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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吴戈:大陸的戰爭癲狂意味著什麼

兩岸戰火歷來被公認為生死大事,事關中共命運,如此瘋狂的戰爭挑唆極不正常。

稍有軍事常識都能看出,「遼寧」號不管對中國自己多麼意義重大,在世界海軍史和當代世界軍力對比中它仍然只值得稍加關注,而且其實力極為單薄和初級,道路還極為漫長。中國官方迄今對「遼寧」號的使用也極其富於象徵性和試探性,從作戰意義上構不成任何威懾。

然而,除了以無知和缺乏基本邏輯著稱的多數大陸軍迷,已與中共黨內極左勢力全面合流的《環球時報》所代表的狂熱民族主義輿論近日也開足馬力,厚顏無恥地將「遼寧」號這麼一點可憐的例行整建的軍事意義誇大到荒誕不經的程度,同時對台灣發出歇斯底里的戰爭叫囂。

比如,在俗稱「七字黨」的某福建籍狂熱民族主義軍迷為共青團中央撰寫的文章中,大肆渲染從小就感受到當地恐怖的戰爭陰雲,包括極力誇大的大陸漁民遭台方開槍開炮打死打傷,偷渡人員被遣返時虐死等駭人「血債」。可笑的是,自稱「老一輩」的此人所回憶的童年居然最早只能追溯到1996年。但在共青團眼中,和平統一政策和兩岸交流必須掃入歷史垃圾堆,兩岸只剩下劍拔弩張甚至血雨腥風。

對「遼寧」號這次經過海峽,這位軍迷竟引用1968年大陸商船「黎明」輪秘密繞行,首次打通南北航線類比。的確,台灣海峽曾長期軍事對峙,大陸海岸線曾被長期封鎖,但這是當時大陸奉行「一定要解放台灣」和「早打、大打、打核大戰」政策的必然結果,而打通航線的也根本不是今天的「遼寧」號,而是始於80年代的改革開放和和平統一政策。難怪共青團可以利用的只有這種對冷戰史一知半解的小毛孩。

在民族主義糞坑裏摸爬滾打三十餘年的《環球時報》就要老練得多,羅援、戴旭這樣的「鷹中之鷹」也因行政和政工出身而難以令他們滿足,近年揀到了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的王洪光這個「戰將」。對台海戰局,這位中將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卻一會說對付台灣根本不用航母,一會說「遼寧」號身兼四職──佔據台灣以東海域,威懾日本,掩護陸基轟炸機和潛艇打擊美軍艦隊,同時掩護登陸台灣東部的陸軍,保證宮古海峽暢通。

誰敢相信,對「遼寧」號區區十幾架試驗性殲-15、怎麼改也是老掉牙的轟-6和中國現有水平的潛艇對陣美國航母艦隊和亞太軍力的壓力堪稱無知無畏的此人,竟是長期從事和分管裝備工作的將領。一查簡歷方知,他一直分管裝甲兵和通用裝備。然而即使在陸戰領域,他關於武力攻台僅需100小時的狂妄宏論也足以令任何軍事家汗顏。當然,這比起一些網民「趁蔡英文出去發動政變,進行軍管,邀請解放軍進駐,其實台灣人屁也不會放」的錦囊妙計來又自愧不如。

這些戰爭威脅均未以大陸官方或最高層的名義,但在大陸嚴酷的輿論管制之下,後兩者顯然也未對這種舉動有任何公開不快。其實誰都能看出,連台海都戰雲密布,中國領導人剛在達沃斯表白的一整套人類共同體理論還有誰會相信?當然,這種放肆也與自民進黨當選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焦慮之下顯出的一種瘋狂不無關係──不管台灣當局有無什麼稱得上「台獨」的舉動,只要民進黨在台上,就全天候無條件發起政治和輿論攻勢。

可是兩岸戰火畢竟歷來被公認為生死大事,甚至事關中共的命運,如此瘋狂的戰爭挑唆也極不正常。這就只能聯繫到近日中國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向司法獨立亮劍」的瘋狂言論了。政治上窮途末路,被當權者整得雞飛狗跳的「團派」高官選擇比極左還極左的政治表演,比鷹派還鷹派的戰爭冒險,無非都是在黨內多爭取一點意識形態護身符而已。

對這種黨內勢力刺激戰爭情緒可能帶來的玩火危險,中共中央維穩辦官員近日在學習領袖維穩思想的公開文章中已表示了煩躁:「在應對有關領土爭端過程中,為防止境外因素向國內傳導刺激國內民眾情緒、繼而引發規模性聚集抗議等活動,應堅持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外交大局和社會穩定結合起來,處理好保護群眾愛國熱情與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的關係,立足早發現、早控制、早處置,全面強化各項維穩措施,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

屋漏偏逢連陰雨,近日川普提名的國務卿蒂勒森又對國會表示:中國在南海建島「類似俄吞併克里米亞」,美國除必須向中國發出「停建」的明確信號外,還應表明「你們也將不被允許靠近這些島嶼」。儘管國務卿並無什麼用兵權,此論顯然也預示著川普政府的種種盲目和冒險衝動。

與之相比的是中國鷹派鼻祖戴旭對尚未行權的川普的不屑,其理由讓人啼笑皆非:中國外部有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兩個朋友,國內有中國人民和解放軍兩個朋友。如果說前半句只是朋友靠不靠得住的問題,後半句中,「中國人民」竟然同「中國軍隊」一起,只是「中國」(其實此處顯然是「中共」的偷換概念)的「朋友」之一,可見國體問題的混亂和原始。

——东网

未普:从周强的出尔反尔看习近平急剧上升的不安全感

上个星期,中国司法界第一把手、高等法院院长周强在政法会议上,公开向司法独立亮剑,声称中国要坚决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云云。周强此说,引发广泛关注。

有意思的是,大约在一个多月以前,也就是11月22日,他在《人民日报》刊文,唱的是完全不同的调子。这篇文章叫"决不能以党委决定改变、代替司法裁判"。在文章里,周解释说,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决不能以党委决定改变、代替司法裁判,更不能包办、代替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作出处理。不仅如此,周强还主张落实一些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干预过问司法活动。

毫无疑问,从这篇文章看,一个多月前的周强还是支持司法独立的,至少没有反对司法独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周强突然改变了他的主张?

