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

谣言猛于虎,官谣危害大——捋一捋那些满城风雨的官方谣言

微博: 打抱不平惩恶扬善68

网络"民谣"泛滥被人人喊打(譬如老谣棍:黄毅清、司马3忌、罗富强、牧野征夫、清水西覅……令大家疾首蹙额的一群网络垃圾),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屡见不鲜的官谣。

官谣常见的现象是,某些地方官员利用自身掌控的官场资源,公开发布重大的虚假信息或严重歪曲事实的消息,瞒上欺下,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官谣与民谣的发布特征有很大不同。民谣的策划者与发布者比较一致,一般来说是个人行为,或合伙策划发布。均属无权威性的发布,民众多为半信半疑。官谣是某些政府机构有组织策划的行为。有的是集体的意志,有的是个别官员的意图,站出来发布的不一定是决策者。即便是个别官员的意图,也得利用他的领导地位绑架组织,通过政府机构以权威发布为名来实施。因此,有组织的官谣比自发性的民谣更具迷惑性,民众往往会信以为真。

民众在面对纷纷扰扰的网络舆论、方方面面的社会传闻,都期待通过政府的权威发布来澄清事实真相。如果地方政府机构的人员也时不时发布谣言,这不仅使地方官员颜面扫地,失去民众信赖,而且受到心理伤害的民众,往往会转移到对政府的不满上。

官谣产生的根源,是急于想撇清自身污点的某些单位或个人。

笔者梳理了诸多近些年通过官方、官网"先否定后肯定"的怪现象——官谣。希望能引起一些不注重视多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

列举官谣如下:

官谣1、 媒体报道铁道部将政企分家。官方回应称:"报道系谣言"。

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一周后的7月30日,《经济观察报》头版刊登《分拆铁道部》的报道称,铁道部正谋划筹组三大集团,将实行政企分开。对此,铁道部回应称,这则报道系谣言,并表示保留向相关人员依法追责的权利。后来,《经济观察报》头版公开道歉,撰文记者"被辞职"。没想到两年后,当年的"谣言"成了现实,铁道部确实政企分开了。辞职记者后来说,"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所以我淡定从容"。

官谣2、昆明市发改委副处长不雅照。官方回应称"无此人"。

2011年7月31日,网上传出昆明市发改委副处长成建军的不雅照,发布人称"捡到U盘请有关部门收货"。8月1日,昆明发改委回应称"无此人",并称"已经报警"。8月2日,昆明市发改委改口,称艳照当事人正是昆明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8月3日,昆明市发改委再回应称不雅照是PS的。最终,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发改委不但确有其人,不雅照也是真的,当事官员被双开。

官谣3、王立军叛逃。重庆官方称"休假式治疗"。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叛逃后,薄熙来纵容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参与王立军叛逃事件的研究应对,并同意薄谷开来提出的由医院出具王立军精神疾病诊断证明的意见。2月7日,薄谷开来和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虚假诊断证明。2月8日,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这些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严重存疑。薄熙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和不正确履行职权,是导致"11·15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政府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官员"家奴",为个人背书呢?

官谣4、重庆涪陵公务员现不雅照。官方回应称"非本局工作人员"。

2012年12月2日下午,有网民发帖称,在两年前捡到的一张内存卡里发现几张不雅照,并称照片中的男子是重庆市涪陵区综合执法局一吴姓公务员。涪陵区综合执法局当晚回复称:"根据帖子的照片及内容,我局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调查,经全局各直属支队、大队、机关科室负责人辨认,仅根据的照片及内容,初步确定照片上人员非本局工作人员"。但在12月4日中午事情出现转机,重庆涪陵区委宣传部透露,"网贴发布后引发众多网民热议、质疑,重庆涪陵区监察局介入调查。根据进一步调查,监察局确认涪陵艳照门事件当事者确系涪陵区综合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部吴红。涪陵区监察局研究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官谣5、刘铁男被实名举报。官方回应称"纯属污蔑造谣"。

2012年12月6日,知名媒体人、《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以个人名义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其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包养、威胁情妇等问题。仅仅4小时之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曾亚川回应媒体称,"罗的举报信息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但在2013年8月8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官谣6、广东佛山治超办执法人员用拳头"文明执法"。官方回应称"绝对文明执法"。

2013年3月20日,广东佛山一货车被治超执法车拦停,司机称遭执法者殴打,但佛山交通部门打人者声称"绝对文明执法"。但在得知执法者打人场景被货车上安装的视频装置录下后,佛山治超办才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以"因调查不足匆忙回应,以至于与事实存在出入"为由向社会道歉。

官谣7、举报四川省雅安市三多书记徐孟加。官方回应称:"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2013年3月份,也就是在4.20雅安发生7.0级地震前一个月,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就被匿名信举报,称他贪腐、淫乱、以权谋私,因其"钱多、房多、女人多"被戏称为"徐三多"。4月29日,雅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替徐孟加辟谣:"经有关部门查实,这些信息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形成的,其目的是妄图扰乱雅安抗震救灾工作大局"。此次辟谣还通告:"地震前夕,有关部门针对两名党员领导干部将道听途说、妄加推测的东西形成材料,在互联网上进行散播,诽谤攻击雅安市委主要领导徐孟加和市级其他领导的行为,在经过大量调查、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已分别给予两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澄清了是非"。但在2013年11月17日,四川省纪委通报称,徐孟加本人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官谣8、夜店欢迎河南省项城市田局长光临。官方回应称:"恶作剧"。

2013年5月22日,一条名为"项城一官员高调现身郑州某娱乐场所"的微博被疯狂转发。网上曝出在郑州一家娱乐场所,大屏幕上的滚动字幕写着:"中海化控股集团张总、王总热烈欢迎项城市田局长来郑州做客,祝田局长身体健康,全家幸福"!事发第二天,项城市相关部门回应称,项城市田姓局长、副局长有六七位,但这些局长21日都没有到郑州出差。当地还回应称,可能是一场恶作剧。但在2013年5月28日,当地相关部门称经过调查,事件主角为项城市工商局副局长田洪志,当事人被免职。

