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日深夜，毫無預兆的情形下，台灣方面聲稱11月7日，習近平與馬英九將在新加坡會面，一石激起千層浪，連日來，習馬的歷史性會晤成爲了萬種矚目的焦點，國際國內，海峽兩岸，湧現出無數多的觀察、分析，觀點紛呈，莫衷一是。
總體而言，對於此一歷史性會晤，正面評價居多。儘管格於島內政治形勢，台灣方面已經聲明，不會簽署任何協議和發表聯合聲明，但是，交流與對話，通常被看作是消弭分歧、降低對抗的有效方式，故自美國以下，多採取樂觀其成的態度。對於66年來的分治局面來說，無論這一會晤形式是否會常態化，短期內都確有降低緊張，管控風險的效果。甚至，大陸已經有所謂學者，率先喊出了習、馬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
不過，此次會晤，也令人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感，20多年前，李登輝先生就曾積極謀求在國際場合會晤大陸領導人，但在當時，這一圖謀被判定爲包藏禍心而被拒絕。這一分歧，實際上引發了此後李登輝康奈爾大學演講、1996年台灣海峽軍事演習、台灣政黨輪替等一系列劇目，一度將兩岸關係帶往相當緊張的狀態。世道輪迴，20多年過去了，大陸的政治軍事實力，遠非剛從六四事件陰影中走出來的1990年代中期可比，台灣已由隱然的敵手，成爲了中美日大棋局中一顆可以挪動的棋子，而站在習近平對面的馬英九，也已是經由全民直選的成熟民主政體領導人。雙方各有憑藉，也各有懷抱，此次會面所隱含的意義層面，也因此更加豐富。
此次習馬會的達成原因，已有不少論者道及。而在我看來，一個巴掌拍不響，在對岸，是馬英九先生謀求歷史地位的努力，整個馬的第二個任期，其內外政策施爲，都以習馬會爲目標，這一昭然用心，早已引發了台灣社會內部的相當反彈，2014年太陽花運動，明爲反服貿協議的黑箱操作，背後就不無遏阻當年北京APEC會議上舉行習馬會的企圖。本來，太陽花運動之後，經由九合一選舉，台灣內部民意走向相當明顯，也因此，筆者一度認爲，習馬會已然落空，但很顯然，即將退出歷史舞台的馬英九並沒有放棄，又或者是民意的明確走向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了他，於是，才有了此次的習馬會。馬英九的舉動，當然會帶來黑箱操作，跛腳總統缺乏民主正當性的非議，而台灣大選在即，此舉也難逃操弄選舉的嫌疑。只是，在台灣現行體制之下，總統權力獨大而無制約，又有誰能阻止得了他呢？
在此岸，首先，這顯示出了習近平的大權在握，通過近三年的大力度密集反腐，「大老虎」落馬，習近平上馬，已在體制內樹立了自己的強勢權威，近期出台的黨紀條例，更是祭出了「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大殺器，有這樣的權力基礎，習近平當然有敢於出格，行前人不敢行之事的底氣。其次，此事也顯示出了習近平的個人風格。隨着權力的穩固，最高層政治有越來越宮廷化的傾向，所謂籌之於內，行之於外，如此事的突如其來，不露風聲，即是此類。習馬會消息被台灣披露當晚，國台辦發言人竟然沒有確切消息，即可作爲例證。此一風格，或許是對毛的模仿，想當初乒乓外交、中日建交，多少大事，都由毛臨機一言而決。也可以想像，在此種風格支配下，未來還會有更多比「帶魚」上位和習馬會突發之類更出人意料的事情。
在大陸，一旦大政出台，剩下的也就是各種不出格的「解讀」、「自覺」的讚美之類，並不會有對岸的那種非議，杯葛乃至抗議。此等內容，這兩天密集轟炸，已是審美疲勞，不過，在有限的網絡空間內，仍然依稀可辨一些不同的聲音，顯示出與官方不同的無權者的民間視角。正如長平所說：「沒人敢說兩岸領導人見面不是好事，但是台灣各界人士呼籲馬英九遵照程序，公開透明。相比之下，同樣作爲赴會者，習近平簡直是一個獨行大俠。大陸這邊沒人敢質疑他的程序問題，沒人敢問他跟誰商量過，更沒人敢要求對他對國內媒體開一個記者會──就算開了，記者除了歌功頌德，也不敢提出任何他不想聽的問題。」作爲無權者，對於即使看上去是好事的東東，也應該保持警惕和懷疑，不去參與讚美的合唱。