一个导致周强出尔反尔的直接事件,就是习近平对政法工作做出了最新指示。大陆官媒12日统一转发了新华社消息,指习近平近期做出重要指示,强调2017年是中共和国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问题的预防能力,为党的十九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显而易见,向司法独立亮剑,绝非周强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对习近平确保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的直接响应。一心图谋在十九大更上一层楼的周强,在琢磨顶头上司的真实意图上,找到了政治投靠的捷径。

有趣的是,习近平在去年主持制定的、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还公开表示,要依法治国;《准则》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决不能违规干预司法。这表明,那时的习近平还是蛮在乎"依法治国"这块遮羞布的。

把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放在首位,显然是习近平进入2017年以来的新决定新指示。这个新决定新指示无异于彻底地公开地抛弃"依法治国"这块遮羞布。于是这里的问题是,习近平为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来自境外的综合挑战,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令习近平感到强烈不安,故担心政权不稳,制度不稳。其中美国候任总统川普挑战中国的"一中原则",对习近平的刺激最大。

我的这个说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首先,据参加政法会议的人士说,中共政法工作2017年的重心是"矛头向外"。政法会议明确提出,维护政权和制度安全就是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反对抹黑党和军队历史,并藉此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同时警惕个别公众知识分子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

其二,中央政法委下属微信公号"长安剑"发文,把国际因素列为不稳定的首要因素。该文称,近年国际形势空前复杂,国内矛盾叠加,不稳定因素增多。妄图颠覆中共政权的图谋也开始"变脸",试图通过社会活动、社交媒体及维权侵蚀中共政权。

其三,周强在政法会议上表示,要严厉惩处策动颜色革命的任何企图。他说,当前国际形势非常复杂,不可预测性有所上升;要坚决抵御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企图,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从严惩处间谍破坏活动等。

不可否认的是,习近平的不安全感固然也来自于党内那些"阴谋家"的残存势力,也来自于社会的不满,但2017年开始,他的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则主要来自于境外的国际挑战。

——RFA

梁京: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话语战

图:周强的宣誓


新年伊始,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话语战就乱了阵脚。身为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的周强公然宣称要"向司法独立亮剑",引起中国法律人和知识分子一片哗然,给本来就对习近平不满的舆论形势,火上浇油,形成了对当局更加不利的局面。这让我不得不舍弃已经写好的关于奥巴马政治遗产的评论稿,而重写本周的评论。

周强此举之愚蠢,令人难以置信。但大家都能想到,他的昏话,首先是说给习听的,是向习看齐而"奋不顾身"的变现。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周强这样做是否是奉命行事,但从政治结果看,这完全是给习帮了倒忙。至少,周强的言论,对于习近平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国际形像是不利的,给"国外敌对势力"增加了一个对中国不利的话题。

当然,我也不敢完全排除的是,习近平完全不在意周强的言论。这里的逻辑是,"既然特朗普能够反政治正确,我习近平为什么不能?"但问题是,对于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一定会问,习近平怎么能一面大谈"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面又认同"向司法独立亮剑"这样挑战人类共同价值的狂言妄语?

不论周强"向司法独立亮剑"是否奉旨而行,他这样做,与最近习近平在国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战升级显然有直接关系。人们还记得,去年初习近平放言"媒体姓党"引发了任志强事件。当时这个事件对习近平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尽管最终没有妨碍他获得"核心"头衔。习近平虽然不再公开提"媒体姓党"了,但无意放松意识形态话语战的压力。从下令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到最近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政权安全",都体现了这种话语战的不断升级。

如何来理解这种话语战背后的思维和动机,是一个令我感到颇为困惑的问题。最近看到毛左代表人物张宏良的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正在回归马列毛,取代"邓三科",即取代"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我认为这完全是张宏良的乡愿解读。在我看来,习近平对待马列毛意识形态的态度,本质上和邓、江、胡没有区别,都是非常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点都不虔诚,也不认真,而是为我所用。不过,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的修辞,表现出与邓、江、胡很不一样的政治姿态喝修辞风格。"邓三科"的政治修辞,是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习近平的政治修辞,则有很大的挑衅性和对抗性,有一种蛮不讲理的味道。这正是文革红卫兵政治话语的修辞特征。

我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样的政治话语,这样的修辞风格对习近平本人以及他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其实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是伤害巨大。习近平想保住红色江山,不做亡党之君,这个动机虽然不能为我所接受,但并非不能理解。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不是不想维护中共的政权,但他们明白,面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不能说太多的蠢话和狠话,至少有些话是不能公开说的。习近平看来不这样想,他可能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本钱说出一些他认为的大实话。"我就是说了,你们又能把我怎样?"

事实是,这样的态度不仅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并且让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抗这个政权的政治压迫,起到动员革命的效果。习近平固然能加害于反抗者,但这只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加速中共政权的倾覆。如果不是治国无方,改革无能,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看到高干子弟的种种言行,曾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有一天,高干子弟会是一场灾难。


——RFA

郭大眼:從「首席大法盲」到「首席大法奸」

把司法獨立說成是「西方觀念」,必欲除之而後快,被批評是真正禍國殃民的言行。
大約在四年多前,當被民間戲稱為「首席大法盲」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兼首席大法官王勝俊退位,由畢業自西南政法學院法學專業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接任時,周強的同期校友、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批評,王勝俊執掌最高法院後,中國司法改革陷入停頓,甚至倒退,指王強調政治而不強調依法,讓法學界感到不安。

