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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

沈大伟:评估中国的未来

【转温克坚:沈大伟的分析不错,但一个常识是,你不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制造问题的人身上。】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专家沈大伟教授认为,中国并不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却可能陷入了漫长的衰退阶段。



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最终也都成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沈大伟本星期一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的未来"上畅谈看法。虽然他强调,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提问,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他解释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数据,新兴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不高,高达约87%的国家绕不开这个"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1000美元时,它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转型等巨大压力。陷入这个"陷阱"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因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在13个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有两个:希腊和以色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是民主国家;其他11个原本是专制政体,当他们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全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民主。

民主化与经济完全发达

是因果关系

沈大伟分析说,这些数据显示,民主化与经济充分发展成熟,不只是直接关系,更是因果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转型外,这13个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投入于创新。中国近两年也明显加大了对创新事业的投入,但是对创新的投入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沈大伟因此认为,中国的创新事业将是不完整的。
综合经济、政治等维度的比较结果,沈大伟表示:"坦率的说,我的预测是,中国会成为第88个(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将中国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中国的走向。换言之,这个逻辑不认同中国"例外论"或"特殊国情说"。但谈到中国时,也有许多人会质疑:中国作为华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幅员又十分辽阔,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能否相提并论?
沈大伟在演讲中没有点明提到"例外论",但他一开场时就强调,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是独特的国家,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强调:"不能只是从中国看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免疫于几十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列宁式政体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幸免。"
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2013年中共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大部分目标还尚待落实。
对此,沈大伟分析称,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都是改革举步不前的原因。
他形容当前的中国,犹如一部车子开进了一个环岛,这个环岛有四个出口: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不同出口将导向不同的结果。如果回归到2009年的"软权威"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将有更大可能能够实现,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
——联合早报 2017年2月22日  摄影/韩咏红

林忌:特首曾荫权入狱的启示(附杨鲁军:这才是曾i荫权获罪的原因)

前香港特首曾荫权
【杨鲁军:这才是曾i荫权获罪的原因】只能简单说下曾荫权案。曾的问题是政冶问题。曾是董建华被港人轰下台后,被重新成立的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曾Q红看中的新特首人选。后者对前者欣赏有加,据说年纪相差五岁的俩人还一起切磋过同为曾子后代的各自家⋯曾荫权受命于危难之秋,他是公认的英国人培养出来的香港公务员的典范:忠诚、干练、勤勉、谨慎、坚韧,加之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人厚道、和善,他做了一届半的特首(七年多),他对香港最大的贡献是在北京的巨大压力下灵活周旋,捍卫了香港的基本制度和尊严,他坚拒以国家安全名义侵犯香港人权的基本法23条立法,他抵制北京将香港民主派视为敌人的恶政(他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互为对方儿子的教父,他与终生反G的香港天主教枢密、上海人陈日君私谊非凡,他与"香港的良心"、后被北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陈方安生是多年同事和拍档,相交甚深),……
实际上,在小曾2012年6月任期结束之前,北京已经决定要以反腐的名义对小曾下手了,这叫"政治问题,反腐解决"!试想一下,香港的制度设计中,按理是没有任何本土机构可以调查特首的(英治时代,只有英国政府有此权力),廉政公署本身是特首领导的,它怎能查特首的腐败问题?结论只有一个:北京强力部门秘密调查小曾很久了!梁振英上任后给廉政公署下达的第一道命令竟然是全力调查前任特首一一倘不是北京密旨,借给梁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做!在曾荫权退休之前,北京对退休的董建华和何厚骅(澳门首任特首)一律赠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唯独对小曾,别说给高位,连句好话都没有!小曾是裸退的,而且退之前即遭秘密调查,所幸的是,有香港法律在,北京无法直接"双规"他⋯坦率说,前几年我还真替他捏了一把汗……现在水落石出,他的所谓罪状,若以大陆官员之腐败为参照系,恐怕连腐败两字都摊不上,最多只能算违规,而且,懂行的人都看出来了,表面上是廉政公署向香港法院起诉小曾,起诉书中指控小曾最大的问题竟然是小曾退休后在深圳低价租豪宅,可是廉政公署是无权去到深圳办案的,大陆强势部门密查曾案的马脚终于不小心露出来了哈⋯不知情者欢呼曾案审判是香港法治之胜利,我在冬夜里触摸到的却是透心的悲凉……

林忌:特首曾荫权入狱的启示
前香港特首曾荫权,被陪审团裁定三项控罪中的第二项控罪,藉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成,即参与DBC发牌申请时,没有向行政会议披露,他与DBC主要股东黄楚标,就深圳居所物业所进行事务往来及商议;至于首项控罪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暂未能作出裁决,而其室内设计师的提名没有披露的第三项则脱罪;案件押后至星期三宣判,法官即时取消曾荫权的保释,将其还柙监房。
曾荫权一案理所当然成为香港人关心的头条,然而案件最令人觉得「古怪」的地方,就是案件发生的时空──如果案件发生在1997年之前,即自廉政公署成立以后的香港,曾荫权如此案情要坐监,香港人都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反过来作为一个「中国」的城市,以曾荫权的职级,所犯的所谓「贪污」,以他的权力与地位来说,实在是寒酸了一点,实在比起99.99%的中国官员都要来得廉洁,这样一件「芝麻绿豆小事」竟然要坐监,放诸中国的话,监狱恐怕要关数亿人了。
这就是香港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香港原本的法治制度,虽然仍有很多不平等之处,穷人或得不到足够的法律支援,但即使如此,只要律政司与警察认真办案作出检控,以英式的法律制度保护下,罪人仍当罪有应得,而市民也应有足够保障的权利;然而变了调的,首先正是检控当局,由警方以至律政司,一再被质疑对检控作出政治干预;几年以来有关政治的案件,一再对民主派及其示威者作出政治检控,同时却对亲政府阵营的警员与示威者犯法不作为,只是靠司法制度中「残存」的公义,则只有黑白分明到好似暗角七警殴打曾建超一案,要有电视摄录队清楚影低过程,而靠这些视像证据,才争取到机会,把七警绳之于法判罪,这是香港原本的制度──只要证据充份,法律就是法律,法官不会因为你是警察,以至是前特首,就会对疑犯网开一面。
然而由律政司以至警察为首的执法部门,却一再向市民显示作为「中国的特区」,这些部门已经「中国化」,向大陆的公安睇齐;在暗角七警殴打曾建超一案之中,电视台直播出警察对曾拳打脚踢的片段,这些表面证据显示,有多个警员参与殴打曾建超,而唯一可以争议之处,其实只是七人的身份,即当事人是否镜头中人,以及技术上这些影片是否能够呈堂作为证据而已;对于警队而言,则有多个警员参加这种非法殴打的行为早就「罪证确凿」,然而警队仍死不认错,坚持不道歉。
警务署长却不但没有严斥警队的违法行为,反而一再包庇说是「难过」,一大堆亲政府与警察甚至辱骂法官,公然作藐视法庭之举,然后一大群所谓「退休警察」,日前竟然参加了一个非法集会,要求特首特赦此七个犯了事的现役警察,而警方则对这个非法集会视而不见,而非平日针对是示威者那把尺去执法,这些行为都反映香港的法治在衰退,而失去了英国,以至失去这些制度下的「洋法官」,馀下的还有几多个,能够抵受到这些国家机器攻击的压力呢?当香港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城市,即「中港融合」之时,结果就只会有如中国──贪污、腐败、没有公义的社会。
——RFA

吴戈:放棄韜光養晦得失辨

中國在南海加強實際控制權是放棄韜光養晦的重要舉動,目前看頗有成效。
近日有人紀念鄧小平,筆者正好想起鄧在外交軍事領域的核心遺產韜光養晦。自2013年起這一戰略就被明確地放棄了,然而幾年下來得失如何?且以最典型的試驗場──南海問題分析一下。

中國在南海加強實際控制權是放棄韜光養晦的重要舉動,目前看頗有成效,但其最終目的中國卻從未清晰表達。推理一下不外兩個方向,一是步步為營,條件成熟時全部武力奪取;二是以此為資本談判真正的共同開發。

前一個或許成本可控,難度在於後果難料,但相比之下,後一個更不現實,因為中國共同開發的前提可是「主權屬我」。現在中國正「攻城掠地」,更不會放棄這點,但以此為前提的共同開發簡直荒謬──既然其他聲索國都承認是中國的領土,它們又有什麼資格分一杯羹?難道只因為「侵佔」的既成事實?若如此,中國的寬宏大量豈不也開了一個壞頭:侵佔領土只要名義上歸還即可共享利益。

中國堅持是領土被侵佔,應歸還,等於事實上不承認主權有爭議,也就消滅了談判的空間。又不接受任何裁決,那就只剩下搶了。搶又不能大打,其實就是無解。

現在中國看似做了很多,但主要還是將江胡時期長期過於被動留下的「行使主權」空白一一填上,而且因為別無它法,這種填補用力很猛,不顧後果,其實也間接暴露了在主權聲索中歷史依據份量不夠的隱憂。

在現實中,即使中國切實行使主權,也只及於現在控制的範圍,這個範圍在整個南沙並不大,但主要價值是在各礁群均打進「釘子」,鞏固主權主張犬牙交錯的複雜局面,這一局面顯然也不是有利於共同開發的架勢,倒是有使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的效果。

