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

余杰:习近平杀害刘晓波,普京杀害纳瓦尼

余杰 RFA 20240318


刘晓波与纳瓦尼都是飞蛾扑火的英雄


26708rfa8bc48bba2-p258-001-2.jpg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人权律师纳瓦尼在靠近北极圈的监狱中突然死亡,终年四十七岁。他的去世被各界普遍认为是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暗杀。

三年多以前,纳瓦尼选择从德国返回俄罗斯、继续反对普京政权时,他就已预见到了自己将遭遇的一切。那必定是极为严酷而可怕的命运。普京从来不曾对批评他的人心慈手软。此前,纳瓦尼已遭受过数次暗杀,最严重的一次是他从托木斯克乘飞机返回莫斯科时,在飞机上出现中毒迹象,飞机紧急降落在鄂木斯克。随后,他被送往德国接受治疗。他在出院后首度接受媒体访问时,指控普京是对他下毒的幕后黑手,并发誓要返回俄罗斯继续推动反对运动。当他一飞抵莫斯科机场,立即遭到逮捕,然后就是日渐严苛的诉讼和审判,最后的终点是死亡。 


【俄罗斯开棺悼念反对派领袖, 中国的纳瓦利内在哪?】 数千 #俄罗斯 民众不顾当局警告,上街告别狱中逝世的反对派领袖, 高呼“#纳瓦利内”,“你不怕,我们也不怕”,“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等口号。《纽约时报》发文,将李老师,任志强,高智晟和 #刘晓波 显示更多



七年前去世的刘晓波也是这样一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当邓小平磨刀霍霍、厉兵秣马之际,刘晓波却放弃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隔岸观火、岁月静好的日子,毅然搭机返回中国,与广场上疲惫而沮丧的学生和市民们同呼吸、共命运。那一天,从纽约飞往北京的班机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乘客。在日本转机时,有匆匆逃离中国的人士劝他说,北京即将出现烈火焚城、玉石俱焚的惨剧,千万不要回去做牺牲品。但刘晓波还是一咬牙,继续他的航程。后来的故事就众所周知了: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与戒严部队的谈判、被秘密警察绑架、入狱、审判,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入狱,以及如影随形的监控。他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像当初在美国那样的自由日子,直到他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骨瘦如柴的死亡。

刘晓波与纳瓦尼具有相似的人格特质,那就是烈士精神与殉道激情,那就是对各自的国家和人民的无穷无尽的爱。在一九八九年回国前夕,刘晓波就说过:"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中他又说:"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而拉瓦尼也早已知道普京会对他做什么:"如果他们决定杀掉我,这表示我们确实够强大,因此我们要善用这股力量,绝不屈服。我们还不了解自己实际上有多强大。"

刘晓波与纳瓦尼都知道他们面对是一个何等邪恶的政权。刘晓波说:"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拉瓦尼说:"我鄙视普京的统一俄国党,这是一个腐败的党,盗贼和骗子的党,行动起来,消灭这个党,是每一个爱国公民的责任。"

刘晓波和纳瓦尼都认为,改变的力量在民间、在自身。刘晓波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他说:"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纳瓦尼也说:"你们绝不要放弃,要记住我们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强大,我们才困于这些卑鄙小人的重轭。"他还说:"邪恶的胜利只需要善良人们的无动于衷。因此,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

刘晓波和纳瓦尼都从不曾放弃希望。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而纳瓦尼曾经写道:"我知道黑暗终将消失,我们终将获胜,俄罗斯终将成为一个和平、光明和幸福的国家。"


习近平与普京都是残民以逞的独裁者


在刘晓波与纳瓦尼的对立面,是自以为雄才大略、为所欲为的习近平和普京。习近平说:"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普京说:"习近平主席是世界公认的领导者。"历史,中俄两国领导人从未如此惺惺相惜。普京以斯大林为师,习近平以毛泽东为师,这两个暴君又彼此为镜像和榜样,展开一场杀戮异己的屠夫友谊赛。

多年来,普京的双手上已沾满鲜血。他在杀人榜单上的位置虽然还赶不上斯大林,但他还在奋勇直追、不断靠近中。被他杀害的人士包括:揭黑记者、人权活动家、反对派政治人物、少数族裔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二零零四年,一直大声批评普京的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俄罗斯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喝下了有毒的茶水,但活了下来。两年后,她在自己公寓楼的电梯里中枪身亡。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叶利钦时代曾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涅姆佐夫、普京的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上,被人从背后射入四颗子弹而死亡。此案一直没有告破,因为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普京,没有人敢往下查。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正式将俄罗斯使馆前广场改名为"涅姆佐夫广场"。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因揭发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而被关押的税务会计马格尼茨基在监狱中死亡。他的死亡促使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依据此法律,可以对独裁国家侵犯人权的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展开制裁。

俄罗斯的暴政,从沙皇到斯大林再到普京,都是赤裸裸的,疯狂的,血腥的;中国的暴政,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再到习近平,都有一层东方专制主义的面纱,更伪善,也更隐蔽。如果说俄国是一枪致命,那么中国是凌迟处死。习近平一般不使用明目张胆的暗杀手段,却让他不喜欢的人在监狱中慢慢腐烂。这就是北极熊与大红龙的差异。二零一四年三月,人权捍卫者曹顺利、西藏政治犯果秀洛桑相继去世,死亡时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不成人形。二零一五年,备受藏人尊重的藏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他因莫须有的"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身患重病却被狱方剥夺适当的医疗,且不被允许保外就医。二零一六年,政治反对人士彭明死于狱中,他在十多年前被中国特工从缅甸绑架回国,后被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二零一八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古兰经》维吾尔文译者、维吾尔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利赫·阿吉在拘押中去世。同一年,由于长期遭受酷刑虐待,西藏四十一岁的政治犯雪努班丹死于狱中。二零一七年,异议作家杨天水去世,他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二零一九年六月,维吾尔族作家努尔穆罕默德·土赫提从新疆拘留营被释放后不久去世,据报他在狱中被剥夺基本的医疗。这张名单只是习近平时代千千万万极权主义受害者中的沧海一粟。