賀衛方評說同門的周強時指出,周擁有法律教育背景,或有正面的改變。當時海外評論普遍認為,準副國級的周強,在中共十九大或更上層樓,晉升政治局,甚或政治局常委。

時光匆匆,四個寒暑轉眼過去。眼見十九大馬上就到,周強近日在出席全國高級法院院會議時強調,要堅決抵制西方「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旗幟鮮明,敢於亮劍,堅決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詆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錯誤言行作鬥爭,決不能落入西方錯誤思想和司法獨立的「陷阱」,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義法治道路。

周強向司法獨立亮劍的言論一出,舉國上下為之震驚。從前的最高法院院長,因推行司法改革不力而捱罵,連「首席大法盲」都不敢公開挑戰的「司法獨立」,被法學碩士周強高調地否定為「西方的錯誤思潮」。首席大法官反對司法獨立、軍人反對軍隊國家化、記者協會反對新聞自由、最高立法機關反對民主選舉……

同樣姓周,剛於日前逝世的逾一百一十歲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曾指出,不許批評的真理,就是偽真理。他說:「什麼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還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斷被批判被否定當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許批評,那怎麼是真理呢?」

這些年來,影響國計民生的議題,例如興建三峽大壩的利弊,不准人們自由辯論、所謂「人民英雄」的宣傳事跡的真偽不得研究、軍隊國家化的正反兩面不許公開探討,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或新聞自由等等統統又不得在課堂上或在媒體上討論。在由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走了四十年的今天,人們不禁要問,改革開放現在是否走到盡頭,需要回到專制封閉的時代了?

作為一個讀法律出身的人,難道周強不知道,一九八二年通過的中國現行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明文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退一步說,如果法官判案時,不以法律本身作為唯一的依據和準則的話,那麼,按周強的意思,法官判案時,應該聽說的呢?就聽上級黨委的話?中央也得有個人作最後的定奪吧?那個人,或者那幾個人,又憑什麼給法官以指引,從而作出判決呢?世無完人,怎麼能夠保證,他或他們的決定就是「正確」的呢?

這一次,賀衛方批評周強較當年批評「首席大法盲」更嚴厲。他罵道:「把司法獨立說成是什麼西方觀念,必欲除之而後快,是真正的禍國殃民的言行,完全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再退一步而言,會否有人揣著明白裝糊塗,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揣摩逢迎上意,謀求在十九大上晉身政治局,成為黨的領導人呢?不過,在權力的利誘下,不惜選擇「出賣」法律,站在民眾的對立面,成為「首席大法奸」的時候,又是否對得起法學界的師長和友儕呢?
——东网

2017年1月16日星期一

纽约时报:奥巴马的8年为特朗普铺路

2012年的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曾警告我们要避免逃进自己的泡泡,但他却从未逃出他自己的。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2012年的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曾警告我们要避免逃进自己的泡泡,但他却从未逃出他自己的。

对民主党人来说,本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

八年前,带着改变美国的承诺,贝拉克·奥巴马赢得了总统大选。作为一个极为自信的政治家,奥巴马培育和鼓励了希望,而他本人也正是这种不切实际希望的载体。

2008年,在自己的超级星期二初选胜利之后,奥巴马说,他开创的运动将"作为一首愈合这个国家、修复这个世界、使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赞美诗,响彻整个美国大地"。他将减缓海平面的上升、结束国外的战争,弥合国内的政治分裂。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奥巴马几乎是一个神话人物,可与林肯相比拟。在他总统大选获胜时,似乎没有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然而,在奥巴马的两个总统任期之后,民主党处于其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为弱势的地位。共和党如今控制着白宫、参议院、众议院,以及相当大多数的州长席位和州立法机构。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奥巴马总统多次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把票投给希拉里·克林顿,但未能让她赢得总统席位。这位看似为其所在政党信守如此承诺的人,却最终让它惨败。

发生了什么呢?

对某些奥巴马的崇拜者来说,答案是,美国已变得愚昧无知和偏执。对其他人来说,罪魁祸首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阻碍奥巴马的共和党。对另一些人、比如奥巴马本人来说,问题在于他的政府没有对其伟大之处做出足够的宣传。

即使你认为这些解释中有真实的成分,它们仍等同于借口。这个两次选举奥巴马当总统的国家,并不是突然一下就变成了一个遭人唾弃者的国家。在他任期的头两年里,由于民主党人稳固地控制着众议院和参议院,奥巴马得以让自己大范围的立法议程得到了通过,包括《平价医疗费用法案》、经济刺激计划、金融监管、延长失业救济金发放期等。至于兜售自己的政策,奥巴马总统一直在不停地阐明自己的理由。

民主党全军覆没的原因是,奥巴马擅长作诗,但不擅长作文章。

先说经济。的确,他接手了一个危险、衰退中的美国。的确,目前的失业率比他上任时低得多。的确,股市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但另一方面,经济复苏一直异常疲软,年增长率从未超过3%。(在奥巴马之前,从赫伯特·胡佛起,每位总统在任期内至少有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在3%。)劳动力参与率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低的。自2008年以来,对20%的最底层人民来说,实际工资或保持不变、或下降了。

更糟糕的是,无能这个致命伤一直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特点,在其特色鲜明的成就——奥巴马医改这点上表现地尤为明显。医改网站的推出就是一场灾难。总统承诺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美国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医生和医保计划,但实情并非如此。奥巴马保证医改将降低家庭的保险费用,降低纳税人的健康费用,但费用反而上升。几个由州政府经营的医保交易所似乎也正在崩溃。

在海外,无序和混乱的扩大化已成为奥巴马时代的定义,特别是在中东和北非,国家面临崩溃,边界正在消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恐怖主义安全庇护所建立了起来。俄罗斯和中国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明显地增加了他们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如今,我们的敌人肆无忌惮地蔑视美国,我们的许多盟国不信任美国。