在此基礎上,主動出擊在國內政治上的巨大收獲還使中國明顯轉向(至少在國內)強烈灌輸南海全部屬於中國的觀念,故意放縱社會在國際法上的無知。當然,官方又有意抑制武力全部收復的期望值,以免因不敢開戰而被愛國人群拋棄。

這看起來很難,不過一個天然辦法是引入對美國霸權的批判,由此官方甚至不需要對國民做出全部收復南海的承諾,卻可以使很多人相信政府有此雄心,壯志未酬無非美國攪局。

廣而言之,放棄「韜光養晦」已成現實,但在為何放棄和放棄後轉向何種政策上,中國其實是糊塗的。放棄這一戰略,公認的最大理由似乎一是中國(哪怕東方陣營已不存在)與西方間力量對比已「此消彼長」,二是「韜光養晦」使中國在現實利益上所失甚多。

然而現在看來,所謂此消彼長,哪些力量?中國的衡量標準原來就是GDP增速、財政收入、軍費開支和軍備進展之類,現實卻證明主要靠這些要素支撐的強國不過外強中乾;損失了哪些現實利益?原來主要體現為一些自己弄丟的小塊領土,將它們一一列為核心利益,並非它們對中國當下的發展有多重要(比如海上石油資源以中國現在的水平和國際油價來說就是個笑話),而是政治需要,特別是國內政治的需要。

另一個現實利益無非是在美國霸權面前中國處處屈辱(比如人權被指責,被高技術禁運,因瘋狂傾銷而被世貿規則制裁,因南海政策而被「航行自由」和起訴),都不過是民族主義情緒煽動下的主觀產物。

兩個前提有問題,放棄這一政策的合理性自然值得深思。放棄後轉向何種政策,更是鄧小平無法預見也主動放棄預見的,邏輯上可這樣推理:在鄧及其理論班子眼中,「韜光養晦」目的當然是抓緊機遇發展經濟,實力強了什麼都好說。退可使中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人民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進可參與世界遊戲規則的制訂,發揮大國作用,贏得普遍尊重,並靠實力實現更大現實利益。而且這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實現的,相當於在制度競賽中取得了勝利。

然而現在來看,鄧的這個基本設想在物質上初步實現,卻在精神和制度上全盤陷入矛盾。首先,中國物質財富的積累全靠學習和融入西方,但由於一黨之利不可能鬆動,以及極左意識形態在黨內最終上位,中國在精神和制度上與西方進入全面對抗。可笑的是,這種對抗的資本仍是那點物質財富,現在已進入揮霍的狀態,人民從中獲利極少,形成巨大的諷刺。

其次,雖然放棄「韜光養晦」後的新口號是低調的「有所作為」,實際操作上卻進入了全面貶低西方制度,拒絕任何非物質層面的學習,全面迷信和退向極左意識形態,同時在國際上自不量力地與西方處處挑釁,完全是爭奪世界領袖地位的架勢,唯一區別是放棄了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的舊方式。

這樣的結果,自然也使放棄「韜光養晦」不光不是時候,還將徹底輸掉長期「韜光養晦」已經獲得的財富和機遇。
——东网

木然:紀念鄧小平的因由

民間有不少紀念鄧小平的活動,反映民間主張改革的呼聲強烈,說明人們支持改革。
2017年2月19日,是鄧小平去世二十周年,官方媒體對此反應並不強烈,紀念文章似乎沒有。到目前為止,官方網站也很少有紀念鄧小平的文章。倒是一些非官方的網站或者半官方的網站,還有微信公眾號和自媒體卻掀起了紀念鄧小平文章的小高潮。這似乎在不斷提醒人們,鄧小平還沒有走遠,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在民間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紀念鄧小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鄧小平的理論還沒有過時。如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制化,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否則經濟體制的改革也會被葬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改革開放要進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反對主席集權的政治體制。反對特權。對官員實行彈劾制。對領導實行限任制,防止終身制。反對個人崇拜,不要宣傳個人。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防右主要是反「左」,「左」的東西危害大等。這些理論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第二,民間主張改革的呼聲強烈。紀念鄧小平說明人們支持改革,讓改革不停滯,讓改革不倒退,讓改革不被既得利益挾持,讓改革成為內在的動力而不是外在的壓力,讓改革來解決兩極分化。也說明,人們不希望亂的心態。改革才會帶來穩定,開放才會帶來繁榮。政治穩定不是靠壓制來解決的,而是靠改革來解決的。在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動蕩問題,必須通過改革的方式來解決。

第三,反應了人們對社會分化的擔憂。現在富人和中產階級跑路現象嚴重,持有移民心態的人越來越多。極左勢力抬頭,利用毛澤東反對鄧小平,反對改革開放已經佔據了一定的市場。官方對左派態度曖昧甚至縱容。越左越正確,越左越光榮,越左越強勢。這種左是社會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的產物,但也讓富人和中產階級感到恐懼。在歷史上,凡是左的東西,都是針對富人去的,打土豪分田地,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消滅了土地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

第四,反腐敗並沒有給人們帶來直接紅利。反腐敗既要治標,也要治本。治本就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治本也要給民眾帶來直接紅利。否則反腐敗就會逐漸失去意義,就會產生邊際效益遞減,人們就會從擁護反腐敗到反對反腐敗,或者站在一邊看反腐敗的熱鬧。

紀念鄧小平,就要把鄧小平具有歷史和現實指導意義的理論貫穿於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把政治改革改革理到日程上來,尤其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具體地說:第一,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放在第一位。改革開放靠的就是不斷地解放思想,不斷地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能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要放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要由不搞爭論變成搞爭論,讓思想和真理在爭論中獲得思想競爭的能力。解放思想、實事求事無止境,改革開放才能無止境。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要以限制公共權力為基本出發點。要讓權力在法治的軌道進行,不能讓權力任性地脫離法治的軌道,在人治的軌道上暢通無阻。人治披上左的外衣,不斷地擴張權力,使權力進入各個領域,讓各個領域都失去的活力。公權力無限擴張就會讓政治就無法進入現代文明、融入現代文明。社會就會因此失去活力。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要保障個人自由為歸宿。經濟、政治、社會都要保障個人自由。讓良心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落到實處。讓每一個人都能真正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公共權力不能強制個人去做違背個人自由的事情。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保障個人自由,而不是限治自由。個人自由只受法治的限制,而不能受公權力的任意限制和干涉。

第四,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不能被權力經濟、權貴經濟、官商經濟、野蠻經濟扭曲。市場經濟的自由、平等、競爭價值必須捍衛。官員搞的GDP經濟,無論打著政績牌還是民族牌,都必須予以破除。讓權力經濟讓位於市場經濟。權力是天生的特權派,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

第五,打破社會分層板結化,讓人們自由流動,靠能力晉行,而不是靠特權晉升。特權主要是官本位的特權,打破特權,就要打破官本位,讓官本位讓位於機會本位。

紀念鄧小平要繼承鄧小平的理論遺產,發展鄧小平理論,超越鄧小平理論。而不是挑鄧小平理論的毛病,通過鄧小平理論的毛病來反對鄧小平,甚至通過毛澤東來反對鄧小平,進而反對改革開放,否定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否則就會犯大錯誤,犯了大錯誤不能改變,就會帶來到歷史性的災難。
——东网

王力雄:“无人进藏”

毛泽东时代的西藏。(public domain)
随着毛泽东时代结束,"精神原子弹"消失,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失去支撑。改革开放给了中国人一定自由空间,党的惩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不及,强迫人进藏的行政手段相当程度上失去作用。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一度重新成为中国治藏面对的问题。

1980年是西藏从毛时代进入邓时代的转折。汉人数量在1980年达到高峰,随后逐年减少。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最低点,减少近一半。但是在那之后又逐年回升,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常住汉人数量比1980年翻了一番。这种增长主要靠市场。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很多民间进藏者被谋生和赚钱目标吸引,自发到藏区做补鞋、裁衣、修钟表一类手艺活,或是做生意,开饭馆,包工程、挖金子;有的人还去盗猎野生动物,甚至有乞丐到藏地去要饭……这些人大都是汉人中的普通百姓,与中国内地的"流动人口"性质一样。随着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增加了成批到西藏做工程、建水坝、采矿、筑路的内地国企或私企团队和民工队伍。利益驱动和金钱吸引取代了失效的精神原子弹。

中国当局清楚巩固西藏主权和进藏汉人的数量有直接关系,针对新的形势变换手法,把原本的强调无私让人禁止转变成迎合私欲让人进藏,尽可能在藏地营造与汉地相似的生活环境吸引汉人。眼下,藏地县城以上的城镇基本都建成了跟汉地城镇差不多模样,红尘滚滚,吃喝嫖赌样样俱全。除了氧气稀薄,与汉地的区别已经不大。甚至给官员的住所配备制氧机。进藏汉人形成彼此交往和互助的社群,不再孤独。加上游客日益增加。在汉地游山玩水已不满足的中国人把西藏风情当做新的猎奇目标。表面看, "无人进藏"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海外舆论甚至惊呼汉人的数量超过了藏人。

然而这种方式并不可靠。首先进藏汉人主要局限于城镇、交通干线和旅游景点。例如2000年11月的人口普查显示的那样,居住在西藏自治区达到5个月以上的常住汉人超过一半是在首府拉萨市。其中又有95%居住在拉萨中心的城关区。2000年至今,汉人进入西藏的速度加快很多,然而集中于城镇的情况未改变。对西藏的广大农牧区,仍然还是"无人进藏"。

当下中国政府有足够的金钱和能力对西藏提供支持,能以重赏把汉人工作人员派到西藏城镇,或以得利吸引汉人经营者和劳动者进藏。不过这种进藏的临时性很强。在藏汉人与西藏社会和本地人的生活基本无关。游客自不用说。即使是在藏常住的汉人也鲜有真想扎根,目标都是挣到钱就回老家。一旦有一天中国内地发生政治动荡或经济危机,基本靠北京财政供养的西藏立刻会陷入资源匮乏、市场萎缩、社会失序的状态。那时在藏汉人很可能树倒猢狲散。今天能让汉人方便进藏的现代交通,那时也会让汉人顿时走空。目前在藏的汉人人数再多,到那时的作用也可能相当有限。
——RFA

2017年2月21日星期二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胡平:用良心裁判权力,还是用权力裁判良心?