實際上，從無權者的角度，連「即使看上去是好事」，也未必成立。早有論者指出，習馬會對於中共，在當前中美對峙、中日僵局，以及南海緊張情勢升級的大背景下，有着打破美日在東海、南海圍堵的目的，既可以在國際上緩和近年來的擴張形象，同時也有望在南海問題上與台灣取得共識，強化自身地位。可是，這一戰略態勢是如何形成的呢？
隨着經濟發展和國力上升，中共開始有意識地建立以民族主義爲核心的意識形態，鼓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作爲自身合法性基礎。近年來，在建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驅使下，「韜光養晦」被主動放棄，代之以「積極作爲」：「一帶一路」、亞投行、東海防空識別區、南海人工島……都顯示出了這樣的用心，因此，當下中共戰略態勢，不是美日等國的戰略圖謀所致，而是中共意識形態重建戰略的一部分，而作爲民間無權者更要看到，這一意識形態重建的根本用心，還在於在國內抵禦因市場化而日益高漲的自由化思潮，也因此，對外民族主義引發新冷戰，既與對內強勢維穩堅持新極權相配套，更是爲後者服務的，在這個意義上，習馬會對於當局戰略被動的緩解，必然會反作用於國內新極權現實：通過鞏固個人集權地位、改善國際戰略被動這兩個方面，進一步支持國內的高壓凍結態勢，如此，有什麼「看上去是好事」可言？即使對於兩岸關係而言，有什麼把握能保證中共就一定會推進和平、信守承諾？作爲直接承受專政壓力的民間人士，成天目睹各種專政惡行和人權災難，作出這樣推測的理據何在？
此外，習馬會還可能帶來更爲直截了當的後果。在新極權冰河期，大陸民間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壓力之下，且幾乎沒有任何還手之力，這時候，來自外界的關注和壓力，對於民間社會的維持與發展，可謂至關重要，在這個意義上，與一些「國粉」的意淫相反，習馬會未必是好消息，正如十多年前的胡連會沒有帶來任何人權改善，反倒將大陸所謂「泛藍聯盟」盡數送入監獄了一樣，考慮到大陸與台灣的懸殊力量對比和現實利益關係，可以想像，習馬會以及大陸和台灣最高層溝通的常態化，帶來的只能是台灣對大陸僅存的人權關懷和壓力的大打折扣，而不是相反。台灣涉大陸問題的輿論生態難免不會日益香港化，而擬議中的給予大陸反對人士政治庇護的議案，也幾乎可以肯定會胎死腹中。此外，通過習馬會，大陸也能夠收割所謂和平製造者的形象，以此抵禦國際上的人權壓力，這也同樣不利於民間生態的維持和發展。想像一下習、馬獲得諾貝爾和平之後的情形，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嗎？
這樣的民間視角，或許會讓許多習慣了大一統國家觀念的人士不爽，認爲這是「爲反對而反對」，甚至認爲自由派忽視國家利益的現實存在，是一種虛無主義。在列國競爭的國際秩序下，國與國之間確有存於長時段的超越於特定政權的利益糾纏，但是，在專政統治下，無權者實際上被排除於公共政策制定之外，並不能真正進入到界定、爭取、捍衞國家利益的實際過程中去，也因此，作爲無權者，將基本權利的追求放置在優先位置，並沒有任何問題，即使要談論國家利益，也應該將其放在未來憲政民主框架下去談，以一種虛擬超越的方式，對當下政策形成更具有穿透力的批判。這種冷眼旁觀，乃是無權者的當然權利，並不需要向誰作出讓步。這也並沒有否定國家利益的客觀存在，而是從無權者的角度，揭示出當局特定的國家利益解釋背後所掩蓋着的專政用心及其現實後果，並指向真正符合民衆利益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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