着一摞书,出租车司机很开心,他说你抱着那么多书是什么书?我说就是这次来北京开会金融大鳄的书。这个司机说,金融大鳄赚那么多钱,他写的书我没有兴趣,但是他赚了那么多钱,还把钱捐给别的人,很牛。我就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等他下车了以后,他就说,老梁,今天我很开心,我会记一辈子。我就通过这样的一些画面和故事来展现他的性格的各个方面。
  当然这本书我刻意不让他有索罗斯的影子。因为这本书,他也没有让我写。我让自己保持独立的立场,因为我要写的是一个真实的索罗斯。很多很多地方我用敬仰的语调,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他有很多缺点,我也是很冷静的批评他。我确实觉得索罗斯对我从儒家文化长大的一个中国人来说,他对人的那种冷漠,这么多年来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他的邻居也是一个富豪,是一个败家子,把所有的钱赔光了,准备要自杀,但是自杀的前天晚上,和他聊天,第二天他和我说,那个人死了。我说你没有帮他吗?他说,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担,要让他自己了断。我听了这个话特别不舒服。他和他自己小儿子下棋,他很少有时间和自己的小儿子在一起,所以每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下棋,下棋的时候索罗斯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下棋,那个小儿子我觉得他很难受的,他说爸爸,你能不能让我赢一次啊?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是索罗斯说,不行,你必须要学会输,那个小儿子就气得眼泪流下来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能对他好一点吗?他说,你知道吗,很多富人的小孩长大以后,赚钱不幸福,赔钱不痛苦,有了成功没有自豪的感觉,有了失败一蹶不振。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学会输。老梁,你有空的时候还要带他们去黑人的贫民窟去看看,把你年轻时的经历给他们讲讲,让他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很穷很穷。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是严父。谢谢!
  主持人李南:来到这个场合,我们肯定有很多想交流的。其实,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我对索罗斯是非常颠覆的感觉,他看到要自杀的邻居说,他应该自己了断,他和子女下棋,也毫不认输,他在办公室是凶神恶煞一般,他和合作伙伴,可以前两天说你非常非常好,到第三天却可以说,你不是我要的人,你走吧。我觉得这和我看到的和蔼的老人完全不一样。那么,他怎么会喜欢你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而且在一块待了29年?能够走得那么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你书中有一章《我们是同性恋吗》,我也想知道答案。
  梁恒:索罗斯看了《革命之子》后,他想结识我,我们见面的第一次,真的是惺惺相惜,谈得很好。他就在那次见面中说,他需要我担任他的中国顾问,我说我现在读研究生,还要筹办杂志,还要写书,当顾问太忙,我当时没有答应他。我慎重思考了以后,还是接受了。我想最开始的时候,他对我有兴趣,见面的时候谈得非常愉快,他冥冥之中可能早就想好了,他要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去,但是对陌生的中国他并不了解,所以他想用我做他的拐杖和桥梁进入中国。但是后来成为那么亲密的朋友了,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情让他很有感触。
  有一次他们夫妇请我们夫妇去看芭蕾舞,看完以后肚子饿了吃饭。吃饭聊天的时候,帐单递过来了,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里的钱说我付钱。结果这个动作让他的太太发了脾气,我的太太更有脾气。说,梁,你和他吃饭,你怎么付钱呢?你很愚蠢的,你是穷作家,你不能付钱。但是索罗斯微笑着说,你知道吗,在华尔街从来没有任何人请我吃饭,梁请我吃饭,我高兴,让他付钱。所以,我就觉得索罗斯感觉到我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很有钱的人。这是一件事。
  还有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去他的祖国考察,回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工作。讲完事情以后,我从自己的黄包包里掏出用报纸包的两万元美金,我放在桌上,我说这是剩下的钱。他当时看看我,又看看钱,他笑着说,梁,你是好孩子。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他说经办人的诚实胜过任何票据。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一直伴随到现在。
  有一次我和他谈完小事以后,他说,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钱,你离婚以后我给你钱。我说我不要,他就怔住了。我说,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飞机,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级酒店,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钱人吃饭,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里读文学读诗歌,我也可以吃扬州炒饭,我不要你的钱。我想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索罗斯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凡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片净土,他想交诚实、真诚、无功利观、和金钱没有关系的人,而我弥补了他的这种需要,他作为凡人对朋友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让我很幸福,我也让他很幸福。我到他那儿去过,他们看到我和索罗斯先生勾肩搭背,很亲密,我想就是这种原因吧。
  主持人李南:就是因为你弥补了索罗斯作为凡人的情感需要。索罗斯一下子就挣十几亿、二十亿,你之前看到他在办公室通宵达旦的讨论问题,然后有那种紧张兮兮的大战的感觉吗?
  梁恒:没有。他真正有事的时候,他喜欢打网球,而且是打双打,当他的网球打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会很不好意思,他会说,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烂了,走神了,这个时候是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事的时候,他会赔礼道歉,这个时候是他在讨论大事的时候。
  主持人李南:但是在打英镑之前,他和基金经理一起讨论打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梁恒:举个例子,你说打英镑。首先有两点,第一,索罗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几个最高的主管有关系,他不认识任何人,他也不想认识任何人,因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让私人的感情放进去。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他基本有两个人,一个是操盘的基金经理,比如说打英镑,索罗斯这个人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给权利给你,他不会干涉的。像打英镑的时候,这个直接操盘的基金经理来向索罗斯汇报,他说他认为英国政府一定会让英镑贬值,因此他建议放空,放到20亿美金。索罗斯说,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确的,你怎么就放那么一点钱呢?这句话是成为了华尔街的经典,你既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你为什么就放那么一点钱。这个基金经理后来回忆这个事的时候,他觉得无地自容,觉得是在骂他。但是索罗斯后面没有说话,这个基金经理很聪明,他马上追加了五倍,在放一半的时候,他已经做到最大了,一百亿。所以,这并没有像你说的,通宵达旦的开会,烟熏着,没有这些事。索罗斯的事就是看准人,你把枪给我架好,我什么时候开枪是我的事,扣扳机。
  主持人李南:那么有没有他说不扣扳机的时候?
  梁恒:有的,他是凭感觉的。他觉得状况不好的时候,他会立刻斩仓,立刻出来。
  主持人李南:听你说,他的工作方式就是打电话,那么他有内幕消息吗?
  梁恒:这个不能说有什么内幕消息,他就是很多时间在打电话,和很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政治经济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说话。你知道在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行业中,资讯的掌握,评估分析,建仓和下注,一般优秀的经理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索罗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于他是哲学金融家,他去那里并不是要获得小道消息,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哲学理念上,所以他对盛衰论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因此他常常说,这种政治生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分析因素,因此各国政府对市场的一些看法,他就好好听人家说。索罗斯说话不像我这么罗嗦,他听人家说话,总是不做事的在听,所以他打电话总是在听。然后你说资讯的掌握,他对这些资讯的掌握自然会有他自己的一套评判和评估。
  主持人李南:那么他喜欢喝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呢?这些政要都是他的好朋友吗,他们会在一起喝酒聊天办坏事?
  梁恒:索罗斯这么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从来不会使基金经理这些人,做交易的这些人成为他的私人朋友。他家里的聚会不断,是真正很贵的沙龙,但是他请的都是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他都是请这些文艺文化朋友,作为他走出办公室以后的精神资源。而且他经常换,各个国家的作家,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他都是每个周末有不同的朋友。他有意地把各个不同国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块,有前苏联来的,有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精英,大家在一起交流,这和挣钱没有任何的关系。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20225/153711453890.shtml