(邓小平去世20周年,重贴旧文《评邓》)

1. 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邓小平死了。从这些天海内外的各种评论来看,对邓的评价虽说是有褒有贬,但大体上还是褒多於贬。这不足为奇。记得毛泽东去世时,海内外的评价也是如此,而且褒扬者更舍得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斯大林去世时也是如此。这是权力的逻辑即成王败寇的逻辑。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後呢?

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

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

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後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後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於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後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2. 强权与舆论

上述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本来用不着我一再论证说明。想当初,六四枪响,举世惊骇,海内外同声谴责,绝大多数人都认定邓小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此成了千古罪人。可见,要对这样一桩显明的罪恶作出基本的道德判断根本无须呼任何高深的知识或复杂的推理。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过了七年多——这离"千古"还很远很远——以後,邓小平本人并不曾有过任何悔过的表示,而许多在当年义愤填膺痛加声讨的人却反倒改变观点了呢?

对於舆论的这种变化,我想邓小平大概事先多少就料到的,所以他当年才敢不顾舆论的巨大压力,悍然下令开枪。我在八九年八月写的<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一文中,让邓小平讲出这样的话:"历史上,搞小屠杀的人都失败了,搞大屠杀的人有些反而获得了成功"。"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杀了二十万共产党,当时世界舆论都骂他是屠夫,可後来怎么样?他站住了,站稳了,印尼没有再乱,经济也上去了,人们照旧要尊重他。这就是现实的政治"。暴君总是蔑视舆论的;但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民众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道德感,不尊重自己的良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那岂不活该被暴君蔑视?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对舆论的这种变化痛心疾首乃至愤世嫉俗。我的态度要乐观一些。因为我相信眼下看上去流行的那派意见其实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舆论。如前所说,斯大林、毛泽东去世时也曾赢得一片赞扬。这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伏尔泰说:"聪明的暴君都能寿终正寝。"我可以补充一句:寿终正寝的暴君往往还能得到一时的舆论的赞扬。因为权力压下了抗议的声音。这次邓小平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表现的十分紧张。天安门广场一类敏感地带密布军警便衣,对民间自发悼念活动严加限制,甚至连官方自己举办的悼念活动也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以防不测。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听不到响亮的抗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严厉的控制下,仍然有些勇敢的人们努力发出另一类信号。例如有人鸣鞭炮,有人扔小瓶子,还有人秘密贴出标语"大快人心"。北京有学生公开打出一幅横标"小平走好"。这话顺着读,意思是"小平好好地走";换种读法就成了"小平走了,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而这一天决不会太远,中国人民将摆脱恐惧,发出其内心真正的声音。我相信,对"六四"的严正谴责必将重占上风,历史罪人终究还是会被确认为历史罪人。退一万步讲,就算民心如水,本无定向,朝东暮西,反复无常。那么,今天它能变过来,难道明天它不能又变过去吗?我敢说,至少邓小平本人是不怀疑这一点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嘱咐将遗体火化,连骨灰也不保存,洒入大海呢?你真以为他有那么浪漫吗?

3.驳"不得已"

有一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曰"不得已"。根据海外流传的一份所谓"邓小平遗嘱",其中写到:"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我感到难过,那就是八九年的事。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执政几十年,没见过,眼看我们共产党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牺牲所换来的政权就要被颠覆,就要垮台,很危急,所以开了枪,结果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年轻的学生娃娃。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後来也想过,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当时的决定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

"不得已"一说实在不值一驳。道理很简单。要知道,人世间各种大的过错或罪恶,十之七八都是为了掩饰或拒绝改正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不得已"犯下的。例如强盗,强盗本来只想掠走财物,强盗本来并不打算杀人。强盗只是因为害怕失主上来争夺才"不得已"杀死失主,害怕目击者前去告发才"不得已"杀死目击者,害怕警察把自己抓进监狱才"不得已"杀死警察。因此,要看一件所谓"不得已"之事是否情有可原,关键是看在这场冲突中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压制不同政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邓小平顽固坚持专制立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开枪杀人,这只能是错上加错或曰罪上加罪。

不错,在民主运动中,我们既要敢於进攻,也要善於妥协。如果我们只知进攻而不知妥协,对方在情急之中便可能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一旦对方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那固然加深了对方的罪孽,但同时却也使得己方蒙受过於重大的损失,其效果反而不好。基於这层考虑,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策。不过这决不等於说邓小平在情急之中下令开枪就是"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因而便不再是犯罪。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没有选择"的情境其实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只不过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小、更难而已。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指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中,当事人要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容易做出不可挽回的错事。当我们说某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时,那语气常常带着遗憾的感慨,因为我们充分理解当事人的困难处境;可是,千古恨就是千古恨。你或许可以为邓小平在六四下令开枪一事表示某种遗憾,但遗憾的前提必须是肯定那终究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

4.邓传下卷为何难产

记得两年前,邓小平女儿毛毛来美,为她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英文版)一书促销;提及六四,毛毛称之为悲剧,也说那是"不得已"。不过毛毛没有讲明她所谓的"不得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共产党搞专政,搞镇压,从来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照这套逻辑,共产党专政既是天经地义,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共产党"不得已"只好镇压。假如毛毛说的"不得已"就是这个意思,那自然不必多说。但平心而论,我看毛毛还不是这个意思。

说来也是,毛毛写的邓小平传的上卷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其下卷却拖到今天尚未面世。原因何在?当然,下卷很不好写,尤其是六四这段故事不好交代。无非是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说,从八九民运爆发之初,邓就打定主意要坚决镇压,可是赵紫阳却拼命反对,致使镇压之令迟迟不能落实,民运得以坐大,最後"不得已"而动用机枪坦克。不过依我之见,这种写法未免有悖情理。不错,在八九民运中期,当局的态度一度较为温和,但那不可能只是赵紫阳一派之力,除非赵派同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或默许。据当年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後,赵紫阳赶到北戴河见邓小平,提议对学生采取软办法。邓对赵说:"你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这里,"我曾说过的话"应是指四二六社论,该社论是邓授意写的,其中把学运称为动乱。赵紫阳在五四讲话中,态度温和,只字不提"动乱"二字。赵在五一七代表政治局五常委的书面讲话中,更明确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说,赵在这段期间采取的态度,是得到邓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所谓"不得已"的另一种写法是,在八九民运期间,邓一度同意作出某种让步,以求得息事宁人。但是,让步的结果没能换得息事宁人,反而成了惹火烧身,最後"不得已"重新采取强硬措施;由於民运已经借机演成燎原之势,要扑灭就不得不动用极端手段,所以是"不得已"。

我估计,在未来的邓传下卷中,讲到六四这段事,毛毛大概会采用第二种写法。另外,毛毛大概也会写出邓家子女在八九期间的所作所为。例如在学运兴起之初,邓家子女如何找学生带话,劝学生适可而止,"给老爷子留个面子";例如在戒严令下达之初,他们又是如何劝告父亲千万别对学生开枪。当然,到最後,邓家子女大概都站到了父亲一边,赞成采用强硬手段平息"暴乱",不过那是在他们进行多方努力而皆告失败之後的"不得已"。只有这样写,毛毛才可能为他的父亲作某种辩解,也才可能为自己作某种洗刷。

倘若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邓传下卷为何难产的原因了。如果人们从毛毛写的书中了解到,原来邓小平也曾经有意作出让步,原来邓家子女也曾经不赞成对学生开枪,那对於修补邓和邓的家人的形象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就有可能激起人们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以及对六四造成的後果如何加以补救的问题。就算当初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後呢?现在呢?难道你们不该努力做些什么去弥补弥补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事情一旦破裂,要重新回到原点便相当困难。但是,难道就该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吗?六四过去七年多了。邓氏本人,邓的家人,中共当局,有足够的时间为疗治六四的伤痛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很好做。譬如给六四受难者亲属一些经济赔偿,要说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别人的名义总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某大款的名义,以海外某华人或某洋人的名义,以这个或那个慈善机构的名义。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曹操,掌握权势後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已"借别人的人头一用,但曹操至少还知道事後厚待其家属,此所以奸雄之为奸雄。邓氏呢?六四屠杀之残酷,自不必说。六四之後的狂抓滥捕,连基辛格看了都觉得过分。讲到六四受难者亲属,他们不仅蒙受失亲之痛,其後还要蒙受来自当局的巨大政治压力,别说得到什么补偿,就连海外人士提供的一点人道帮助也要受到当局的刁难,到头来许多亲属连这点钱都不敢去领。难道这也都是"不得已"吗?

