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图：之江新军夏宝龙、陈敏尔等…… |
习近平上台以来，由中纪委当清道夫，清除政坛异己，
「習家軍」絕對忠誠走快車道
今年六月底、八月底，習當局進行了兩波省委書記人事調整。第一波更換了江蘇、江西、山西三個省委書記，第二波更是同步更換了湖南、雲南、西藏、新疆、內蒙古、安徽六個省區的黨委書記。二○一六年的諸侯換崗規模已經超過了前三年的總和，今年的密集調整加上前兩年的零星調整，至此，超過半數省份的黨政一把手已於十八大之後走馬換將，前朝胡溫留下的諸侯治理人事格局已經被打破。
今年諸侯換崗加速，既非地方治理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客觀需要，亦非任期屆滿或反腐下台等政治因素所導致，而是目標明確，專為十九大人事提前佈局。九位卸任的省委書記當中，羅志軍、強衛、王儒林、徐守盛、王君、王學軍六人為一九五一至五三年生人，均被安排進入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休閒養老，陳全國、李紀恆二人轉任他省書記，只有級別最高、身為政治局委員的張春賢「另有任用」卻尚未落實，目前仍懸在空中。按照「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則，王儒林、徐守盛的同齡人（一九五三年出生）張春賢理應再幹一屆，但其後續任命是升遷要職、還是謫居閑曹，這是此番調整最大的懸念。
而九位接掌諸侯帥印的繼任者也頗有看點：有四人為「空降兵」，原浙江省長李強空降江蘇、原青海省委書記駱惠寧空降山西、原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恆空降內蒙古、原西藏自治區書記陳全國空降新疆；有五人為本省省長（西藏是例外，由常務副書記接任書記，只因自治區主席非漢人）升任書記：鹿心社主政江西、杜家毫主政湖南、陳豪主政雲南、吳英傑主政西藏、李錦斌主政安徽。駱惠寧、李紀恆屬於平調，六位由省長（或常務副書記）轉任書記的屬於升遷，張春賢的繼任人陳全國由西藏轉任新疆，看似平級調動，但依慣例可以認定，十九大的政治局新人已經提前鎖定了一席，所以，陳全國不僅是被升遷，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升遷。
在獲得升遷的七人當中，西藏自治區新任書記吳英傑、安徽新任省委書記李錦斌、雲南新任省委書記陳豪，此三人以「雙非」身份──非中央委員、非中央候補委員──主政一方，更有越級提拔的意味。這也就意味著提前鎖定了三個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席位。值得注意的是，七位升職者當中有三人是習近平的舊部，其中，李強是習主政浙江時的「之江新軍」成員，杜家毫、陳豪則是二○○七年習主政上海時的下屬。
此輪換崗所產生的明日之星陳全國雖非習近平舊部，但在今年年初關於「三嚴三實」、「四個意識」的省級表態競賽中，陳以冷門形象、高調言詞出位，明顯跑在了各省最前列。陳全國以林彪式的政治語言，說出了對習中央要「絕對忠誠」，要堅決維護習中央「絕對權威」等新話語。兩個「絕對」一出，等於擺出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最顯眼pose，其升遷前景已有跡可尋。對比卸任新疆的張春賢，二人反差之大、距離之遠，一目了然。張春賢不僅對「習核心」的提法頗為輕慢，兩會期間對「是否擁護習近平」的提問答曰「再說吧」，加之轄下官方網站惹出「辭職公開信」風波，本人又與周永康有著很難劃清界限的私人關係，以上種種，使其十九大的政治著落處於高度懸疑狀態。
地方人事折騰與諸侯換崗藏玄機
讓我們反過頭來再看看提前告別了十九大、已經退居二線的那六位前省委書記：羅志軍、強衛、王儒林、徐守盛、王君、王學軍。第一，這六人與當今中南海主人非親非故，無仕途交集，相互間不瞭解、不熟悉，顯然不在「自己人」之列；第二，羅志軍、王儒林有「團派」履歷，羅有「江蘇幫」（李源潮系）背景，而王有「吉林幫」（張德江系）背景；徐守盛亦有「江蘇幫」色彩；強衛有「政法幫」履歷，王學軍有「維穩領導小組」履歷，二人與周永康有政治交集；王君則有「山西幫」（令計劃系）色彩。此六人任內去職，恐怕難以排除派系鬥爭的複雜因素。