梁恒 索罗斯的布衣之交

图:索罗斯与梁恒在下棋


他与"金融大鳄"索罗斯近距离相处二十多年

■他是索罗斯的中国事务私人代表
■他与索罗斯家族关系紧密
■他甚至怀疑自己"爱"上了索罗斯
■他冷静分析索罗斯的人性特点
1984年,当索罗斯在美国看到梁恒写的一本书后,通过出版社编辑联系到他,希望见见他。第二天中午,他们两人相约在纽约曼哈顿城的一家法国餐厅共进晚餐。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谈论梁的书,急于了解中国,是索罗斯约他的原因。此时的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索罗斯则向他发出了邀请:"我希望你担任我的中国顾问"。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近三十年的友谊。而梁恒通过多年观察,今年推出了《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揭开当今世上传奇"金融大鳄"的神秘面纱,讲述他与索罗斯的友情。
家庭:婆媳纠纷让他头疼
梁恒所见到的是索罗斯的第二任妻子苏珊,苏珊比索罗斯小25岁,索罗斯与第一任妻子1961年结婚,1980年离婚,两人育有两儿一女。他和苏珊1983年结婚,据说,在婚礼现场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先是索罗斯因为打网球忘记了结婚时间,迟到的他听到牧师程式化地询问"你是否愿意将你的所有与妻子共享"时,半晌没有回答,直到私人律师冲上去提醒他,这样的承诺没有法律效力,索罗斯才点了头。索罗斯与苏珊生了两个儿子,2004年离婚。有意思的是,索罗斯还会与梁恒一起去第一任妻子安娜丽丝家的网球场打球。
索罗斯也面临婆媳纠纷,每次梁恒与索罗斯一起去陪索母时,母子的话题都与苏珊有关,索罗斯的母亲往往越说越愤怒,索罗斯则安静地听着,直到老太太骂完,气消了,才好言相劝。他母亲嫌苏珊年纪比索罗斯小了25岁,又讨厌媳妇乱花钱。这种复杂又强烈的冲突,让索罗斯非常痛苦,他每次离开母亲的别墅,总是脸色阴沉,低头不语。而当索罗斯的母亲去世后,梁恒致电索罗斯时是苏珊接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谢天谢地,她终于走了。"
转变:巨亏之后 找回自己
第一次婚姻生活中,索罗斯对于3个孩子并不关心,但1981年他的量子基金首度亏损达20%,这一年他迎来了自己的心态转折。因为此前25年的金融投资生活让他心力交瘁,他发现自己越是赚钱越是痛苦,以至于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而只能被自己的基金公司所控制。他下决心让基金公司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找回自己。
梁恒发现,索罗斯甚至每星期就有两三天陪着苏珊参加产前培训课。
苏珊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当他开始金融投资事业时,就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不把事业与社交生活混在一起。所以他没有私人朋友,不过自从认识了苏珊,他结识了她的许多朋友。另外,他从没有把自己当做美国人,但苏珊具有美国人的优越感。苏珊的性格弥补了他的性格弱点。1985年,苏珊生了一个男孩。索罗斯穿好消毒衣,戴好消毒帽和口罩,站在玻璃窗外等着观看婴儿出世的整个过程,但只看了一分钟就晕倒了。他醒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幸好我不是女人。"
索罗斯说以前自己最看不起心理医生,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时,还没等对方说完,手一伸,索取账单付完钱就走了,后来,他会定期去看心理医生。不仅自己去,还和苏珊一起去。
内心:"哲王"眼睛只湿过一次
在索罗斯的书房中,梁恒看到他在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罗素等人的书。索罗斯告诉他,自己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就梦想成为哲王。他给自己下的定义是:金融家、慈善家、哲学家。梁恒意识到,哲学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索罗斯更愿意把自己当做哲学家,他常常对梁恒说:"如果一个学生进修了哲学课后,再去学习金融,这个学生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因为有哲学背景的金融投资人,对市场的看法会与他人完全不一样。"索罗斯就是用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去指导自己的金融投资活动。而梁恒从此在只有他们两人相处时,就称其为哲王。
索罗斯对其在大学时的哲学导师卡尔波普尔非常尊重,二十多年来,梁恒只看见索罗斯眼睛湿过一次。那是当他在自己别墅的花园看报纸得知波普尔去世时。他起身走到花园深处的小亭子里独坐了很久。
交流:"唐太宗伟大,但非哲王"
梁恒为索罗斯购买了《庄子》、《老子》、《孔子》、《孙子》等著作的英译本。他把这些圣贤书放在索罗斯的床头柜上,还专门给他讲各种各样的中国故事。索罗斯越听越有味。有一次,基辛格来吃饭,索罗斯还给他讲孙悟空的故事,并给基辛格说:"你的咨询公司应该有为客户提供中国故事的服务。"
让梁恒遗憾的是,他曾经尝试翻译李白、杜甫等人的诗给索罗斯听,但索罗斯没有感觉,他说:"我宁愿安静地坐着欣赏一幅中国山水画。"在索罗斯看来,中国文化的内涵是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尤其重要。当被问到喜欢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时,索罗斯说:"周文王是难得的好皇帝,他能够善用人才来治理天下,我也喜欢唐太宗。"梁恒又问:"唐太宗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应算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吧?"索罗斯说:"应该是,但他不是哲王。哲王有外人不知,也不会让外人发现的内心世界。君王是天下人的王。哲王在自己内心既可称王,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索罗斯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封闭性,最明显的是教育制度。他经常对梁恒说,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时,中国社会的改革最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培育出现代的批判性思维,他相信,凡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才有可能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经历:抗压源于曾面对死亡
"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我13岁的时候。"索罗斯对梁恒说,二战期间,他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把全家人分开来住,防止家里人在大搜捕时被赶尽杀绝。
索罗斯被改名换姓,用假身份证住在他爸爸新认识的朋友家里,每次小便,他都不能让人看见自己的生殖器,因为犹太人生下来时就要割包皮,他害怕暴露自己是犹太人的秘密。
有一次,索罗斯独自去城外散步,却碰上了纳粹士兵,他内心虽然恐惧,但表面镇静,通过检查被放行过了关卡。几天后,他在阳台上玩耍时,被街对面以前相熟的小孩认出来,他心里吓得发抖,但装得若无其事,还主动和那个小孩隔街聊天。晚上他把此事告诉爸爸,第二天,他爸爸立刻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躲藏了起来。
一位曾和索罗斯共事十年的基金经理说,金融这一行里,几乎没人具有索罗斯的抗压能力,特别是在遭受巨大损失时,承受痛苦、认赔出场的心态。索罗斯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尊严,也绝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他坚信,只要能生存下来,就有绝地反击的机会。因为和儿时的生死存亡经历相比,荣誉和金钱都是微不足道的。
记者专访
梁恒:"我想要做的事,索罗斯从来没有说过NO"
58岁的梁恒如今"隐居"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州,从他家去索罗斯的庄园开车只用25分钟。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想要做的事,索罗斯从来没有说过NO。"
友谊:他是成功的凡人,需要一个诚实的朋友
华商报:你评价索罗斯的内心深处有狠硬的一面,"除了他的家人,他不和任何人深交,更进一步说,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交易,这是一种相互有利的临时性结盟,绝不会长久,更不会投入自己的情感。"那么,您与他近三十年友谊是靠什么维系的呢?
梁恒:我觉得,索罗斯在外人看来是孤傲冷漠,难以接近的。他刻意对外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实际上他有凡人的一面,他是成功的凡人,需要一个诚实的朋友。他有凡人的需要,我把他当凡人,我没有功利的目的,曾有人说:"你只要把我的投资意向书放在索罗斯的办公桌上,就给你10万美金。"但我不会这么去做。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友谊,单纯朋友,在目前中国太少了。这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和有钱人在一起是可以自在舒服,在精神层次是诚挚的、对等的。有一种友情,只是友情,没有其他。
在最开始的交往中,我没有把他当神,当有钱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交朋友,交天下英雄,我就很自然地把他当做一个朋友来对待,没有多想,这一点他很欣赏。他最不喜欢别人在权贵面前的卑微和猥琐,他通过几句话就能识别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出生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立功立言的士大夫儒家思想在我心里有很深的影响,我没想过怎么利用他。我可以和他一起玩,坐他的私人飞机,但从来没有为自己要他的钱。
这一点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财富。双方的素质决定双方交往的深度。
独立:我尊重他是在精神的层次上
华商报: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看完芭蕾舞剧后,你自己掏钱请索罗斯吃饭,一个是亿万富翁,一个是穷书生。连索罗斯都说:"自从我在华尔街成功后,从来没有人和我吃饭买过单,梁是第一人。"我想索罗斯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你是怎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梁恒:索罗斯有他的信念、哲学思想和待人方式,但我不会因为他而改变自己。从他身上,我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听他讲话是一种享受,但他听我讲中国的文化,《三国演义》的故事,一个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也有收获。我们互相吸收营养,彼此间通过精神的交流点燃思想的火花,很自然地探索生命和人生的意义。金钱从来不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出现。
华商报:你在书中写到,在2000年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破灭前,索罗斯曾经给过你"快出"的建议,你却没有听从。连索罗斯的警告都不听,您当时怎么想的?
梁恒:回答很简单,我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头脑发热,也许我和他太近了。别人把他看做一个股神,但他在我面前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我尊重他是在精神的层次上。
情感:他们家人把我当做家庭成员了
华商报:在书中您说1992年时,自己曾为心理上对索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困惑。在你们分开时,还会常常想念他,您甚至问过他,"我们是同性恋吗?"这算是哪种情感呢?
梁恒:这么多年和他在一起,我们之间有丰富的情感。一方面是师生关系,他在精神上对我影响很大,读他的书、听他言传身教能够弥补我认知的不足,我一直在向他学习,获取精神资源。我提问,听他回答,有点类似"私塾关系"。
有一层是父子关系,现在他82岁,我58岁,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的感情问题、婚姻问题他都会给出建议和忠告。还有一层是朋友关系,我们两人是可以勾肩搭背、一起去迪厅蹦迪的。最后一条,是他们家人把我当做家庭成员了。
本报记者谢勇强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未普: 十九大前的政治博弈空前激烈——读吴国光和陈小平的对谈