官谣9、网曝山东青岛市政府前副秘书长非法违建。官方回应称"虚假、不实"。

2013年4月9日上午,网友"青岛小小市民"在微博发帖称"青岛退休高官建超豪华航母级别墅",并附有违建别墅照片以及相关视频。此后,他陆续发布了36条微博,后均遭删除并被封号。6月27日,有媒体向青岛市有关单位求证,青岛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卢新民被指建豪华别墅一事。青岛市官方多部门回应称,"网帖内容虚假,为不实信息"。而后,青岛市城管局回应称属实,当事人正自行拆除违建。

官谣10、瓜农被秤砣砸死。官方回应称"突然倒地死亡"。

2013年7月17日上午,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死。事发当天下午,临武县政府网站发布通稿称,临武发生一起群众意外死亡事件,临武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南强镇莲塘村民邓正加发生争执,邓"突然倒地死亡"。但在2013年7月31日晚,郴州市公安局通报,法医根据尸体检验情况及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病理组织学检验结论综合分析认为,7月17日在与临武县城管人员冲突中不幸身亡的瓜农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2013年12月27日,法院判决4名城管人员有期徒刑3年半至11年不等。

官谣11、上海高院5名法官集体嫖妓。官方回应称:"这你们也信?"

2013年8月2日,有一段时长8分50秒的拍摄时间是2013年6月9日至10日的关于上海高院5名法官集体嫖娼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当有记者第一时间致电上海高院时,上海高院一端的接线员斩钉截铁的说了一句:"这你们也信?"挂了电话。事发当晚,上海市纪委与爆料人取得联系。8月3日上午,爆料人到上海市纪委协助调查,并提交了时长30多个小时的完整视频证据,上海高院将陈雪明、赵明华等4人停职。8月6日,上海有关部门对外宣布,查实以上海高院副院长陈雪明和上海高院民一庭副庭长赵明华为首的5名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案属实。

官谣12、宁夏海原县交警群欧司机,报警后反遭二次欧打。官方回应"无中生有"。

1)、事件经过:2013年8月18日凌晨5时许,苏建辉的货车在经过宁夏海原县被交警拦截,警车内交警询问司机:"车内拉的什么货"?司机应声"是空车",交警即开罚单100元。罚款单上没有具体违法行为,也没有违反何种法律条款,更无罚款的依据。唯一只有代码"5038",看着手里的罚单,他实在没忍住骂了一句脏话。意识到自己骂了街,苏建辉赶紧把驾照和罚单塞进手包,他担心交警因为他骂街要扣他的驾照。果不其然,没等他转身上车,三个交警已经上前围住了苏建辉。他只好大声呼救说要报警,怎知交警大喝:"打电话啊,打啊、打啊,我打死你!"说着开始用手掌和拳头打苏建辉的脸。苏建辉打通了110,嘴里还跟交警不断理论着。10分钟后来了一辆警车,下来的还是两个交警。原本的三个交警见来的是自己人,就继续打苏建辉,还用手死死掐住苏建辉的脖子不让他继续说话,嘴都被打肿了。苏建辉又报了警,身边围观的人都劝他,"别报警了,赶紧走吧"。一个放羊的大爷挤过来喊,"快跑吧,要不会被打死的"。苏建辉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在杜广成(同车司机)的帮助下挣脱开交警,赶紧跳上车逃走了。

2)、网友替受害司机出头:2013年8月18日上午11时,网友王金伍在自己的微博里写到:"海原交警群殴司机,报警后遭二次殴打"。8月20日,中卫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中卫,贴出海原县公安局的回应,"微博爆料不属实,执勤工作人员因货车大号不清楚对驾驶员处以100元罚款,其间只发生了言语理论,并未发生过激行为,发帖人报警后遭二次殴打更属无中生有"。8月21日下午3点10分,王金伍写到:"当地警方暗箱操作竟称'无中生有',录像对比谁是谁非,看谁在撒谎!"这条微博上传了交警群欧苏建辉的视频证据。视频虽然抖动模糊,但能看到苏建辉和交警争执的全过程。视频出现后,平安中卫立马删除了曾"辟谣""无中生有"的官谣微博,当天下午三点半,正在看医生的苏建辉的电话响了(因被交警掐脖子打嘴巴,无法进食),电话那头自我介绍到:"中卫市海原县公安局办公室杨姓主任……"还在医院打点滴的他一生气,"早干嘛去了",便挂了电话。22日,海原县委发出通告,给予李旺交警中队中队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中队长职务,并调离县交警大队,责令辞退当日执勤的3名协警人员。给予该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县公安局纪委书记行政警告处分。责令县公安局向当事人道歉。很快,苏建辉接到公司电话,让他回去以后到公司一趟和公安局的人谈赔偿问题。9月3日,海原县公安局派人到咸阳当面道歉还赔偿近两万元经济损失。"无中生有"的闹剧尘埃落定。

官谣13、贵阳学生冒充特警参与拆迁,半天挣80元。官方回应"参与人员中没有学生"。

2013年10月12日,贵阳观山湖区组织各类人员2671人,身穿特警服、保安服、迷彩服等,对金华镇上铺村空山坝51栋7.2万平方米违法建筑实施拆除。10月13日,网上出现关于"观山湖区存在学生参与拆除违章建筑"的反映——贵阳市观山湖区雇用学生冒充特警拆迁。观山湖区政法委第一时间"辟谣"称:"参与人员中没有学生"。随后贵阳市委、市政府针对此问题,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是:针对网民反映有学生参与违章拆除的问题,观山湖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没有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向社会解释说"不存在有学生参与拆除违章的活动"的说法有误。经初步查实,此消息与事实不符,是不负责任的,确有837名学生(当地大学生)参与拆迁。事件经曝光后,相关责任人刘光祥(观山湖区委政法委书记、区控拆违指挥部指挥长)、俞静(观山湖区城管局局长职务)、王春燕(观山湖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被免去职务。