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奥巴马时代的最大失败,是在许多人认为他非常擅长的领域。奥巴马2008年竞选活动的核心是一个承诺,即承诺要结束"那种滋生分裂与冲突、滋生愤世嫉俗"的政治。我曾在2008年2月赞扬过他,称他所传递的"信息,其核心是团结和希望,而不是分裂和怨恨"。然而,他离任总统时,美国比他上任时更不知所措、更愤世嫉俗。有70%以上的美国人或认为这个国家比2009年时更为分裂,或认为现在没有2009年时团结。种族关系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国家的两极分化是美国步入现代以来最为严重的。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奥巴马是很愚蠢的。共和党人有时也曾发表过肆无忌惮的言论,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把公共讨论变得粗鲁无礼,他让美国人以曾经难以想象的方式相互对立。但是,有奥巴马在前,我们陷入如今的处境,是他在其中起了作用。

在上周的告别演讲中,奥巴马总统说,为了我们的民主,我们应该听从虚构人物阿迪克斯·芬奇的建议,阿迪克斯·芬奇说,"除非你从他的角度考虑事情,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人。"

然而,奥巴马似乎从来不用与自己看法向左的角度来考虑事情。他对他的对手表现出让人无地自容的蔑视,总是对他们的动机表示怀疑,而他则在一旁证明自己动机的纯洁性。最终让奥巴马失败的原因正是他的傲慢。(就连他自己政党的领导人也受过奥巴马的奚落,仿佛与他们打交道因某种缘故让他有失身份。)奥巴马对那些不同意他的人不屑一提,就像一位教授被迫与头脑简单的任性学生打交道似的。他警告我们不要退缩到我们的小圈子里去,但他从未能逃脱他自己的小圈子。

在奥巴马总统的任期里,许多人有过无人理会、受到疏远的感觉。他们是那种奥巴马在2008年提到的,依恋他们的"枪或宗教"的"愤愤不平"的美国人。

贝拉克·奥巴马是我们见过的最有天赋的竞选运动领导者之一。但作为总统,他失败了,他失败的方式和规模对他所在的政党造成了损害,破坏了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让国家比他上任时更加四分五裂。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经济一直没有起色。所有这一切帮助创造了条件,让一个愤世嫉俗的蛊惑民心者得以兴起,成为奥巴马的继任者,这个人将毁掉奥巴马认为自己最难能可贵的成就。

在许多方面,贝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是如此地截然不同。奥巴马性情平和、有风度;特朗普情绪不定、不懂礼貌。然而,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即将离任的总统的失败,就不能搞明白即将上任的总统是怎么出来的。


Peter Wehner是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曾在此前连续三个共和党总统的政府中任职。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

韩连潮:美国民主奇迹——政府权力和平移交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期间,一位国内朋友受江泽民主要幕僚委托,让我帮找一些关于美国政权权力和平交接的资料,说是江总书记有心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我很兴奋,从国会研究服务部和其他部门找了大堆相关资料送过去。可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接班机制仍然未能制度化,政党之间的权力和平交接更是遥遥无期。

反观美国,200多年来权力的和平转移交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政治常态, 成为美国民主、自由坚不可摧的基石。每念及此,欣慰和悲哀之情交织而生。

今年1月20日,美国将举行4年一度的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透过川普就任总统仪式,世界会再度见证里根总统称之为美国民主奇迹的政府权力的和平交接。

这个奇迹的产生首先得益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得益于他的美德和谦逊,稳健和温和,以及不留恋权力的品行,特别得益于他的政治远见和智慧。华盛顿当年执政大权在握,威望如日中天,完全可以成为独裁君主,终身执政,但担任两届4年任期的总统后,他于1796年主动引退,以先例确立了总统任期制,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任期限制,创建一个不同于欧洲君主专制的民主共和政体。

华盛顿离任前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是发表了7,641字的长篇告别演说,与后来人分享自己的执政经验和政治智慧,告诫美国人民维护联邦国家,警惕党派分立的危险,不要债台高筑,要保持外交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从而保证美国的自由。

从1862年以来的150余年中,美国参议院每年都要选定一位参议员,在议事大厅里高声诵读华盛顿告别演说,重温他的教诲。他的话至今仍然如警钟长鸣,值得人们深思和遵循。

美国总统山国家纪念碑由四位美国总统的高达60英尺的头像组成。 从左至右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

美国总统山国家纪念碑由四位美国总统的高达60英尺的头像组成。 从左至右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

我们知道,1796年美国大选中,联邦党人亚当斯和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1797年的3月4日,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一起步入费城的国会大厅,亚当斯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仪式结束时,亚当斯退在一旁,让华盛顿率先离席;华盛顿停步,坚持让亚当斯和杰斐逊先行。他对亚当斯说,你现在是美国总统,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随后,亚当斯领头,杰斐逊其次,华盛顿最后走出国会大厅,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权力交接。这或许是人类政治史上第一次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斗、在两个普通公民之间实现的权力转移,开启了美国权力和平交接的先河。

美国先贤们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也是创造这一奇迹的重要原因。这些国父们从欧洲专制制度带来的血腥灾难中洞察到"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看到独裁者为争夺权力弑父杀兄、血腥暴力的丑恶现象,所以他们将权力分而化之,不集中在一个核心人物手中,并且通过相互制衡,真正将权力关进了笼子。

权力不集中一个人手中的好处是,它不仅让国家领导人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也消除了其被人谋命篡权之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会一天到晚担心野心家、阴谋家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山头,威胁自己的权位和个人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当时没有预见到政党的兴起,美国宪法中未提及政党。但他们深知个人和群体之间严重的政治歧见会引发冲突,影响权力的和平转移,所以他们在宪法的第1条第4款和第2条第1款制定了民主选举程序,能够使各派之间不需诉诸武力,平稳地实现权力交接。

制宪者们清楚地意识到仅仅让人民通过投票来选举自己领袖还不够,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来保证权力的和平移交和政府的稳定运行,所以他们制定了规则来保障基本权利,尤其是少数群体的权利,容忍不同宗教,确保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坚持独立司法和正当法律程序,实施军队的国家化,打造强大的公民社会。应当指出,保障社会公正,尊重人民权利是权力和平过渡的出发点和目的。正是这些先例、制度和规则以及实践构成了美国独特的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

