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和奇葩政策限制人們自由進城，限制經濟發展自有規律與潮流的大城市化。
為什麼我的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從沒想到中國有那麼多的大傻逼。
寫了專欄文章《網絡只會使人口越來越集中》。發在微博上以後，有人評論：「使人集中的恐怕主要是權力影響下社會資源更多投放於大城市而帶來更多機會。」這是一個明顯顛倒事實的刻板成見，我當即回應：「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把大量行政性調拔資源投放到無效的中小城市、農村、西部、東北的。」又有人跟：「領導思維跟學者思維是有差異的，學者負責收集整理、分析匯總，領導在學者專業的基礎上綜合其他各種因素全盤考慮，所以，在西部及其他地區加大投入一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平衡也是戰略。」
我說：「你就直說領導永遠是正確的得了，何苦繞這大彎。領導有全局思維，領導高瞻遠矚，領導愛民如一人。」伊說：「老師說得對，沒有人懷疑老師專業上的造詣，只是每個政策的出台，一定是有他們的道理，我們可以試著去理解，而不是直接一棒子敲死。」我說：「胡說八道。明明跟老百姓用腳投票的路徑相反。根本就是知識結構太差，而且不尊重公民權利所致。北京不讓外地孩子上學，家長都自焚。如果他們是在順著潮流的基礎上做扶貧工作，我信你這一套。如果他們分明是逆著歷史潮流而動呢？比如，就地城鎮化，比如，嚴厲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人口的自由流動難道不是比扶貧更能解決發展問題？」
一個人的行為方式不由其理念和信仰決定，而由其學習養成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決定。中國向來是文人治國。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有空洞的理想，卻無系統的建樹。既不是文學家，藝術家，也不是在自己的領域和行業有獨立建樹的專家，而是百科全書狗皮膏藥。表面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宛如百科全書，卻無一解決具體問題之系統性真知。而中國的智囊表面上頂著專家的名號，起的作用其實是用專業術語包裝領導意志，讓領導顯得更有學問而已。
但就在如此不堪的情境下，中國社會充斥著「領導總是對的」、「領導總是更高明」、「不高明怎麼能當領導」諸如此類潛意識裏已經深入骨髓的奴才思維。
又有人說：「如果中國真的99%人口集中到北上廣深，會發生什麼？當權的沒學者那麼傻。」我說：「地命海心（地溝油的命，中南海的心）。有本事跟著領導指引的城鎮化和『一體化』方向去投資，包你虧得褲衩不留。」
此處終有另一種聲音響起：「如果中國真的99%人口集中到北上廣深，中國比發達國家還發達！一定是山清水秀草長鶯飛，空氣清新，糧食豐足，全是綠色食品！」
「鼓勵、支持貧困人口自由遷徙是最好的扶貧，有些貧困人口沒有去過大城市，觀念落後。去大城市走一圈，不用你扶貧，自己就知道怎麼做。」
「扶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人弄到城市裏。就算做苦力，一個月兩三千，一年近三萬，脫貧。如果大人不行，就扶小孩。免費他們職業教育，三年見成果。畢業後兩年工資四千起。」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則異常悲慘的消息已經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兩天：
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發生一起人倫慘案。該村裏一位年僅28歲、「平日性格溫和開朗」的80後母親楊改蘭逼迫4個孩子喝下毒藥後，自己也服毒自殺身亡。她說要把孩子們都帶走，一個也不留！這要多大的絕望才能下得了如此狠心！上門女婿從6公里外打小工的鎮上回來，料理完妻女後事後，再次在家附近的小樹林裏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僅剩下52歲的父親和70歲的奶奶母子兩人。
報道直接指向了當事家庭異常的貧困和沒有低保：「進入這個不日前發生極端變故的家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異常的貧窮和難以言說的破敗。院落三間房屋全部已經成為危房，其中供老人起居的房屋已經有52年的歷程，住人和廚房混用。楊改蘭生前居住的房屋同樣異常破敗，很難想像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4個孩子在10平米左右的房屋裏如何活動。而院落的另一間危房裏，拴著一頭豬。門外拴著的3頭牛成為這個8口之家最值錢的家當。
「『他們家裏實在困難，孩子們連穿的衣服都沒有，冬天炕上不下來，夏天不穿衣服跑來跑去，三年前他們家還是有低保的，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幾年村上和鎮上把低保取消了。』有村民們這樣說，『也有人說他們家被取消低保的原因是有三頭牛，可是兩頭牛主要是耕地的勞力，另一頭牛崽子還沒長大，這些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是沒有辦法變現的。』」報道沒有提到楊改蘭的母親，我只能猜測：也許早已經因為不堪沒有盡頭的貧窮，或者改嫁遠走他鄉，或者早已不在人世。