官谣14、湖北省高院法官张军叫小姐。官方回应称"查无此人"。

2013年12月7日,一段名为《张军叫小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当事男女被指分别为一名法官和一名律师。12月8日凌晨,湖北省高院及有关部门透过新闻媒体一致否认,"经了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均无此人"。就在此事似乎要"尘埃落定",湖北省高院要"一否到底"之时,12月8日22时26分,荆楚网再度发布消息称,湖北省纪委、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调查,确认网上被曝光人员系省高院刑三庭庭长张军。经查,张军与一名外单位女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根据有关规定,研究决定提请依法免去其庭长职务,停止工作,并将依纪作出进一步处理。   

 官谣15、张桃林副部长对崔永元微博所爆料的农业部的所有罪证全盘否认。

1)、自2018年11月份起,崔永元通过其微博曝光了农业部食堂拒绝吃转基因食品、吃特供、农业部侈靡之风盛行、涉嫌腐败……2018年12月19日上午,张桃森副部长在吹风会上一概不认账。在面对记者提问农业部是否真的不吃转基因食品和吃特供食品的时候,张桃林"辟谣"称,"就我了解我们没有专门的特殊供应渠道,我们所吃的东西跟大家一样,都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这本身就是个官谣,因为崔永元手上撑握农业部胡作非为的视频证据有很多。他们涉嫌犯罪的证据,本来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如果真无此事,他们会放过崔永元吗?

2)、农业部的第二个官谣也是他们已经持续造了十几二十年的谣了——一直鼓吹转基因食品安全。天天在全国老百姓面前念叨"凡是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请大家放心食用……"可老百姓怎么能放得了心?农业部一边拿着大喇叭对着老百姓的耳朵喊,"大胆吃转基因食品,真的安全";一边躲在自己的食堂里吃非转基因、有机、特供食品。转基因食品究竟安不安全,农业部食堂早给出了最准确的答案——不安全。最令人不齿的是,张桃林在2018年12月19日的吹风会上,还在继续给转基因食品代言,真够不要脸。

现在转基因食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的现实危害,已经被中国二十多所大学的医学专家联名写进了高等教育的教材里,这等于给转基因食品判了死刑,不知道农业部还敢不敢站出来对医学专家的科研结论进行"辟谣"?如果这次还封不住那群伪科学家、贪官污吏、挺转狗、流氓、利益集团的臭嘴,笔者自此以后只能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了。

官谣16、崔永元微博爆料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最高法果断反怼,并斥为"谣言"。

2018年12月26日,崔永元实名认证微博——『小崔读书汇』发文《你怎敢这样离奇?》,最高法有贼?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至今无下落!!!28日,最高法透过澎湃新闻"辟谣"称:"前述报道和言论均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证明,属于谣言",接着媒体删除"辟谣"文章;29日,最高法透过其官网认账,认领了崔永元微博爆料属实。承认卷宗被盗(丢)确有此事,启动调查。2019年1月8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多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绕开最高法承诺对此事件进行彻查。首先要给政法委点赞,虽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但能迅速响应民众关切、呼应民意、顺应民心,真的很了不起。假如中央政法委不直接参与此案,单靠最高法自己查自己,最终能查出个什么结果呢?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在表扬政法委的同时,要对最高法提出最严厉的批评:(1)、既然自己已经承认在此事件上最高法用了辟谣的方式造了个官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向崔永元和社会大众道歉?(2)、此官谣已经产生20天时间,为何迟迟未见其官网依法依规处理官谣制造者本人的通造?最高法大院里可是首习大法官每天办公和出入的场所啊!怎么可以在其眼皮子底下身先士卒的有法不依呢?如果你们起不到好的示范作用,反而带头煽了法治中国的耳光,那么上行下效是必然结果。最终遭遇司法不公的将是天下百姓,无辜民众将沦为司法不公的直接受害者、牺牲品。你们承担得起这个扩散效应吗?想好了怎么承担吗???  

官谣17、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糊混蠢】法官,公然造谣崔永元"同流合污"。

最近网上流传的一段音频是这样的: 一群快鹿案被害人去上海市一中院询问案情,当值法官【糊混蠢】不谈案件核心本身,却话峰突变在上海大妈面前罔顾事实、信口雌黄、满口喷粪、妄加揣测、恣意妄为的凭空捏造"小崔拿了8000万",试图嫁祸于清白无辜的崔永元。

从音频中能清晰听到,上海大妈们一致称赞崔永元在揭发娱乐圈黑幕和协助打击贪污腐败上均立了大功,大妈们崇拜崔永元的正直善良、责任担当,一再强调绝对相信实话实说的崔永元。可是,上海滩的堂堂大法官【糊混蠢】不干了,他在毫无依据、证据的情况下,就在法院当着上海大妈的面,直接点名崔永元,"你们说的小崔和施建祥关系有多好你们知道吗?他拿了施建祥8千万,替施建祥站台。小崔也有问题,他不是好人,应该抓他……"。

听了这段音频,实在令人吃惊错愕。这是什么法官?他难道连不懂法的老百姓明辨是非的能力都不如吗?当然不是,他的这番言论充斥着计谋,很显然他是在借用自己身为法官的特殊身份招牌做掩护,有意混淆视听、混淆是非、转移视线,试图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从而误导民众、引导舆论走向。其真实目的就是在为幕后的犯罪分子们洗地、背书、推脱罪责,这也足以证明了他就是潜在的腐败分子或者说他就是腐败分子中的一员。

类似这种知(执)犯法、以身试法、无法无天的混进司法机关任要职的老鼠屎,让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他们就是维护法律尊严,捍卫司法公正的守护神???这种目无法纪的人什么时候能接受组织调查,最终被清除出司法队伍打入大牢,这才是老百姓关注的重点。就像大大所说:"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抓紧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坚决防止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执法犯法、司法腐败的问题;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糊混蠢】可要听好了,好自为知吧!