笔者最近读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国光和明镜电视主持人陈小平博士的对谈文字稿,题为"吴国光纵论中共十九大"(刊于新世纪网站),觉得非常精彩。陈小平问题问的精彩,吴国光答题答的精彩,两万馀字的文字稿,读来绝无冗长之感,反而觉得相当过瘾。

中英文世界分析十九大的文章已经车载斗量,但是能像此文那样对十九大的分析既深入浅出又鞭辟入里的,委实不多。有趣的是,该文全文鲜见"博弈"二字,通篇谈的却全都是极具实证意义的政治博弈;其分析涉及多角色、多层次、动态多变,相当复杂。这特别要归功于吴国光教授在大陆的高层智囊经历与经验,及其他在海外历练多年的学术修养。此文可谓理解中共十九大的经典之作,非常值得一读。

笔者近年跟踪习近平执政的变动轨迹,也写了几篇有关十九大的文章,但一直心存狐疑,习近平权大势大,如日中天,他是不是已经一言九鼎了?吴国光的分析告诉我们,十九大前,中共内部存在著空前激烈的政治博弈,而这些博弈并非零和博弈;尽管习近平改变了不少中共规则,但依然受制于各种成规和阻力,他非常想赢,想大赢,但这些成规和阻力使得他不大可能赢得大满贯,因此有时他必须妥协让步,但是对让步的结果,习并不甘心,只要有机会,他会随时翻盘;因此这些政治博弈的结果存在著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有几个层面的players︰最高领导人包括离任的、常委、政治局和党代会。习近平是游戏的核心,最主要的玩家,因而主导游戏规则的修改。他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麻烦是,中共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已建立了一些在高层政治中规范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中有不少成了他的绊脚石,比如,中共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最高领导人两届制、提拔干部要逐级提拔等。

对这些成规,习已经改变了不少。特别是在权力分配和用人问题上,他的动作相当激烈。在军中,他把几名中将破格提拔到过去只有上将才能出任的位置上;在政府部门,他对四个直辖市中的一些领导人采取三级跳的方式一步到位。习近平用这些非常规的办法提拔忠于他的人表明,他既有这样的意志,更有相当的能力。

但是习近平并不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习希望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能进党章,据吴的判断,习在八月份中共高层的内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了挫折;另外在是否确立下一届接班人、如何组成下一届常委会,习近平可能也遇到一些挫折。当他和党内有影响力的老人包括前任和现任领导人,就十九大的高层权力分配做磋商的时候,他可能会得到一个妥协的产物。