刘晓波与纳瓦尼的死亡不是他们的失败。正如法国汉学家白夏所说:"刘晓波到死也没有获得自由,但是他的精神遗产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活在真实中,做独立自主的人,谴责遇到的不公正,不要恐惧。"也正如俄语独立媒体美杜莎所说:"纳瓦尔尼像一个英雄那样活着。又像一个英雄那样死去。他的例子告诉我们,就算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人,也可以翻转整个世界。"而作为暴君和小丑的普京与习近平,等待他们的只有历史的耻辱柱。

胡平:怪哉!“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胡平 RFA 2024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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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0日,是西藏抗暴65周年纪念日。

近几年来,我们在中共官媒上,看到一个新口号,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消说,这个口号最早是习近平提出来的。2020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习近平提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习近平发出号令,下面的人赶快响应。中国官方藏学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的一大批人赶忙撰写《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系列文章,中国官方媒体大量转载。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所谓宗教中国化,照理说,就该是指那些外来宗教。外来宗教才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本土的宗教本来就是中国的,就是中国化的,因此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你可以说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但是你不能说推进道教中国化。因为道教是发源于中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是本土宗教。道教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进道教中国化”按定义就是不通的。

再说佛教。佛教固然是从印度传来的,但由于它传入的时间长,影响大,早就和中国的文化相交融,也就是早已中国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老话说“三教九流”,“三教”就是指儒教、佛教、道教。今人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必提儒家、佛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由此可见,要说推进佛教中国化,也是说不通的。

不错,当我们说佛教在中国早已中国化,主要是指汉传佛教。那么,藏传佛教呢?藏传佛教有没有中国化的问题呢?如果你说藏传佛教需要中国化,那言下之意就是,藏传佛教不属于中国文化,并进而暗示,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不属于中国——至少是过去不属于中国。

不消说,习近平提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并没有间接承认西藏并非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意思,更没有暗中支持西藏独立的意思。那么,他说的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承认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你承认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你就该承认藏传佛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所谓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又是从何谈起呢?可见,当习近平提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时,其实他要推进的是汉化。

但是,习近平提出要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又决不仅仅是汉化。我们注意到,中国道教协会及相关机构也在那里开大会、发宣言,坚称要“推进道教中国化”。道教本来就是普天下最中国化的宗教了,怎么还要推进中国化呢?于是我们发现,所谓推进宗教中国化,并不只是汉化,而是驯化,是党化,是习化。这就是习近平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实质。

奥斯卡 2024:奥斯卡本身就是一部 American Fiction

歪脑 Matters 20240318


什么时候开始奥斯卡变得索然无味呢?或者说,什么时候电影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呢?比如《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走红之后,不少人跳出来分析它以台湾电影身份而成功的密码。这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你发现“谁值得赢”的理由到底谁说了算的时候。或者用广东话来讲,它不仅是话事权问题,它还被“搬龙门”。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郑侑安
原文发布时间|03/13/2024


什么时候开始奥斯卡变得索然无味呢?或者说,什么时候电影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呢?比如《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走红之后,不少人跳出来分析它以台湾电影身份而成功的密码。这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你发现“谁值得赢”的理由到底谁说了算的时候。或者用广东话来讲,它不仅是话事权问题,它还被“搬龙门”。


奥斯卡早期公布结果的时候,嘉宾会说“the winner is…”,后来不知道谁建议,绝大部分人都改成为“the oscar goes to…”,以此彰显大家并非争个输赢,这个形容大有“命运使然”的意思,因为输赢就要有计分和扣分方法,可是运气不需要如此。The Oscar Goes to…像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中立的事实。由得我们这些看客去争吧,谁好,谁不好。


另一点是,当我们谈起奥斯卡“想要怎么样”时,听起来像是把整个学院形容成了一个蜂巢,实际上它是由数量庞大的各自为营的会员们组成。奥斯卡想怎么样?它不想怎么样,它最终是一个统计结果,它本身没有意识。这些不是2024年的奥斯卡,它其实是每一年的奥斯卡。


只不过,我们每年都在努力迎合这一场秀。奥斯卡没有意识,但却有阶层。能够让发行商反覆行销到让学院会员们记住,本身已经是一种特权,学院才是the zone of interest。於是才有人为《芭比》叫屈,为《奥本海默》叫好,串词说得好,这两部电影是monster hit(特指《芭比》),当Kimmel用笑话形容《芭比》的成功时,他说电影重启了这个玩具的命运,他的太太曾经根本不会想要买。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一部被广大女性渴望能够发挥作用,赋予收获的电影,终极效应是提升了玩具的销量。同时,学院非常擅长控制奥斯卡舞台的大小,一旦拉开帷幕,所有人就只会去看去讨论镁光灯下的那几部戏。


这像是一场巨大的障眼法,当然,什么才是好电影没有可以参考的客观可量化的标准,但是当好电影的名额只剩五部或者十部,最后只有一个单位可以胜出时,它确实就在粗暴地下定义。比如今年,奥斯卡定义的“最佳”就是调动排山倒海的资源来满足白人男性的救世主心态,《奥本海默》是普罗米修斯,同时它也是《沙丘》(并非今年入围作),只是导演重新修饰了什么叫做“贵族”,在《奥本海默》导演Nolan的规则里,掌握物理科学就是贵族的条件,最好再悲天悯人,心怀天下。电影想要打动谁,最终成功了没有,这些都是残忍的。