的确,近年来撒谎的官员并不鲜见,甚至于,撒谎已成为一些部门及官员面对舆情时的条件反射,所谓回应、澄清往往变成谎言式澄清。官员撒谎可不是小事,它涉及官员的诚信、人品,涉及做人、为官的道德底线。可以想象,一个敢于公然撒谎的官员,还谈得上什么官德?连官德都不要,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现在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很多人对官方产生反感乃至对立情绪,这些都可以从一些官员说空话、大话、假话中找到根源。

从笔者盘点的以上多起政府部门先辟谣后又被证实的事件发现,官谣呈现出相同的特征:掩盖领导负面信息,面对质疑习惯性快速否认,鲜有具体解释和证据支撑。并且官方发布虚假消息者,只有很少一部分被问责,而且有的问责只是将其调离原岗位。比如刘铁男落马之后,其新闻发言人被调离能源局;贵阳市学生参与观山湖区拆违行动事件中,区政法委书记、区控拆违指挥部指挥长刘光祥发布不实消息被免职;宁夏海原交警打车主事件中,海原县公安局副局长安某、公安局纪委书记杨某均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其他案件中最初发布官谣的新闻发言人或者机构究竟是否受到处罚,都没有了下文。

从不胜枚举的官员撒谎零成本、零风险看,这样下去,一些部门及官员只会更加肆无忌惮,民众的反感和对立情绪会越来越严重,政府的公信力何以修复?     

只有对散布官谣、让政府公信力受损者进行追责,不让这些人成为事后问责的漏网之鱼,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遏制官谣多出的势头。唯有此,爬坡的政府公信力挽于颓势。

面对此起彼伏、以讹传讹、铺天盖地的网络谣言,希望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依法严惩官谣发布者的同时,更应该从速从严打掉网络匪徒黄毅清、司马3忌、罗富强、牧里征夫、清水西覅……一众网络恶霸。不能让网络沦为谣言滋生助长的温床,不能让网络沦为是非颠倒之地,不能让网络沦为罪犯分子的天堂。净网行动不能沦为一句口号——只打雷不下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既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么网络社交平台就不应沦为依法治国的死角。                  

坚定支持急公好义、推衣解食、无私无畏的崔永元先生;坚定支持知(执)法守法、刚直不阿的优秀法官王林清同志。         

祝:崔永元和王林清两兄弟好人一生平安!!!🙏🙏🙏     

丛日云:最坏的专制,人们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


当极权主义到达一定程度,被压迫的人会将这种压迫看成一种天然而来的一种习惯,根本不会有反抗的意识。正如宠物狗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主人为它洗澡会极大伤害到它的健康一样。——Kosan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多年来,这是我们史学叙事中的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

  

所以,叙述任何一个反抗行为,前面总是缕陈统治者的压迫行为,编制出一个清晰的"压迫——反抗"的因果关系链条。

  

无疑,压迫会引起反抗,反抗源于压迫。但压迫不一定都会激起反抗,更不存在"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规律。

  

在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压迫不深才引起反抗,因为压迫不够深,所以使反抗成为可能。压迫真正最深时,便没有了反抗,因为反抗在这时已经不可能。

  

反抗要有意志、有目标、有能力。真正的压迫是让受压迫者没有意志、没有目标、没有能力。

  

所以,最坏的专制是让人连反抗的欲望都不会产生的专制。

  

在一般的压迫下,人们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的产生是因为有其他的参照系:历史上的、其它社会的、他心中的信仰、价值、准则、态度等。在这种环境下,思想资源是多元的,被压迫者会找到自己的思想资源,与压迫者的相对抗。对照于不同的参照系,受不同思想的启发,他会对现实产生不满,而这不满得到一种坚强的精神支撑,由此产生反抗的愿望、意志。产生改变现实的决心。反抗行为在他心里合法化后,才会化为行动。

  

在一般的压迫下,受压迫者会产生与压迫者所灌输的不同的另一幅理想图景,他们能够传播其思想、态度、情感,甚至能够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组织,产生自己的领袖和精英,从而使有组织的反抗成为可能,也能够成功。

  

被这种反抗推翻的压迫绝不是最深的压迫,这种压迫制度绝不是最最坏的制度。因为,既然它使成功的反抗成为可能,它就还给被压迫者保留了喘息和思考的空间。

  

真正的压迫、最深的压迫,是使被压迫者完全感觉不到的压迫。那是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灵魂的彻底征服和支配,从而形成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彻底皈依、全心全意的认同。他们没有自主意识、没有独立的判断、没有对自身境况的不满、没有参照系、不知道压迫者让他知道的东西以外的东西或只知道压迫者让他知道的东西、没有与压迫者赋予他的价值和理想不同的价值和理想。总之,没有思想、没有欲望、没有意志、没有目标、没有能力,像大脑被压迫者植入了芯片一般任压迫者驱使,甚至是非不分、敌友不分, 他何以反抗呢?

  

人类历史最吊诡之处在于,在压迫最深时不会出现成功的反抗,反而在压迫有所减缓时出现成功的反抗。压迫者的心肠开始变软而压迫制度的惯性仍在起作用,被压迫者有了新的期望却屡屡受到挫折,压迫者开始收敛其爪牙而被压迫者却伸展开了腰肢。这时,成功的反抗最有可能。

  

托克维尔指出,其实,革命并不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往往是在一个制度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就是铁幕被打开的时候发生的。因为这往往是一个政权或制度最脆弱的时候。他看到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的情形。而十月革命、中国革命都是这种情形。沙皇被推翻,既因为其专制,也因为其开明,想缓和一下专制;二月革命后的民主政府被布尔什维克推翻,既因为其混乱无能,也因为其真想搞民主。有人批评蒋介石:"搞民主没雅量,搞专制没胆量"。这话的潜台词无异于说:如果蒋介石搞专制有胆量,不被民主的规则束缚住手脚,手段够狠心够黑,就会成功地扼杀革命。

  

所以,最坏的专制,是使反抗不会成功,甚至是使反抗不会发生的专制。如果一个专制制度被成功地推翻了,这个专制可能不是最坏的,因为它使反抗成为可能,它是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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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我所了解的赵紫阳

赵紫阳同志已于2005年1月17日与世长辞了。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赵紫阳其人,更不了解其事。我们这些与紫阳同志一起共过事的人有责任告诉他们赵紫阳同志其人其事。赵紫阳同志是一位老革命,老共产党人。他在1980年9月10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共和国第三任总理。在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赵紫阳

  1975 年9月中旬,正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紧锣密鼓、精心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当时,我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任财政局副局长(我1961年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1965年调中共西南局工作,文革中调到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任副局长),省委决定我作为四川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议(团长是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黎之)。