一些評論文章把導致慘劇的原因指向了「精準扶貧」，認為地方政府扶貧不力。但憑心而論，像甘肅、貴州這樣中國廣大西部「普遍貧困」的地區，地方幹部掌握的那點可憐資源，可不是像幾十、幾百億元眼睛都不眨地向非洲等窮國大撒幣一樣「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三頭牛、一頭豬對於一個極度貧困的地區來說，可能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
就算甘肅能夠出100個像潘石屹這樣的百億富翁（潘石屹是甘肅天水人，發達後沒少在故鄉扶貧助弱），這些富翁傾其所有全部都拿出來捐給甘肅的扶貧事業，共1萬億，全省總人口為2763.65萬人，人均只有3.6萬元。不要說解決不了世世代代的貧窮問題，就是一代人也支撐不了幾年日子。而楊改蘭家裏的三頭牛一頭豬，牽到東部農村來也能值個兩三萬元。
百度百科了一下「甘肅」，顯示「全省總人口為2763.65萬人，常住人口2553.9萬人」。也就是淨流出人口只有7.6%。這個數字在我的解讀就是：異常地封閉，在大城市化的背景下，此地流出人口比例異常地小。
這和當地人的視野有關，更和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時代知識分子和決策者的視野和胸懷有關（視野決定胸懷）。從近百年前晏陽初梁漱溟們的鄉村建設運動，到今天的新農村建設和就地城鎮化，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我們一直希望老百姓「就地」解決問題。甚至於從1958年開始，用戶籍強制手段嚴厲限制公民向城市自由流動！到了今天，北京等超級大城市更是史無前例，無所不用其極地用盡各種行政手段，拆市場，拆學校，禁群租，以業趕人，以房趕人，以學趕人。
在這種觀念和時代大背景下，期望知識分子和官員能夠高瞻遠矚地指引生在異常落後封閉的鄉野居民，打開視野和胸懷，離開世世代代不宜居、要人命的荒郊野嶺，奔向富裕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簡直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白日夢！
楊改蘭一家要是在北京，在大城市，哪怕是拾荒，哪怕是要飯，也比甘肅那個一眼望不到邊的荒涼、世代貧窮與絕望要強千百倍啊！
可是，我們的戶籍制度和今天變本加厲的各種奇葩政策，卻在不斷地限制人們自由進城，尤其是限制符合城市化和經濟發展自有規律與潮流的大城市化！這是對人類種下的大惡，造下的大孽，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奴才思維，卻仍然「地命海心」地替決策者著想：這一切定有原因，他們肯定比老百姓想得更周全！
你替他們想，他們替你想了嗎？
西湖的歌舞可以無止無休，杭州的菜單可以是絲綢做的，餐具也可以是專門訂制的。這些都跟普通百姓無關。但是，楊改蘭們的腳應該是自由的，她們的目光裏，不應該只有一代一代、年復一年的荒涼與絕望，而應該有閃爍著希望與未來的——城市之光！
寫了專欄文章《網絡只會使人口越來越集中》。發在微博上以後，有人評論：「使人集中的恐怕主要是權力影響下社會資源更多投放於大城市而帶來更多機會。」這是一個明顯顛倒事實的刻板成見，我當即回應：「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把大量行政性調拔資源投放到無效的中小城市、農村、西部、東北的。」又有人跟：「領導思維跟學者思維是有差異的，學者負責收集整理、分析匯總，領導在學者專業的基礎上綜合其他各種因素全盤考慮，所以，在西部及其他地區加大投入一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平衡也是戰略。」
我說：「你就直說領導永遠是正確的得了，何苦繞這大彎。領導有全局思維，領導高瞻遠矚，領導愛民如一人。」伊說：「老師說得對，沒有人懷疑老師專業上的造詣，只是每個政策的出台，一定是有他們的道理，我們可以試著去理解，而不是直接一棒子敲死。」我說：「胡說八道。明明跟老百姓用腳投票的路徑相反。根本就是知識結構太差，而且不尊重公民權利所致。北京不讓外地孩子上學，家長都自焚。如果他們是在順著潮流的基礎上做扶貧工作，我信你這一套。如果他們分明是逆著歷史潮流而動呢？比如，就地城鎮化，比如，嚴厲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人口的自由流動難道不是比扶貧更能解決發展問題？」
一個人的行為方式不由其理念和信仰決定，而由其學習養成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決定。中國向來是文人治國。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有空洞的理想，卻無系統的建樹。既不是文學家，藝術家，也不是在自己的領域和行業有獨立建樹的專家，而是百科全書狗皮膏藥。表面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宛如百科全書，卻無一解決具體問題之系統性真知。而中國的智囊表面上頂著專家的名號，起的作用其實是用專業術語包裝領導意志，讓領導顯得更有學問而已。
但就在如此不堪的情境下，中國社會充斥著「領導總是對的」、「領導總是更高明」、「不高明怎麼能當領導」諸如此類潛意識裏已經深入骨髓的奴才思維。
又有人說：「如果中國真的99%人口集中到北上廣深，會發生什麼？當權的沒學者那麼傻。」我說：「地命海心（地溝油的命，中南海的心）。有本事跟著領導指引的城鎮化和『一體化』方向去投資，包你虧得褲衩不留。」
此處終有另一種聲音響起：「如果中國真的99%人口集中到北上廣深，中國比發達國家還發達！一定是山清水秀草長鶯飛，空氣清新，糧食豐足，全是綠色食品！」
「鼓勵、支持貧困人口自由遷徙是最好的扶貧，有些貧困人口沒有去過大城市，觀念落後。去大城市走一圈，不用你扶貧，自己就知道怎麼做。」
