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脑 06/13/2024
五年前，香港牵起一场回归以来最大型的示威活动，20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这条法案虽然被迫收回，但随即而来是“港区国安法”及“二十三条”立法。文艺界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也不可避免的卷入政治漩涡。就电影界来说，因应国安法生效，香港当局禁止有关对国家安全不利的影片上映，其间已有至少10部短片或电影未获上映许可，包括以失踪少女陈彦霖事件为背景的鲜浪潮短片《Time, and Time Again》、《与乱世共舞》、首部获选为台湾金马奖年度“最佳动画短片”的《暗房夜空》、《美猪肉圆》和获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时代革命》等。这场运动看似完结，但对黄嘉祺及唐佩珊这两位身在海外的90后纪录片导演而言，却是个开始。
黄嘉祺：由新闻白痴变成纪录片导演
2019年风风火火的画面沉寂下来，如今更多的是港人在机场临别依依的一幕。黄嘉祺人在英国，见证了一个港人离散大时代，并找来一个随父母移英的7岁小女孩，准备跟拍她5年的成长的点滴。
黄嘉祺这个名字对于大众可能有点陌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随即飞往英国伦敦电影学校深造，其间凭执导的《野小子》在2020年赢得香港“鲜浪潮大奖”。黄嘉祺的名字很中性，未认识她以前以为是个男孩子，相识后发现其个性更像男生，“我这短发还好吗？我自己修的；前面看来不错，但后面有点不齐”。她耸了耸肩，又说自己修剪真的节省很多，毕竟伦敦物价颇贵。她的爽直带点不修边幅，予人女校出身的感觉。细问下，她毕业于香港九龙名校嘉诺撒圣玛利书院，当年会考获28分，有4A4B，高考也有一A，是公认的高材生，可惜她对此并不骄傲：“28分真的不算高分…可能这样说很欠揍…我入中大新闻系，每个人都两、三个A…所以我28分不高分，因为新闻系的确是一班读书超厉害的人，却要来读没钱赚的科目。”
【图略】黄嘉祺执导的《野小子》在2020年赢得香港“鲜浪潮大奖”。(Christy Tse)
事实上，她早知自己不是读新闻系的材料，入学前连“泛民”、“保皇党”这些政治词汇也不晓得是甚么，可谓是个新闻白痴；只因心仪的艺术科没有取录她，而新闻系最贴近创意媒体，所以就跑到中大新闻系读书。2012年刚20岁的她与那代年轻人一样，是“被时代选中”的学生。匆匆三年的大学生涯，先发生反国教运动、毕业那年发生雨伞运动。她直言自己不会写文，但对影像拍摄有兴趣，“中大可以借器材，又有地方剪片，那时候社交媒体还没普及，所以当时政府总部发生甚么，我就去现场情况拍片，当晚立刻剪出一段精华片段…我当时Youtube频道有很多人观看，反国教那条片，连黄之锋都有转贴…哈哈哈…可能我就是第一代‘（苹果日报）动新闻’。”
三年新闻系的训练以及两年电影学知识，令她爱上以镜头表达对新闻时事的触角，而长居英国的她，当遇上了以BN(O)签证移民来英的南南一家，随即萌生一个纪录片题材：“在父母角度而言，移民对小朋友发展更好，可是南南只有七岁，她是没有选择的。究竟她的成长是怎样呢 ？或者是她这一代的人，对于那个身份认同又如何呢？”所以她跟另一拍档何旭辉，决定把南南一家的移民故事拍成纪录片，名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初步会跟进至南南12岁。
她透露，一开始南南并不喜欢讲英文，不想跟外国人做朋友，岂料3年后制作团队随南南回到香港探亲，她已明确表示香港不是我的家，并很想立刻返回英国。这个转变令黄嘉祺很感慨，“最近我都有想过这套纪录片要怎样完结， 我绝对都会问她：‘其实妳知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要妳来？’因为我想知道，当她12岁是否过着大人都以为的Better Future？”
【图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CCDF)
唐佩珊：纪录香港人的故事是我的责任
同样以镜头延续2019年反修例的故事，还有在美国多年的90后唐佩珊Kayla，她目前正跟进在英的香港难民以及地产商的人物故事。她早在15岁便到美国读高中，当时一接触相机，就被那光影下的画面所感动，“拍摄的时候望着取景器，觉得‘哇，这样很漂亮！这样打灯很漂亮 ’；又或者用这个角度去拍摄， 令我觉得表达到画面带出的故事，我就觉得很开心。”
在美国电影圈膜爬并不容易，她坦言初入行时曾经受人白眼，许多时每每在处理镜头操作，均有在场同事“监视”她，觉得她能不胜任摄影师工作。久而久之，她唯有付出加倍的努力，冀证明给别人看，她实力不比本地人逊色。她出产的纪录片作品包括《从未说过的事》和《她们》，并凭藉自传式短片《家在日落处》获2017年萨克拉曼多亚太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在超过20个国际电影节放映。由于她香港移民的身份，吸引她去涉猎其他族群的移民故事，如越战二代在美国生活的点滴，故她的作品许多时围绕离散、移民及边缘化人群的生活。不过2019年后她深深觉得自己有责任及道义去纪录香港人的故事，“我相信自己是属于那个群体的人，拍出来的角度会不一样，而这是珍贵的。现在香港的确少了一些创作空间，而我本身又是一个电影工作者， 所以我要拍摄有关香港人及其身份认同的故事；之前觉得我随时都可以拍这类题材的故事，但现在我觉得我要加紧去做，而这是我的工作范畴之一……”
【图略】唐佩珊自传式短片《家在日落处》获2017年萨克拉曼多亚太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女性导演被标签？
自BN(O)签证计划2021年推行至今，已有逾14.4万港人抵英。疫情期间Kayla无法到英国跟进受访者，她辗转找上伦敦的女导演黄嘉祺帮忙。巧合地她们两位同样是90后，同样由香港移居海外，而她们均感受到其女性身份，在近年电影圈女性主义抬头下被放大；唯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黄嘉祺认为不应以“女性视角”分析作执导作品，“我理解为甚么女性导演要强调自己， 可能因为本身行业太偏重男人，所以当遇到一班女性电影工作者就会特别高兴，好像有一点点改变，就值得庆祝。但我有时候就会很抗拒，你在庆祝同时其实在标签自己。 ”至于Kayla，她觉得可能自己多在机灯组工作，八、九成情况都只有她一名女性，而她感受到制作愈大，白人愈多；潜移默化下觉得女性与男性电影工作者在职场是有差距的。
不论如何，她们均表示拍摄与2019年有关的纪录片，是基于“人性”的视角出发。Kayla觉得，这五年内的审查制度变化太大，“可能对比中国大陆或者伊朗等地，他们可能习惯如何在受限的空间里创作。但对我们这一代电影工作者来说，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慌张的情况下，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黄嘉祺则认为纪录片有种魅力，虽然过程心力交瘁，但能与受访者建立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有时候我像个照顾者陪她（南南）玩、踢足球…我在她童年这样出现过 ，我不可以拍完纪录片后就消失 ，这很不人道。”
202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得主、《美国工厂》导演之一Steven Bognar曾经讲过：“从事纪录片工作意味着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虽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依然质疑自己、怀疑自己制作的电影是否有价值；也会因讲述信任你的人的故事而感到内疚……然而我们能从事纪录片工作难道不是非常幸运吗？”
这五年来，香港电影土壤正在急剧收窄，然而港人记录和纪录港人的种子在海外开枝散叶，幸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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