這六位退居二線者名義上雖均以年齡原因去職，但就年齡而論年齡，以王儒林為例，今年六月其被突然宣佈離任山西之時，年齡超過王儒林且同為十八屆中委的黑龍江省委書記王憲魁、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山東省委書記姜異康、重慶市長黃奇帆等十多位省級正職並未被同期安排退休。顯見這是一個看似正常實則很「不正常」的安排。按中共《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省級黨政正職六十二歲可新（升）任，六十三歲可連任，六十四歲不留任，六十五歲應退任，但任期未滿的可延期三年。而王儒林今年剛滿六十三歲，離正式退休還剩一年多時間，且王從吉林空降山西還不到兩年。這兩年裡，王儒林在山西反腐敗搞得有聲有色，媒體曝光率極高，屬於地方政壇優等生，雖然他也造成了山西官場怠惰，經濟發展滯後。但應該承認，王儒林圓滿完成了赴山西「救火」、收拾「塌方式腐敗」爛攤子的政治任務，也因此，對於王被提前內退，即使在官方媒體眼裡，也顯得格外突兀。
山西省委書記從袁純清（此人是團中央出身，有典型的「團派」履歷）到王儒林，從王儒林到駱惠寧，一個任期之內換了三個書記。安徽省、雲南省亦是同樣的情形。安徽省原省委書記張寶順於二○一五年退休，由安徽省長王學軍接任；但二人年齡相差不到兩歲，才幹了幾個月，王學軍再次卸任。雲南省原省委書記秦光榮於二○一四年退休，由省長李紀恆接任；兩年之後，李紀恆又被空降到內蒙古，雲南省委書記再度由該省省長陳豪接任。走馬燈式的換人，對地方治理有百害而無一利。以上省級人事調整動作，無論是本省省長接任書記，還是省級正職異地調任，都是一不考慮各地不同的地方治理特色和地方政情穩定需要，二不考慮離任與接任人選的個人意願、年齡梯度，顯得極其隨意與「任性」。但在隨意「任性」、毫無章法的背後，唯有排斥黨內其他派系、喜用無靠山無派系人員、獨寵閩浙滬親信舊部的用人特點，則畢露無遺。
當年王儒林從吉林空降山西，吉林留下的空缺由「之江新軍」巴音朝魯接任，這或許就是王儒林被過渡性「委以重任」的玄機所在。正如令計劃倒台，新科政治局委員孫春蘭離開直轄市天津，赴京接手統戰部閒職，留下的肥差由「之江新軍」黃興國以天津市長身份兼職代理，意在為兩年後的新政治局提前預定一席。今年初黃先於全國喊出「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經常、主動向習總書記看齊」新口號，足見其善體上意，不負主上越級提拔之恩。然而，天津官場太糜爛，派系傾軋太兇險，九月十日，在塌方式腐敗、班子成員大換班、天津港大爆炸中一直屹立不倒的黃興國忽然意外落馬。這意味著兩年前幾番人事折騰所預定的那張政治局入場券又要填寫新姓名。二○一五年周永康的親信、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倒台，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空降河北，留下的空缺由早已守候在側的「之江新軍」愛將陳敏爾填補。而「六○後」出生的陳敏爾接掌一方諸侯，自此成為可與前朝指定的胡春華、孫政才競爭年齡優勢的唯一「習家軍」成員，仕途前景或無可限量。而雲南省換來換去，兩折三轉之後，一把手之位最終亦花落於「雙非」幹部「習家軍」陳豪身上。習當局不怕換人折騰，捨地方政情穩定於不顧，玄機盡在於此。
「習家軍」十九大後事堪憂
這幾年來，由中紀委當清道夫，掃蕩「團團夥夥」，清除政壇異己，這是為十九大做減法。而「習家軍」紛紛登上政治舞台，則是為十九大做加法。有減有加，政局變幻，百花凋零，一枝獨秀，這是近兩年來中央與地方人事變動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迄今為止，中共三十一個省份的黨委一把手已由「習家軍」佔有六席，其中「之江新軍」佔了四席（夏寶龍、巴音朝魯、陳敏爾、李強），習上海舊部佔有兩席（杜家毫、陳豪）。此六人中有五人是在十八大之後以非換屆選舉方式見縫插針突擊上位，只有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是在十八大當年便已就任。這些習氏舊部當中，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夏寶龍至今未被安排退休，或將借舉辦杭州G20峰會之功而在十九屆政治局鎖定一個新人席。
「習家軍」除了在省委書記這一關鍵崗位上奮勇搶位之外，在現任省長、部長當中，剛剛接替鹿心社出任江西代省長的劉奇、接替李小鵬出任山西代省長的樓陽生，亦屬「之江新軍」。七月份接替袁貴仁出任教育部長的陳寶生，是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親信舊部。