  这次会议于9月15日在山西昔阳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开始,由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陈永贵致开幕词。陈永贵在致辞中说:"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大批促大干",或曰:"一批二斗三大干"。接着,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针锋相对地说:要学习大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必须结束无政府主义状态,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进行全面整顿。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等都要整顿,通过整顿把经济搞上去。对那些搞打砸抢的分子,要严肃处理,不听招呼的要调离,还不听再调动,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他还讲了要全面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割裂、庸俗化等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场内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江青也出席了会议,在邓小平讲话时,她摇头晃脑,神气十足,不时插话,都被邓小平一一驳回。江青对经济问题可以说一窍不通,但却不懂装懂,乱开黄腔,参加会议的人对她的插话,无不暗暗发笑。会上,江青还大谈她一手扶持的天津小靳庄如何人人学写诗、人人能唱样板戏呀,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号召各地学习小靳庄的经验,等等。她还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召集新闻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就评《水浒》问题发表两次长篇讲话。她要求在大会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就在全国学大寨会议的前夕,邓小平亲自点名调当时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到四川主政,任省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也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听说,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之前,即1975年初邓小平曾到他的家乡四川考察工作,看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穷得叮当响,广大农民饭不饱肚、衣不遮体的惨景,他心寒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四川改变面貌。他思来想去,找谁去四川主政呢?最后他选中了精明强干的赵紫阳。赵紫阳是一位在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人。他二十岁就在抗日根据地担任县委书记,二十一岁担任地委书记。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省委书记,是当时中国政坛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农村工作专家。这位在全国久负盛名的赵紫阳,在大寨会议结束后,在北京民族饭店的一个会议室接见了四川代表团的部分代表,我也参加了接见。当时,赵还年轻,五十六岁,看上去很精神。在四川代表团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中央决定要赵到四川工作后,请赵紫阳讲话。赵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本,首先讲了邓小平找他谈话的情况,接着讲了他对治理四川的一些想法,在谈到四川在农村工作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时(大概有人已向他作了介绍),他只讲了一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是可以解决的,不要长期争论不休,久拖不决。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赵紫阳,并且给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赵紫阳入川主政  

  四川在"文革"中是个重灾区。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而且乱得既深且广。十年大动乱的破坏,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四川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大地,广大人民饱受饥饿之苦。197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为508亿斤;全省粮食平均亩产325斤;农民人均收入53.6元,比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低9.8元;农民人均口粮369斤,比全国人均口粮低40斤。"文革"后期,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村,谁给一个姑娘几十元钱或一、二百斤粮食,她就嫁给谁。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千疮百孔。1976年全省3000多个县以上工业企业,不仅没有给国家上缴分文,反倒亏损近1亿元。这样的工农业生产,不可能为国家财政提供多少收入,靠中央补贴过日子。大乱中的四川人民渴望大治。

  赵紫阳进川后,首先面对的是长期"左"倾路线和"文革"所造成的残局,政治上一片混乱,内战不止,干部队伍阵线不清,人妖颠倒,经济上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赵背后由于有铁腕人物邓小平支持,进川后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阔斧地收拾混乱不堪的局面。他根据邓小平要进行整顿、把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运动,对那些造反派头头,大部分调离机关,下放基层,有刑事犯罪行为的,都依法予以处理。与此同时,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调查研究,寻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谋略。当时,我是四川省革委会财政局主事的副局长,经常参加赵紫阳主持的各种会议。从多次接触中,我对赵有这样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干劲,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语道破;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能与各级干部、群众平等地讨论问题;他思想活跃,不僵化,不固执,从善如流;他决定问题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他定的问题执行中出了毛病,从不责怪下级,勇于承担责任。当时许多负责干部私下议论,邓小平有眼力,把赵紫阳派来四川,巴山蜀水大有希望。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随后,又在全国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在北京发生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达到了高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赵紫阳也成了"四人帮"打击的目标。

  1976年2月14日,在"四人帮"召开的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点名批评赵紫阳大搞复辟倒退,反攻倒算,整造反派,并追查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被视为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赵紫阳的得力干将,因此成为财政局造反派第一号打倒对象。"打倒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黑干将田纪云"的大标语,贴满机关院内,在大街上亦多处可见。几个造反派头头整天与我纠缠,要我交代这,说明那。他们积极策划召开机关批判大会,批判我的修正主义。当时,我在财政局领导中算得上是少壮派,真正干事的,在群众中人缘也满不错,加之我认定"四人帮"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因此我对那几个造反派头头的攻击陷害,无所畏惧,从未作过检讨,他们积极策划的批判我的大会迟迟未能召开。

  历史对热衷于搞阴谋的人是无情的。1976年10月,正当"四人帮"加紧串联,要篡党夺权的时候,一声春雷,从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顿时神州大地沸腾,巴山蜀水雀跃,广大人民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样,庆祝人民的胜利,党的新生,国家的新生。

  不言而喻,"四人帮"的垮台,就意味着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也意味着赵紫阳的新生。对于"四人帮"垮台的前前后后,邓小平复出的情况,历史的记载够多了,我不打算去记述这方面的情况,我想简述一下赵紫阳在四川的政绩。  

一、率先振兴农业  

  "四人帮"垮台后,赵紫阳精神大振,工作干劲十足。他除了领导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整顿干部队伍之外,全神贯注地投入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对四川在农业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例如要不要搞泡冬田,要不要搞双季稻,水利建设是以机电提灌为主,还是以修中小型水库为主的问题,等等,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强迫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再加上一季小麦或油菜的办法不合算。他根据四川春季多雨低温的气候特点和群众的反映,认为在四川除少数地区外,不宜推广双季稻。他说,种双季稻加上种小麦,虽然一年两季变三季,但亩产低,尤其是晚稲,四川霜冻来得早,大多数年份绝收或大幅减产,因此提出"主攻中稲"的方针,一季中稲稳产高产,可拿到800至1000斤,加上一季小麦五、六百斤,每亩拿一千几百斤是可靠的。这就是当时赵紫阳总结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说法,即种三季不如种两季收益高,且成本低。他深入南充等地调查,针对四川伏旱严重的情况,提出这些地区可以及时改种红苕等耐旱作物,同样可以得到好收成。他把这些概括为"水路不通走旱路"。这就推翻了过去四川有的省委负责人把推不推广双季稻视为两条路线问题的观点。关于水利建设,他根据四川山多丘陵多的特点和国家财力的状况,提出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同时在农村放宽政策,提倡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他的这些主张,得到省委的广泛赞同,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1977年与1976年相比,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仅稻谷就增产120亿斤;平均每个社员的口粮增加了66斤、现金分配增加了9.6元,是近十年未曾有过的新记录。1978年下半年,四川省委又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干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后来发展到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撤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由此而起。

