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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第12次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的一個新提法頗耐人尋味。這個說法就是「要重用改革促進派」。
那麼，誰是改革促進派？改革促進派在哪裡？如何判斷誰是、誰不是改革促進派？衡量一個人是否改革促進派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標準又由誰定、誰來掌握？什麼叫「重用」？為什麼習近平在其掌控中共大權近三年的時候才提出「重用改革促進派」的問題？如果習近平其間沒用、或沒重用改革促進派，那麼，他用、或重用的是什麼人、什麼派？又如果習近平已用、或已重用了改革促進派，那麼，他為什麼此時又特別公開亮出了這一說法。
「重用改革促進派」的提法，其實正凸顯了習近平在用人問題上的緊迫性。隨著中共19大的日漸臨近，靠拍蠅打虎騰出空位以安置改革促進派的速度，與拍蠅打虎所結怨官員的速度相比，已經難保把19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在共產黨的會議場上，中央委員、黨代會代表拂逆黨領袖意志的事情固然極其罕見，但也絕非沒有。在蘇共歷史上，趕走總書記赫魯雪夫的中央全會是其成功範例；在中共歷史上，讓黨領袖灰頭土臉的「七千人大會」也讓走過場的程式突然極具威脅。
當然，習近平所謂「改革促進派」，一定是習近平的標準，而非江澤民、胡錦濤的標準。但是，問題正在於現今官位上的絕大多數官員，卻正是依據江、胡的標準，而非習近平的標準被重用上來的。這些表面上已經被拍蠅打虎震懾住了的官員，雖在極力表現符合習近平的標準，但是，如有機會，尤其是在這些官員自感其被拍打的可能性大於其被認為符合習近平的標準的可能性時，就會被迫進行孤注一擲的殊死一搏。而這種機會，就包括19大甚至19大之前的黨的會議。
因此，重用改革促進派的提法，或從一個方面顯露習近平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儘管這個意識來的並不早。不過，意識到問題所在，也並不意味著問題有解。在中共體制下，作為儲君的人，其地位即使為黨的領袖和黨集體所確認，其也不敢在正式上位前挑選自己的人選以搭組自己的班子，甚至連這樣的表示都不可示人。組閣的舉動，被認為是危及當任領導人的僭越之舉，因而會危及接班人的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也堪稱是中共制度下的合格接班人。但這樣的合格接班人，在上位之後，放眼所及，幾乎全是前任領導人安置的官員，如果不想蕭規曹隨的話，就必須冒著被平時看似走過場的程式所顛覆的危險。消除這個危險，也只有通過換人——或曰「重用改革促進派」來實現。
就習近平而言，其無人可用的現狀，除了制度所限以外，還與其接班後所宣示的政策密切相關。其延續江、胡的政治標準、更加傾斜的意識形態導向，以及「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定論，無異收緊了言論空間以及判斷言論是否政治正確的尺度。在這樣的空間下，用這種與江、胡並無大異的尺度約束，就很難出現異於江、胡標準，而有可能符合習近平標準的改革促進派。
事已至此，如果改革促進派已經來不及培養、發現和重用，那麼，要把19大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也只有向那些以江、胡標準被重用的人妥協。妥協的說法恐怕有損威信，公開的說法應以「團結」為佳。而要團結那些已經被拍蠅打虎嚇壞了的官員，把風頭勁猛的反腐敗停一停是不二之選。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原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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