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导言

本文选自《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魏海生、艾平／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12月。

　　1966年春天的中国，看上去象是一个稳定、严整、举国一致的国家，其领导是在长征、抗战和内战中结下同志情谊的一群人。他们进行了一革命，然后又大胆地担负起改造一个由6亿人民组成的社会的职责。他们借以统治和革旧布新的工具，是世界上可能最有效力和活力的共产党；在这个党的背后，是一支拥有25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原文如此）。然而除了西藏这个极为特殊的例子，他们从不需要解放军采取大规模行动来支持自己的文人政杖。 
　　不出几个月，这个宁静、和谐为景象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在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排重炮已经轰响。1966年6月，第一批高级牺牲者被公开撤销职务。8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又一次重大调整。会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狂热的群众集会，其间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对毛的崇拜愈演愈烈，而他以前的战友似乎注定要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共产党这架机器完全瘫痪了。党的地方领导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押着他们的是涉世未深的红卫兵，这些人从毛的令人激动的"造反有理"的指示中汲取力量。一直是党的卫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却接到命令要去支持摧残党的人。只有当取胜了的红卫兵们陷入你死我活的武斗时，军队才被用于恢复秩序。经过"文化大革命"，军队成了唯一具有实际权力的全国性组织。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使毛最为珍视的某些原则遭到否定：他一贯坚持共产党领导一切，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使党的干部心灰意懒，在群众眼里威信扫地——显然，党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毛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然而"文化大命"后在新的党的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军人，毛曾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感到惋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本人却被变成了神；毛一贯主张"治病救人"，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笔一挥就清洗了许多同事，随之葬送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做法。 
　　毛不可能精确地预见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任何后果，但是他所走上的那条路所具有的危险性，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他为使中国的政体成为1966年春天那样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那么他为什么要毁掉它再来重建？本书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解释是：这是一场长期斗争的两条路线的决战，是毛的正确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和接班人刘少奇所坚持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决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这一所谓长期斗争的说法，其根据就是红卫兵出的小报上经过选择而刊登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为了赞扬毛，有时是为了诋毁刘或他的所谓支持者。然而认真研究一下事实就会发现，毛和刘的立场都并非始终如一，他们也并非总是对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些岁月里，中国领导人在关键问题上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使用"两条路线"这样的说法，意味着涉及的问题极端重大。在很多方面也的确如此。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应该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对"文化大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问题。同时，正如涉及到有关人的问题时所一贯会发生的那样，这里面也有关于权力和地位的积怨。 
　　本书并不准备提供一部1956至1965年间中国的完整历史，而是试图检验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和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悲剧。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曾将其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革命。经过15年之久的挫折和失败——这主要是共产国际干涉的结果——他们聚集到了毛的周围，而这也就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他们也犯过新的错误，遭受过新的挫折。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意志坚强，充满自信，特别是他们始终团结一致。要想衡量这种团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只消看看那些独立后领导人未能继续保持团结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就够了，在这方面人们立刻就会想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缅甸。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似乎朝着同一条路走去。延安的"圆桌"被抛弃了，一整代领导人消失了。他们并没有象斯大林的受害者那样走向死亡，但他们受到的斥责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当中犯的错误，还有涉及他们整个生涯的活动。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被否定，毕生尽心尽力的工作被一笔抹杀。 
　　鉴于"文化大革命"涉及到一些个人，我在本书的适宜位置简要叙述了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的特点，以便于解释他们在那些关键岁月中的行为。很遗憾，能够据以作出这种评价的可靠材料寥寥无几。有三位领寻人在当时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因此我觉得最好在开始叙述之前先对他们描述一番。他们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习的打击目标；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后的动荡的幸存者。