二、探索进行国企改革之路  

  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他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工业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使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和措施,并选择100个单位作为第一批试点。

  当时,我作为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非常赞赏并积极支持赵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需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以电养电等。同时在省委确定的广汉、新都、邛崃三县的农村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进行了县级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试点企业效果十分显著,据84户试点工业企业统计,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增长幅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3.01%、6.89%、4.81%。商业系统试点企业商品销售额、利润总额、上缴利润分别高于全省平均增长幅度6.39%、6.69%、4.71%。做到了国家多得、企业多留,国家所得大于企业所留。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1979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成都主持召开了带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实践证明,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大会、发号召、下指标,是不行的;仅仅停留在穿针引线、挂钩搭桥,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具体问题,作用也很有限。...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从政策上合理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财权,才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财源,增加财政收入。某些政策措施,就短期来看,或者就局部来说,是减少收入的因素,但从较长时期来看,就全局来说,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源的增加,最终体现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同样,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时,从表面看是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让出一块给了企业,但由于调动了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水涨船高',不仅可以补偿让出的一块,而且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积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退一步,正是为了进两步。"我强调:"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这期间,我在全国性刊物和《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国企改革,阐述财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赵紫阳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国企改革试点经验时说:"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这些问题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二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他强调,要使改革健康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

  赵紫阳清醒的认识到,国企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

  四川面貌的迅速变化,引起了怀有深厚故乡情的邓小平的注意。1978年2 月,邓小平再次到四川视察,对四川工作评价很高,说赵紫阳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两年就改变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紫阳来了喜洋洋"的佳话。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还说,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那时候是紫阳同志主持;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群众说:"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对赵紫阳在四川主政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  

  1980年初,赵紫阳调中央工作。2月23日至29日,在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4月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他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成为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总理。

  起初邓小平让赵紫阳当总理,赵并不情愿。因为他知道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当总理真可谓难矣。特别是在那时的中国,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国家,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国家,要当好总理则更为不易。1980年初,当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时,他曾到邓小平门上再三陈词,请求不要让他来北京,理由是他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邓小平勉励他说:"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在实践中锻炼,会把工作搞好的"。又说他自己做大官(指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才20多岁,知识也不多,不也干得挺好嘛,关键在善于学习。赵紫阳再不好推辞了,只好走马上任。这一段话是在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副总理以后,向赵紫阳请教时,赵告诉我的。

  赵紫阳不辱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以改革总揽全局  

  赵紫阳主政国务院时,正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以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赵紫阳面临的任务繁重艰巨,他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开辟光明的未来。他在日理万机、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的同时,始终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求稳定。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开放,整个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税收、商品流通、对外贸易、粮油购销、劳动工资制度和物价体系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等等,都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由他精心策划、稳步推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就全国而言,1979年至1983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同时在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及"利改税"的试点,以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到了 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五谷丰登,人民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调整价格体系,涉及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九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痛定思痛,深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现状,指出了现行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针,被称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在实际上没有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尖锐的抨击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时的邓小平确已看到了高度集权、个人独裁的弊端,是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1986 年6月10日,我陪同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经济情况时,邓小平再次强调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又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我把邓的谈话整理成文,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此后,邓小平又在多个场合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要赵紫阳先找一些人进行准备。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9、10、11月曾多次开会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2日、9月4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赵紫阳去青岛出差未参加)。在9月2日的会议上我发表了以下意见: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涉及领域比较广泛的问题,现在各方面议论很多,当然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但也不排除有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企图影响我们的改革方向,但作为书记处必须冷静对待,不可操之过急。我认为当前一下子要全面展开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先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党政职责严格划分,2、政企分开,3、权力下放,4、精简合并政府机构。胡启立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设计一个什么模式,美国的、苏联的或者其他什么的。"在四日的会议上议论了参加政改小组的成员,最后,胡耀邦说: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既存在高度集中,又存在高度分散。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中央国家机关科以上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二是同意成立一个班子,请紫阳同志挂帅,启立、纪云、兆国同志参加,乔石同志是否参加,再考虑一下。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除了研究十三大报告、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工作外,又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明确由赵紫阳牵头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小组成员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委员长彭冲等四人。根据赵紫阳的提议,决定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胡耀邦说,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是在小平同志那里定的。

  根据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指示,赵紫阳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狠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赵紫阳多次邀集一些有关同志研究政改如何起步的问题,并于1986年11月7日召开了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议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近期改革目标如何提法,仅讲"制度化"含意不清楚,没有前提;2、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怎样提更确切,党如何实现领导;3、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党政职责如何划分,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干部管理,人事制度等;4、民主法制建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了以下讲话(大意):1、对我国原来的政治体制的利弊要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简单化,一概否定。他说:不能说我国的政治制度只适用于战争年代,不适用于和平环境,只适用于抓阶级斗争,不适用于和平建设,因为事实上这种制度在解放后巳经运行了三十多年,虽然弊端很多,严重影响着社会进步,但它毕竟已存在了几十年,如果根本不适用,它就完全成了人为的东西。现在我们搞改革,深感阻力很大,改起来不那么容易,这也从反面说明现在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2、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还有一个好处,即存长去短,保留长处,克服短处,名符其实的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说,我们原来政治制度的好处,一是人民意志比较统一,宏观决策快,二是分配比较平均,就业面广。缺点是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不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理顺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重点要解决好党与政府、人大、政协之间的关系,防止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或一个人手里。要研究最后达到什么目标,在我国不可能搞三权鼎立的制度,党政分开,只能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去实现。当然,一元化领导不能层层逻辑到基层,支部书记也是一元化领导。要研究过渡的办法,没有过渡办法,目标也难达到。赵紫阳的讲话,可以说是他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11月6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向书记处汇报了政改研讨小组会议的情况,得到书记处的认同。此后,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了大量工作,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期设想和近期目标。近期目标和措施大部分被吸纳到赵紫阳在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从而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开拓精神和民主政治色彩的一份政治改革宣言,报告中提出的政改方案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  