5.关於"邓小平遗嘱"

毛毛在访美期间讲出"不得已"三字,虽是欲说还休,但仍然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这次海外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中共当局出面辟谣,说是海外异议人士"恶意捏造"。依我之见,捏造或许真是捏造,但绝非出自恶意。恰恰相反,这种捏造纯出善意,不仅与国人为善,而且也是与邓氏为善。假如邓小平果真对六四一事怀有歉意,那难道不会使国人对邓氏多一份谅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邓小平在弥留之际都生不起这么一点悲悯之情,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我希望邓小平遗嘱是真的,遗憾的是,它看来不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言,假若邓氏果有歉意,他为什么不在生前做些补救之事?再说,以邓小平的权势及其精明,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向国人致歉,难道他还能让别人一手遮天封住自己的口不成?秦始皇没料到自己死那么快,所以他的遗诏才给赵高、李斯做了手脚。邓小平身陷病榻久矣,焉能不为後事早作筹谋?固然,所谓邓小平遗嘱读来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是暴君自有暴君的逻辑。那逻辑就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口。越是错误,越是不能改口。暴君耽心的是,一旦改了口,哪怕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了声"不得已",别人就会认为你虚了,你弱了,别人就会趁机发难,大举进攻。口子一开,江河横溢,以後的事态就很难控制得住了。至於说暴君的过错造成的严重後果以及无辜受害者的悲惨遭遇,那对暴君而言永远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问题。

不难想象,对邓和邓的家人而言,六四总是块心病,私下不免会谈论,也可能感到歉疚。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种歉疚外化为具体的言辞或行动,如果受害者一方丝毫感受不到他们的歉疚,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6.关於"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共当局将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此话出自中共当然不足为奇,他们的惯例就是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於党,归於最高领袖。有趣的是,这种美誉竟然也被其他许多人所认可或接受。这就值得我们探讨一番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於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於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後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

其实,即便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我们也不应片面夸大邓小平的作用。譬如说,赵紫阳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就绝不亚於邓小平。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积极靠拢中共领导,为改革出谋划策。赵紫阳身边就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幕僚群。但邓小平周围却并没有这样的幕僚群。这不单单是因为邓的地位太高,旁人无从靠近,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并不管改革的方案设计问题。由此观之,称邓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名不副实。

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么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么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7.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我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因为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容忍才能得以实行。包括当初农民自发地搞单干也是有赖於邓的容许才得以存在。这就是邓的作用所在。若和古代的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比,邓在改革中的作用更象秦孝公和宋神宗,而不大象商殃与王安石。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改革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方可实现,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伟大功绩首先归给最高统治者呢?

我曾经讲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并不是只想做坏事,专制的本意倒是在於要做好事。专制就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干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邓小平的改革可以包容一切,唯独不能包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要承认人人都有权利做好事,承认人人都可以和平地竞争做好事的权力。邓小平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唯有邓小平才能做好事,於是人们就很容易把做好事的功劳统统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如果你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这话并无大错,它只是一句事实判断;如果你歌颂邓小平在改革中的的丰功伟绩,因为它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成份,它包含了对专制权力的阿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上述这层区别十分重要,我不妨多讲几句。休谟早就指出,价值判断不同於事实判断,从"是如何"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如何"。波普(Karl Popper)强调,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遗憾的是,一般人恰恰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某些专制的辩护者就是从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歌颂邓小平的结论。另外一些人本能地对这个结论不满,却又苦於说不出不满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若要批评这个结论似乎便有不顾事实的嫌疑。殊不知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正需要我们的解释和评判。

试举例言之。江泽民宣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今日的成就。我说未必,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换成别的某个人,只要我们赋予他同样的权力,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很可能还更辉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专制者用强力排除了别人占据同样权位的机会。仅就中共上层小圈子而论,我看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就不逊色;且不说在野的"黑马"。再以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为例,都说那次讲话如何伟大,问题是,这究竟是那几句话太高深,别人谁也讲不出呢,还是因为那几句话极平常,只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别人谁讲了也没用?你霸着舞台不准别人上,然後又宣布这戏只有你才唱得好,众人能服气么?但若说没有乔丹,芝加哥公牛队就不可能多次蝉联NBA总冠军,这话就很有道理了。因为不管你换上什么人,哪怕你付给他同样的年薪,他就是打不了乔丹那么出色,奈何。乔丹成为公牛队的後卫,但他没有用强力排除别人占据此一位置的机会。这就是自由竞争和专制垄断的区别。

作为事实,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评价,我也乐於承认他还干得不错,有他的功劳。毕竟,这事也不是任谁都能做成那个样子的。

但是,象江泽民的赞词以及诸如此类,我却绝不认同,因为它暗含着对专制的肯定。

8.改革即自我否定

讲到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伟大功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去年<读书>杂志登有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的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後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七八年,邓小平下令为五十几万右派份子平反。如今一批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人们倒很少提起这份功绩。这也难怪,且不说邓小平的平反右派做得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尽人皆知,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正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因此,邓的平反至多是赎罪补过而已,谈不上什么功绩。那么,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呢?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四九年的那次革命。问题是,这第二次革命究竟是第一次革命的发展呢,抑或是第一次革命的否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恰恰就是改掉四九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四九年之前的状态。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自我否定。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肯定第一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二次革命;如果我们肯定第二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一次革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既否定第一次革命,也否定第二次革命;但他绝不能既肯定第一次革命又肯定第二次革命。

有趣的是,现在偏偏就是有不少人既歌颂第一次革命,又歌颂第二次革命。

譬如说,他们歌颂邓小平早年投身共产革命,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为推翻"旧社会"建成"新社会"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按照这些人今天的标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个硬道理,市场经济优於计划经济,等等;当年的邓小平不正是地地道道的"动乱精英"么?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货真价实的"颠覆政府",而且还是"用暴力颠覆政府"么?更何况这场"暴乱"的目的正是要摧毁原有的一点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而开辟"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这难道是应当歌颂的吗?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虽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信奉的观念确有不少问题,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这就怪了,说起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强调其理想主义,而不管其理想本身包含多少谬误,也不管他们为了实现其理想采取了何等恶劣的手段;说起现今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又大力称赞其务实精神,而不管其腐败与残酷。两种标准任意倒换使用,天下的便宜事都给他们占全了。

当然,邓小平等既能翻然醒悟,重新复辟被他打倒过的资本主义,那总是值得欢迎的。若单就改革这件事而言,我当然是赞成的,支持的,但若论及对邓的评价,我们不能不结合他一生的全部作为,因而是否还应给予高度的赞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因为中共搞革命,搞共产这一历史性的错误,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和整整几代人青春的沉重代价,这是决不应当忘记的。

9.为什么还心存感激

记得在七八年十月,我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心中确有意外的欣喜。本来,我在初试复试中均名列前矛,但由於家庭出身属黑五类,连自己事先都没抱什么希望。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青年获得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

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和讲话,感谢华主席,感谢邓副主席。我那时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感谢,我认为不必感谢,因为那是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它迟来了整整十年。我联想到列宁的故事,列宁的哥哥因参与刺杀沙皇而被处死,但那丝毫不影响列宁在第二年顺利地考入喀山大学。列宁在校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但那并不影响他後来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大学文凭。列宁为什么不感谢沙皇呢?如今,不少朋友都说,多亏邓小平,否则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出国留学。可是,当初邓小平们到法国留学,他们又是否感谢过那时候的政府呢?

鲁迅早就发现,我们很容易一边吃着大亏,一边还很高兴。这种事在文革中实在屡见不鲜。好端端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入牛棚罚苦役,後来宣布"解放",於是便感激涕零。我十分理解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被解放总是好事吧,莫非你还会生气不成?更重要的是,正象有人反问的那样,要是邓小平不下令恢复高考,我们的境况岂不是更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对统治者的某些举措心怀感激,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额外的恩惠,我们无非是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於统治者权大无边,他们完全可以不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也毫无办法,而他们却竟然给了,不感谢行么?五十年代不少地方举行婚礼,单位里的党领导常常奉为上座,新郎新娘致词时首先要"感谢组织的关怀"。这话让今人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你们恋爱结婚,组织又不曾牵线当月老,凭什么要感谢组织?问题是在当年,你们结婚是要组织批准的,组织不批就结不成。组织可以不批而却居然批了,你能不感谢么?现在结婚不要组织批了,所以现在人们结婚对组织也没有感谢之情了。

成语"作威作福",如今人们都当作贬义词,用来批评权势者蛮横霸道,为所欲为。如果我说邓小平作威作福,想必有人不同意,认为我对邓批评太过。可是,依据"作威作福"一词的原意——"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与",用在邓这位独裁者身上,不是正合适么?如果"作威作福"一词後来衍申出强烈的贬义,难道不是很正确的吗?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人民会把已有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专制统治者深明此理,所以主张对老百姓要恩威并施。如果你光给人民好处,人民会认为那都是该的,人民不见得会领你的情。要让人民知道感恩,你就必须让人民知道你的厉害,要让人民知道那些好处你是随时可以拿走的,你是完全可以不给的。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动词"让"字用得极其准确,暗示着那个不露面的主语,谁让?当然是他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不让"才有"让",能"让"意味着也能"不让"。无怪呼人们要感谢邓小平了。当年的列宁、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能够考大学和出国而感谢那时的政府,我们这代人却因为得到同样的东西而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究竟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优越呢,抑或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低劣?

