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Adolf Hitler) |
突然想起希特勒。二戰過去已60多年,人們多已淡忘了希特勒在集中營和戰場上製造的人間悲劇,甚至有學者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數字、是否有毒氣室和焚屍爐都提出了質疑。今天,人們談起希特勒,多把他看成一個古怪、病態的傳奇人物,或描述他操縱民眾的本領,或關注他的表演能力,或窺探他的癔病或隱睾。總之,人們對希特勒的逸聞趣事,顯然要超過對希特勒之惡的關注。
我想問的是:當年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麼?對法西斯主義、反猶主義都有很多研究,但極少有人來剖析希特勒的思想。他思考什麼?他如何進行思考的?他為何會這麼思考?不解答這些問題,希特勒思想的幽靈就隨時可能死灰復燃。
只要我們不了解希特勒思想的來龍去脈,你就無法毀滅它,即便屍體早已化為泥土,這類思想只要遇到合適的環境,就會捲土重來。人們通常不願意把希特勒的思想,看作是一種思想,而更願意看作一種不可思議的邪惡,看作人類的病態。在我看來,顯然不是如此,它不僅是一種思想,而且是一種隨時可能複活的思想。
納粹的最大邪惡,是用政黨使國家窒息,用一個政黨來控制國家機器,並在政府的權力崗位上塞滿自己的黨員,於是希特勒的意志就成了黨的意志,成了國家的法律。這是現代極權主義的基本模型。在這類極權國家,政府是名存實亡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掩蔽政黨的大權在握。雖然在極權體制的內部,也會有爭鬥,也會有人事更迭,但因為所有納粹黨員都在為希特勒的意志服務,所以希特勒並不允許別人指控他的下級。只有當希特勒需要有人來頂替自己的錯誤時,他才會允許法律清除那些頂罪者。
這類極權操縱手法,與黑社會有相同特徵,黨員必須有誓死捍衛最高領袖。為了塑造這種忠誠,極權者必須不斷製造對外部世界或其他群體的仇恨,因為只有這種仇恨,才足以維持政黨的權威和凝聚力。一旦這類關於仇恨的謊言破滅,政黨和領袖的欺騙遊戲就難以為繼,黑社會就可能土崩瓦解。這是希特勒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根本動力。
在極權內部的那些官員們,並不願識破領袖散佈的謊言。因為這些謊言不僅是他們的保護傘,更是他們參與分贓的前提。他們害怕面對各種真相,這樣在分贓機制中,他們才能讓掠奪得心安理得。他們相信暴力對人的控制,因為他們自身就是被政黨用暴力控制著的。
這類極權國家,還會讓國家和民眾處於各種矛盾的權力體系中,比如第三帝國當年除了政府、政黨外,還有黨衛軍、衝鋒隊、青年團,這些機構權力的設置不僅是混亂的,而且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告知他的黨員,真正的權力中心只有一個,那就是最高領袖。在這些權力機構的內部,個人是完全孤立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保持頂層權力的穩定。
中國顯然是有極權主義的。唐君毅有個觀點,認為法家的根本精神,就是極權主義。他認為,在重個人自由方面,儒通於道;在講仁心方面,儒和墨家的兼愛相通。在傳統思想中,和儒家真正對立的是法家。法與墨家仍然不同,儒、墨家仍以社會為中心,而法家則以政府為中心。如法家的商鞅,曾強迫子女與父母分居,目的是為了強國富國。再如法家講連坐和告姦,和極權的特務制度很想似,對民眾使用耳目。法家講的「刑九而賞一」,就是極權主義的恐怖政策。韓非子說過,聖人所以製天下者,一曰威,一曰名,一曰利。威是武力,名是模範英雄,利是生產果實的引誘。
唐君毅認為,法家的精神和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有大量相通之處。只要為了鞏固政權,治術可無所不用其極。儒家是徹底反對法家根本精神的,法家所言政治,在儒家看來只是權術。按照法家之道,肯定會焚書坑儒,和希特勒的作為完全相同。所以,後世的儒家最看不起秦始皇以及李斯、韓非等,對希特勒肯定也是同樣的態度。
想起希特勒,我們每個人顯然都值要揣摩一下,這個獨裁者究竟在想什麼?應當說,極權主義在希特勒消失之後,又有了更為複雜和精緻的發展,如今,他已經不再需要謀殺猶太人,或製造一個仇恨的目標了。它隱藏得更為巧妙,只需要讓社會和歷史變得虛無化,只需要讓民眾變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實現了它的目標。如阿倫特所說的,它在製造一種「平庸的惡」。雖然,這種平庸的惡不像希特勒這類「極端的惡」那麼容易辨識,但極權體制中的官員完全沒有思想,這種公文機器同樣可能成為惡的化身。當這種「平庸之惡」成為普遍現象時,民眾需要罕見的勇氣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捲入這種不假思索的惡在社會上的漫延。
今天想起希特勒,或許也是想警示自己,要當心各種惡的化身,即便它已經衰老了,也並沒有消亡。在我看來,希特勒今天仍然活得很好,它可能是某個人,也可能是某個政黨。
是的,我們都在等待希特勒灰飛煙滅的那天。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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