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马克思主义世纪形态” 终结了，却飘来一座高峰

习近平成为大外宣的主角（费加罗报图片）

七一前，党魁习近平生日之际，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对他的吹捧，达到了类似于“文革”时期吹捧毛泽东的水平。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发表他的最新发现，声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何毅亭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论述“习近平思想”，竭尽赞美、吹捧之能事，而他也论及“马克思主义”，却从未见他具体地研究和论述过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种中国特色。可以说，在中国，与“真正研究马克思的人都对中国共产党持批判态度”这一特色相应，何毅亭鲜明地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特色，即从未独立地研究和理解马克思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辅导材料哺育下茁壮成长。

这位何先生之吹捧习近平未见多少新意，对马克思学说未见具体的把握，然而他的确很用心，讲述了一个很奇葩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的故事。这故事，与现实中的马克思学说，形成了鲜明对照，应该多加注意。

何先生告诉人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可以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

然而，现实之中，马克思学说恰好在20世纪里实际终结，而到21世纪，中国共产党实际已经撇开所谓“马克思主义”，专注于它的私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凋零的“孤独一支”之奇葩，习近平尚在颂歌声中自鸣得意，真是奇哉妙哉。

■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终结了马克思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起步。他们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对现实社会，展现出他们的无情的批判精神──若在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习近平治下，这两位德国年轻人会因为这种精神而身陷囹圄，被红色警察葬送他们的人生，是为奇妙景观之一。

他们不满足于黑格尔的辨证唯心主义，下了一番改造的工夫，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并遵循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深入寻求真理的具体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定，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属性，上层建筑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他们“上升为具体”的第一步。1848年革命后，他们“退回到书房”，潜心研究经济生活，再进一步地“上升为具体”。

上升为具体，乃马克思学说的方法。与其对照，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的方法，乃脱离具体，享受抽象，如何毅亭之流，其文章通篇都是抽象得不知所云之辞。

不过，比较而言，何毅亭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描述还算靠谱，其失误在于限定了“这一学说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典型样本──西欧样本”。看来他根本不懂，马克思、恩格斯志在“为人类工作”，他们面对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研究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剩余价值规律，是他们的研究的合乎逻辑的展开。

走出了19世纪，到了考验真功夫的时候，而这位何先生，就云山雾罩地不知其所云了。

马克思学说三大组成部分，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为两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其理论或其实践，都极其复杂，却没有一大“发现”与之相应，表面看去，似乎不那么平衡。

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不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样，已经成熟到自成体系，也不象剩余价值理论那样，已经基本上有完整的框架和相当程度的理论进展。

这当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还在其初期到中期的发展之中，社会主义刚刚在孕育，它还遥远得很呢。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手上，先是走出了第一步，将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哲学与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然后是第二步，在一度赞同“不断革命”之后，依据实践检验及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检验，对其转而持否定态度。他们检讨了自己的判断错误，重新认定，是否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的是，欧洲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他们明确指出，“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

“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这一判断，是对“不断革命”的直接否定。

作家马建在柏林的行为艺术——用红旗包裹马克思。（2017年）

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判断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旋即确定为“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际进程则大为缩短。但是若干年后，又不得不承认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估计这一“初级阶段”须经历百年之久。这样的认识反复，其中充满了政治算计，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已根本不同。

不幸的是，走到这里，马克思学说三大部分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最为年轻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连半成品也算不上，而这两位德国思想家，已经耗尽了毕生心血，其生命相继走到了尽头。

这时，“不断革命”虽然被马克思、恩格斯否定，然而，马克思的态度与论述有些模糊，恩格斯更为明确，也缺乏系统论述，而在实践中，这就成为一大缺陷。

资本主义进入其长期发展的阶段，工人政党需要有其长期生存、运动、斗争的纲领。在“不断革命”旗帜下，工人政党的革命动力似乎不成问题，而否定了这面旗帜，长期的战略和灵活的策略究竟为何，其间关系如何，就是大问题。德国党的领袖考茨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理论权威。他要领导党的运作，要协助恩格斯编辑马克思的手稿──编辑《资本论》第四卷，自己也要做政治理论研究，而特别重要的是，他面对着党内挑战，即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其实，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恰恰体现着做出一种新的论述的尝试，以应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之中的社会环境。伯恩施坦修正的重点在政治方面，然而他显现出“全面修正”的架势，在哲学与经济学上也对马克思学说发起挑战。考茨基对其党内同志有所宽容，但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毫不客气，予以痛击──普列汉诺夫先战民粹主义，再战修正主义，以此两战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他在马克思学说发展中的地位。