这种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保证了美国民主奇迹的持续,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今天的第45任总统川普的228年期间,美国既无文官政变,又无军人夺权;毫无疑问,这个制度给美国人民带了巨大福祉。

然而,美国民主奇迹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权力和平移交的机制也多次受到挑战和遭受危机,但它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社会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权力再度和平转移之际,重新回顾这些挑战和危机,有助于我们继续维护和开拓美国民主奇迹。

1800年的选举是对权力和平转移机制的首次检验。有学者认为,1801年的美国政府更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和平交接,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权力从执政理念不同的一个政党向另一个政党和平移交。

当时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击败了亚当斯的联邦党,但由于机制不完善和操作失误,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与其一样多的选举团票数,必须由联邦党控制的众议院投票决定谁任总统。联邦党人希望伯尔上台当总统。众议院连续投了6天的票,35轮之后还未选出总统。直到第36轮的投票中,杰斐逊才胜出。杰斐逊在1801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呼吁重建对自由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谐。他还说,"并非每个意见上的分歧都是原则上的分歧; 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亦是联邦党人。" 言下之意是,在治国路线、方针、政策上两党有不同意见,但在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这一根本原则上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大前提之下,两党应当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民主选举,解决分歧。

杰斐逊上台后并没有实施去联邦党人化,而是保持了前任总统若干政策,包括汉密尔顿制定的政策,以此向联邦党人证明,两党可以合作共事;总统应当超越政党政治,不能以一党的执政理念划线。这次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机制。

美国最具争议的一次选举莫过于1876年的大选。此次选举中,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海斯(Rutherford B. Hayes)与纽约的民主党州长蒂尔登(Samuel Tilden)角逐总统。 选举结果显示,蒂尔登赢得普选,但在选举团的投票中差一票过半数(185票)。由于4个州共20张选举团票出现争议,海斯也未能赢得选举团的过半票数(165票)。 民主党人鼓动蒂尔登挑头反对选举结果,但他拒绝站出来,而坚持走程序;海斯则一再表明对他的任命不能基于政治考虑,而要基于其资质。

在由哪些人和哪院决定有争议的20张选票归属问题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长时间达不成协议。最后总统和国会任命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和大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裁决胜出方。委员会由7名民主党、7名共和党成员,并由一名独立的大法官担任第15名成员。但该法官拒绝参加委员会工作,后来由另一位最为独立的共和党大法官担任。该委员会裁定海斯获胜,民主党人在国会利用冗长辩论阻止这一裁决。直到离新总统就职仪式两天前两党才达成妥协。蒂尔登公开承认败选,化解了权力和平移交的危机。

蒂尔登成为普选票数最多而未能当美国总统的第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此后又有克利夫兰、戈尔和希拉里·克林顿遭受同样命运。

2000年12月19日,美国当选总统布什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戈尔的寓所会见

2000年12月19日,美国当选总统布什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戈尔的寓所会见

民主党副总统戈尔2000年与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小布什竞选总统。两人在佛罗里达州的角逐异常激烈,以至于最初无法判断胜负。后来认定小布什获胜,由于差距不大,民主党人指控在投票过程和选票处理上存在弊端。佛罗里达州根据本州法律,用机器重新计票。小布什在首次重新计票中获胜。第二次重新计票小布什依然获胜,但4个县中出现一些废票。民主党诉诸民主党控制的州最高法院,法院宣布4县必须以人工方式重新验票。小布什将争议提交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人工方式验票违宪。 尽管戈尔的支持者敦促他拒绝联邦高法的裁决,继续抗争,但戈尔却表示虽然他完全不同意高院的裁决,但会坦然接受。他说,"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我承认竞选失败";他呼吁弥合激烈选战所造成的党派仇恨和分歧,支持小布什执政,展现了顾大局的政治家风范。

2016年的戏剧性大选以及即将到来的权力移交将再度证明美国民主奇迹会延续下去。20日当天,卸任总统和就任总统会在数小时之内完成政府权力交接。就任总统会任命4000名政治官员,参议院会在短时间内审查确认1200名政府官员的任命;他们将在未来4年领导270万的联邦政府雇员来为美国人民服务。这一切都将有条不紊地进行。尽管川普的反对者们也在忙着准备游行示威,而且还会出现许多与权力和平转移不和谐的声音,但我相信,美国民主文化和政治生态一定能确保国家责任被置于政党及其意识形态之上。

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平转移交接不仅是其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更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权力才能和平过渡,而专制制度总是跳不出骨肉相残、同志相戮的权力争夺怪圈。

让我们一起来呵护美国民主奇迹!

——VOA

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乔木:警惕右縱容左 文革重來誰倒楣?

山東建築大學前教授鄧相超,被指涉發表「錯誤言論」,先遭校方停職,再被「依法退休」。

中國的左、右,和國際的標準並不一樣,有些方面甚至相反。在中共的革命歷史中,被批評的右派投降、保守並不多,危害也不大,而一直被推崇的、最革命的左,一次次重複,危害尤甚。所以鄧小平多次告誡「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左主要還不是對敵鬥爭、對外鬥爭,而是對內鬥爭、內部鬥爭,不管是革命時期的各種肅反,還是後來的文革。鄧小平以及他的戰友劉少奇、薄一波、習仲勳等,都是左禍的受害者,毛臨死前還在發動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運動。

現在中國的語境下,右是民主憲政、權力民選、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公民權利等主張,字面上和當局到處宣傳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差不多,但政治含義和變化方向完全不同。官方和左派認為右派要的是西方的那一套,右派則認為不是西方獨有的,是人類發展的普世價值。右派往往被稱為帶路黨、美分黨、西奴、漢奸。

左派則被反稱為毛左、毛粉、五毛、愛國賊。但左派其實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官左,一種是毛左。官左打着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重點強調的是鄧三科(鄧小平理論、江三個代表、胡科學發展觀)對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堅持黨的領導,具體就是擁護每一任的領導。