习对妥协的结果可能并不满意,于是会在十九大后进一步集权。吴国光认为,十九大以后,习会继续利用反腐这一工具进一步清洗政敌、加速集权;共产党统治阶层内部的政局,很可能继续风雨飘荡甚至腥风血雨。

中共政局的不确定性因习打破中共成规而增加,十九大后会因习继续打破中共成规,而进一步增加。在习近平按他的新规则搞游戏的时候,对那些按照过去二十几年的老规则升官和致富的人,都有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中共精英集团内部的惶恐不安增加,中国政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而加剧。

吴国光几次强调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在迅速升高。他说,"实际上整个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是一个高度动态、可能瞬息万变的过程。"一个偶然事件有可能改变整个局势,就像十八大前的三月十八号晚上,令计划儿子的车祸一下把整个事情改变了。

至于习近平到底想要什么?吴国光认为,习的逻辑"只能是从总书记到主席,从主席到总统,甚至很可能从总统到皇帝"。吴说,他不太寄望于一个政治人物在权力集中到非常大的时候,会摇身一变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官员,甚至下放给老百姓,搞民主化、自由化。

笔者赞同这一分析逻辑,习近平在十九大进一步集权后,突然开放和开明的可能性极小。


——RFA 

胡少江:劝君莫反郭文贵

郭文贵爆料是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最吸引世人眼球的政治现象。几个月来,郭文贵先是从反对公安常务副部长开始,随后战火烧到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近些天来甚至改变了他过去不触及更高层的立场,将中共最高领导人牵扯进来。在地球的另一端,北京当局则对郭文贵现象经历了一个尴尬沉默、言论围剿、政治打压、最后动用外交、金融、法律等各种手段进行全面绞杀的过程。郭文贵和北京政府的这种互动不仅娱乐了国内外不少对中国政府不满的民众,也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一向封闭、诡异的北京政局的新维度。
中共当局对郭文贵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严厉打压本是预料之中的行为,这说明郭文贵的确触动了他们的痛处。一些西方媒体用各种"技巧"的方式冷处理与郭文贵爆料相关的新闻也不足为怪,因为近些年来一些与中国有利益交织的西方政府和商业、学术等集团屈从中共的淫威已经成了一种"国际政治新常态"。我唯独对海外民运的一些活跃人士也出面指责郭文贵感到十分不解。郭文贵不断揭露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们的贪婪和残暴,这些难道著不正是海外民运多少年来希望全世界所了解、所痛恨、所反对的吗?
从中国自由民主命运的根本利益著想,我想劝海外诸君:且慢反对郭文贵!这首先是因为郭文贵所揭露东西能够让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权的本质。郭文贵虽然不是中共官员,但是身为大商人,他与中共高层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政府贪官们及其亲眷的贪婪和丑恶、对于情报机构胁迫商人和其他人士参与特务活动的作法、对于官商勾结利用司法手段劫财的勾当等等,有著令人信服的具体例证。郭文贵提供的那些实例能够真实生动地戳破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制造的谎言,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那个政权的卑劣和龌龊。
我反对指责郭文贵,还因为郭文贵的爆料行为在客观上壮大了争取自由民主阵营的声势,他一方面通过揭露当代中国政治、商业、社会的黑暗来凸显了人民要求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通过他高姿态的曝光聚集人气,将自由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年来,共产党对历史全面歪曲和对持不同政见者残酷镇压;不少短视的西方政客和商人也著眼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转而对日益嚣张的中国执政者实行妥协。因此,海外民主运动处于低潮,郭文贵的加入,客观上起到了为民主运动助力的作用,应该欢迎。
与此同时,郭文贵的独行侠式运作方式形成了一个新的令大陆政府害怕的政治反对运动的平台。在郭文贵的爆料中,有些是他过去亲身经历的事件,还有不少是在他出国之后、尤其是在公开成为大陆秘密的公开爆料者之后从国内收集而来的资料。郭文贵成了大陆不满政府的民众通向世界舆论、通向关注人权的国际组织、通向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正义力量之间的一个媒介。因为郭文贵的名声和胆量,各种信息不断地流向他那里,他又将其散播开来,这对于大陆情况的透明化起著积极作用,也开辟了政治反对运动的一个新战场。
中国的官方说,郭文贵是大奸大恶之人;海外民运中也有人说,郭文贵人品有问题。对郭文贵的人品我不了解。假如过去郭文贵真在中国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也不会感到惊讶。要在中国发达而几十年如一日地洁身自好、不做坏事,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毕竟那里有一个逼良为娼的制度环境,又处在一个指鹿为马的荒谬时代。但是,假如过去做过坏事的人站出来揭露正在做坏事的人,这总归是一件好事;知情者的反戈一击更能对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对仍然在这个制度中大行其道的坏人击中要害。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助其一臂之力?
——RFA

林保华:中華民國三個共和

图:10月10日國慶日,一早總統府周邊出現一道彩虹。(中央社)

慶祝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慶,是對北京所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永遠不會是一個國家」的最好回答。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所以不必像香港「區慶」要請中國人來指手畫腳。
然而台灣現在的國慶並不完美,就如其國旗、國歌一樣。以我的中國成長背景,對台灣不可能天然獨或忽然獨,否則我一定是個政治騙子。一九七六年我離開中國到香港,基本上否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而認同屬於自由世界的中華民國。這是「兩個中國」的概念。那時對中華民國並不反感,因為蔣經國反共,李登輝則走本土與民主路線,一九九六年總統普選實現中華民國第二共和。
所以我在香港期間,與台灣中華民國保持良好關係,並且常為台灣報章撰文而被新華社認定「台灣背景」。一九九五年與香港評論員代表團來台灣訪問,與台教會對話,我講了「尊重台灣人民對自己前途的選擇」,他們回說第一次聽到香港人這樣說。相信此事被同在代表團內的「南書房行走」向新華社匯報,因為我隨即被沒收回鄉證。
我對中華民國國慶的感情也有起伏。在國民黨本土派與民進黨執政時,會多一些認同感,因為是在等待時機修改國名;而當國民黨中的中國人執政時,由於「聯共制台」而反感。蔡英文「維持現狀」,然而內部的實質性改革導致北京咬定她是台獨;反而是深綠的一些人批判蔡英文如同馬英九,為何會有這樣大的落差使人好奇。
中共即將召開十九大,習近平執政五年,即使採取東廠式的肅清異己,也還沒有把江澤民的勢力清除乾淨;那麼蔡英文執政一年多,採用的是民主程序的改革,怎麼可能肅清長達一個甲子的黨國體制及其人員?難道要蔡英文用抓人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內部問題?習近平一直處於擔心軍事政變的噩夢中,蔡英文的民主程序,才是台灣實現長治久安之道。當然,不是沒有可以批評之處,但是不要混淆敵我。
現在綠營面臨的分歧是,先改國號再處理內部的改革,還是先內部改革再等機會改國號?目前的內外環境,我只能贊成後者。台灣先培植好自己的體力,改國號就越能提前到來,如果金玉其外,內部還是黨國一套,貪污腐敗,國號改了有什麼用?
記得蔡英文剛剛當選總統時,在一個社交場合與李登輝前總統見面,他只對我說了一句「第三共和」。我理解這是他對蔡英文的期待。中華民國第三共和的完成,就是台灣國的誕生。如果可以量化,台海兩邊的關係,從「兩個中國」,到第二共和的「一個半中國半個台灣」,最終將成為「一中一台」。這應該是蔡總統國慶致辭所承諾的「台灣會更好」的最好答案。
——自由時報