也许让人想不到，或许也何乎逻辑，更大的挑战，乃“不断革命”卷土重来。

考茨基自己就犯了错误。他宣称，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已经“成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情况在逐渐变化，工人阶级“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经济条件则使工人阶级“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俄国的托洛茨基对这一信念大加称赞。他进一步推断，“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即使在俄国也可以“不断革命”，使其革命迅速转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一来，避开了恩格斯对“不断革命”的否定，表面上似乎也赞成恩格斯所重申的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但是，他们对“经济发展的状况”未做系统论述，实际上是适应政治的需要，将“经济发展的状况”做了简单化的解释。

对“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做了一番研究的列宁，与复兴“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搁置分歧，携手合作，发动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引导苏俄向一党专政发展。

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而，他在其“政治遗嘱”中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作为他最后的理论贡献。

列宁对马克思学说可谓造诣深厚，其著述对马克思学说有其贡献。他在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这意味着他不会赞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已是他的政敌，但他仍然推崇其理论造诣。他告诉年轻党员，“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但是，列宁在政治进程中倾向于“不断革命”，为夺取政权、保持政权而诉诸暴力并排斥议会民主，进而限制乃至取消其它政党的生存空间。这样一路滑下去，走向一党专政就难以逆转。

列宁试图以“通常的历史顺序”可以变化来为自己辩护，认为俄国人可以先建立工农政权，再建设工商业文明，但是，缺乏文明约束的政权之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列宁警告布尔什维克党，“尽量少卖弄聪明，尽量少耍花样”，政策要“适合最普通农民的水平”，社会发展须经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尽管他对斯大林暴政的前景感到绝望，在“最后的斗争”中试图以“政治遗嘱”对斯大林有所约束，然而，终究大势已去，无法阻挡新型的东方专制在红色外衣下复兴。

在20世纪，考茨基难以把握工人政党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的生存与变化，也难以引导马克思学说的发展，普列汉诺夫是出色的理论家，却不是有力的政治家，难免遭遇政治失败，而列宁，他已走入歧途，实际上他最先败在斯大林手上。何毅亭所谓“20世纪马克思主义”，撇开了欧洲人对抗“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开端是列宁主义，而它是这个样子，其余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在列宁主义出现──“列宁主义”出现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之中，就已经表明，它与马克思学说根本是两回事了──而西欧社会民主力量在一次大战之际分裂、消散，那么，尽管其理论研究还时有表现，还在持续，然而，马克思学说实际已经终结。何毅亭所谓“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样本──苏俄和中国”，更是一个大笑话，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何先生竟然完全觉不出其中的可笑，真是可怜。

■“理论”沦为权力奴仆

马克思学说在20世纪终结，其间，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即理论与政治、理论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是思想家、理论家，也可以说他们是革命家，但他们不是政治家。他们担任过政治职务，这却不尽合他们的本性。时间一长，他们就试图摆脱这些职务及其事务，去做他们心爱的研究工作。

他们逐渐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对工人政党的领袖们保持着理论权威的身份。他们对实际运作有意见时，会写信表达，会写文章批评，甚至写出《哥达纲领批判》那样带有强烈批评性质的批注文章，而其最后的结束的话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此话源于《旧约全书·以西结书》，它清楚地表明，提出这个批评的人乃尽自己的责任，并非以权力制约政治领袖。若以习近平“新时代”党政治的规矩来定性，这应该算是一百多年前的“妄议中央”了。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可以说都是理论家，也都是政治家。普列汉诺夫资格老，是长辈，与恩格斯有过交往。列宁对他作为理论家保持着敬意，但作为政治家，就毫不客气了。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等人对于政党，其观念较接近欧洲，而列宁要的是适应俄国环境的政党，这样的党以严格、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为特色，著名的“党章第一条”争议为关键一役，后来概括为所谓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新型政党发展起来，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人们就渐渐失势，成为“孟什维克”（俄文意为少数派）党人。

到发动“十月革命”之际，普列汉诺夫在布尔什维克之外提出批评意见，斯大林等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消极对待，程度不同地都依据传统马克思学说，却都难以阻止列宁、托洛茨基的行动。

托洛茨基手握作为“十月革命”实际理论依据的“不断革命”论，身为“十月革命”元勋，并抢先树起“列宁主义”大旗，其理论的政治的优势比斯大林大得多，且有列宁“政治遗嘱”里对斯大林职务安排的意见为武器，却还是斗不过擅长于耍花样的对手。斯大林与“右派”理论家布哈林联手，击败了托洛茨基，他再反过手来打击“右派”，击败布哈林，并反复血洗苏共，直到追随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完全毁灭。