官左更多體現在意識形態、宣傳媒體、以及體制內的研究教育中。從教育來看,就是各種政治思想課。從宣傳來看,就是各種領導的講話、會議精神。從研究來看,就是怎麼把現實政策、領導講話,用馬恩列毛的思想予以詮釋,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套體系。官方對此相當重視,有充足的人力、經費和宣傳支持。

毛左,不同於官左,雖然都打着毛的旗幟,但他們類似於原教旨主義的毛派,不是讓毛思想為現實政治、政策服務,而是用毛思想批評現實政治,用毛的政策和做法要求現在的領導,用對毛時代的懷念表達對現在的不滿。

毛左和右派都想推動現實的變化,只不過方向截然相反。毛左想要的是毛時代的政策,後面的領導如果更靠近毛,強調集權、反腐、公有制、對外強硬,他們就擁護。如果改革開放離毛更遠,他們就反對。最近山東毛左群眾圍攻揪鬥鄧相超教授時,高舉著「打倒鄧賊相超」的橫幅,前面的四個字很大,後面的「相超」兩字極其小,顯然鄧賊另有所指。

毛左和右派除了觀點不同,形式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毛左有組織、有行動、有專門的網站。由於和官左都是左,政治上正確,越左越安全,這些年來毛左動輒上街集會、遊行示威,發展到對鄧相超類似文革的批鬥。

過去官方遵循鄧的「警惕右,防止左」的告誡,對兩派都有彈壓。江胡時代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強調階級調和、政治穩定,官左注意保持和毛左的距離,防範他們的組織和行動,阻止擾亂秩序的遊行示威。

但是現在從山東的鄧相超事件,到繼續發展的毛左對不同觀點人士的舉報、圍攻,官方的放任和響應,特別是人民日報發表的強調意識形態、紅色基因的文章,以及一些官員推崇毛、不許批評的講話,官左和毛左似有合流的趨勢。

中國能有現在的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正是由於對毛個人崇拜的批判,不再搞毛式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如果在毛的問題上借屍還魂,放任或利用政治爭鬥,不願承認毛的錯誤,變相為文革翻案,任由暴力和批鬥發生,再來一次文革,受害的難道只是知識份子、普通群眾嗎?毛左反對的修正主義、走資派,指的又是誰?

從山東到各地,從地方小吏到中央大員,難道忘了本人和父輩在毛時代的磨難嗎?

——东网

2017年1月14日星期六

王思想:抗戰延到14年 揪出更多麻煩

抗戰8年改14年,學術上完全不成立,程序上事先沒有跟各界交流。

出於某種原因,我在本專欄基本只寫經濟方面的問題。但是,最近,有個經濟領域之外的很大的事情,有必要談一下:關於抗戰歷史時期劃分問題。

傳統的教科書中,1927至1937是10年內戰,1937至1945是8年抗戰;1946至1949是4年內戰。這個階段劃分是得到絕大多數學者認可的,也是能夠自圓其說的。而最近,中國教育部發布新規:今後1931年到1945年都算抗日戰爭。並且要求所有教材立即修改。

事先沒有任何鋪墊,突然拋出這麼大的一個改變,一時讓人難以接受。如果這個新規是合理的,那麼,大家就應該接受,並慢慢適應;如果這個心規定是不成立的,則就有問題。

先來分析一下動機。教育部此次8改14,目的顯然是針對網絡上這幾年盛傳的「誰抗日誰不抗日」,試圖通過修改教科書達到兩個目的:1,把抗聯算在現今執政黨的頭上。2,為北上抗日尋找歷史基礎。

先說抗聯。抗聯本來就是個糊裏糊塗的概念,屬於哪個派系更是糊塗。不能因為裏面有幾個某黨派成員,就說抗聯屬於哪個黨派;實際上,每個黨派都可以從抗聯裏面找到自己的成員。而且,抗聯整體來說,力量非常微弱,對於日軍來說,最多是個騷擾,算不上抗戰。

至於為北上抗日尋找基礎,從時間段是可以成立了,但最後的落腳點在陝西,這裏與抗日戰場的距離是個問題。總之,這兩個目的完全無法實現。

再看歷史的邏輯。8年抗戰,起點盧溝橋,終點是日本投降。終點沒有什麼疑義,何應欽代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終戰的事實很清晰。起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真正的軍事衝突,此後,中國領導人蔣中正發表廬山講話,宣布了全面抗戰。這一天算抗戰起點,沒有問題。盧溝橋以後的中日戰爭,都不再叫事變,而是叫長沙會戰、武漢會戰、常德保衛戰什麼的。因為那已經進入戰爭狀態。雖然中國正式宣戰是在日軍襲擊珍珠港之後,但戰爭狀態確實始自盧溝橋。

換成14年呢,起點是918事變了。這個是有問題的。首先,918是日軍與中國地方武裝的衝突,並且是一場幾乎沒有開槍的衝突,眾所周知的不抵抗即出918事變。拿一個不抵抗的事變作為中國抗戰的起點,是很荒謬的。即便要把面團扯長,也得扯到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會戰。只是,如果車道淞滬會戰又無法與前面的抗聯呼應了,只好硬把起點算在東北某個事件。

更重要的是,918事變後,中國政府尋找國聯進行調停,也就是說,當時完全不算戰爭,是想作為一個小事變進行調停的。隨後也幾乎是平安過渡了。這麼簡單一分析就知道了,918作為抗戰起點是不能成立的。硬給扯到14年,相當於揭開了一個久遠的蓋子。本來,大家都知道8年抗戰很多真相不能說。現在又扯出14年,越描越黑。

首先,扯到14年,必然牽出著名的武裝保衛蘇聯,是王明在918事變後多次強調的,以中共領導人的身份。而如果是8年抗戰,就可掩過武裝保衛蘇聯。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王明已經被排擠到桌角。