媒体煞有介事地介绍说,这是事隔多年之后才有票房大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这确定不是一次讽刺吗?最终市场上电影票投票的结果,和奥斯卡评审的投票结果一致,讨论度最高的影片也是唯二最大卖的影片,在这个维度上,留给我们讨论的角度非常有限。电影到底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商品呀,奥斯卡有不可反抗的框架,不可质问的规则,不容质疑的标准。比如给出了极佳表演的海外演员,以陪跑的姿态陪坐,看客们不会觉得有问题,反而都可以分析一万条理由,为什么这些海外的好演员(尤其非英语母语)不会拿奖,说完一万条再看,没有一条是跟电影和表演艺术有关的。而大家觉得这天经地义,这位演得很好没错,但是不会赢。无形之中,奥斯卡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且可以是完全抛离电影标准的塑形。


是好电影,好的电影人就必须赢吗?或者只有赢,才值得讨论吗?在这个基础上,也难怪奥斯卡提名影片的水平一直只能在某个区间徘徊,因为稍微真的有所冒犯的电影,就上不了这个舞台,无法冒犯的艺术形式,终究将会枯萎。这整件事都像被《American Fiction》说中了,在奥斯卡这个体系里,符合这个社群“好电影”的框架才有可能突围。甚至人们对所谓“好电影”有了某种刻板印象,那些特地写出来的黑人题材小说只有迎合才可以成功,因为满足了白人庸俗的想像,而变得叫好叫座。奥斯卡同样以某些固定的公式接纳着不同投资等级的电影,今年奥斯卡的公式和电影市场的公式重合了,它点出了那个我们忽略的事实,奥斯卡才是真正的“American fiction”。某程度也说明,这个游戏更困难了。否则以奥斯卡过去的傲慢,万万不会青睐这个体量的商业作品,即便有类似的人格书写和价值确认,《奥本海默》和《芭比》这样的大片本来应该很难被大奖认可,不过电影都被AI打到门口了,蓝光都被串流帝国打到希望全无了,有这样的“格局担当”“票房担当”,学院脸上会好过一些。《可怜的东西》当仁不让是“品味担当”,我有时真的怀疑那些谈吐迷人的电影创作者在学院里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啊?他们也走错了同温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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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純鈎:以往昔的浮世繪,諷喻當今世道的不堪——王家衛《繁花》的批判現實主義

(作者臉書)

因為王家衛,看了長篇電視劇《繁花》,可惜沒有看過金宇澄的小說原著。
整部電視劇熱鬧有趣,人物形象鮮明,情節高潮迭起,鏡頭講究有韻味,這是一個通俗的故事,被王家衛用藝術手法認真包裝了,稱得上雅俗共賞。
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灘的人情世故。剛剛從政治高壓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像饑民一樣滿社會流竄,到處尋找發財機會。他們膽子大,想法多,周圍鑽營,用盡一切人際關係,踩入政治邊界,追逐到手的機會。
男主角阿寶是改革弄潮兒,最先覺醒的一批,有幸找到一個爺叔作生意和人生指導,得風氣之先。先從做服裝買賣開始,到做外貿﹑買賣股票,再到玩金錢遊戲等等,一度撈得風生水起,最後與金融大鱷交手,險險保住底盤,黯然退出。
圍繞阿寶身邊四個女人,一個初戀情人稍稍帶過,一個酒樓老闆李李,飽經風霜深藏不露,一個外貿公司辦事員汪小姐,工作拚命為人有擔當,還有一個小飯館老闆林子,冷眼觀世經營小天地。阿寶在黃河路上出入,與三個女人結下不解之緣,彼此情意深蘊,而似有似無的情愛關係終於都沒有開花結果。
當年渾沌初開,什麼都在變,什麼都有可能,什麼都出彩,人只要膽子大,鼻子靈,社會每個角落都有機會。大玩家玩得風生水起,小市民也能混一口飯吃,國營企業在探頭變革,民間與官方互相借力,那時的社會,真是充滿活力,充滿想像,也充滿對未來的信心。
據聞《繁花》曾得中宣部青睞,被安排在中央電視台作全國性播出。中宣部出於什麼用心,容忍《繁花》登堂入室,這倒令人費解。整部戲不只是對市場初開的國情民情作淋漓盡致的舖排,其中更暗含不少情節密碼,偷運批判當今現實的真貨色。中宣部官員目迷五色倒自己米,本來應該追究政治責任,但現在習近平等高層周身蟻,已經顧不上這點小事了。
看這部戲的觀眾,會被改革初期那種全民興奮追求幸福未來的衝動深深感染。那是一個創造奇跡的時代,人人都可以有夢想,都可以到初開的市場中去冒險,人人都相信黨和政府的政策為所有人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發財機會。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你想做什麼﹑怎麼做,都沒有人會阻止你。
億萬人中爆發出來的創業激情,今日還有多少殘餘呢?看看周遭的人就明白。政府打擊私企無所不用其極,外資已經卻步,老闆在捲錢跑路,小商販被城管壓榨到跪地求饒,大學畢業生紛紛失業,年輕人時興躺平,四不主義盛行於世。
人心死了,市場也死了,希望死了,理想也死了。與改革初年相比,當年的生龍活虎,變成今日的死蛇爛蟮,那麼《繁花》究竟是在歌頌改革,還是在反諷今日不堪的世道?
當年的國家機構,比如外貿公司,幹部還一心一意在開發市場,為私企老闆提供服務,幹部奉公守法,甚至還未流行「走後門」的陋習,汪小姐在外面買一對耳環,還引起收受賄賂的大風波。如此清廉的衙門,官民共融的商業環境,今日何處尋?是市場敗壞了政府,還是政府敗壞了市場?
當年還在傳統人情社會的最後階段,阿寶與身邊的男人女人還保持著很多互相體貼﹑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溫情。阿寶與汪小姐在爭奪生意的要害關頭,還不忘互相擔待,為對方留一線機會。這種民間社會彌足珍貴的真性情,在今日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冷酷社會,已經渺不可尋。
社會本質的敗壞,不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造就的,是官場的腐敗傳染到社會上來,人吃人的叢林規則,腐蝕了基本人性。有心的觀眾不免會問,即使經濟好起來了,收入增加了,機會還有,但以今日的黨性與民心,還有一個理想的未來在等待中國人嗎?
  當年的社會還有法,雖然草創,但有就是有;社會還有規矩,規矩有新有舊,但有就是有;人與人之間還有人情,雖然人情在利害面前備受考驗,但有還是有。今日法律和規矩多如牛毛,但都被專制政府用來對付人民,人情一早被貪婪的社會腐蝕殆盡,取而代之的是無恥﹑冷酷和麻木。《繁花》的懷舊,只是映襯出現實的不堪,中宣部居然連這一點都沒看出來,他們是嫌中國人對現實還不夠反感嗎?
以王家衛的藝術包裝,將一個改革開放初期的上海灘人生百態,作一番浮世繪式的呈現,電視劇拍得熱鬧好玩,細節經營中時見王家衛的匠心。但這個劇為當今中國留下什麼啟示呢?只有一句話:中國折騰四十年,一朝回到改革前,不但回到當初,甚至社會更凶險,人心更惡濁,未來更渺茫了。