「扶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人弄到城市裏。就算做苦力，一個月兩三千，一年近三萬，脫貧。如果大人不行，就扶小孩。免費他們職業教育，三年見成果。畢業後兩年工資四千起。」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則異常悲慘的消息已經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兩天：
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發生一起人倫慘案。該村裏一位年僅28歲、「平日性格溫和開朗」的80後母親楊改蘭逼迫4個孩子喝下毒藥後，自己也服毒自殺身亡。她說要把孩子們都帶走，一個也不留！這要多大的絕望才能下得了如此狠心！上門女婿從6公里外打小工的鎮上回來，料理完妻女後事後，再次在家附近的小樹林裏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僅剩下52歲的父親和70歲的奶奶母子兩人。
報道直接指向了當事家庭異常的貧困和沒有低保：「進入這個不日前發生極端變故的家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異常的貧窮和難以言說的破敗。院落三間房屋全部已經成為危房，其中供老人起居的房屋已經有52年的歷程，住人和廚房混用。楊改蘭生前居住的房屋同樣異常破敗，很難想像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4個孩子在10平米左右的房屋裏如何活動。而院落的另一間危房裏，拴著一頭豬。門外拴著的3頭牛成為這個8口之家最值錢的家當。
「『他們家裏實在困難，孩子們連穿的衣服都沒有，冬天炕上不下來，夏天不穿衣服跑來跑去，三年前他們家還是有低保的，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這幾年村上和鎮上把低保取消了。』有村民們這樣說，『也有人說他們家被取消低保的原因是有三頭牛，可是兩頭牛主要是耕地的勞力，另一頭牛崽子還沒長大，這些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是沒有辦法變現的。』」報道沒有提到楊改蘭的母親，我只能猜測：也許早已經因為不堪沒有盡頭的貧窮，或者改嫁遠走他鄉，或者早已不在人世。
一些評論文章把導致慘劇的原因指向了「精準扶貧」，認為地方政府扶貧不力。但憑心而論，像甘肅、貴州這樣中國廣大西部「普遍貧困」的地區，地方幹部掌握的那點可憐資源，可不是像幾十、幾百億元眼睛都不眨地向非洲等窮國大撒幣一樣「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三頭牛、一頭豬對於一個極度貧困的地區來說，可能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
就算甘肅能夠出100個像潘石屹這樣的百億富翁（潘石屹是甘肅天水人，發達後沒少在故鄉扶貧助弱），這些富翁傾其所有全部都拿出來捐給甘肅的扶貧事業，共1萬億，全省總人口為2763.65萬人，人均只有3.6萬元。不要說解決不了世世代代的貧窮問題，就是一代人也支撐不了幾年日子。而楊改蘭家裏的三頭牛一頭豬，牽到東部農村來也能值個兩三萬元。
百度百科了一下「甘肅」，顯示「全省總人口為2763.65萬人，常住人口2553.9萬人」。也就是淨流出人口只有7.6%。這個數字在我的解讀就是：異常地封閉，在大城市化的背景下，此地流出人口比例異常地小。
這和當地人的視野有關，更和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時代知識分子和決策者的視野和胸懷有關（視野決定胸懷）。從近百年前晏陽初梁漱溟們的鄉村建設運動，到今天的新農村建設和就地城鎮化，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我們一直希望老百姓「就地」解決問題。甚至於從1958年開始，用戶籍強制手段嚴厲限制公民向城市自由流動！到了今天，北京等超級大城市更是史無前例，無所不用其極地用盡各種行政手段，拆市場，拆學校，禁群租，以業趕人，以房趕人，以學趕人。
在這種觀念和時代大背景下，期望知識分子和官員能夠高瞻遠矚地指引生在異常落後封閉的鄉野居民，打開視野和胸懷，離開世世代代不宜居、要人命的荒郊野嶺，奔向富裕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簡直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白日夢！
楊改蘭一家要是在北京，在大城市，哪怕是拾荒，哪怕是要飯，也比甘肅那個一眼望不到邊的荒涼、世代貧窮與絕望要強千百倍啊！
可是，我們的戶籍制度和今天變本加厲的各種奇葩政策，卻在不斷地限制人們自由進城，尤其是限制符合城市化和經濟發展自有規律與潮流的大城市化！這是對人類種下的大惡，造下的大孽，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奴才思維，卻仍然「地命海心」地替決策者著想：這一切定有原因，他們肯定比老百姓想得更周全！
你替他們想，他們替你想了嗎？
西湖的歌舞可以無止無休，杭州的菜單可以是絲綢做的，餐具也可以是專門訂制的。這些都跟普通百姓無關。但是，楊改蘭們的腳應該是自由的，她們的目光裏，不應該只有一代一代、年復一年的荒涼與絕望，而應該有閃爍著希望與未來的——城市之光！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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