其次,最要命的是如何評價江西瑞金政權。在目前的教科書中,談到滿洲國,是將其定義為漢奸政府(「滿」族當「漢」奸?),放在日本侵華部分;談到瑞金政權,則將其定義為燎原星火,放在國共內戰部分。大多數人不過腦子,不懂得比較二者。現在把抗日戰爭拉長到14年,問題就來了:滿洲國成立於1932年3月1日,瑞金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前距918事變僅僅50天,後距滿洲國約100天;不僅成立時間在滿洲國之前,並且選的那個日子,11月7日,是蘇聯十月事件紀念日,特意選的。這些史實太讓人浮想聯翩。

抗戰8年改14年,學術上完全不成立,程序上事先沒有跟各界交流。整個事件,彰顯權力的蠻橫、智商的缺陷,以及莫名其妙的試圖效忠。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本來就問題嚴重,需要廣泛聽取學術界意見,進行實事求是的修改。如今,不僅改得愈加荒誕,而且還完全沒有與學術界交流。一個學術問題,卻由權力部門強行進行定義,並要求大家執行。這是中國各個部門普遍存在的問題。只是,這一次輪到教育部蠻橫了。

——东网

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

黄东:新型紅衞兵決戰西方軟實力

暴力無法帶來和平,唯有透過互相了解才能獲得和平。

新年伊始,永遠自稱不針對第三方的常態化訓練,又再度在中國沿海海空上演。自從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及兩年後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島國有化之後,中國特色狹隘民族主義利用這一良機一路狂飆,去年攀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高峰。目前已經初步實現向軍國主義的平穩過渡、無縫接軌,中美兩霸爭奪亞太主導權的新冷戰格局基本成形。隨著特朗普上台及中國走出去戰略加快推進,今年開始兩國在全球的爭抝摩擦必將更上一層樓,在各條戰線上碰撞的概率也將越來越高。世界和平比冷戰後任何時候,都更加岌岌可危。

回顧這一類型思潮,追本溯源最早出現在20年前台海危機後,兩岸及美國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訓。這個時候一些充滿屈辱感的民族復仇主義不和諧噪音,逐漸開始萌芽。其中以不按牌理出牌而著稱的《超限戰》,以及山寨80年代中期日本貨色的《中國可以說不》為當中佼佼者。可惜這些標奇立異的小品,除了嘩眾取寵博取小眾掌聲外,並沒有多少學術水平與含量。在理性仍佔上風的年代,除了吹皺一池春水,並沒有帶走一片雲彩。

經過1999年美軍炸毀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以及兩年後的海南島撞機事件、全國一連串反日示威熱身,直到互聯網水銀瀉地的2010年代,非理性、反理性的民族主義狂潮才持續席捲全國。這很大程度成功轉移了年輕人對政府施政不滿的注意力,成為當局寄予厚望的內政外交失敗泄壓閥。其手法與中外歷代專制統治者並無二致,只是傳播媒介變成了以互聯網及手機為主而已。

尤其可憐的,是群體越來越大,上網多於看書、創作及獨立思考的宅男軍迷。他們在五毛、憤青、標題黨、眼球黨泛濫成災,炮製出來的阿Q精神虛擬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發洩現實不滿情緒的廣濶天地。這個人口基數越來越大的異類群體,人云亦云地被誤導到,一個脫離中外現實的軍事冒險主義樂園中。天天在自我陶醉,同時也在自欺欺人。

他們每天夢囈一般地叫囂「能打仗、打勝仗」、「犯我天朝者,雖遠必誅」,幻想著「首戰用我,用我必勝」。可憐他們在本質上,與半世紀前來自五湖四海,為着打倒一切的革命目標,上億紅衞兵革命小將的陰魂,走到一起來了。與70多年前的希特勒青年團,也正在暗通種族主義的幽冥款曲。

單向接收天天新款的國產新式先進武器資訊,物以類聚地臭罵同胞外族、良心公知一通,便以為是大有作為的愛國主義行動。不吃人間硝煙的未來炮灰一族,就是這樣煉成的。在無神論的國度中成長,只知這樣做鬼也幸福。當然不知道世界第一大印刷量的《聖經》,當中有云:「不可含怒到日落」。他們只信奉仇台及仇外,天天含怒到日落,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於是今天大中華遍佈着目空一切,以「解放台灣」、「抗美滅倭」為己任的世界革命軍預備役部隊。不過他們充其量只是些眼寬肚窄、小肚雞腸、不堪一擊、技術不過硬的紙上談兵磚家與學神而已。國防教育在缺乏真正公民教育的貧脊華厦土地上,自然獨木不成林。可笑復可悲的是,那些幕後操縱他們的人,正越來越把他們當回事,越來越把他們的狹隘見解當民意。在制訂對外政策時陷入互相忽悠的怪圈中,此實為國家民族之大不幸也。

愛因斯坦是世界著名的反戰和平主義者,他十分明白武器越先進,對人類的危害越大。請記住他在生前為人類的命運,為和平一再鼓與呼。他曾經說過很多非常適合今天中國人聆聽的忠告:「和平主義若不會積極對抗國家發展軍備,一定起不了什麼作用。」「暴力無法帶來和平,唯有透過互相了解才能獲得和平。」「軍火工業絕對是讓人類走回頭路的罪魁禍首,它是隱形的惡勢力。」而今天,「我們可以選擇和平途徑,也可以繼續走這條殘忍暴力的老路,貶低我們的文明,決定權都在我們手上。」「一方面,個人自由與社會安全呼喚著我們;另一方面,我們可能面臨淪為奴役、文明毀於一旦的威脅。人類的命運操之在己。」

無疑今天中國的武器裝備,從手冊性能上已走上超俄趕美的高速鐵路。軍隊戰鬥力對周邊國家和地區,也不可謂沒有勝算。然而從文化水平、文明程度、民間創意、管理藝術、道德標準、國際法治,公關形象、風險評估、危機處理等等一眾軟實力的綜合較量中,可見將來中國仍遠遠落後於美國、日本甚至是台灣、香港,這才是真正的實力差距。