　　在这三个人当中，毛的特点从很多方而来说是最容易描述的。他以埃德加·斯诺为媒介为世界提供了一部自传。他著述甚丰，经常发表讲话，还是一些研究报告和回忆文章的对象。所有这些材料都以一定的可靠性揭示出他的个性的某些方面。他的许多个性都同他出身农民家庭有关：朴实而又机敏；诙谐和举止之中表现出的粗俗；偏爱直言直语，生活朴素。他在政治上的反对者承认他有魅力，特别是在他置身于一小群人当中时尤为如此；他的崇拜者也不隐瞒他被激怒时脾气很大。他博览群书，似乎乐于在听众面前显示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然而他决不是个书呆子，而且毕生喜好艰苦的体育锻炼。他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欣赏武功的诗人。他对自己的看法，中年时是一个英雄天子，七十几岁时则成了孔夫子式的教师。也许他最为重要的智力特点，是正确"分析与他同时期的人的普遍经验"。但无论何时，他最强有力的品质却是自信。这一点，再加上恒心，支持他渡过了失败和撤退的关头。 
　　以上看法可能是普遍公认的。然而他个性中相互矛盾的方面却给研究者带来一些困难。这些矛盾的方面使他在本书所研究的这段历史的不同时期采取完全不同的改策。毛自己关于理想政治局面的公式充分体现了这些矛盾，这一公式是他在1957年夏天第一次提出，12年后又被写入新党章的。毛说他的目标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而。但在本卷所叙述的前两个年头中，毛更强调的是这"六有局而"中每一对"有"的后一个方面。很有意义的是，这一公式开始的提法是把民主和自由放在前面的，可最后定稿时却把重点颠倒过来，这标志着毛在1957年下半年认为需要的是更多的纪律。 
　　这些矛盾也影响到毛同他的同事的关系。1939年斯大林60岁生日时，毛曾讲到他认为坚强的个人领导是重要的：

　　革命阵线与反革命的两个阵线，都要有一个做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

　　这段话同刘少奇所坚持的看法形成鲜明对照，即：毛虽然是全党的领袖，"他也要服从党"。但是也要把毛的理论同他的实践作个比较。有证据表明，他要求拥有发表纲领性声明的权力，但他并不要求绝对服从。邓小平1957年告诉青年团的干部，"毛主席从未说过他不会犯错误。"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在60年代，毛对此越来越恼火。然而最开始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却是他自己的民主领导作风。 
　　毛可能一直都在试图对他的矛盾的目标的两个方面给以同等的重视，但却从未成功过。本书下面部分所描述的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毛，是有变化的，他的政策变化不仅反映了他个性当中的不同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变化着的国内国际环境所做出的反应。 
　　在本书所研究的所有主要人物中，刘少奇是最无色彩的，个声名显赫却毫不引人注目的人。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北京的首脑彭真那样的领导人，即使在毛的身旁，也能显出自己是强有力的人物，而刘则显得含蓄得近乎羞涩，谦虚得黯然失色。也许他受了过多的"组织高于个人"的训练，以至他的个性也在其间殒灭了。当他23～24岁的时候，一度曾是他的上级的张国焘〈他在30年代围绕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败在毛的手下）第一次遇到他，张评论说，年轻的共产党人大多情绪激昂，充满热情，而刘"很少显得激动"。张对刘的概括是："有些书生气，深沉，少言寡语，但显然坚韧不拨"；从气质上讲不以苦乐为意；他一步步升上去"不是由于显而易见的才干，而是靠工作上切切实实的努力"。刘对待工作和个人生涯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众多攻击，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在1957年对一群学生解释说，"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要准备好长期从事艰苦、无私的工作，而最终就可能会得到承认和报偿。显然他想到自己的经历，正如有一次他向自己的儿子宣讲这一哲学时所吐露的：

　　你要成名成家，那你就得埋头苦干，不要先想出名，越想出名就越出不了名，你不想出名，倒出了名。这就是马列主义辩证法……我干革命根本就没想到当国家主席，现在不是当上了，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了。

　　刘最重要的特点显然是专注。锲而不舍的态度使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物登上了顶峰。然而他的显赫是受之无愧的，他有相当的才干。一位印度驻华大使对埃德加·斯诺说：

　　一开始刘少奇给人一种平庸的肤浅印象。五分钟的交谈就反映出他的思维逻辑性极强，善于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并作出简单然而却是有力的和透彻的回答。

