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历尽苦难的诗人聂甘弩晚年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无百莽烟。"这句诗正可概括本卷《民主英烈传》中所写到的五十位人物。本书中所记述的五十位在1990年之后辞世的民主英烈，以出生日期而论，从1900年代至1990年代，横亘了九十年的漫长光阴。他们的生命历程各不相同，却具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都是民主、共和、自由、宪政价值的求索者、捍卫者，同时也必然是中共极权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反对者（这种反对，发生在他们各自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有的人觉悟较早，有的人到了晚年才大彻大悟）。其二，因为他们的反对，他们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招致了来自中共政权的种种迫害与摧残，乃至于家破人亡，但他们如屈原一样"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反叛以及对反叛的反叛
在本书所记述的人物中，在1930年代末之前出生的，也就是在民国时代度过其中年、青年或少年时代人物，绝大多数都有过左倾、亲共、参加共产党乃至在共产党内担任要职的经历。他们不惜背叛原有的阶层和家族，青春热血地投入到中共革命之中。比如：出生地主家庭却带头共了自家的家产、后来担任总理及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在中共文宣部门任职的钦本立、刘宾雁、林牧、戴煌，中共在香港布设的草蛇灰线般的地下党组织成员的司徒华，从海外赶回"新中国"服务兵成为毛泽东御医的李志绥，出身"敌对阶级"的流沙河、林希翎，作为中学生的更年少的谭蝉雪、方励之，甚至作为"天然左"的美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梅兆赞和爱德华兹·李，无不如此。
20世纪中叶的中国，左祸何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一方面是中共的宣传和统战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中共更多地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马列主义，轻而易举地俘获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灵。另一方面则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崩解，中国变成一处广袤空旷的"跑马场"，在英美清教秩序和民主、共和、自由、宪政价值尚未进入中国之际，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各种左派思潮却更迅速地抢占了思想观念之高地，将中国带往万劫不复之深渊。
近年来，关于一群晚年觉悟的前辈，有一种颇为流行的"两头真"的说法，即早年投共是出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晚年反共也是出于真诚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只能有"一头真"，不可能有"两头真"，如果"两头真"，就不必"以晚年之我反对早年之我"了。据传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青年时代不是左派，则没有良心；中年之后还是左派，则没有理性。"这句话也是不成立的（爱因斯坦本人的思想就左倾）。那些青年时代亲共、投共的人物，往好了说是"纯真"，但实事求是地说乃是"愚蠢"——"愚蠢"可以勉强予以谅解，但不值得赞美。更何况，"愚蠢"的结果往往是参与中共的作恶——赵紫阳参与过血腥的土改，其他那些左派学生卖力地替中共散播谎言。不能美化他们早年的错误选择，也正因为他们身上有早年的原罪，他们晚年的反叛才尤为可贵。
反之，那些青年时代就不是左派的人，既有良心，又有理性。在那个赤祸滔天、人人唯恐不左的时代，仍有人以火眼金睛看透中共的本质，持守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咬定青山、岿然不动。比如，本书中写到的天主教的主教龚品梅、基督教独立教会的师母刘景文（王明道的妻子），都是从基督信仰和圣经真理中找到戳破共产党谎言和抵御共产党暴力的武器。藏传佛教的僧侣班旦加措，则是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嘱中认识到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相：共产党就是其预言中邪恶的"大红龙"。他们从未被共产党所蛊惑，他们的先见之明和择善固执更值得后人效仿和标举。
本书的人物中，还有另一群反叛者，乃是"对反叛的反叛"。他们出身于中共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家庭，却义无反顾地成为其反叛者。比如，中共开国大将、权倾一时的罗瑞卿的儿子罗宇，中共干部家庭出身的杨小凯、胡践、华春辉、丁建强，以及中共派驻香港的左派文人领袖罗孚之子罗海星，如果他们承袭父辈之荫蔽，完全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但他们"嫉恶如仇雠，见善若饥渴"，毅然与可让他们点石成金的体制决裂，宁愿孤独地流亡，宁愿沦为阶下囚，宁愿被羞辱与践踏，宁愿付出生命代价。他们的背叛可歌可泣，正所谓"烈士之所以异于恒人，以其仗节以配谊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
慕义不分先后，反共也不分先后。本书所记述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刻选择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却站在正义与自由一边。
最早的反对，是在1950年代的镇反运动和宗教迫害中，龚品梅身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坐牢三十一连、刘景文身陷"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坐牢二十年，他们宁愿将牢底坐穿也要持守纯正信仰，但主流社会和知识界对他们的遭遇几乎视而不见。
随后，在反右运动中，大批自以为是"第二种忠诚"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准右派）、沦为贱民，包括钦本立、刘宾雁、戴煌、许医农、流沙河、周素子、谭蝉雪、林希翎、方励之、贺星寒等人。苦难之始，亦是反思之始。
在文革中觉醒的，是后来成为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以及毛的御医李志绥。杨小凯在牢狱中目睹了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自由精灵，李志绥则在毛的深宫中看到了"打天下的光棍"的幽暗真相。
