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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在巴黎Le Carillon酒吧前，人们摆满了鲜花和蜡烛 |
在参与巴黎惨案的恐怖分子中，又有获得法国公民身份的穆斯林。这令我再次想到了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我还记得，当年亨廷顿的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曾和美国一位知名教授议论过亨廷顿的预言。这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专家对欠发达国家非常了解，对亨廷顿的预言不以为然。他认为亨廷顿夸大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低估了自由价值超越文化的魅力。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不仅我自己，还有我正在上大学的女儿都在思考，为什么有那么多一度接受"现代文明"、接受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又让妇女披上了头巾，戴上了面纱？
中国虽然没有像伊朗等穆斯林国家走的那么远，但也出现了以坚持文化传统的名义反对西方价值，也就是反对自由价值的潮流。而且，这种潮流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鼓励。很多人都曾经相信，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个人选择空间扩大，自由的价值就更容易被传播和接受，但我们亲身见证的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不少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包括许多享受了六四绿卡，并获得美国国籍的中国人，现在都成了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爱国者。这是二十年前的我绝对想像不到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显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一个比较明显的解释就是，普遍享受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低估了其他文明自我解放的困难。这个认知问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普遍都在享受先辈为自由而奋斗的胜利成果。自由来之不易，不是当代西方人的切身体验。在很多当代西方人看来，自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一个国家不选择自由是和自己过不去，是自伐。
其实这种看法与历史的事实并不相符。我们都知道，当今世界两个非常成功的自由国家，德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曾选择了反自由的政治体制，只是在自由国家的武力制裁下，才建立了自由的体制。那么，这个事实对今天意味著什么呢？是否意味著自由秩序在全球的扩展还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呢？
这个在逻辑上难以排除的可能性会不会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中国虽然没有当年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那样的征服野心，但在当权精英中存在著非常危险的思维。一种思维是认为西方的衰落对中国有利，中国要抓住机会赢得文明竞争的优势，就要抵制来自西方的自由价值。这种思维加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让中国的当权者相信，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威慑西方，以免西方用武力把自由的价值强加给中国。
总之，自由的价值正在面对自冷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对自由价值的挑战不是来自西方内部的反自由主义思潮，而是来自非西方文明的传统中存在的反自由倾向。首当其冲的，就是伊斯兰文明中的反自由倾向。中国的文明传统中也有反自由的倾向。虽然中国传统中的反自由倾向与伊斯兰文明中的反自由倾向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反智和反理性的倾向。这种反自由的倾向妨碍了自省和平等对话的能力成长。这就决定了这些文明如果不能克服这种反自由的倾向，就不可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
巴黎最近发生的惨案标志著西方反伊斯兰恐怖主义战争的严重升级。西方文明，尤其是欧洲必需对自己的制度和生活作出痛苦的调整来保卫自由的价值。对于欧洲的困境，中国官方媒体难掩幸灾乐祸的情绪，但历史的启示是，所有对抗自由的势力，最终都会失败，无论他们能够给追求自由的一方带来多么惨重的代价，反自由的一方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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