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人离自由还有多远？

图：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傍晚的天安门广场

看到德国人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中国知识人，心情是复杂的。我们无法回避又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又有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离自由到来的那一天还有多远？

我相信，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在各大城市同仇敌忾的学生和学者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分歧之大，是当年绝对无法想像的。且不说一些人早已背弃了自由的理想，即便是依然向往自由的知识人，今天对中国获得自由的前景，也有了非常不同的判断。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仅对自由的理解比当年要深刻许多，而且，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也有了更多自觉。正因如此，一些人对中国人能不能得自由有了很大怀疑。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人不配得自由，因为25年来的许多经验，再次验证了鲁迅当年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些论断，其中之一，就是想做稳奴才的中国人实在太多。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过去25年许多中国人有机会在国外亲历自由，回来以后反而不信自由，反对自由，热衷于奴役自己的同胞。今日中国各种文化沉渣的泛起，加剧了不少人对中国自由前景的悲观。无论是死不改悔的"老红卫兵"，还是沉迷于"小时代"的郭敬明们，都告诉我们，确有一些中国人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不过，不管中国人能不能理解自由，21世纪的世界大势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若不选择一种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民主自治的制度，将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换句话说，21世纪的世界，已经容不得一个反自由的中国。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不久前秦晖发表的文章"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事关世界前途"（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14498），就代表了这种看法。秦晖认为，08年爆发的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同于此前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带来的严重失衡有直接关系。这意味著，中国人甘心被剥夺，被透支，世界也不能答应，因为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内政，而关系到全球经济能否平衡和稳定。

在本周的APEC峰会前夕，习近平提出了"亚太梦"，他说，"随著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亚太梦"固然表达了习近平在全球舞台的雄心，但要"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说法，反映了习近平感受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其实主要不来自于中国以强凌弱，而是中国自我剥夺和自我透支的发展模式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由此带来的严重不平衡，既是中国不稳定之源，也是世界不稳定之源，中国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此，把未来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押注于中国人对权力的迷信，押注于中国的奴性，表面上看"符合国情"，其实是完全靠不住的。

一些坚信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中国的自由很乐观，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因为奴役的路走不通，所以自由会很快到来。我认为这个逻辑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从当前中国的技术和财力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比如北京的空气污染，此次为了保证APEC会议期间，把河北的企业一停，立竿见影，出现了所谓的"APEC蓝"。以北京和中央的财力，足以通过补偿收入的方式终结这些污染。但现实的政治过程，完全无法实现这种技术和经济可能性，因为在污染和环保事业中，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和寻租机会，现在的体制和法制对此无能为力。

那么中国人难以得自由的症结何在呢？很多人认为是制度问题，但这种主流的解释很容易陷入循环逻辑，也就是因为制度不好，所以制度不好。这种逻辑很难回答如何改变制度的问题。

在当今的时代和技术条件下，资讯高度发达，交流极为便利，中国人有空前好的机会向自治和自由的社会学习自由人如何思维和交流，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他们的制度。我以为这是中国早日得自由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在这方面进步越快，离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也就越近。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