蘇小玲:在追求獨立與自由中改變——回憶李慎之先生

 蘇小玲

原载無心劍 20-03-04 

1.

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已離開我們多年了,可每當想起中國知識界的種種離奇的現象和其困境,便會自然地回憶起這位以自由主義進行精神重構,并努力超越體制、試圖推動社會整體思想進步的探索者。今天在整理書稿時,一篇當年發在外面的悼念文章讓我再次心動,并做了些删改将它編輯重發,也算再次表達自己對已故先生的深度敬意。況且,我們又正在遭遇瘟疫,某種老舊的教訓我們沒怎麽記住。 

先生走的那年正遇北京爆發令人驚慌的“非典”。雖然疫情造成了許多人的意外死亡,但最終依然沒有引起社會對某種制度文化應有的反思。實際上,中國的歷史社會,所遭遇的各種嚴峻問題遠比突然的一場災難更加使人不知所措,解決之道也更加充滿艱辛而令人疲憊不堪。尤其是,當一個人或極少數人企圖通過不同方式的努力,去糾正整個社會及其巨大的群體所偏離的意志與方向時,那種掙紮與痛苦的程度便可想而知。 

2.

曾有個機會,參與了一次深入的、類似于社會學家的“田野調查”,也獲得了一場風雨同行的深刻體驗:中國農民與中國知識分子,正是這個社會在物質與精神兩個不同層面的“弱勢群體”。一個沒有掌握土地的自由,另一個缺乏表達思想的自由,這屬于兩個中國社會跨世紀的重大難題。也一直是我這個非主流的思考者揮之不去的一個沉重心結。誠然,民主的缺失所引發的局部抗争是難免的。在農村,出現了部分因失地等而自發的“維權人士”,盡管成效并不顯著,畢竟這是鄉村社會一種生存自衛的舉動,是改善底層命運的某種希望。 

至于城市的知識界,對存在價值的自我認同,顯然會比鄉村農民更能展現知識分子對生存意義上的尋求,表達對個人生命尊嚴的維護。他們比起頭腦簡單、适應了長期堅忍生存的農民似乎也更加脆弱不堪。就比如,安徽小崗村的十幾個農民可以豁出性命、按下手印去争取土地承包,給在貧困與苦難的鄉親們找一條最後的活路。而知識分子呢,心中透亮着戊戌六君子的形象,起碼也在頭頂掠過竹林七賢的魏晉之風。但是,為了妥妥地摟住眼前所獲,維護既得的成果,他們更多學會的是隐忍,在察言觀色中自我消磨。

所有的社會與時代,都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顯得與眾不同。他們致力于對現實世界各種關系的思考,以人類普世價值的眼光,不斷觀察和揭示個人歷史命運與社會現實政治之間的重要關系,從而得出自己獨特的結論、形成更深層次的命題,引發人們對相關制度與文化的廣泛關注。就中國而言,慎之先生,便是其中令人尊敬的代表性人物。數次對他直接與間接的接觸了解實在獲益巨大,讓我對體制内外的所謂“知識分子”多出一份區分,也獲得了某種必要的覺悟意識。 

在我的心目中,先生身上所體現出的學識與品格、思想與實踐的鮮明同一性,也可以提煉出如何判别現實中真偽知識分子的一項指标。他為我提供了一個重要文化原則的參照系,即一種真思考、真覺悟、真行動,不論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空間,其存在的思想都具有不可否定的進步性。深陷體制内矛盾掙脫了幾十年的先生,在晚年的意識梳理中發現幾乎走到了絕境。但是,他最終還是以自由主義給自己做了歷史性地澄清,盡管一生都沒有疏離與馬克思主義的復雜關聯。 

3.