到了中国共产党这里，情况更为明朗。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中共，作为其支部，在中国为苏联利益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本土的政治家要有所作为，须另辟蹊径。杰出的军事家朱德，在南昌起义后率领起义残部闯出一片天地。与毛泽东汇合后，后者慧眼识英雄，与朱德保持长期合作，逐渐将中共掌握在自己手中。“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利用“理论家”刘少奇对付理论素养明显较高的“国际派”王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以及后来任用陈伯达、胡乔木之类，都是以“理论家”为工具为棍棒，击败政敌而已，而“理论”权威归于党魁则逐渐成为中共的传统。

到了这种“理论”沦为权力之奴仆的地步，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纪形态”之无耻包装，开始浮现。

其首创，据说是毛泽东。据说，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已经显露出与马克思学说相悖之处：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没几年，即以国家权力推动“社会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不断革命”的中国版本。它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预见完全不同。这种经过“改造”而来的社会，不是无阶级、不存在对抗性社会矛盾的和谐社会，相反，它是一种新型阶级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呈现对抗性质。在这里，国家不能消亡，相反，还须强化国家机器，进而成为警察国家，当然少不了压制公民权利，更须周期性地发动“革命”以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即所谓“继续革命”。

以何毅亭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样本”，而马克思学说，毫无疑问，将其认定为新型的专制社会，实为一党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无从谈起。

何毅亭之流的悲哀就在于，他们偏要大肆谈论他们实在弄不懂的学问，还竭力摆出一派行家里手姿态，而这位副校长先生，甚至还抖出一套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纪形态”花样，不禁让人感叹，今日之“万户侯”也忙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是，那表象之下，已迹近“粪土”。

■前后两个三十年，中间夹一个十年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从社会基本矛盾分析，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到“文革”式大规模群众运动，其称之为理论，还不是全无道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从未自诩为“理论家”，所谓邓小平“理论”，乃后人为续“家谱”而精心包装，而江胡之辈，也多少有些自知之明。

习近平的皇帝新装

习近平则不同。他生性喜欢“卖弄聪明”，喜欢“耍花样”，而他尽管号称读书万卷，他的“理论”却要靠智囊为他构思谋划再加润色包装，却乐见人们吹捧，乐见拍马屁，乐见对他个人崇拜，而吹牛拍马之风愈演愈烈，实际距离马克思学说更远。

依照何毅亭的看法，“人类最伟大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完全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完全有理由冠名‘世纪’的称号，称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切似乎都很美妙，却显现出最为关键的欠缺──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样本”，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其依据，并非这里的生产力最发达，其生产力性质最为先进，而只是，这里有世界上所剩无几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一制度，是在经历了惨痛失败之后，近数十年来依靠引入市场化、对外部世界开放，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才显现出活力。

现代的生产力性质，其特征是开放，创新，非垄断、非歧视性，而中共操纵经济的方向，完全相反：要求别人对它开放，它对别人尽量不开放；它为创新性不足而焦虑，解决办法是不择手段地强取豪夺，美其名曰“市场换技术”，再就是或骗取或偷盗，其“创新”反倒是集中表现于这些无耻无赖行径；它依恃权力，垄断力极强、歧视性极强，无论自己的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都身受其害。这样一种状态，不是生产力的自然表现，而是强化权力控制的扭曲状态，它依靠的是一党专政，依靠的是市场垄断，依靠的是不平等状态，其中哪里有半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实际是最为恶劣的一种专制帝国的形态。

无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专制帝国，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希特勒与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心有灵犀一点通。

习近平一上来就声称，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个话，点出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一党专政体制不变，有其道理，但是回避后三十年实际对前三十年的否定意义，表明了习近平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改革开放的本质。不过，前后两个三十年，似乎简单了些，尤其是后三十年里经历了大变化，笼统视为三十年，未免湮灭了其中的奥妙之处。

逐渐地，时间拉长为七十年，这样，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即前后两个三十年，中间夹着一个改革开放的十年。

这十年，因为开端为“文革”失败，社会上下都有彷徨之感，左右都在探索之中，涌现过“北京之春”，也不时有寒流漫天而来。终究因为政治局面未能突破，改革停滞激起的民主运动更为彻底地淹没在军事政变及血腥镇压之中。由此，后三十年形成往回走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在近十年里加速强化而成为潮流。

中共接受市场经济，本可以成为一大进步，但在一党专政之下，以市场化滋养一党专政的效应更为强势，而市场化对专制社会的改造，反而受到强大制约。于是，中国呈现向专制帝国发展的势头，而非发展为民主国家──这一何毅亭所推崇的“世界上最精彩的故事”，其实倒是令人担心，中国共产党正在引导着中国再度走向失去“球籍”的境地。

以马克思学说的观念来看，这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核心信念，被中国共产党所否定，表现为21世纪一股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的逆流。

——《光》传媒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