也许,你会争辩说,邓小平革除了许多弊政——即使他也曾经是若干弊政的制造者——总是好事,对此我们总该感谢才是。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要提醒的是,真正的解放者应做之事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因为这些权利本是人民应有之物,所以他们很容易习惯,很容易把它认作理所当然,到头来反而不见得会有多少感激的心理。倒是那些半吊子的解放者,由於他们不是把权利当作权利而还政於民,而是当作恩惠——例如当作权力之下的政策——施与,从而造成受惠者长时期的仰赖心理(但愿邓公长寿,但愿邓的政策稳定不变),那往往反而能赚得更多的感恩戴德之情。撇开六四一事不谈,仅就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它在我们心中引起若干感谢之情的话,那么,其中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深长思之的问题。

10.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既然邓小平的赞颂者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视为邓氏的莫大功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再说上几句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若和俄国以及若干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甚至还显得很突出。这似乎印证了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论断:专制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

譬如在前苏联,由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公开性,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应运而生,不同政见争执不休;反对既然成为合法,政府的权威难免不大打折扣。有关经济改革的方案、政策,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反过来,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它幸运地具有从事经济改革的决心和眼光,因为它"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的反对"(亨丁顿语),所以更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将改革推向前进。

然而,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简单。不错,专制政府确实"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可是,凭什么说它更有能力抵制"既得利益的反对"呢?毕竟,政府不是悬空之物。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支持者——那首先就是权势集团自身。换言之,一个专制的政府可以置其他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於不顾,但它必须最大限度地照顾权势集团自身的利益。所以,专制政府推行改革,往往会采取最有利於权势集团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当专制政府要进行化公产为私产的经济改革时,它与其说是建立私人资本,不如说首先是建立官僚资本。所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可避免地会是让官僚们"先富起来"。

有人说,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就让官们先富起来又何妨? 撇开这种做法在道义上的问题不谈,仅从经济着眼,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改革方式。当年农村搞分田单干,不少干部分田多,分好田,占了便宜。好在分田以後,产权分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更重要的是,分田之後,原有的人民公社解体,社队干部变成了和别人一样的个体农民,不再是官。这等於是赎买,其结果是权钱分离,故而问题还算不大。可是,城市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采取了另外的方式。那便导致了官商的泛滥成灾。

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官商的泛滥乃是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最招人诟病的现象。何谓官商?官商并不是泛指官员兼做生意。官商是特指官员利用官的权力去增加自己从商的利益。一个市长兼经营地产,这不一定就叫官商。如果他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家的土地用低价买进,再抛向市场以高价卖出,这就叫官商(或官倒)了。不难看出,官商的存在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产权不明确,其二是官员有特权。在中国,两个条件齐备,无怪乎官商丛生。

11.官商与官僚资本

一直有人为官商和官僚资本积极辩护,曰"官商是改革旧体制的先锋","官僚资本是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其理由无非是:一、因为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二、官员们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好象成了资本家,这样,他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先前的既无公正、又无竞争的旧体制相比,如今至少引入了竞争机制,虽然它在起点上和规则上都很不公正,但是,不公正的竞争总比既不公正又不竞争要略胜一筹。三、由於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於整个经济的发展。四、只要整个经济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社会上大多数人均可受益,包括许多下层民众,其绝对生活水平实际上也会有所提升;如此等等。

我不否认官商和官僚资本可能有某种积极作用,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他们更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首先,官商们既然是靠特权致富,靠贪污腐败致富,因此,他们很可能更重视眼前的享受消费,奢糜挥霍,不重视生产,更不重视长期建设。

其次,官商们发财,凭的是权力而不是本事,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家,但未必有相应的才干,未必善於实际经营,所以未必有利於经济的发展。再有,不义之财令人心虚,这就导致了资产的大量外流。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和"太子党"的成员们发现,要把国有资产大张旗鼓地,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一是不方便,二是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把国有资产流出国外,其数额、其速度都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因为官商横行,权力可以带来额外的私利,於是很多人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去谋求官位。这些精力物力既然不是用在生产上,显然是极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而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本身就对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许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虽然自己不去谋求官位,但为了在瓜分国有资产上插上一脚,因而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和官府拉关系,从请客送礼到聘请官员的子女和退休官员在企业内担任要职,这类精力物力的耗费无疑也是消极的,不具建设性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应该有法制,可是,官商们本来就是利用法制不健全才发的财,所以他们很可能要阻挠法制的建立;又由於他们手握大权,官官相护,法律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更糟糕的是,上述种种消极作用,很难随着改革的持续进行而自行缓解,相反,它们倒很容易象癌症一样不断扩散,越益恶化。

如前所说,官商是半吊子改革的产物。唯有在公产制业已瓦解,私产制又未确立,产权既不明确,特权又未消除的状态下,官商才会出现。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这批人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半吊子的水平上。他们固然不愿意退回到旧体制,因为在旧体制下只有官没有商,但他们也不愿意建成新体制,因为在新体制下官是官,商是商。现在,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走回头路,一方面又宣称决不搞私有制。有人以为後一句话只是掩耳盗铃,虚晃一枪,我看未必。再有,邓小平一方面鼓吹加速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一方面又坚称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少人也以为後者无非是门面话,其目的仅在於应付保守派,我看也不尽然。道理很简单,既然眼下这种把"资本主义"混合在"社会主义"之中的半吊子状态最对特权集团的胃口,实在算得上官商的天堂,那么,他们又何苦不继续坚持下去,而非要搞什么真正的私产制不可呢?

12.改革的代价应该由谁来付

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它使得平民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它导致了平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剥夺。近年来急速增长的失业工人大军便是这种改革的典型受害者。

有人说,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因此失业乃不可避免的现象,故而不值得同情。他们还进一步论证道,失业者要求得到政府的照顾,实际上是想回到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所以是保守的、反动的。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给失业者必要的经济补助,尽快地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其他保险制度,可是在现有的形势下,这点微少的补助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遏止不住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陷入相对贫困以至绝对贫困的危险趋势。不过,这些人又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的阵痛,因而劝说失业者务必要顾全大局,共体时艰。依我之见,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必须看到,现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同於原先的公产制指令经济,也不同於真正的私产制市场经济。在真正的私产制下,人们或许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但是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原先的公产制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但起码在理论上享有保障。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在理论上",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连保障也没有,例如我自己就当过好几年的"待业青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是由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发起,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大锅饭让他们无饭可吃;在城市,则是由待业者和无业者发起,因为铁饭碗没有他们的份。所以旧体制罪莫大焉,不改不行。不过我们总要承认,旧体制确实曾经使得许多人享有过保障。自经济改革後,铁饭碗、大锅饭被打破,保障没有了,或者是降到很低很低,这就给许多人带来困难。当然,你会说,经济改革使人们获得了自由,因此我们应该为之欢呼而不应该对之抱怨。

自由(这里只是指经济自由)与保障之间的关系有如熊掌和鱼,两者都是好东西,但无法同等实现。自由多了,保障就会少;保障多了,自由就会少。毫无疑问,我们是主张自由优先的,所以我们坚决支持经济改革。然而,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了保障。这难道是公正的吗?你可以争辩说,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我承认改革要付代价。问题是这笔代价应该由谁来付。公产制、指令经济这一套既然是中共当局一手推行的,那么,由改革引出的代价就应该由政府来付。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它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强力推行共产制的灾难性後果,全部转嫁到对此後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不错,天下不应该有不能破产的企业,不应该有不能解雇的工人,但首先,天下不应该有不能反对的政府,不应该有不能下台的执政党!如果我们对犯下滔天大错还拒不负责,不准批评更不准改选的政府不置一词,却反过来指责无辜受害的民众"不识大体","不肯承受必要的改革代价",岂不是怕硬欺软、颠倒是非?