先生離世不久,就讀到《紀念李慎之》文集。這是一次非主流的社會價值觀念的集合體,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的方向。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先生的思想與行為做出簡潔、深刻的回憶、評價與發揮。從中看出,這些知識人的思考在同先生吻合的同時,也表露了與體制思維的巨大差異。在這些人當中有先生的知遇者和同仁,有愛戴或尊敬他的學術與人品的思想者。所有悼念的心聲都是讓人感動的。其中就有于光遠、杜潤生、茅于轼、徐友漁、朱學勤、秦晖等人。 

一本書,就如一把黑夜中照明的火炬。社會不正常,一些不得不習慣在枷鎖中思考的人們,忽然能以集體的力量掙脫開來,在體制之外把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家的觀念與其人生的精華一并鮮明展示,讓一種靈魂的光芒格外閃現,是對非凡的生命一次表達榮耀的禮贊,也是當下知識界的難能可貴的一場壯舉。盡管還能感覺到其中不能暢達的思想缺憾,但透過紀念,已彰顯了先生思想的影響,哪怕尚未超出知識界,也未能促進上層建築發生積極的變革。 

作為一個具有深刻哲學洞見的知識分子,先生不斷要反思這個國家的政治與文化制度的過去與現在。對現實制度與文化的參與和探索,在贊揚“馬克思主義”科學成分、認同執政黨最初理想的同時,也大力鼓吹自由主義,宣揚完整的民主憲政與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批判政治與文化上的專制主義——這對從延安“出爐”的他又談何容易?也許,先生只能讓自己先成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來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生态,才能擺脫歷史思維的糾結? 

4.

先生生前為知名學者,鄧小平的國際問題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原副院長。但并不因其思想深刻、學術公正、社會威望而得以分享一個“現代公民”的基本權利——言論與出版的憲法自由。除極少數知識分子外,想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并不了解他。這似乎也不算什麽奇怪。翻閱一下現當代史,人們很難看到活着的和死去的思想家有多少占據主流的尊貴地位。我們的民族,幾乎更擅長對權力意志的領悟和焠鍛,而不太善于繼承或催生某種真正偉大的思想。 

即便是清末,那位以大翻譯大思想欲以現代文明改變沉疴中國的大學者、中國的自由主義鼻祖嚴復先生,包括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胡适先生,也都沒有獲得多少應有的社會尊榮,而只成為少數歷史研究者熱議的對象。或許有個大例外,這就是魯迅。作為思想家,他能夠實現一個人的跨時代“吃香”,并成為政治需要的文化符號,也是一種歷史的陰差陽錯。然而,再牛的魯迅,是不可以再做一個活人進入他未知的世界。 

想當初,政府的确也寬宏大量,思想家可以繼續借助文學,對中國人人性的醜陋、文化的龌龊加以冷嘲熱諷或大放厥詞,甚至批判與攻擊堂堂的總理大臣也安然無恙!這份珍貴,對于歷史自然十分稀罕。至于到了所謂新社會,死去的魯迅則是一種被擰巴地出爐。作為中共以往的事業同情與支持者,思想家成了“工具理性”,拿來印證現實所以進步的重要文化注腳。立場決定了他的“民族脊梁”的象征存在,以過去式的形态繼續“得天獨厚”下來。 

現在的魯迅只屬于文學家活在中國的民間。人們也看到文學或電影中阿Q的傻,而非阿Q的悲。魯迅曾經的思想不過是一塊“半殖民地”裏的愛國硬骨頭,也有豐富的民族主義血肉。當然,對于復雜的魯迅,人們可以見仁見智,各種批評的說法也不乏其人。但我卻記住了他在否定傳統以外的一種特别的肯定:自古以來,我們就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是民族的脊梁。而魯迅自身毫無疑問是其中一根粗壯的脊梁。 

5.

而李慎之先生,當然也是一根當代社會的民族脊梁。作為知識界、也是體制内少有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的反思精英,先生的思想存在對社會進步的真正意味,卻并非活動在文化層面上的人們都能體會。這不是說先生神秘難以靠近和解讀,當然不是。要真正理解也非難事,那就是将公民的社會權利與歷史的發展進程連在一起,将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與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現實連在一起,将他李慎之和我們時代的生活、人的價值與尊嚴連在一起。 

就是說,要了解一個真實的思想家,這需要完成一種思想同現實的鏈接。而真正能完成這種鏈接、并能形成借力再創造的,大概屬于那些具備完整的現代常識的知識分子。依靠理性與邏輯的力量,就不可能不理解這個開放與探索時代所需要的李慎之。人們不時要議論:當代中國有無思想家,或者說有無一個真正的思想界?這問題聽起來似乎讓人感到有所驚駭聽聞或有故弄玄虛之嫌。從實而論,寥寥無幾,幾近可悲! 

實際上,别說偌大的中國與悠久的文明積蓄,就是将當下那些專門拿着國家俸祿,以研究學問或教學為業的學者們集中起來,也足以站成一片森林了,何以構不成一個完整的、蔚為大觀的思想界?但事實卻是,人們從未看到一種思維自由的、擺脫了權力政治糾纏的思想界,哪怕只是一個公開而獨立的“思想沙龍”;也沒感受到任何一個思想群體的重拳連擊,不斷推動時代向前的一種自由強大的精神意志力的存在! 

在我們少有思想家的大環境中,存在着一個注意力難以集中、形體顯得支離破碎、精神渙散無力的“思想界”。換句話說,就是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裏,思想界的成長狀态是真正的獨木不成林!也許是這一人文社會的地理、氣候原因,或者就是我們精神上被異化的民族在主觀上并不需要一個什麽思想界。學者們的話語權還是當政者有限的施舍,而非一種憲法精神下的神聖賦予。思想、言論的寬松自由,依然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非現實,整個社會的聲調還依然是壓抑大量異同的一種“大和諧”——面對21世紀人類的如此之怪現象,我們的知識分子們也許不可能不顯得“牢騷滿腹”,并且還擅長“引而不發”! 

6.