在西单民主墙时代步入反对阵营行列的，则有汤戈旦、李赞民、刘士贤等人。而邓小平对民主墙的始乱终弃，表明邓与毛乃一丘之貉。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展开带有异议色彩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思想探索的，包括严正学、周伦佐、孟浪等人。他们将各自的工作延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学、艺术、思想遗产。
将更多国民推向中共之敌对阵营的，则是六四枪声。六四是当代中国史的转折点，也是很多人生命的转折点，几乎所有抗争者都与六四存有某种特别的关联——因为反对开枪杀人，赵紫阳从中共总书记沦为"国家的囚徒"；曾经的"毛粉"梅兆赞在天安门广场被军人打掉牙齿、打断手臂，从此成为西方观察家中对中共暴政最严厉的批判者；原本是普通家庭主妇的周淑庄和尹敏，因痛失爱儿，加入"风雨鸡鸣"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影响一代青年学子的方励之，先遁入美国馆，再踏上终身的流亡路；原本是香港贵公子的罗海星挺身而出，参与"黄雀行动"，为朋友舍命……为六四坐牢的良心犯还包括：王在京、曹思源、胡践、吴学灿、李金鸿等人；为六四而流亡异国他乡的还有赵品潞、丁建强等人。他们的人生被定格在那个血腥的夜晚，正如诗人孟浪在一首纪念六四的诗歌中所说："他们的血，停在那里/我们的血，骤然流着。//哦，是他们的血静静地流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血必须替他们汹涌。//他们的声音，消失在那里/我们的声音，继续高昂地喊出。//哦，那是他们的声音发自我们的喉咙/我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声音的嘹亮回声。//在这里——/没有我们，我们只是他们！//在这里——/没有他们，他们就是我们！"
在1990年代以来的维权运动中，涌现出更多草根维权人士，如纪斯尊、华春辉、郭洪伟、张六毛、毛黎惠、黄春荣、梁凌杰等人。他们或死于看守所和监狱，或死于酷刑和折磨，或死于困苦和疾病，或死于孤独和绝望，他们较少被外界关注和报道，公共领域关于他们的资料相当有限，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一张清晰的照片。在中南海独夫民贼眼中，他们是蝼蚁，是韭菜，是人矿，是奴隶。但实际上，他们是顶橡树的牛犊，是填海的精卫，是移山的愚公，是逐日的夸父，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被中共窃取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无论是"黑暗中的抗争者"系列，还是"民主英烈传"系列，我们都将用更多篇幅来记载这些籍籍无名的英雄和烈士。
他们是微弱的少数，却是可以改变历史的关键少数
一如既往，本卷特别关注那些看似微弱的却也是能够改变这个国家未来的"少数派"，正如圣经中所说，一点点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以性别而论，本卷中的女性包括：刘景文、许医农、周素子、谭蝉雪、林希翎、周淑庄、尹敏、邓丽君、梅艳芳、郑艾欣、毛黎惠等十一位。鲁迅的感慨，亦可用在她们身上——她们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正是"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以族裔而论，少数族裔的人物有：汤戈旦（满族）、钦本立（蒙古族）、班旦加措（藏族）、高玉莲（蒙古族）、才旺罗布（藏族）等人。他们当中，有人为普世的民主自由呐喊，有人为本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抗争，最终亦是殊途同归。
以宗教信仰而论，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为数众多：龚品梅、刘景文、许医农、司徒华、爱德华兹·李、林希翎、严正学、曹思源、杨小凯、纪斯尊、王策、赵品潞、刘士贤、李金鸿、丁建强等人。其中，杨小凯和王策对基督教宪政主义研究颇深，其著述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和宪政转型极具标杆意义。本卷还收入两位藏传佛教信徒——作为僧侣的班旦加措和作为世俗信徒的才旺罗布——的故事，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可以透视，藏传佛教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御能力远比汉传佛教强。本卷中也记载了作为法轮功信徒的郑艾欣的故事，尽管作者本人对作为庞大的新兴宗教体系的法轮功的很多做法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但作者肯定和表彰那些甘愿为其信仰和信念受苦、献身的普通法轮功修炼者。
以职业而论，本书特别记述作为艺人的邓丽君、梅艳芳、才旺罗布的故事。他们身处如同染缸的演艺界，却"修身絜行，言必由绳墨"，跟今天那些争先恐后地跪舔当权者的无良艺人相比，宛如云泥之别。
以国籍而论，本书收入梅兆赞与爱德华兹·李两位美国人。中共政权以无孔不入的统战术纵横国际社会，将若干亲共、媚共的西方政商文化名流册封为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他们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真正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当是梅兆赞和爱德华兹·李这样的人：前者以笔为投枪，揭露出中共蹂躏中国人民的真相；后者创立"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终身以反共为志业。
反共不是职业，而是志业。反共不是争名夺利的舞台，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义路。反共不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看今日中共政权之横征暴敛、无法无天，看今日反共阵营之种种怪现状，更觉发掘民主英烈之精神遗产殊为重要与必要。比如，本书中所记述之王在京，是一位以裁缝剪刀谋生的残障人士，是青岛第一批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冲冠一怒为六四，入狱多年，出狱后贫病交加、潦倒而逝。本书中所记述之赵品潞，是曾被学生领袖轻视和排斥的工自联领袖，流亡美国后，不取嗟来之食，干搬家和装修的重体力活，自食其力且慷慨助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他们比台面上那些长袖善舞、夸夸其谈者更让人尊重和怀念。
我们弘扬少数派的可贵，也期待少数能发酵成多数，总有一日，民主、共和、自由、宪政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作者为旅美作家，本文为作者新作《当跑的路，已经跑过：民主英烈传第二卷》（主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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