需要指出的是,公产制固然效率低下,但由於大家的努力,几十年下来毕竟也累积了不少财富。官商们借改革之机而一夜暴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权力;可是权力本身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说到底,官商们无非是把大家创造的财富强归己有罢了。如果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中国实行低工资制,这等於是工人预付了高额的保险金。现在,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经济窘迫,缺少基本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那些官员们吞掉了他们的这笔保险金。

顺便驳斥一种论调。某些私营企业者,通过和官员建立特殊关系,从而在瓜分国有资产时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美其名曰"挖共产党墙脚"。他们忘记了共产党并不是基金会,共产党自己并不创造财富,挂在国有资产账下的财富何尝不是人民的血汗。"共产党墙脚"自然是该挖的,但决不是这么个挖法。你可以说,横竖是大家的财产,与其让当官的独吞,不如我们也来捞一把。

这就要求你必须积极推动民主的实现,以便於产权公正而明确的界定,大家的财产大家分。否则,你无非是参与官商们对民脂民膏的巧取豪夺而已。

13.产权与公正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前共产国家在经济改革中要制止中国式的"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或曰"官员的私有化"),而大力推行"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式的大众(证券)私有化。"右派"上台要这么做(如捷克),"左派"上台也要这么做(如保加利亚的"前共产党")。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未必能取得什么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因为它有利於实现公正明确的产权界定,因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象捷克,推行大众私有化相当彻底,甚至在短期内便大见成效,其经济发展迅速,人称"中欧之虎"。联系到中国改革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各种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反思。

也许,有人会抗议道:"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大家财产大家分,这不是又搞平均主义了吗?"不对。我们这里讲的是公正而非平均。想当年,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打倒(兼以肉体迫害)地主资本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动员(并兼以强迫)农民及其他民众交出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资产,实现了空前彻底的国有化或曰公产制。尔後,假定人们决意改革,变公产为私产,那么,产权的首次分配将如何进行呢?从原则上讲, 无非以下五种办法:(1)。物归原主(譬如以共产前为准),退赔。(2)。全民分股,一人一份。(3)。招标拍卖。(4)。共产党独吞。(5)。混战一场,谁抢着算谁的。在这四种办法中,(5)是强盗逻辑,(4)等於是改头换面的强盗逻辑,只有(1)、(2)、(3)才合情合理。 乍一看去,"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确有平均主义之嫌,但问题是,既然公产制下的资产在理论上属於全体人民,谁也不比谁更占优势(官员们或许享有较多的管理权,但从没说过他们享有较大的所有权),那么,要解散公产制,大家平分就不失为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之一。在这里,我们不是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所以去平分公产;我们是根据公正的原则发现,将原先的公产分给其名下成员的最公正的办法之一是平分。对於原先并不属於人人有份的公产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赞成将之平分,所以我们不是平均主义。

讲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产权首次分配问题,应该说共产党也并没有公然采取自己独占或谁抢到算谁的这两种原则。大凡出台的产权界定方案,理论上还是较多地采取了物归原主(例如私房归还原主)、大家平分(例如农民分田)和招标拍卖(例如承包制)的原则。但是,由於共产党坚称不搞私有制,因此,全面的、明确的私有化方案无从提出,更无从贯彻。这就使得若干国有资产继续处於无主的混沌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要搞市场经济。於是,不少官员便利用特权,对那些"妾身不明"

的国有资产上下其手,变相地据为己有。一方面,当局从未承认官商为合法为正当;另一方面,它又为官商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一直高喊反官商反腐败,而实际上官商和腐败却总是反不掉,反倒越来越昌盛的原因。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官商与腐败问题的消极作用。他们主张冲破意识形态的禁忌,正大光明地搞私产制。这样一来,先前模糊不清的那部份产权势必将予以明确的界定,官商寄生的社会条件被清除,官商自身也就衰败了。至於说产权界定所凭借的原则会是什么,我可以相信,公正原则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任何公开端出台面的产权界定原则都不大可能是强盗逻辑,它不能不在形式上较多地体现社会公正。只是由於没有权力的制衡,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势必会扭曲变形,向权势者严重倾斜。

14.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然而,正象我在第11节指出的那样, 因为眼下这种既非公产、又非私产的半吊子状态最对官商们的胃口,他们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这种半吊子的水平上。

冲破私产制禁忌是大好事,可是,靠什么力量去冲破呢?这就要靠民主化之力了。前苏东各国,有些在经济改革上比中国起步更晚,一旦实现民主转型,很快就迈入正大光明的私产制建设。可见,若依民意的主流,那是指向私产制的。某些人总把老百姓视为经济改革的阻力,这恐怕是弄反了。譬如许多目前改革的受损者,你若只让他们在目前这种半吊子状态和先前的公产制二者之间作选择,他们或许会被後者迷惑;但若是加上货真价实的私产制这个选择,我以为他们更可能选择私产制,起码是更容易被说服去选择私产制。

我提到一些前共产国家采取的"大家分股,一人一份"的私有化模式。我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就一定是最佳的模式,我也不是说中国可以无条件地照搬这种模式。重要的问题是公正。某些人否认公正的意义(或者是把公正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

,声称在现阶段不应当强调公正。这无异於赞同强盗逻辑,赞同权势集团肆意掠夺。另外有些人则附和当局,以稳定为由反对政治开放,这实际上是掩护权势者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

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气高涨,官商腐败既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如果在当时便着手宪政改革,此类现象尚不难处理。六四之後,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商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又有苏东巨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於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官商腐败的恶性发展。

与此同时,部份受剥夺民众的处境急剧恶化,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然出现。仅以北京为例,就发生过数起失业工人自焚事件和暴力反抗事件。这在一方面进一步突显出深化经改和开展政改的迫切性,一方面又增加了它的困难度。众所周知,菲律宾和南朝鲜在民主转型後,马科斯、全斗焕等先前靠权势聚敛的不义之财受到清算,这难道不让今日中国的马科斯、全斗焕们对民主改革加倍恐惧加倍抗拒?说来也是,倘若政改不是过份地滞後於经改,腐败不至於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份,而且这种过份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不难想见,如果中国实行政治开放,这种人多半是要被追究的,而如何把握这种追究的方式和分寸也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当然,我也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采取只经改不政改的邓式路线,横竖老百姓造不成反,所以目前这种状态还大可持续一段时间。我甚至还可以设想,在经历一两个世代之後,不法之财由於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以至某种法治秩序竟也可勉强建立。且不说此等设想还何其遥远,何其不确定,生於当代的我们,面对眼前发生的巨大不公及其恶果,难道就该放弃批判?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利弊交错,越到後期越是突显弊端,因此,我们不能不越来越增加批判的比重。

15.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负面意义

在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人们常常要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深感识别真伪即判定人的主观动机的困难,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未必那么重要。因为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不一定总是和他的主观动机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大的行为,就算当事者的动机路人皆知,假如他刚做了一半就死掉了,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就更可能和他的动机不一致。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为此他必须振兴德国的经济。假如希特勒在振兴了德国的经济之後,还没来得及发动战争就死掉了,而他的继任者们又放弃了他的战争计划并把德国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那么,尽管我们明知希特勒振兴经济的目的是邪恶的,但我们也要承认他使德国的经济得以复兴,在客观上总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过来,希特勒敢於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正在於他有造孽的本钱,那就是他振兴德国经济,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个人威望。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我们还能对他一度振兴了德国经济一事表示称赞么?

如众所知,邓小平晚年无非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六四屠杀。通常认为这两件事一是正面,一是负面,因此一般人在对邓盖棺论定时便感到很困难,很矛盾。当然,这两件事在邓小平那里从来就是统一的,邓小平的既定方针从来就是只改计划经济不改一党专政。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之所以推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其目的正在於维护政治上的一党专政。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六四之前,邓氏的半吊子改革,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还起到了某种为民主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由於改革,人们对旧制度的朦胧不满迅速地上升为明确的共同认识,这就使得人们对整个旧制度的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由於改革,人们的欲望和自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而对更具根本性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尽管说在这段期间,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但由於种种原因,这种打压并不十分严厉,它未能遏止住民运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势头。据邓小平後来说,他早就对八九民运的爆发有预感,大气候加小气候,肯定要出事,幸亏有老同志在,否则後果堪忧。我们很有理由设想,假如邓小平死在六四之前,六四事件便很可能不至发生,中国的民主化便很可能早於其他许多共产国家(或者是与之同时)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倘如此,那么我们就该说,邓小平的改革,就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政权的自我改革一样,到头来反而是加速了专制的终结,虽然其主观动机原本是为了延缓它的寿命。

六四事件使经济改革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做大坏事常常需要有大本钱。邓小平能下令开枪杀人,别人未必有这个能耐,因为邓拥有别人比不上的权威,而邓的这种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他推动经改的功劳。古今中外的大暴君差不多都是既做过大好事又做过大坏事,所以一般人在评价时才觉得很困难。殊不知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坏事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大好事,所以才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源和威望去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大坏事。第二,六四开枪这件事严重地损耗了邓小平的政治威望,与此同时,苏东发生巨变,人们对专制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只是迫於高压,一时难有公开的反抗。就在这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推动起又一波经改热潮,中国的经济出现巨大的发展。相比之下,民主化後的俄国和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却遭遇困难,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内战。於是,不少人的思想开始转向了。他们开始说服自己六四杀人这件事或许真是不得已,否则中国不会有後来的稳定和繁荣。这样,或多或少,或假或真,在一些人那里,经济改革的成就公然变成了开枪杀人和维护专制的理由。正是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共官方的立场才日趋强硬,它公开宣称,如果不是在六四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安定繁荣;如果今後发生类似事件,一定还要采取同样的"断然措施"。和那些好心的人们的设想相反,起码是到目前为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的一党专政非但没有软化,而是变得更强横、更顽固。经济发展本身是好事,但如今它却被中共用作支撑专制的最大借口。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义时决不能予以忽略的一个方面

16.再论道德底线

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道德底线的问题上来。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六四屠杀诚属不幸,但也是必须,非如此不能实现社会稳定,无稳定则无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持此观点者承认六四受害者是无辜的,但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现阶段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什么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民主参与,在眼下都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的,必须牺牲的,因而也就是应该牺牲的。如果有谁不识时务地坚持这些东西,他就是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自外於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所以他的牺牲甚至不值得同情。