但是,這樣的局限令人無能為力。由于沒一個可以依賴的獨立的思想界,也沒多少可以承載不同思想的自由媒體,我們有許多富有思想創見與精神發現的個體,就只好選擇了隐晦表達或幹脆沉默。或許也深谙“槍打出頭鳥”的道理,更多知識界、文化界、學術界乃至文學藝術界的人士,寧願隐忍現實與有負歷史,也不願将自己擺放到“槍口”之上。如此的環境與相互間的示範作用,人們個個有望成為所謂“驚弓之鳥”,而非手握思想的利器,進行大膽理性地問題揭示與社會批判。 

和許多仰慕先生學問與人品的人們一樣,我是通過拜讀先生那些見地深刻、凜然大義之雄文,如《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風雨蒼黃五十年》等等,才知道中國的知識界居然還存在一把不老的思想寶刀,還有如此無私無畏的博學之士。當你去細細品嘗那一篇篇用良心造就出的文章時,便能從中感受到什麽叫振聾發聩,什麽是思想真實的力量!這種特别的力量,在我以往認識的學者身上很少遇見,盡管他們之中不乏著名或标杆式的學術人物。這是一種久違了的良知震撼,每一回的遇見、每一次的翻閱,也總有深深地抓住它們營養自己的願望,正如身陷一片茫茫沙漠中的綠洲尋求者。 

2000年初夏,在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先生介紹下,我和友人、學者唐繼無一道,在中科院宿舍拜訪了李慎之老先生。待彼此坐定後,他聽我們再做一次自我介紹和來訪的目的後,便開始談起自己對“公民教育”問題的看法。先生思路一打開便是一番天南地北,話題從眼前追溯到過去,從北京現狀到延安時期,從莫斯科到西柏坡;從1848年的法國大革命到1949的中國紅色革命,從伏爾泰們的啟蒙主義運動到梁啟超們的君主立憲理想,從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到前蘇共日丹諾夫的哲學報告;再從當代中國的新儒家和自由主義之争到德國的哈貝馬斯等西方新的哲學探索……盡管話題繁雜、涉及廣闊,但先生的思辮十分嚴謹,圍繞着“現代公民”這一主題,對我們進行了一次歷史、政治、文化上的邏輯梳理。

先生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社會,其前提是必須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否則,要實現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及民主自由就是一句空話。因此,未來還有一節很長的路要走。三十年,五十年或是更遠。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說過一句話:“只有當我成為一個社會公民的時候,知道自己才是一個真正的人。”的确,由于我們太過缺少一種如同先生所大力倡導的“現代公民教育”,對于今天的中國人而言,絕大多數欠缺或幾乎沒有“公民”的常識,恰恰習慣于“人民”這種泛政治化稱謂,而無法明确自己身份的一種憲法定位。“老百姓”才是被上下熱衷使用的、凸顯傳統等級與愚民色彩的普遍稱呼。 

甚至,今天的外部世界、外國人,都并不十分了解和理解我們這個民族和社會有何種深刻的願望或危機。她并非僅僅需要物質意義上的全球化、GDP快速增長的經濟數據和意識形态領域的滿滿自信,再聽到中國人能對外國人吼上幾個“不”字,而是需要從根本上轉變傳統的文明觀念與現實文化、政治、社會的結構。簡單地說,中國更需要的是一種類似美國與日本國家與民族那樣的創造力、凝聚力與自信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得益于國家經濟在有序發展的同時,其政治制度得到變革、各種社會優質力量正常均衡地發展,包括進一步确立法治的權威、淡化過盛的政權意識,積極而全面復興現代教育與文化科學等等。 

7.

先生找出一本有他參與、由經濟學家于光遠主編的《太平洋學報》送給我。說這份雜志的頁碼不多,但它刊發的文章卻都是頗有分量的!我看到上面有一篇用先生的筆名“李中”刊發的文章,是針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進行剖析與批判的。他說已有很長時間不在國内的報刊上發東西了,許多文章也只能放到海外去登。他還說我們的意識形态領域太僵化陳舊,其實也沒有必要對不同的新思想太過敏感,“百家争鳴是好事、是幸事”,“做到全天下只剩一種聲音那是很可怕、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聽先生表述問題看法的确是種享受。他能讓你進入到一個十分舒暢的精神氣場裏,其間不斷地感受到一種罕見的思想躍動與鮮活生命。他所展開的思維羽翼,扇動的是同這個民族與人類命運密切相關的大政治與大文化,而決非某些淺嘗辄止的理論家們對現代文明所做的平庸曲解、對權力文化所施的主義意淫。實際上,中國數次的思想解放,并未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進步運動,缺乏足夠的“革命性”分量。許多開放的讨論,内容不涉及根本,形式也拘泥于圈子領域。 

對現代歷史的回顧可以發現,中國改革缺少真正的社會性與公眾性,即便是1980年代開啟的思想啟蒙準運動最終也是半途而廢。這些問題,先生自然會有答案。第二次拜會,持續了兩個半鐘頭。而且我感覺得出來,雖然夠不成一個水平面上的對話交流,但感覺彼此始終都是愉快的。如不算打攪先生,對我這晚輩來說實在是種莫大寬慰!我之前準備的幾個問題,如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西方新馬問題、前蘇聯理論家布哈林評價問題等等,都得到了先生的一一解答和指教!那些關于自由主義要義、人類現代性的歷史解讀,關于包含犬儒主義、工具理性的現實批判,正是許許多多中國人,特别是青年知識分子和政府公務員需要深刻感受的信息。 

8.

我曾帶上自己一本出版不久的新書送給先生。他接過後換了副眼鏡看目錄,又翻到扉頁看了看我給他的贈言。随後便說:“你還寫散文呀?以前我也喜歡文學藝術,後來看得少了,沒時間。不過真正寫作也不容易,不小心也會寫出問題來。我自己也是這樣又寫又說成右派的,你可要當心喲!”說罷自己便仰頭大笑。先生智慧,且風趣幽默!人們知道,他曾當過二十年的“右派”,付出了極高的人生代價!在“摘帽”平反後,他依然堅持講真話,不迷信某種思想,置疑現實權威。而且,批判比以往更加尖銳! 