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早在1979年7月,中央就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决策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侨乡和沿海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人才和资金,发展对外贸易,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特区。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权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又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

  赵紫阳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家,他的思想如流水一般,不停地流动,不停地运转。他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事业无限热心,无限忠诚。他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尽快富裕起来,强大起来。他工作深入,作风扎实,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1987年他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他对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依据和方针政策措施作了详细论证。赵紫阳认为,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为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个战略设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是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裕,素质较高,费用也低,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区的情况。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也是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

  (二)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主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三)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销售网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主要措施是:

  1、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广东、福建两省,过去九年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成绩显著,经济搞得较活,发展速度很快。中央决定,两省继续先行一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扩大开放,对金融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房地产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及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海南岛现在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建省后将确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在的经济特区更放宽、更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2、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85年初,己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9个市49个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两片由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新增两市46县。现在准备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开放区扩大到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区。这样一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将形成有32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6千万人口的连片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给经济开放区的政策主要是:5年内进口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免征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八折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地区的开放,国家基本不增加财政、信贷、外汇负担。

  3、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几年来,我国外贸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没有触动长期存在的外贸企业吃中央"大锅饭"的弊端,没有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这是我国外贸体制一次大的带有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改革。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话,就是"统一对外"。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要把责、权、利统一起来,促进工贸、技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使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做,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专门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改革的方向对头,目标明确,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这项改革搞好。

  4、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目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现行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讨论多次,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3月4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养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为了抓紧组织实施赵紫阳提出的、党中央决定的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8日,我在上海主持召开沿海地区开放工作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的发展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另外,令人敬佩的是,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一直保持着着战争年代养成的那种艰苦朴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多次陪同赵紫阳同志到各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往往都是坐在一辆面包车上,和大家一起交谈,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从不搞假现场,从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1983年,赵紫阳、胡启立和我一起到新疆调查,在牧民帐篷里,和维族、哈萨克族的牧民亲切交谈,一起跳舞,到中午一起喝马奶、吃羊肉,各族人民十分高兴。在喀什期间,还和群众一起赶"巴扎",没有戒严,没有清场,气氛十分祥和。1986年春节,我陪赵紫阳走遍海南调查研究,到黎族同胞聚居的通什一起过节。即使出国访问,也是尽量精简人员,不讲排场,节约开支。据我所知,赵紫阳总理一九八五年出席联合国四十周年庆典,只带了少数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吃住都在我住驻纽约代表处;会见各国政要都是在联合国大厅里找个房间进行的,不住高级宾馆。时时处处保持本色,令人难忘。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赵紫阳在主政国务院期间,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躬尽粹、高度负责的精神风尚,充分显示了他的治国本领。赵紫阳治国所倚仗的不是资格,不是后台,而是才干。他的决策不是来自主观臆想,而是来自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来自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他指导工作的方针不是靠行政命令、以势压人,而是靠正确的政策,以理服人。因此人们亲切地称赵紫阳为"庶民总理"。

  实践证明,赵紫阳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他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在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大刀阔斧,纵横捭阖,有勇有谋,敢于碰硬,敢于挑战,不仅开创了人中国政局的新局面,而且以快速的步伐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轨道,制定并大力组织实施改革开放的兰图,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后,于1987年11月28日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会议在对当前工作做了研究部署后,赵作了简短讲话,要点是:1、我已辞去总理职务,人大常委会已批准李鹏同志任代总理。2、今后国务院的任务很重,李鹏同志是能胜任国务院工作的,国务院的同志要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做好工作。3、国务院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要以改革统揽全局,有些同志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移。"七五"期间一定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只有抓改革,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把握方向。不能把改革同一般工作平摆起来。4、要坚持改革,就必须有一种勇气,敢于冒点风险,及时做出决断。在改革的问题上,既不能操切从事,也不能久拖不决。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审时度势,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知难而进。

  赵的简短讲话语重心长,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他对改革的热切期望,也流露出他的某些担心。

  在赵讲完话后,万里讲了两句话,他说:"紫阳同志是有政绩的总理,合格的总理,希望后任者也像紫阳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总理。"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1987 年初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以后,有人企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机,整肃一大批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改变改革的方向。赵紫阳挺身而出,顶住了这股恶浪。他在1987年1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他说,一个中心即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二者缺一不可(上述概念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被正式上升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于正在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提出了"四个不变"和"四个不要"的方针,"四个不变" 是: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不变。"四个不要"是:不要层层点名,不要层层抓代理人,不要对经济理论中的不同意见进行批判,不要在农村反自由化。他在一月中旬召开的省长会议总结讲话时又详细阐述了这些方针,从而不仅拨正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保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具有改革意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邓胡赵时期  

  我要首先指出的是,从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开国以来真正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对内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大改善,全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称这个时期为邓、胡、赵体制的时期。所谓邓、胡、赵体制,不论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还是赵紫阳任总书记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是邓小平,他是"核心"的核心。

  根据我近十年近距离的观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作风各异,但他们政治观点一致,大思路相同,工作配合默契。胡耀邦心胸坦荡,无私无畏,擅长政治思想工作;赵紫阳为人持重厚道,光明磊落,是中国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我多次听赵紫阳对我说:"现在当总书记的人选,在六十多岁的人中,只有耀邦同志最合适。"直到1986年末,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此二人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真可谓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这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为后盾,真正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一度所向披靡,铸就了改革开放的大业。正是在这个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普及,并不断深化完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据我所知,胡、赵个人关系也十分融洽,在赵调来北京工作时,胡与赵通电话时开玩笑地说:你来北京后可要把成都的房子交了呀,不要保留两处住房哟。赵说:放心吧,谢谢您的提醒。1986年,在赵得知小平同志对胡有些看法时,他劝耀邦同志主动找小平同志谈谈,沟通思想,解除误会。胡、赵在工作上互相尊重,胡多次说过:紫阳在经济工作方面是内行,在经济工作上多由赵做主。