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无非是重复那套臭名昭著的老调: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观点主张统治者有权将少数人当作牺牲品。它认为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它不把人当作人。这种观点本不值一驳,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打算再说上两句。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们每个人有时都免不了为了自己的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例如拔掉痛牙,例如动手术割除半个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牺牲掉少数人呢?问题在於,痛牙、半个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牺牲它们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社会不是这样。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社会并不是放大的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各自独立的,而生命於每个人只有唯一的一次,因此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即便有了复制人也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复制品依然不是他本人。"另一个"永远不是"这一个"。所以,任何人——无论数量多寡——都无权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某一目的的手段。我完全承认,有时,以少数人作牺牲可以有效地促进多数人的利益。我敢断言,如果把少数癌症患者和一些健康人抓来作活体解剖,以便找出根治癌症之道,其效果一定比把白老鼠做实验灵验得多。这无疑是造福多数之事。莫非你认为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讲到道德底线。需要强调的是,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进一步的论证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它直指人心,它直接引起人性的永恒的共鸣。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句话为什么被奉为人类道德的黄金律,就因为它引起了整个人类不约而同的深刻共鸣。假如你硬要说"我不乐意被人杀,但我就是以杀人为乐",我们无法和你再作争辩。我们只能说你丧尽天良。

17.再论自由与秩序

还有一种更精巧的辩护之词。辩护者们说,道德底线确实无可置疑,但人类的处境是如此复杂,有时,我们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小恶与大恶之间作选择。六四杀人固然是恶,但那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这个更大的恶,因此情有可原。

抽象地讲,上述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用来替六四辩护则大谬不然。我们知道,八九民运只是争取最基本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并始终采取和平的方式。如果连这样一种抗争也应该血腥镇压,那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有哪一场抗争不应该镇压呢?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於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不错,确有个别共产国家在结束一党专政後,社会陷入动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那里发生动乱的根由正是先前的专制势力。这一点在前南斯拉夫表现得很明显。再说,社会在步入民主时遭遇困难,这决不证明先前的反专制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迄今为止,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走回头路,更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六四。

你或许会说,八九民运虽然不是动乱,但任其发展下去中国非乱不可。我且不说你这个"非乱不可"的假设缺乏根据,退一步讲,就算"任其发展下去"会导致动乱,那么,到那时再制止便是,也只能到那时才制止,并且,也只能制止到那个程度。好比赛球,你不能说某人可能要犯规就预先罚他下场,你只能在他实际犯规之後才去罚他,而且只能根据事先宣布的明确规定,犯到什么程度罚到什么程度。既然民运并未变成暴乱,所谓"平暴"就毫无道理。六四镇压说是执行戒严令,为什么对宣布戒严令之外的地区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并没有直接违反戒严令的异议人士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与戒严令无关的和平表达异议的行为也大肆镇压?清场的本意无非是强行将人们逐出有关的现场,谁规定过宣布过可以开枪枪杀人?

难道不正是当局自己事前还几次三番地宣布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对付老百姓的吗?象这样的卑劣残忍,举不胜举。凡此种种,都表明六四事件和其他那些稍有人性的政府平息街头群众运动的事件决然不同。

这里,我尤其要强调言论自由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对政府实行舆论的监督,有人要采取更强烈的抗争方式,造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并实行法律边缘策略,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威胁,政府感觉紧张,做出过度反应,甚至发生某种流血冲突,但不论事前事後,言论自由均未遭受侵害,那么,政府的行为尚可望得到最起码的辩护。反观中国的六四,事件之前就没有言论自由,事件之後更没有言论自由,因此,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做是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其动机、其效果都只是维护那个赤裸裸的野蛮专制。倘若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天下还有什么暴政不能原谅?假如你硬要说,为了社会稳定,必须牺牲言论自由。这就使人想起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一书作者)讲过的一句挖苦话:"要结束战争,最快当的办法是投降。"谁说不是呢。

18.压迫下的良心扭曲

顺便提及一种奇怪的议论。有人说,那帮民运领袖素质太差,嘴上高喊民主,骨子里比共产党还更不民主,与其让他们上台,还不如继续让共产党接着干呢。

据说邓小平在六四前夕讲过,我们要是再让步,就把整个政权都送给这帮学生了。

我说此论奇怪,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根本不通。非暴力民主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无非是迫使当局宣布放弃一党专制,然後举行自由选举。这不是把政权拱手交给广场上的民运领袖,而是还政於民,交给全体人民。到那时你既可投票给这帮民运领袖,也可投票给前共产党,或者是投给其他你中意的人物。靠暴力夺权的革命党才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今天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明天就得接受他们的统治。到时候他们若不实行民主,你只好连呼上当。非暴力民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自觉参与,它没有暴力工具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他人。它只能瓦解强权,却不能制造强权。它可以对抗强权,但它本身并不是强权。支持这样的事业并不是帮他人夺取权力,而是为大家赢得权利。就算某位大力鼓吹婚姻自主的人实际上是个流氓,但认同这个主张绝不等於到头来要你非嫁给他不可。因此,借口某些民运领袖素质低劣,便转而不认同自由民主理念,不支持非暴力民主运动,维护现有的专制政权,并且对专制者血腥镇压异议人士漠然置之,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上述议论不符合逻辑,但却投合了某些人的心态。如今流行的各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包括把六四轻描淡写,以为无损於邓小平英明伟大的论调,说到底,无非是一种合理化,是一种自欺。持此论调者,许多人本来对共产专制、对六四事件也是满怀义愤的,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总是力图使自己的内在思想与其外在言行保持一致。如果他不能用思想指导行为,他就要用行为调整思想。如果你不敢坚持抗议,你就会努力说服自己抗议是不必要的,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见到婆婆欺负媳妇,你可以想,等媳妇成了婆婆,还不是一样反过去欺负别人。见到强盗杀害儿童,你可以想,若让这儿童长大成人,说不定比那强盗还坏。这样一想,心中似乎便释然了。现在,我们一讲起各自在毛时代的种种愚蠢的观点言论,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但若细细追究下去,所谓被欺骗难道就仅仅是被欺骗,难道其中就没有自欺的成份?经验告诉我们,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又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共同的情境之中,许多人都会有合理化的心理需要,有自欺的心理需要,所以一种自欺欺人的为暴政辩护的合理化观点也很容易流传开来,这种流传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自欺的力量。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在许多被压迫者那里会有一种和压迫者认同的心理倾向。压迫令人屈辱,摆脱屈辱感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於把压迫不再当作压迫,而是当作必要的管束。有了这种需要,自然不难找到说词,虽然漏洞百出,总可麻痹一阵。人的良心就是这样被扭曲的。良心是这样一种东西,除非你自己也去加把力扭曲它,否则任谁也不能将它扭曲。

19.犯错误的权利和权力的犯错误

也许你会反驳我:"不,事情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不错,我们当初都热情地支持过八九民运,我们也都愤怒地抗议过六四屠杀。但是几年下来之後,我们冷静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当初做的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吓怕了,故意编出一套说词自欺欺人,而是我们想通了,真的是想通了。"我不信是如此。如果真是如此,事情只会更糟糕。能认错本是好事,但是,在被打被杀之後去认错却是坏事,只要你的错是思想认识之错,只要你的错并未侵害他人。如果你是在高压之下被迫认错,你实际上并没有服气,那另当别论。如果你竟然心悦诚服,因此反过来承认我们当初该打该杀,打的有理杀的必要,多亏邓小平下令开枪当头棒喝,才使我们变得清醒,事後多年才渐渐体会到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打我们杀我们其实全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你就把自己看得太下贱了!

诚如人言:高傲未必是美德,但它是许多美德的父母。我可以补上一句:自贱必定是丑态,它能把美事也变成丑事。为什么说民意不可侮民意不可欺,那不是因为民意就是天意,天然正确永远正确。那只是因为民意就是民意。在民主制度下,民意是权力的唯一的合法来源。新保守主义者声称,现今中国还不能实行民主而只能为民主作铺垫。很好,那就需要从尊重民意开始。如果你们居然赞同六四屠杀这种以血腥手段公开蹂躏民意之事,那岂不是和你们允诺的民主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当千千万万的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注意:仅仅是意见)时,掌权者纵然可以不采纳,甚至不理睬,但绝不能公开的蔑视,公开的镇压。在这里,有假面犹胜过赤裸裸。拉罗什福科说的好:"伪善是邪恶向德性表达的一种敬意。"毛泽东在镇压下四五天安门运动之後,随即号令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愤怒声讨天安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暴乱",借以证明真正的民意是在他那一边。这当然表明毛更狡诈阴毒,更善於对民意欺骗玩弄,但那也表明他知道若对民意公然侮辱蹂躏,其罪孽更为深重。

民意当然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凡人皆可犯错。唯能犯错,人才是人。犯错误是人类的特权。不准犯错误就是不准人是人。举凡各种权利,其实也就是犯各种错误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说错话的自由,因为说错话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因为只有试错才能得真。但不能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错人无法使之复生。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我们需要成长,需要成熟,需要发展,需要自我实现。凡是在正当权利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只能让人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只能被说服,不能被镇压。哪怕你的见解比我更正确,你若因此镇压我,你的行为就比我更错误。我可以改正我的认识,但我绝不能认可你的镇压。我错了也是对的(英文right,既表示"正确",又表示"权利"),你对了也是错的。