先生回顧說:“以前的胡風案,‘三家村’的鄧拓、吳晗他們,都是作‘錯’了文章而受罪的。對了,還有一個遼寧的張志新。不過,現在好多了,共產黨進步了。我還在努力寫文章,批評某些人的觀點和做法,雖然像我這樣的老頭說的話人家也實在不愛聽!”先生頓了頓後接着說:“我雖然說得上是個自由主義者,但也還算是很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嘛。搞學術最怕的就是不講道理,不實事求是……”先生這樣說。我自然相信,先生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曾經信仰或發生懷疑都是真實的。而他經歷了一個十分痛苦的思想過程! 

在先生為《顧準文集》作的序言中讀到過這樣的評價:“《顧準文集》,它使人們在人家問起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創造性的思想家的時候,我們可以沒有愧色地回答:‘我們有顧準’。” 而對于陳寅恪的評價,則是特别強調與闡釋了陳氏自身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們也從中看出了先生對知識分子品格、氣節的審美意志。他的那句“不在刺刀下做官”,道出的是一種剛正的政治人格,實在令人振聾發聩! 

圈内人都明白,為了使理論學術及知識分子走向更加正常與純粹,先生與多方發生過矛盾與沖突。當他談起學術界裏的某些人拿着雞毛當令箭、将學術引向歧途時,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思想探索被誤導的氣憤。他同時也認為,一九五六、五七年是中國知識界最好的年份,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能抱着一顆赤誠之心,對黨和人民說出自己的心裏話。如今,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很少了,似乎文化人都已學乖巧了。 

9.

慎之先生還這樣抱怨說:現在有些知識分子連一般官僚政客都不如!我可以體味到先生的憂心與痛心,因為自己也親眼目睹許多有知識的中國人在抛棄必要的社會信仰與責任,在不自覺地參與了對民族精神世界的漸進損毀!先生無疑是中國知識界“敢為天下先”的楷模。作為一個有着深刻定見的學者,他的著述并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文章的問世總是觀點鮮明、主張飽滿、态度客觀、邏輯嚴謹,所闡述的問題也總是大是大非、發人深省而啟迪深遠。 

不論是對國内問題的剖析還是對國際問題的評論,讀者都能從中得到一種深刻的啟蒙教益,這也是對時下流行的立場暧昧與精神媚俗的抵制。一種知識分子的風骨良知躍然其間。先生這樣對我們說:“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有一種使命值得去努力,那就是為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去做‘現代公民’的啟蒙工作。”先生說這話時,那種神态和語氣略有沉重之感,其意味深長我是能夠體會到的。 

盡管尚未談及中國的自由主義問題,但我知道先生在這方面所下的工夫。我對政治學與哲學并無什麽專門研究,可還是了解西方自由主義對整個人類社會所做出的特殊貢獻。因此也能夠理解:在中國人的民族文化、社會信仰與價值觀念嚴重缺失的今天,自由主義乃不失為一劑良方。就如同與其相生相伴的市場經濟一樣,它可以給中國人的生存提供相對可靠的過渡形态。其所具有的普世意義,已被人類社會證明是不可廢棄的歷史經驗。 

以理性的态度重申或重釋自由主義的現實價值,同我們重新在哲學角度上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是一樣的道理。我們需要綜合人類任何過去的、合理的,有益于中國社會、民眾與正常國家利益的主義與思想。而馬克思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包括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所謂“現代新儒學”也好,都是可供利用的思想資源。通過對其真偽辯認、理性整合,或許就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種不足與局限,來盡可能為社會進步提供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 

10.

我以為,要想實現國家強盛、社會公正、人民富裕,靠回歸傳統是難以奏效的。而對于當下的中國,可資利用的新舊思想與文化資源,無論如何都算不上富足,或總被打過嚴重的折扣!傳統的儒學,已被政治的欲望打磨得只剩下權力與物欲的幽光;馬克思主義,也似乎再次成為亞洲上空的幽靈;至于自由主義,經歷了百余年中國的歷程,其思想話語已經融入我們的經濟與文化生活,并無形消解着消極的社會意識。雖然如此,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不少文化人在内,實際上都并不了解什麽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真實含義。 

因為種種原因,更多時候被憂郁地困守在一個很小的專業圈或學術範圍裏,因而不能充分與社會大眾一道來分享自由的思想。其常識的重要性也只被極少數人認知到位。我們無從考證:那些知識界的沉默的大多數,是否也一樣需要一種無形的精神生命的質量指數;或需要在實踐層面上,證明自己無愧于做一個人類良知的發現者?我們需要自由主義這樣的思想,來對社會文化進行新的奠基。故此,也希望有像李慎之先生這樣有力量的學者、知識分子,來推動一種學術與理論風向的改變。 

記得某日,我突然接到慎之先生的一個電話。原來他看了我書中的一篇關于評論一位歷史學家的文章。其中在闡述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危害時,用了“封建主義”這一概念。先生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也是歷史觀問題。準确無誤的應該是“專制主義”,這樣就不會產生理論上的混淆。他甚至追究到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封建主義”,以其原本含意來說明目前學術界存在的普遍疏忽!再後來,我又接到先生一封信,那是搬家信息與新的聯絡電話。看來,先生還是記住了我這個幼稚但還算真誠的後生! 