　　刘曾长期在城市和工人中间工作，主要是在敌占区。他显露出并发展了组织工作的才干，这种才干就连政治上的对手也不能不承认。毫无疑问，40年代初，毛在希望按自己的意图整顿中国共产党时，他之所以选择刘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刘的才干是一个重要原因。刘对毛有用，还因为刘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6个月期间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规培训，这使他在反对毛当时的主要对手——他们也在莫斯科受过训——时成为毛的有力同盟者。也许在外人看来，刘少奇论党、党内斗争和党员修养的主要著作显得冗长、啰嗦，充满"散漫、零乱的句子"，"对材料的组织过于讲究，而思路却不时显得杂乱"，然而这著作却使他具有了理论家的独立地位。在6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中间流行一种说法："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 
　　不管刘少奇可能多么谦虚——他的一个敬仰者宣称，刘不同意出版自己的文集，至少是在毛还在世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功绩似乎还是了如指掌的。人们感到，他对机遇和个性使得党的领导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刘知道他对毛的支持是使毛得以巩固自己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也可能会使那忿忿不平的心绪变得更为复杂。有件事很明显，就是刘并不急于赞扬毛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他似乎也不同意毛使用"主席"的头衔。1942年他对一些同事说："主席是什么？我从未听到苏联有人称列宁为'列宁主席'！"他还坚持说："中国的斯大林尚未出现！"即使在刘开始颂扬毛是领袖和理论家——这可能是对让他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回报——以后，他也没有把毛奉为斯大林式的偶像。1947年，刘在一次会议上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都没有。如果有人要充作这样的领导者，那他就是猪鼻子插葱——装象。

　　正如一名学者所说的，即使刘由于看到毛的身上有着必不可少的远见卓识、领袖魅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心，接受毛为领袖，他也肯定"把自己看成能够洞察细节和能够从事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的人，而没有这种能力，毛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无法实现。因此，他接受了作为毛的助手的地位，但却显然无意将自己的批评能力束之高阁。"．这些能力他一直保持着，甚至在他遭受贬黜之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待材料，是摆事实讲道理地回答对他的指控，而不是卑躬屈膝的自我貶损。这些材料表明，他在逆境中保持着勇气和从容的尊严。 
　　周恩来已连续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达45年以上。在共产党内担任要职的这一纪录，没有任何人能与之相比，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包括毛和斯大林在内。在革命的岁月中，他在所有重要事件上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唯一的例外是他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时他在国外。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他一直是总理，这使他成为本世纪所有重要国家中担任政府首脑一职时间最长的人。的确，他身居高位如此之久，以致于他的地位似乎成为不可取代的了。 
　　周成功的秘诀似乎很简单：他把无与伦比的能力、无与伦比的魅力和无与伦比的精力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最为动荡的阶段，他已70高龄，却能几乎几天几夜不睡觉。然而周在同毛共事的38年间，他之所以一直处于显赫地位，恐怕在于他同毛的关系，至少同他的各种条件同样重要。 
　　周同毛之间的密切联系可能是在长征途中建立的。在江西苏区，周曾取代毛负责军事，尽管苏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毛创建的。当事实证明国民党的围剿难以粉碎时，据说是周下达了开始长征的命令。 
　　1935年1月，夺路而逃的共产党部队在贵州省的遵义做了短暂的停留，并在该地举行了一次最高级会议，批判了那些在军事上犯了错误，致使蒋介石得以把共产党人赶出江西苏区的人。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周做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可能还提出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结果，毛接过了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了周，让他担任副主席。担任新职后，周似乎继续履行迄今负责的一切职能。也许正是周甘愿在毛手下任职而不抱积怨这一点首先向毛表明：他找到了一个完全忠实的下手。 
　　这段插曲也表明周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既是要幸免于难，也是要尽心尽办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并且不允许自己由于考虑"面子"而停止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 
　　在毛、周的关系上还有一个谜。共产党取胜前，周曾多次证明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者，但在取得政权后，特别是在本书论及的年代里，他几乎总是与对内和对外的温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他同毛更有节制的那一面，或者——接"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衡量——不那么"毛主义"的那一面相处得更好。 
　　在政策问题上，周的立场基本上是温和的，原因之一大概可以从他个性中一个非常明显的方面找到。毛如同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是个有点孤独的人物，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就连最亲密的支持者也并不总能理解他。刘尽管在党的机构中有一批圈子不大的支持者，但看上去也象是个形影孤单的人，而周恩来则显然是在同他人相处时如鱼得水的人，不管这种接触中感情的成份多么少。即使是1958年周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以后，他仍然会见大批外国代表团——从外交角度考虑，其中不少人并不重要，而需要他处理的其他事情又无疑很多。自从学生时代起，周就作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崭露头角。他驾驭他人的忠诚靠的是他个人的品格而不是远见卓识——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未试图为自己确立"理论家"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他是一个精于此道的谈判能手。然而谈判，或者调解，要求当事人乐于做交易，而周在原则上的坚定立场总是允许在方式上保持最大的灵活性，即外柔内刚。 
　　一个善于同人打交道的人必须会做出妥协，而周操纵他人的才干同他往往偏爱温和政策的习惯似乎有密切的联系。即使周的这种偏爱有时使他同毛产生分歧，毛显然仍旧感到周会顺从他的指示，哪怕是在他们两人的看法格格不入的时候。忠诚加上能力，这就是周处于今天的毛－周两头政治之中的原因。