讲到犯错误,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小平犯的错误还少了吗?连邓自己也承认从政一生,错占五成。专制者也犯错,我们也犯错。可是,这两种错是何等的不同。专制者一错,例如反右"扩大化"之错,那就是让五十万人青春断送,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到头来还是高坐台上,美其名曰"没有经验,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一"错",例如"错误"地参加了"动乱",无非是说"错"了话,上"错"了街,游"错"了行,还没有伤害任何人(起码是还没来得及伤害任何人吧),到头来我们就被杀被抓,被监禁被流亡。专制者有犯错的无限权力,我们却连犯错的半点权利都没有。你有什么根据还为专制者辩护?除非你认定专制者和我们不是一类,要么他们不是人,要么我们不是人。

20.一笔可怕的遗产

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乍一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後,一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

关於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正如我在前面已经阐明的那样,它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共产党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用最残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中国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尽管那时的市场经济也很不健全,不过至少比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要象样得多),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对任何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予以无情的专政。一直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共高层统治者才大梦初醒,後知後觉地懂得了市场经济优於计划经济、私产制优於共产制这层道理。照理说,从公正的原则出发,共产党就应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最起码的,它也应该放弃一党专政,终止政治迫害,开放自由民主,实行公正的经济改革,还政於民,还财於民。我们知道,凡是深入进行经济改革的共产国家,很快地都引出了自由民主的强大浪潮。这一来是民众的觉悟提高,欲望提高,信心提高,二来也是统治集团内部分化软化。邓小平一直主张要两手都硬,经济改革这一手要硬,反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可是在中共内部,直到六四之前,反自由化这一手却总也硬不大起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提起共产党犯下的滔天大错,连万里也忍不住要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转引自<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第110页)。稍有人性的共产党人,一想起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无不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即便老百姓要推翻共产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他们怎么还会因为别人仅仅是提出要平等对话,要开放言论就去镇压别人呢?就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础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产党虽然欠债累累,理当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国一时间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们清楚地懂得人民的要求在原则上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在现实中还不能立刻条条兑现的话),因此,他们只会在充分承认对方要求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耐心向民众作解释,争取民众的谅解,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作出推行民主的庄严承诺,并且坚定地迈开最初的步伐。这就是为什么在八九民运中,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共产党人会对民运采取同情、支持、乃至参与的态度。可是,身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小平,除了在毛泽东的淫威下违心地认过错以外(谁说邓小平是绝不认错的倔脾气),从不曾有过真正的愧疚之感,大权一到手就"理直气壮"地搞专制。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其前提是不能动摇共产党的专制,岂止如此,他还要让特权集团借改革之机大发横财,尤其是在六四之後,谅老百姓不敢说个"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为私的窃国步伐。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暴君巧取豪夺国家财产,但他们不曾搞过消灭私产的共产制度;也有过暴君(如斯大林、毛泽东)实行过消灭私产的共产革命,但他们至少还不曾反过来又把公产据为己有。唯有邓小平却把这两种相反的坏事——先是灭私充公,後是化公为私——全做了。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不公正。伴随着这前後两次掠夺则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压迫。先前搞共产,由於有产者不甘心被剥夺,由於老百姓要自发地走资本主义,所以没有铁腕的专政不行。如今搞改革,特权者趁机瓜分国家资产,民众谁个肯服气,所以没有铁腕专政也不行。邓小平实行的专政,正象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由地地道道的官僚资产阶级,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对真正的无产阶级大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情么?

说起对良心的蹂躏,回想六四事件前夕,二十万大军围住京城,几十万、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基於正义感,基於同情心,自发地行动起来,拦挡军车,劝阻战士,保护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人们何尝不知,血肉之躯绝对抵不过机枪坦克,他们总还是以为,凡人都有人性,"良心"谅必人皆有之,"你们怎么忍心向学生开枪?"四十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了共产党多少"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进行的"教育",到头来还是人心不死,仍然死抱着对良心、对人性的这一点信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然而,六四的枪声再一次给善良的人们以沉重的一击。老话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难道还有比杀人更恶之事吗?有的,如果你不止是要杀害人的肉体,而且还要杀害人对良心对人性的信任。

在正常的社会里,不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正常的人是不适应者。可是,一般人又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与社会相适应,因此,他们往往会为了适应不正常的社会而把自己变得不正常。就象胡适在一首小诗里写到的那样:"谁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宁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不少人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要你不去追求什么自由民主,只要你不去计较什么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只要你对强权的恣虐不再愤慨,只要你对他人的苦难不寄同情,生活原来并不沉重,它甚至还可以很安逸,为什么不能这样过下去呢?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事实上,只要你还感觉痛苦,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沉沦——这很可以当作我们衡量当今社会沉沦程度的指标。

21.是为民主创造前提吗

几年前就有人指出,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後的中国的发展而定。如果在今後,中共成功地实行了所谓东亚模式,象台湾和南韩一样地转化成一个繁荣而民主的国家,那么,邓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础或创造前提的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看,邓时代的政治高压,由於它保障了社会稳定,有利於经济发展,所以其客观效果仍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观点至少包含了三重错误。第一,所谓"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要看邓後的中国的发展而定"这种论断方式,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的或极权主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今天"没有独立的价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垫脚石:"少数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少数人"只是"多数人"的牺牲品。其次,这种观点把历史看做简单的直线式的进化,"明天"必定是"今天"的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这就抹杀了革命或改革在历史上的意义。革命或改革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否定。邓後的中国,凭惯性是要继续专制下去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能扭转这一既定的趋势。如果中国在邓後终於走上了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对邓时代的继承和发展,而只能是对它的抛弃与中断。第三,讲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绝不相信它们只能依赖於政治高压。因此,纵然在政治高压下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也绝不承认政治高压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讲到民主的前提或基础,我赞同萨托利(Giovanni Sart ori),民主的前提或基础是政治的驯化,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杀人,政治不再血腥,人们不再因政治而遭受人身伤害——至少是伤害越来越小。由此看来,六四之後的中国距离民主只是更远而不是更近。

22.用良心裁判历史

鲁迅早就感慨,救人的隋那(发明种牛痘的医生)默默无闻,杀人的拿破仑却大名鼎鼎。在各种对邓小平的赞颂之词中,最常见、也最可厌的莫过於把邓氏奉为历史上的大伟人,政治上的大伟人。伏尔泰干脆说:"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象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於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该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在批判极权主义的经典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Karl Popper)专门讨论到历史。波普指出,并没有可以当作一部具体的人类史的世界史。平常人们所说的人类史,其实是指政治权力史。在波普看来,把政治权力史捧作人类史并不比把贪污史或抢劫史或贩毒史当作人类史高明多少。"因为强权政治史只是一部国际罪恶和大量谋杀的历史(其中确也包括制止这类行为的某些企图)",它"把某些罪大恶极的人物称颂为历史上的英雄"。为什么在一般人看来,偏偏是权力史最重要,最被看做是人类史呢?波普认为有三层原因。其一是权力影响每一个人,其他的东西,如诗歌,只影响一部分人。其二是人们易於崇拜权力。其三是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够把他们的愿望强加於人,许多历史书就是在掌权者的监视下写成的。我这里想说明的是,大致而言,越是专制的权力,对人的影响越大。越是违逆民意的权力,给人的影响越强(当权力顺应民意时,民众更容易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因而也就不大容易感受到权力的力量)。因此,对权力的崇拜往往流於对恶的崇拜。如波普所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役时代的一种遗迹。崇拜权力产生於恐惧。这反映了人类最下贱的一种习性——因为怕你所以敬你服你。我们不应该崇拜成功,换言之,不应该以成败论是非,以成败论英雄。我以为我们还要敢於藐视那些罪恶的成功。在专制者们的心目中,邓小平称得上一个成功的厚黑学的榜样。他用自己的成功证明了,面对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民众,你要不怕流血,敢於大开杀戒;面对全世界舆论的齐声谴责,你要敢厚着脸皮顶住,充耳不闻。只要你保住了权力,其余一切都好办,到头来别人会自动转向,如果你还能抛出物质的诱饵,不愁没有人拿出良心作交换。暴君生前声威显赫,即使奄奄一息,犹能一言九鼎,死後亦备极哀荣。照世俗的标准看,这不是很成功的吗?对於这样的成功,难道我们不应该藐视?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根本不适用(参见拙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讨论>)。

我们不能让成功弄得头晕目眩,心神不定。我们不应该让权力裁判良心,我们必须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正义的成功。这只是说历史不具有必然性。我们要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这并不是说我们预先得到担保自由民主必然一定会胜利,这只是表明我们一定要为自由民主而斗争。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以确定的态度去对待不确定的事情。

诚如波普所言:"我们不应以先知自居,我们必须成为我们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我们必须学习,尽量做得更好,并且找出我们的错误。因此,只要我们放弃权力的历史是我们的裁判这个观念,只要我们不再局促不安,忧虑到历史是否会替我们辩解,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控制权力。这样我们甚至又可以为历史辩解,历史是迫切地需要这种辩解的。"


《北京之春》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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