陈破空:中国近代史,一部倒退着行走的历史——纪念第106个双十节

图:台湾官方庆祝"双十节"。(苗秋菊拍摄)

说到中华民国,必然提到当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争议它的合法性。中共当局和亲共势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辩护,一个主要的论点是,最近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显著提升,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似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那么,就说经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从1928年一执政开始,就创造了"黄金十年"。从1928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高达9.3%,领先于世界各国。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全面入侵,二战爆发,国民经济无可避免地遭受重创。更不用说,共产党作乱于内,带给国家的巨大消耗。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重振经济,国民经济迅速复苏。仅举偿还外债一项,仅仅两年时间,至1947年,国民政府就偿还了抗战期间所借美国债务的大部分,即六笔美债中的四笔。因为国共内战的爆发,另外两笔美债才拖欠下来。
而在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府时期,即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更是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经济成就。历经清末大动荡,首任大总统袁世凯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仅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就稳定了国家财政。从1912年至1928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年平均增幅保持两位数,其中,有多个年份,年增长率达16.5%,领先世界各国,傲视全球,被称为"辉煌的十七年"。仅举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展品获奖1218项,居各国获奖之冠。由此可见,北洋时期非凡的工业成就。
事实上,中华民族,素有重商文化,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更兼勤苦耐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产值居于世界第一位。温饱,富裕,小康,盛世,这些词汇,对中华民族而言,并不陌生,也不稀罕,而是常态。
况且,经济,并非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指标。中华民国的第一阶段,即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社会多元化。选举,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论政治文明,中国跃居世界前列。仅举党会,在民政部立案的,有85个之多。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
而那个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呈现空前的蓬勃与繁荣,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近代中国的文化大家,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徐志摩、蔡元培、傅斯年,等等,都出自那个时代。而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百花齐发、百家争鸣"的,只有两个时代:春秋战国和北洋时代。
1928年之后的国民政府,比之北洋政府,政治上有所倒退。比之成立于北京的国民党,再起于广州的国民党,有所倒退;比之宋教仁,孙中山有所倒退。或受苏联的影响,或基于戡乱共产党作乱的需要,或出于传统专制意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
但国民政府对民主宪政却有所承诺,称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原本可以在1947年就可以落实的宪政,因毛泽东野心夺权、共产党再度暴乱,而竟拖延了40年!至中华民国的第三阶段,即国民政府迁移台湾之后,1987年,才开始还政于民,终于在台湾兑现了宪政与民主。当然,这一过程,更多的,来自于台湾人民的抗争与奋斗。
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已经68年,依然深陷专制与独裁的泥潭而无以自拔。与之对应的,言论控制、网络封锁、文化专制、司法垄断、迫害异己、残杀忠良,以及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国营企业姓党,官场腐败透顶,等等,无一不刷写史上最黑暗的记录。所有这些,竟然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叙事。
近代中国史,原是一部倒退着行走的历史。不幸的近代史!不幸的中国!
中华民国从1911年算起,并非从1928年算起,这才有今年的106年,也就是说,尽管,国民政府也曾对北洋政府进行污名化宣传,扭曲或隐瞒史实,但它还是承认,自己承继自北洋政府,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起点。这,还算有一点历史观。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1949年算起,对之前的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竭尽抹黑和污名化,污名为"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暗无天日"。为了装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玩尽历史虚无主义。
北洋政府时期,仍有内战;国民政府时期,内有悍匪内战、外有强敌入侵。但这两个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除了1942年中日战争期间传出局部饥荒,中华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人民的温饱并不成问题。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在内无内战、外无入侵的和平年代,居然发生史无前例的大饥荒,4300万中国民众被活活饿死,创下人类历史的惊人记录。
再说,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重庆经验或可说明问题。
最近十来年,重庆的经济发展,GDP增长,领先全国。然而,最近十年,经中纪委查处曝光,重庆的两任市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都是贪官,他们是薄熙来和孙政才;两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都是贪官,他们是王立军和何挺;其实,连续三任公安局长都是贪官,包括之前的朱明国。也就是说,最近十年,重庆市被一帮坏人所把持,但重庆经济照样领跑全国。孙政才的六大罪名里,有一条是"官僚主义严重,庸懒无为。"也就是说,孙政才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重庆经济照样领跑全国。
重庆的经验证明,在党和政府的错误领导下,经济发展得很好;或者说,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经济发展得更好。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全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绝非党和政府领导的成果,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努力的成果。
邓小平把这个过程定义为"松绑"。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对人民松绑。邓小平和中共承认,中共捆绑了中国人民,不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那是毛泽东时代,声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死后,邓掌权,愿意在经济上对人民松绑,但在政治上依然捆绑人民,继续剥夺中国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没有人民,没有共和,甚至于,连中华都没有,有的只是中共的一党之私,中共领导人的一己之私,红色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正如另一个国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人民,没有民主,没有共和,甚至于,连朝鲜都没有,有的只是金家的私人领地。
身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又红又黑的时代,纪念中华民国,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对大陆人民而言,尤其具有意义,且五味杂陈。因为,随着海峡两岸政局、民心的演变,比之台湾人民,大陆人民更怀念中华民国,大陆人民更需要中华民国。
——RFA

金钟:當代批毛三個方面軍——波托馬克文化沙龍發言提綱

右起苏晓康、金钟、廖大文


毛澤東去世已經41年,自由社會不少人認同他和希特勒、斯大林為20世紀三大惡魔之首,但在13億人口的中國,毛仍然是被崇拜的偉人,他的像高掛在天安門上、印在鈔票上,他的文集年譜還在大量印刷,更有領導人想做「毛皇帝第二」。開放雜誌三十年不移的立場是:不批判不清算毛的罪惡,中國就不能實現政治改革、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我們出版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發表過不少具影響力的批毛文章,作過許多有關毛的人物專訪。
研究毛澤東,面對一個時代的現象,應取更宏觀的視角,不局限於他在中國大陸27年的統治,至少應該追溯到二戰期間,涵蓋兩岸和國際共運。毛和他領導的共產黨雖然取得1949年打敗國民黨的勝利,但對毛的批判在國內外一直沒有間斷,而且,這些批判都為毛不斷升級的暴政所證實。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歷史經驗。這裡謹概括批毛的三大方面:

一、毛體制的倖存者和見證者——包括李銳、李志綏醫生、辛子陵等中共高級幹部,和學者、作家劉賓雁、吳祖光、李慎之、茅于軾等知識分子,及年輕一代的劉曉波、袁騰飛等人,他們都以著作、言論和切身體驗,公開揭露和斥責毛禍國殃民的事實。1980年四千高幹藉討論歷史問題決議之機,大量傾訴毛的極左錯誤,李維漢例舉毛50年代以來的十大錯誤,胡克實、夏衍、王光美等指毛是專制主義者、出爾反爾、嫁禍於人、言而無信、不擇手段。方毅更指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這些批毛者代表中國人的良知和正義傳統。毛一手造成的大饑荒,是中共統治期間的核心事件。毛深知罪無可恕,只有全力掩蓋,鎮壓異議,以所謂階級鬥爭轉移視線。親自多次向外國人說謊:中國沒有飢荒!糧食部長陳國棟揭露周恩來幫毛封殺餓死人數達數千萬的官方調查,令人驚訝不已……

甚至毛發動文革的幫兇林彪,最後也成為毛的反對者,他和策劃殺毛的兒子林立果叛逃失敗後,留下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一篇當時無與倫比的討毛檄文。嚴斥毛的獨裁統治是社會法西斯主義,將國家機器變成絞肉機。我們見證過林彪事件使文革遭到破產的過程,歷歷難忘。但是,鄧小平在文革後走資專政並舉,一手遮天壓制黨內外批毛思潮,提出「四個堅持」,延續毛的政治路線至今,錯過了毛去世推行體制轉型的歷史機遇。不過,可以相信無數批毛志士留下的地火不會熄滅,在未來的民主轉型中,中國內部的非毛勢力將發揮主導作用。

二、台灣是批毛的典範——台灣現在本土化高漲,已經不反共。毛只是歷史課本的一個話題。但是我們翻開一部國共鬥爭史,可以清楚看到,從三十年代到毛去世,整整四十年,國民黨抗共的實質,仍然是以反毛為主要目標。抗戰勝利後的重慶和談,雙方分歧的焦點:軍隊國家化與取消武力割據,正是觸及毛思想的要害:槍桿子裡出政權。不僅蔣介石指毛不講信義,「禽獸不如」,咏雪詞是稱王稱霸的帝王思想,而且名學者胡適、張君勱等都公開要求毛放棄武裝割據,國家才能和平統一。事實上,毛畢其一生,都是迷信暴力,以暴力打天下,以暴力維持統治權力,導致在建國後的和平時期七千萬人喪生。國民黨在1947-1948內戰危機時刻,卻仍恪守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遺教,實行制憲行憲,數億人民投票普選國大,然後選舉總統,進入憲政民主。國府敗退台灣,勵精圖治,在經濟起飛後,實現民主轉型,至今已實現6次總統普選。

中共參與了1946年的政協憲草,但由於毛根本沒有憲政理念,一門心思要擴張武力打倒國民黨,毛蔑視蔣介石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他在大陸擁有獨裁權力後,確實有超越秦始皇千萬倍的膽量,肆無忌憚,直到死於一場浩劫。毛1976年臨終遺言,說一生只做兩件事:將國民黨趕到海島去了和發動文革。兩岸比較,「成王敗寇」的慣律已然被推翻。台灣成為大陸人夢想自由富裕的燈塔,中國則陷於「崩潰的邊緣」!這難道不是台灣在另一個中國的批毛,取得「逆轉勝」的成功嗎?台灣當年的「反共八股」,誠已過時,但對照中共暴露的專政殘虐,我們只能說「不幸而言中」。毛獨裁有膽,已是「史無前例」,他自命的兩件事都經不起歷史的評判。如劉曉波所說,毛把十億個中國人變成零,最後他自己也變成了零。

三、共產國際對毛思想的否定——對中共19大的研討中,我認為中共黨代會史上最有進步意義的應是1956年9月的八大。這個比較開放的大會跟隨蘇共20大反個人崇拜及推行人道主義政治路線,宣布階級鬥爭結束,強調發展經濟、大會及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因為早在斯大林時代,蘇共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有看法,認為是普加喬夫(俄國農民暴動領袖)的中國版,毛是人造奶油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在八大透露中共黨員69%是農民)。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毛曾指責斯大林支持王明的右傾路線,戰後又要把中國送給美國和蔣介石,不許中共革命,包括敦促毛蔣會談和國共劃江而治,「搞南北朝」。——這是毛耿耿於懷的對蘇共貶低中共的宿怨。

斯大林1953年去世後,國際共運開始「解凍」,蘇共20大一聲炮響,開啟共運走向修正主義的自我反省,直到蘇聯瓦解蘇共倒台。這一並非內外敵人促成的歷史演變,分明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但是,毛澤東死守暴力革命教條,陶醉於內戰的武功,將戰爭誇張到萬能的地步,在1957年莫斯科共黨會議上,竟然發出核大戰死三億人也有好處的狂言。在國內背叛八大路線,煽動階級仇恨,直到文革大瘋狂。對蘇聯則不斷妖魔化,污衊蘇共走向緩和的「三和」「兩全」內外政策,甚至誣指資本主義已經在蘇聯復辟。更將大饑荒的人為原因,歸咎蘇聯撤援逼債(現已證明是謊言)。赫魯曉夫多次嘲笑中國胡鬧的大躍進,指文革是「軍事官僚專政」。毛從公共食堂、土法煉鋼,到關閉大學、禁言禁書、造反派奪權、法制蕩然,政府癱瘓……哪一樁不顯露「山大王」無法無天毫無現代素養的劣根性?和烏托邦理想主義豈可相提並論?我們也只能說,蘇共對毛的不信任,「不幸而言中」。

中蘇分歧終於在毛死於天怒人怨之後,偃旗息鼓。鄧小平拖延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恢復正常關係。但是這場讓中國付出慘痛代價的「反修鬥爭」的大是大非,至今中共當局還是瞞天過海,沒有一點正式的檢討和交代。根源何在?涉及批毛。劉曉波說得好:毛澤東沒有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他只能關起門來折騰中國人。蘇共與毛三十年的對抗,以其強大的物質力量和迎合世界潮流的意識形態,抵禦了毛欲稱霸世界的狂妄,引領共產陣營浴火重生,走上民主之路。毛的神主牌雖然還在北京支撐著那個罪孽深重的政權,但是,蘇共戰後的道路,給中國未來提供了一個選項,那就是令毛至死不安的共產體制的和平演變。                         2017-10-11整理於紐約)