近兩年來已經悄然佔據其他中央重要崗位的習氏故舊親信還有：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陳希，是習在清華大學的室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權威人士」劉鶴，是習的中學校友；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丁薛祥、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鍾紹軍、中宣部副部長兼網信辦主任徐麟，是習的上海舊部；中聯部長宋濤、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何立峰、公安部紀委書記鄧衛平、公安部副部長王小洪，是習在福建工作時的親信；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黃坤明、國家安全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蔡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陳一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舒國增、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仍是來自於「習家軍」主產地，「之江新軍」。
然而，這種罷黜百家、獨寵「習家軍」的用人之術雖立時見效，在十九大之後必遭遇人事瓶頸。因為「習家軍」以故交、舊部為主，一是年齡偏大，且集中於同一個年齡段，層次沒有拉開，幾年之後必然出現換代斷層；二是資歷偏淺，既往從政並無「靚麗成績單」，大多為近兩年欽點提拔，突擊上位，用此種方式搶個省委書記職務倒也罷了，若是與政治局老成員如張春賢之類爭奪席位，還欠缺火候，沒有黨內說服力；三是人數偏少，故交、舊部總是有限的，權力之爭則是無限的，選才局於一隅，用人格局太小，必然捉襟見肘。
如前文所析，習近平、王岐山以反腐敗做人事減法，以「習家軍」上位做人事加法，但對人事大局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乘法。從制度上確立習時代新的「組織路線」和新的選人、用人、升遷、罷免規則，這才是人事佈局的乘法。欲建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十九大中委、政治局新班子，做減法和加法固然重要，做好乘法才見真功夫。但迄今為止，習當局完全沒有顯示出制定新的人事規則的思路與能力。除了最原始、最古老的煽動下屬比忠誠、比諂媚，搞「四個意識」、小圈子欽點之術，能夠堂而皇之拿上台面來說事的，還是年齡、資歷那一套江胡時代舊的人事規則。
與鄧江胡時代相比，習的人事組織路線不僅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在大踏步向後倒退。比如，鄧江胡時代有所謂「梯隊培養計劃」，雖然百弊叢生，但好歹還能正常運轉，還能源源不斷輸出高幹，而習當局破了舊制，卻立不出新規，迄今既未公開推出其官場換代方案，又以極端嚴厲的政治高壓態勢阻止地方政壇百花齊放、各顯神通，以「民意」、「政績」或「媒體曝光率」自行產生一批「政治新星」──如十八大之前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汪洋在廣東「騰籠換鳥」、周強高喊「法治湖南」、張春賢標榜「柔性治疆」，這種各行其是的地方治理狀況在習時代已斷不可能重現。如今的中共地方政壇，氣氛極其沉悶，政治生態扭曲，在位者惰政怠治，得過且過，不敢越雷池半步；新人則被牢牢壓在底下，根本沒有靠出位之思、出格之行、出眾之績冒出頭來的機會。那麼，當幾年之後，仍然佔一線職位達九成以上的「五○後」官員屆齡退休，「習家軍」其時亦已後繼無人，等待習當局的，必是大面積的人才荒、換代荒。從現在起到明年十九大召開，還將有一批一九五二、五三年出生的省級大員到達退休年齡，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提前擺在了習近平的面前。
毫無疑問，圍繞十九大佈局的人事卡位戰，「習家軍」是唯一的勝方，贏家通吃。而黨內其他派系頗顯七零八落：江派落魄，團派膽寒，「江蘇幫」哀鴻遍野，「吉林幫」退避三舍。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之中，能夠與習近平分享用人權的已為數不多，也權力有限，大多數情況下，恐怕也只有「保持高度一致」的份了。
按照古代法家的觀點，今日「習家軍」法、術、勢三者兼備，倚靠其治國理政，自然比依賴一群由前朝刻意留下「輔佐」的舊臣更加得力。但按照古代兵家的觀點，「習家軍」雖得天時地利之便，卻失了人和之利，若大戰來臨，未必是可勝之師。春秋時代齊桓公齋戒三日，隆禮重儀，拜昔日頭號政敵、對自己有過一箭之仇的管仲為相，方成就了一代霸業，至今傳為佳話。比比古人，今日中南海主人的容人之量、識人之明未免欠缺了些，用人格局也未免太小了些。
——《动向》杂志2016年9月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