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提出來的第一個預算，總額超過6萬億美元，《華爾街日報》的評論認為，本屆政府將把美國聯邦預算的水平提升到8萬億。相對於美國經濟的規模，聯邦財政的規模將達到二戰的水平。換言之，拜登政府的預算規模，達到了只有戰時的美國才有理由達到的水平。這意味著美國已經下決心與中國開戰了嗎？聯繫到拜登另外一個重要的決定，即命令美國的情報系統在90天內對中國病毒的起源做出系統評估，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明白，美中開戰的可能性確實大大增加了。
和很多人一樣，我曾經認為拜登為了實現自己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標，會盡量推遲在疫情究責問題上與習近平的中國進行攤牌的時間，最好是把這個風險極大的難題，推給下一任總統。但現在看來，拜登有可能在今年，就在疫情究責問題上與習近平攤牌。由此提出來的問題就是，拜登做出這個重大決定背後的政治邏輯究竟是甚麼？特別是，他主要是被形勢所迫而不得不做出這個選擇，還是比較主動地做出這個後果可能非常重大的選擇？
一種比較大的可能，就是美國情報機構拿到了無法忽視的重要證據，支持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洩漏，從而令拜登別無選擇。這就是所謂「紙包不住火」的邏輯。美國畢竟是民主國家，雖然總統權力很大，但也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一手遮天。尤其是拜登的政治處境，令他幾乎沒有政治本錢來強行壓住那些支持病毒源自實驗室的有力證據。因為他若這樣做，將會給反對他的人極大的政治機會。
接下來的邏輯就是，如果病毒果然來自武漢實驗室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習近平會怎麽反應？他會承認嗎？會下台嗎？如果習近平不承認也不下台，美國該怎麽辦？我認為正是順著這個邏輯，才能理解拜登為甚麼不得不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那就是要準備與中國開戰。
當然，肯定會有另外一種分析，那就是拜登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有意升溫病毒溯源和問責。這是一種比較陰謀論的分析。強調中國威脅固然有利拜登應對美國內部分裂的現實，但拜登人為誇大中國威脅的空間其實非常有限。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某種依賴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現實，也就是說，不像當年的伊拉克，美國要人為誇大中國威脅，會觸及很多美國人和外國人的切身利益。
因此，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習近平和中國官方對待疫情溯源的反應和行為，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如果中國沒有重大罪責，中國的態度完全不合常理。中國不可理喻的態度，不僅表明中國欲蓋彌彰，而且，習近平在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時刻，毀滅香港的自由，強化對新疆的鎮壓和對台灣的恐嚇，甚至試圖「以疫謀霸」，利用美國和西方的疫情，擴張中國的勢力。這樣的行為表明，習近平沒有給自己留任何後路，也就是說，疫情真相一旦大白天下，習近平就很可能鋌而走險。美國若不做好最壞準備，是不可原諒的大錯；反過來，美國只有做好與中國全面攤牌的準備，才可能贏得國際社會聯合起來圍堵中國的信心。
而拜登的戰爭預算，是美國對中國威脅最有力的回應，因為在這個關鍵時刻，沒有實力的空話，只會讓中國更加囂張，更加以為有機可乘。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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