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

梁京:对哈德逊研究所出尔反尔的思考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出尔反尔,临时取消了早已安排好的郭文贵第一次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公开对话,在华语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不少海外华人做出评论,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哈德逊研究所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巨大压力,被迫取消了这次重要活动。不过,对于哈德逊研究所为什么会做出这一相当有失颜面的决定,我的感觉是,海外华人的道德批评较多,而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
对中国政治有一定了解的人早已认识到,郭文贵事件意义重大。但是,不难观察到的是,自郭文贵开始爆料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一重大事件一直保持比较低调的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他们不认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和严重性,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就是,西方精英很多都被"蓝、金、黄"了,也就是被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力量所影响,出于各自的利益,不敢得罪实力强大的中共当局。
西方的商界、政界乃至文化精英被中国的"钱弹"击倒,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不得罪中国当局,乃至姑息中国当局的态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精英中也有不少人早已认识到中国挑战的严重性,而且,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方针,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派势力不能占上风,以至于会发生哈德逊研究所临阵退却这样的事件。我的看法是,仅仅从利益和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有重要价值的分析视角之一,就是理解中国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特殊性。何频提出"中国病毒"论,就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产生的感悟。病毒与细菌的致病机理不同,就在于它不仅能侵入人体器官的内部,而且能侵入到细胞内,从而可能带来更难以对付的健康威胁。与这种观察相一致的,就是有人看到了中国崛起导致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相互依存形态,这种依存形态源头之一,就在于中国深度加入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体系,以至于西方的最新技术创新要转化成有盈利能力的商品,离不开中国的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西方的资本炒家形成了一种相互输送利益的默契,这不仅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让中国与西方的资本大鳄借这一危机大发横财,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的危机。
面对这种全新的挑战,美国精英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深感忧虑,同时又一筹莫展。因为他们看到美国不可能用传统的军事办法来应对中国的挑战,更何况美国还要应对内部的危机以及包括朝核危机、中东危机等一系列危及全球秩序的国际危机。
美国今日的困境导致了美国精英对中国挑战的一种心态,那就是希望中国的内部危机不要给他们带来新的、非要面对不可的麻烦。我以为正是这种心态,令美国主流精英对郭文贵的爆料一直采取了低调的,甚至是宁信其为假,而不愿信其为真的态度。他们明白,如果郭文贵说的基本是真的,美国将不得不做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当然,美国主流精英对郭文贵爆料的低调,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识到郭文贵事件与中共高层围绕19大的权力斗争直接相关,而在这场生死之斗的结果揭晓之前,美国是不便卷入其中的。

——RFA

台湾总统蔡英文双十国庆讲话(2017)