幾天後我也給先生電話,告訴他自己寫作中正遇上一個哲學史的問題需要讨教。先生回答說:“是嗎?那挺好!不過,我接下去很長一段時間将會比較忙的,我們能不能約在秋天?”這當然令我期待。我說“太好了,到時我再去看您!”但萬萬沒料到,沒能等到秋天來臨,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城。而在此4月間,李慎之先生卻也因病醫治無效,最終與世長辭。我之前曾委托書法家朋友為他準備好的一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軸,也沒能送到先生的面前,表達一種敬仰。 

2005.9定稿、發表

2020.3.3删改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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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7日星期日

何瑞恩:美國有跨黨派共識嗎?

◎何瑞恩(Ryan Hass) 
自由時報-星期専論 20240317


美國聯邦眾議員蓋拉格(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籍)和克利胥納莫提(伊利諾州民主黨籍),二月下旬率領一個跨黨派代表團訪問台灣。在與台灣各界領袖的多場會晤中,這支美國代表團從不錯過任何機會,強調他們在台灣和中國相關議題上,展現跨黨派共識的力量。

蓋拉格和克利胥納莫提是眾議院中國共產黨特別委員會的領袖。他們在執掌該委員會時做出的指示,是希望在對於各類議題嚴重分歧的華盛頓,中國議題可以做為跨黨派合作的最後堡壘。他們在極大程度上遵守了自己的承諾。可是,他們在兌現承諾的過程中,採取的行動宛如在暴風中點燃一根蠟燭。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但確實發揮作用了嗎?

美國總統大選 成為幾近平手僵局

這個特別委員會已經提出一長串的跨黨派建議,但其中大部分都不了了之。原因很簡單,這個特別委員會從未被賦予立法的權力。立法的職責仍由國會的常設委員會負責。

在國會對於中國議題的論辯之外,美國內部嚴重撕裂。總統選戰成為幾近平手的僵局。未來幾個月將是一場動員負面情緒的腥風血雨。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會試圖恐嚇他們的支持者,讓他們相信除非自己當選,否則美利堅合眾國將會陷於危殆。

在這些存在主義爭論的背後,民主、共和兩黨之間,正在浮現更深刻的哲學斷層。拜登總統認為,美國是世界上的為善正能量,他試圖召喚美國的良知良能,為那些受到攻擊的人挺身而出,反擊侵略者,在烏克蘭尤其如此。拜登本質上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將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夥伴,視為力量乘數(force multipliers)和重要資產,而不是負債。

前總統川普則企圖復歸一個不同的時代。正如《紐約時報》政治評論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所言,川普已經讓共和黨重返一九三○年代的孤立主義窠臼。川普及其支持者提出一種「美國浩劫」(American carnage)的想像,認為這個國家支離破碎、道德淪喪,無法領導世界。他們開出的處方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換句話說,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解決自己的問題上,讓其他國家去面對自己的挑戰。

二○二三年,大多數共和黨人首次表示,美國應該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而不是積極參與。這種情緒正在影響共和黨領袖對烏克蘭的態度。共和黨反對支持烏克蘭,並不表示他們熱中於支持台灣。相反地,這是一種信念的延伸,即美國應該專注於處理自身事務。

如何強化對台支持 存在尖銳分歧

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也延伸到中國和台灣議題。在國會跨黨派團結的表象背後,對於美國應該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以及是否或如何強化對台灣的支持,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川普自己在擔任總統時,還曾經質疑過美國是否應該保衛台灣。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川普會主張,美國需要將對中國課徵的關稅提高到六十%。在戰術層面上,川普將藉由這種策略圍剿拜登,並將拜登的形象塑造成在對抗中國時表現軟弱和膽怯。即使川普對六十%的關稅缺乏信念,但他的顧問,例如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相信這些關稅有助於抑制美中貿易失衡。他們認為,這類計畫會加速美國和中國經濟「脫鉤」(decoupling),並在此過程中削弱中國的工業產能。他們的目標是讓製造業和就業機會重新回流到美國。他們受到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精神的引導。他們優先考慮的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推動價值鏈回流對台灣產生的任何間接影響,也不是他們的主要關切所在。

即使如此,現代國際體系的結構,仍是由美國的積極領導維繫而成的。如果美國被自身陷入衰落的恐懼所吞噬,並且向內退縮,權力真空就會出現。一旦出現這種真空,復仇主義和修正主義大國將窮盡一切力量,尋求填補這些真空。

需要闡明的是,我的主要論點並不是促進對於美國二○二四年大選的任何黨派偏好。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戳破美國兩大政黨在台灣和中國議題上存在平靜和諧的幻想。這種水乳交融是不存在的。

交好美政壇新秀 對台至關重要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台灣的領導者積極爭取與美國兩黨領袖建立關係是明智的,反之亦然。對台灣領導者來說,與美國下一代領導者建立關係也很重要。無論是拜登還是川普在二○二四年贏得大選,他們都將在二○二八年受到任期的限制。正如當年名不見經傳的阿肯色州年輕州長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台灣應該與美國正在崛起的政壇新秀建立關係,他們將推動這種關係向前發展。

與此同時,台灣將睿智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控管兩岸關係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台北無法控制北京擴大對台施壓的決策,但它可以剝奪北京執意咄咄逼人的正當性。

最後,即將就任的賴清德政府,將承接持續與世界其他主要大國建立關係的機遇。台灣愈是能夠與其他重要國家建立密切關係,就愈不容易受到北京的孤立和恫嚇。

對台灣來說,好消息是它在美國享有廣泛而深厚的跨黨派支持。在川普總統和拜登總統任內,美台關係都有所成長。美國的政治發展並不是導向宿命論的理由。然而,這些政局演變應該足以讓台北對美國政治辯論的不穩定性,進行清晰思考,即使來訪的國會議員持續鼓吹美國在中國和台灣議題上達成跨黨派共識這類令人寬慰的故事。

(作者何瑞恩/Ryan Hass為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中國中心主任、辜振甫暨辜嚴倬雲台灣研究講座;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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