單靠經濟、軍事硬實力以力取人,或能勝於一時,但從歷史長河的持久戰中,終究是槍桿子敗給筆桿子而名留青史,才算以德服人。納粹德國、日本帝國、蘇維埃帝國的硬實力皆曾稱雄於一時,然而下場如何人盡皆知。溫故才能知新,美國對外政策從來都是功利主義,也不一定符合公平正義,但如果抱著美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那怕是侵略,那麼中國只是取其糟粕,棄其精華,本末倒置。

只看到美軍以硬實力屈人之兵,只見華爾街巨擘縱橫天下。卻看不到另一隻隱形之手即綜合軟實力的威力,同樣也能把對手打個落花流水,那麼你永遠也不懂美國以致西方文明世界的精華所在,注定在長期競爭中落敗。美國能在全球列強中屹立至今,是因為一手軟一手硬兩手同時抓。然而天朝心態下的大國,至今仍舊停留在單純追逐硬實力、硬指標的後計劃經濟跛腳鴨狀態。

一個經濟、軍事增長率高於全球最高水平,但其他軟實力普遍嚴重滯後於全球平均水平,這樣的發展算是可持續發展嗎?一個只能夠跑贏百米短跑的選手,能夠跑贏馬拉松長跑嗎?你不懂,但只懂走資的高官裸官比你懂。軍迷,若只停留在低階軍事知識,不能環顧古今,放眼世界,那只會為政客所用,戰時當個炮灰而已。

孫子、墨子的兵法及情操,毛澤東的不稱霸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今天都已經被富起來的勇武國人抛諸腦後了。但命運在你手,2017年風起雲湧,是時候甦醒了。「人類的命運操之在己。」我沒有敵人,𧫴送給所有把別人當人的人。中國不能毁於不把別人當人的人手上,好勇鬥狠只會是一條不歸路,國人請好自為之吧。

——东网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

吴戈:東海戰機神秘出擊可怕在哪裏

關係民生的重要基礎設施的運行,因非自然原因嚴重受阻,政府也不會給公眾真實的解釋。

1月9日,大陸網上軍迷圈子小有騷動,因為傳聞當日上午日本約6個基地戰機全部緊急起飛,預警機出動。中國也有大量戰機起飛,造成上海飛日本和台灣的民航全部延誤,看來是向東海飛去。這當然像有大事發生。

萬能的軍迷民間情報局很快有原因拋出:中國電子戰飛機造成了一個大機群假象,日本誤判起飛大量戰機攔截。此說還低調指出:貌似中國玩了一次美軍EA-6B「徘徊者」電子戰機在黃海玩的一齣。了解「徘徊者」事件的人自然領會,意思就是中國電子戰力鳥槍換炮,報了一箭之仇。

不過此說很快被清醒派軍迷揭穿,連電子欺騙的基本技術條件也不懂。當然還有戰略上的矛盾:這樣玩火式地挑逗,在政治上解釋為何種意圖?還嫌朝鮮又要發射洲際導彈對東亞造成的緊張局勢不夠嗎?

還有不同版本稱,事情起因是俄大批戰機侵犯日本,引發日本反應,而不明就裏的中國軍方也被驚動,被迫防範於未然,連帶惹起美軍出動,來了個東亞四國演義。這當然也經不起推敲。日本被犯竟然不通知美軍,美軍要等中國有動作了才驚醒?

不管怎樣,唯一能肯定的是,華東地區確有大批民航被延誤。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前日有朋友半夜的航班還能遇到以所謂「流量管制」為由的搪塞呢。

如果說一個社會關係民生的重要基礎設施的運行因非自然原因嚴重受阻,中國政府沒有義務給公眾一個真實的解釋,那麼,納稅人一年幾千億軍費供養著保家衛國的領域,與首要假想敵大規模前沿對峙,萬一擦槍走火,可能就意味著戰爭,而戰事一起,歌舞昇平的百姓將首先付出更大的經濟和生命代價,因而這種事件,向全國人民負責的軍隊需要給人民一個解釋嗎?

很遺憾,也不需要,不管從任何現行法定義務,還是實踐慣例中都是如此。

唯一的區別是現在有了「輿情」一說。上述事件如果囫圇吞棗的「日媒」、「美媒」、「俄媒」,甚至假外媒有所披露,大陸媒體儘管有涉軍報道不敢妄動的局面,但經不起手握煽動狂熱的特權媒體方陣──《環球時報》、《參考消息》和《中國國防報》等等──先後「編譯」,並扣上驚悚標題,待網上添油加醋傳得滿城風雨時,便形成了所謂「輿情」。

「輿情」經大批經費雄厚的專業機構夜以繼日地分析研判,爭先恐後地上報首腦機關,就會有國防部、外交部發言人出面,由安排好的可靠記者發出提問,予以義正辭嚴地批駁或澄清。如果遇到粉面帶威的女發言人當值,還可能借機將美日再挖苦得體無完膚。

最可悲的是,這樣的事,美軍只要真有參與,一定會有消息(但美軍沒精力對無中生有的事情一一澄清),台灣會有立委質詢防務高官,日本更是媒體事無巨細的報道,而中國大陸,所謂的全國人大竟然也是有權質詢政府高官的,只是這已經被絕大多數公眾忘得一乾二淨,因為它實在太稀少太象徵性。再一想,全國人大有解放軍代表團,其常委會卻只有外事、內務司法等委員會,唯獨沒有國防委員會。而軍改後的中國軍隊高層稱謂也不明覺厲,比如最近下台的某現役上將其正式職務稱作「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與原來相比,連國家軍委的牌子也不一定需要了,「總長」的「總」字也沒有了,已然是一個黨的秘書組。

這些架構下,你還憑什麼要求民航大面積延誤要給你交代,對外嚴重軍事對峙要給你真相?你與這些事唯一的關係只剩下在肉喇叭吹噓強大的時候捶胸頓足地高呼「雖遠必豬,豬,豬……」。這才是東海戰機神秘出擊這種事情上,比中國真地遭到日本入侵還可怕之處。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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