蔡英文 (Tsai Ing-wen)
(中央社)总统蔡英文今天发表国庆谈话,除感谢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共同为这块土地奋斗外,未来在推动改革过程中,正式邀请各政党领袖坐下来谈,只要团结,一定可将台湾的民主自由繁荣,再次推向全世界。
双十国庆大会上午在总统府前登场,主题为"2017一起更好",蔡总统发表国庆致词全文如下:
大会主席苏嘉全院长,现场的各位贵宾,电视机前面,以及网路上的全体国人同胞,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中华民国106年国庆。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我要代表国家,感谢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跟我们一起共度中华民国生日的侨胞和朋友们,谢谢你们。
今天,是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的日子。现场有来自各政党的代表,国民党的吴敦义主席、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时代力量的黄国昌主席,还有民国党的徐欣莹主席。
在中华民国生日的这一天,不分党派、放下不同立场,一起在这里团聚,这就是国庆日的意义。
今年国庆的主题是"更好的台湾"。我要特别藉这个机会,向李登辉前总统、陈水扁前总统,以及马英九前总统3位民选的总统,表达谢意。
3位代表了台湾追求民主自由的不同阶段,3位所领导的政府,也都各自为台湾发展留下了政绩。也许我们彼此之间,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些不同的想法。但我相信,历任政府想要为这块土地奋斗的心,都是一样的。
去年520开始,新的民意,给"更好的台湾"一个新的动能。我承受到民意的托付,一定承担使命,全力以赴,让台湾更好。
过去这一年多来,我所领导的政府,从三个面向来实现更好的台湾。第一兑现承诺,冲刺改革,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
我们努力翻转台湾的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全力解决企业界反映的"五缺"问题。五加二产业创新计划,已经进入加速的阶段,希望能加快台湾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我们所提出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更是要以公共部门的投资,来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过去一整年,来自国内外的厂商投资台湾的意向和金额,都持续攀高。此外,各界所期待的税改,也正在进行中。
我们所承诺要办理的"社会住宅",也正按照计划实现进度。"住宅法"已经完成修法,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3万多户的社会住宅正在兴建或规划中。
我们承诺要落实"长照2.0",第一阶段720个社区化、公共化的服务据点已经布建完成。3年内,我们会将据点数大幅增加,让大家都可以就近得到照顾服务。
我们的"扩大幼儿教保公共化"计划,也已经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会在4年内,增设1000班公共化幼儿园,将公共化幼儿园占幼儿园的整体比重,提高百分之十。希望能给父母更多的选择跟机会,减轻大家的压力。
最受全国人民瞩目的公教年金改革,在经历无数的讨论和波折后,终于在今年夏天通过了。改革不仅舒缓了年金破产的危机,也让年金制度可以永续。
我们也召开了"司法改革国是会议",提出了改革建议,让司法院、法务部能够参考这些建议,迈向改革的脚步。未来每半年,就会向社会说明改革的进度。
为了让人民参与司法,司法院会加快脚步,在年底前提出国民法官制度的草案。为了要落实监督,法官和检察官的评鉴制度,将会纳入更多外部委员,提高独立性和公正性。为了提升效率,我们会改善法院审判程序,调整法院组织,不再让诉讼旷日废时。
人民所关心的毒品问题,是政府施政最重要事项。我们会整合跨部会、跨县市的资源,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全力来推动反毒。所有相关部门都会动起来,共同执行国内防毒、拒毒、缉毒、戒毒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展开跨国合作,从源头共同来打击区域内生产、贩毒的集团,将毒品阻绝在境外。
去年以来,在各单位通力合作下,我们已经连续破获多起大宗毒品走私案件。 接下来,除了积极推动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的修法,加重贩毒刑责。我们也会透过"毒品防制基金",给予施用者、戒治者足够的社会支持,从根源解决问题,让他们能够远离毒品。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政府。像这样把台湾面对的困难,一项一项克服,这就是我的工作。无论改革多困难,我和赖院长领导的行政团队,都会坚持到底、兑现承诺。我相信,当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改革一个一个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台湾。
在国庆的这一天,我们也要记得,民主和自由,是全体台湾人民,经历无数努力,才争取到的权利。因此,政府要努力的第二个面向,就是要用尽全力,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跟生活方式。
1年365天,1天24小时,我们的国军弟兄姊妹,都在岗位上为守护台湾而努力。
各地的空军基地,有飞行员全副武装,一有状况,飞机会立即升空保卫领空。海面上有我们的海军、海巡的船只正在巡弋。陆军的例行操演跟卫哨工作,没有一刻松懈。在战管中心里面,有几百双眼睛,监看着周边海域和空域上,有没有任何异常活动。
在中华民国生日的这一天,我要谢谢所有的国军弟兄姊妹们。各位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保卫者,是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强靠山。
作为三军统帅,国防转型,是我责无旁贷的任务。
我们要强化国军战力。面对现代化的战争,新世代不以量多,但以质精为导向的部队,必须有更强韧的战力。
无论是在网路、三战渗透,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上,都要更加精进。同时,国军必须落实联合作战,整合各军种的任务,防卫固守、重层吓阻,全力捍卫2300万人民的安全。
我们也要提振国军的士气。这一年多来,从个装全面更新、营舍大规模的改建、兵役制度的精进,到新增的各项加给,我相信国军弟兄姊妹们,都有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同时,我们也鼓励在营军士官的进修、培养专门技术,让士官兵在营有专业,退伍有专长。更重要的,我们会参考先进国家的制度,为军人量身打造一套鼓励"长留久用"的军人退抚新制度。
另外,我们更要落实国防自主。国防事务不只是国军的事,更必须要有社会的连结。透过技术的交流,我们要积极打造国防产业,落实国防自主。
现阶段的国机国造、国舰国造,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给予年轻世代的专业工程师、研发人员,许多接受挑战的机会。我相信,把整个国防产业振兴起来,不只会提升国军的战力,同时对产业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全力强化战力,但不会求战。我们会致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捍卫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及台湾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不受影响。
两岸关系发展攸关台湾前途及2300万人民的长远福祉。从去年520到现在,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我们尽了最大的善意,虽然因为双方政治立场差距造成两岸的波折,但也努力维持两岸关系的基本稳定。
我也多次重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
今年是两岸交流30周年。30年来,两岸从敌对走向和平发展,为两岸关系写下了历史新页,关键就在双方可以搁置政治争议,实事求是,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累积善意,创新思维及模式。
我们应该珍惜30年来得来不易的成果及累积的善意,在既有基础上,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
今年也是台湾开放大陆探亲30周年。那些亲人见面的画面,即使到了今天,一起回想起来,依然深受感动。
从2011年开放陆生来台以来,我们看到两岸年轻人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思考。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对彼此成长背景的差异有所理解,也对一起打造更美好的和平世界,培养一些默契。
面对两岸及区域发展的新情势,两岸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展现长年累积而来的圆融政治智慧,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为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奠定基础。
除了兑现承诺,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为了实现更好的台湾,政府所做的第三个面向,就是积极为台湾寻找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位置。
今天,我们跟来自世界各地朋友,共聚一堂,我要再一次重申,我们是和平的爱好者。我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更有意义的贡献。
台湾是整个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角色。基于共同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我们会跟理念相近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跟周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和连结。跟去年同期相比,台湾跟新南向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成长了将近百分之二十,成果已经展现在国人同胞眼前。
我们鼓励人才的交流。现在,参加海外青年技术专班的人数,正快速成长当中。这些拥有跨国经验的学生,未来就是促进区域繁荣的人才。
我们也鼓励产业的合作。经济部已经分别在越南、菲律宾、印尼、缅甸、泰国和印度,成立了台湾投资窗口,提供双向投资的咨询服务。
我们也透过海外信保等机制,为想要前往东南亚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保证。台湾和新南向国家的企业,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互惠双赢的产业链接。
我们提出"新南向政策"的目的在于,帮台湾在国际社会,重新找到有利的位置。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向全世界的朋友们说,面对快速变化的亚太地区,台湾已经准备好为区域的繁荣及稳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今年,我们已经成立登革热防疫平台,将和东南亚国家合力防疫。往后,我们将积极建设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我们也计划在东沙岛,设立温室气体监测站。这些软实力会成为台湾人民骄傲的来源,也会成为区域稳定和平繁荣的助力。
除了和新南向国家之间的合作之外,我们也希望能透过国际组织的参与,让台湾积极加入国际社会的运作。
我们落实各项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全力推动联合国SDGs,也就是"永续发展目标",发布了第一份国家自愿检视报告。
同时,我们也推出了台湾版的ODA,也就是"政府开发援助计划",提供新南向国家以及邦交国融资协助,来推动基础建设,以及重要的发展计划,同时让台湾的业者跟政府共同走向世界。
当前国际间的重要课题,除了传统安全议题之外,包括气候变迁、资源耗竭、疾病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也是当前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朝向"结合传统和非传统议题"、以及"整合政府与公民社会力量",朝这两个方向在调整当中。我们会顺应国际潮流,在传统的国家安全议题之上,建立以人道为中心的新安全观。
这就是明天即将展开的"玉山论坛"的意义。我们要让台湾成为推动亚太创新与进步价值的前锋。
我们欢迎来自各国的民间及官方力量,在促进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以及多元文化等议题上,彼此交换意见,为台湾及世界的永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要跟在场的邦交国领袖、代表们致上台湾人民最诚挚的谢意。"踏实外交,互惠互助"是我们的外交方针。邦交国,代表着相互扶持,共同克服挑战。谢谢你们总是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台湾的处境仗义执言。请你们相信,台湾绝对是各位最坚定的盟友。
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当我们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台湾会无比坚强。我们刚刚才经历过一个团结的夏天。在世大运的运动场上,我们跟所有的选手一起为夺牌而振奋、一起为挫败而流泪,一起感受台湾被世界看到的喜悦。
这些共同的感动,是因为我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体验共同的生活经验,也感受共同的喜怒哀乐,更要一起承担共同的未来。
在场有我们国内各政党的代表,我也期许,未来在宪政改革的推动过程中,能与各位交换意见。不只是国内的各种改革,今天我所提到的,捍卫民主自由,积极在国际社会找新定位,全部都需要一个团结的台湾来共同面对。
在这里,我正式邀请各政党领袖坐下来谈。只要我们团结,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与繁荣,再一次推向全世界。
在今天致词的最后,我要谢谢一个特别的台湾人。也就是今天为我们领唱国歌的甘惠忠神父。甘神父为台湾牺牲奉献了几十年,现在,这位和我们分享光与爱的神父,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我要代表全体台湾人民,向您说一声谢谢。
请您保重身体,也请您放心,台湾会继续张开双手,迎向全世界。
台湾一定会更好。我们会因为民主而伟大,我们会因为自由而伟大,我们会因为团结而更伟大。再次感谢所有的台湾人民。我们一起更好,谢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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