  顺便说一下,赵紫阳为人正派,从不拉小圈子。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四年,特别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那时,我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我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经常向他单独汇报工作,也多次陪同他去外地考察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单独请我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真乃"君子之交淡如水"。党十三大后,薄老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谈到你的问题时,紫阳从来不说话。"(我想,大概是因为都在四川工作过,为了避嫌吧)。外界传说,赵紫阳曾提名我做总理,纯属误传,没有这回事。另外,据我所知,赵紫阳另一特点是,不论人前面后,从不说别人坏话,即使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也不在背后说短论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美德。

  我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了十四年,亲身体会到赵紫阳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非凡智慧和治国才干,也亲身参与了他所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大业,所受教诲终生难忘。

  现在,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所立下的赫赫功勋,他高尚的人品、优良的作风、超人的才华将与世长存,永载史册!


——干货每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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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模式: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存在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至今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看了下面的两篇文章,我更加坚信中国模式的存在。中国模式有没有?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第一篇文章是一篇报道:《杭州将迎首条轨道交通环线 也是中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超导磁浮铁路》。报道称,项目的建成与运营,将大大提升杭州亚运会科技品牌效应,吸引亚运会后期的旅游观光,更将缓解世纪城内交通压力。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篇报道的感觉是什么。至少我能感受到的是:不同发展模式在资源的控制与使用、财富储存方式、民众福祉传递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你将这些方面与同水平发展国家进行一下对比,就更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第二篇文章,《中国制度厉害,就厉害在举国体制》,好像是一篇网文,作者应该叫老邮差。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中国模式认识最深刻的一篇。他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举国体制。所谓举国体制,简言之,是当遇到大事时,就动用国家的资源和力量来操办。如果与中国搏弈的对手是民间或个人,那么对手胜算的机会就比较小。


如果看到这里你还没懂这些话的分量,你暂且把这篇文章放在一边,想想中美贸易战的如何发生的,特朗普口口声声说的美国吃亏了意思是什么。这时候,也许你就可以理解这些话的意思。


不仅如此。仅举这两例。


最后说一句,注意,所有这些,我说的都是存在不存在,我没说好不好。这是两回事。


下面附上我在2017年写的一篇文章。


以最简单的方式谈谈中国模式


孙立平


谈论中国模式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下面我想以最简单的方式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是想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首先,存在不存在一种中国模式?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模式无非是在某件事情上一组独特的做法,这些做法有内在自洽的逻辑,在逻辑的背后有某种价值或理论的假定。只要有这三个因素,我觉得就可以称之为一种模式。


对模式解释的最基本要求:对一种模式的解说,必须能够解释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包括它的成就和问题。


中国模式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讨论:(1)价值目标:即作为模式的深层理由,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观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轻重缓急的判断,包括对说明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价值判断。(2)相应的体制:为了推进这样的一种目标,需要由一种体制来实现,这种体制会体现出价值目标的独特性。(3)特有的机制:也就是说,要有一套有关做法的独特安排。(4)运行逻辑:在该模式运行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实践中的逻辑,这种逻辑本身会成为影响其后来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面从这四个层面来看中国模式。


1、价值层面:绝对发展主义。撇开有关发展主义的复杂讨论,我们可以最简单地把发展主义理解为经济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为什么加了个"绝对"的修饰词?是为了强调为了发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个理由在当时之所以能够成立,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以此结束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确立历史性转折点;第二,通过发展经济结束由于经济长期停滞而造成的普遍贫困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第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当时的口号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在这三个因素中,都包含着对政权合法性的关切。


2、体制层面:杂糅了市场因素的举国体制。最简单地说,举国体制就是运用行政权力的力量,集中全国最主要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集中用于被认为最重要的环节与项目。举国体制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体育。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首先,必须有一种集中化的总体性权力,并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次,行政权力对经济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举国体制表现得更为纯粹。当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压抑了民间的动力。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释放出市场的因素,但这种释放要以保障权力控制力为前提。


3、机制层面: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举国体制同时也是一种动员体制。但这种动员如何实现?它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率的行政执行系统,而且这个行政执行系统能够准确按照上级的意志行事。为了做到这一点,具体的做法就是,以经济增长甚至以GDP作为各级党政主官的考核指标。对于这种考核方式,尽管体制本身也觉得有种种弊端,并多次力图扭转和改革,实际上就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为什么?因为没有了这样的考核方式,举国体制的基本机制就失效了。当然这只是机制的明的一面。这种机制还有暗的一面,即对于官员一定程度贪腐行为的容忍和默认。因为当官员意识到,发展经济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时候,无疑会产生更强的动力。


4、实践逻辑:如果仅仅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上述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是完美无缺的:假如上面有个无所不能的智者,能做出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然后集中所有重要的资源,用最高的效率实现所设定的目标,这一定是一个最优的模式。问题是,理论上的逻辑与实践中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上述的各个环节都会出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对举国体制以及所体现的中国模式的评价。大家都知道,对此存在巨大的分歧。讨论这种分歧,以及对这种模式做出总体评价,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想指出其讨论中的一个误区。评价举国体制的时候,人们总是被其极强的效率所吸引。是啊,按照一个意志,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这效率得有多高,这是一件多么吸引人的事情!如果特朗普有这么做的可能,他不想尝试一下吗?但是,请注意下面这一点。


很多事情中的效率,从不同时间段来衡量,结论会是很不一样的。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前面说过,绝对发展主义的含义之一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宁可牺牲环境也要发展经济,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不愿明言的共识。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效率会更高。但同时付出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代价也极大。于是,开始集中治理环境。在举国体制下,治理环境的效率也会很高。工厂说关就关,正常的经济活动说停就停,效率也会高于其他体制。但是,把两者放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综合来看呢?结论就会很不一样。



回顾2018和展望2019的系列音频:




2018年回顾: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一)




2018年回顾: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二)





展望2019:高度不确定性(一)



展望2019:高度不确定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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