　　正是在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的事件——中国完成集体化，苏联召开苏共二十大——从而为一系列明显地——如果不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过程做了准备。 
　　在毛看来，集体化是巩固共产党政权的最后步骤，当集体化的完成已经在望时，他宣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中国的两个经济"跃进"中的第一个。在后来的5年中，毛和他的同事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试图取得经济上的大突破上。当"大跃进"在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1959～1961）中的1960年带着怨声和隐泣结束时，它已在最高层中引起了一场争论，并将导致对发展战略的重新估价。其结果是毛同他的许多同事分属意见相左的两方。此外，争论还使毛在党内的权威受到相当打击，并增加了他的疑心。 
　　乍一看，毛在这一点上的怃虑似乎有些奇怪。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他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处于独一无二无懈可击的地位。对他加以斥责，败坏他的声誉，而又不危及共产主义革命本身，那是决然做不到的。然而早在1956年，当非斯大林化刚刚开始时，毛似乎就已经开始担心了。尽管非毛化不大可能发生，但他的某些同事可能乐于利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攻击斯大林的机会来削弱他的地位。由于毛自己曾决定，为了防止斯大林死后在俄国发生的那种拜占庭式的争斗在中国出现，他要逐步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这使得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这里人们又可以察觉毛身上的矛盾：他让出杖力的意愿，被他对那些对权力过于热衷的同事的怨恨所抵消。在本书论及的这10年中，这种怨恨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成了促成"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共二十大还在中国引起了其他重要反响。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当年晚些时候在匈牙利随之发生的暴乱，在毛的心底提出了共产党同统治下的人民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应该怎样治理中国？这就是毛在1957年面对刘少奇、彭真和其他党的官员的坚决反对时，力图通过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毛当时改变了初衷，但是在60年代中，当他越来越对苏联选择的方向感到担心时，问题显得更为紧迫了。 
　　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以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新教义，使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能力以及他们将把共产主义集团引向何方的问题产生了忧虑。1959年，这种忧虑由于赫鲁哓夫似乎准备同美国达成妥协而进一步增长了。从1960年起，中国开始斥责苏联要向帝国主义妥协的意愿，但是这种责难并没有使苏联领导人清醒过来。于是毛开始重新全面考察苏联社会，力图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俄国人偏离了他所谓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在50年代初期，中国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大跃进"时期，中国抛弃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到60年代中期，毛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完成了。他认定，必须防止中国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必须对党和国家进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为中国设计一条不同道路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代表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毕生思考和努力的高峰。但在毛头脑里，正是1956年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导致他开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

—— 书时光 ICBlessed is the One Reading   I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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