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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4日曾庆红在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陪同下，在韩天衡美术馆公开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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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有意为之还是失控？经过一番思考，我的回答是，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别无选择，因为总的来说，习近平的选择是大势使然，这个大势就是中国社会的溃败。
当然有很多人更愿意从习近平本人的能力、价值取向乃至性格来分析。我同意，换了别人，领导风格会有很大不同，但现在看来，谁上台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全面溃败的大势。因此，谁上台都会做出很多和习近平差不多的选择。比如反腐，从现在知道的腐败事实看，你无法想像，换了别人做总书记，就不会像习近平那样去反腐，因为周永康的案情说明，你不打老虎，老虎就会吃掉你。
顺著这个逻辑，新领导人必然要对以前的领导人"翻脸"，或"过河拆桥"，否则就打不了老虎。既然内部危机如此严重，为什么还要在国际上咄咄逼人呢？明显的原因就是要掌握军队的控制权，没了枪杆子，打老虎也会被老虎吃掉。
接下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动出击和左右开弓，虽然习近平的人马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但他们还是很自信，他们既不在乎自己强词夺理的文字能否打动读者，也不在乎自己的傲慢和自大会导致对当局不利的政治影响。他们相信，打击宪政派和压制毛左不仅必要，而且相信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有不少理论来解释，如后极权社会理论，社会原子化理论。我相信当权者未必了解这些理论，但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溃败的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都失去效力，意识形态话语仅仅是各种具体政治利益的招牌。因此，只要看清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当权者的利害来选择打谁不打谁，选择如何打。比如打击鼓吹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政治力量，在当局眼里首先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打击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问题。
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宪政和公民社会主张所指向的真实问题吗？当然看到了，但他们宁愿不使用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谈这些问题。潘维最近一篇文章就代表了这种心态和思维。这篇题为"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的文章，试图回避"公民社会"，"自治"这些当局敏感的政治术语，用一套中国化的治理话语来讨论中国社会溃败的治理危机和解决之道。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40518106128.html
潘维的这个路子能走通吗？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大溃败的中国社会完全靠官僚体系在支撑，官僚绑架了中国社会，不论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推进实质性的基层社会自治，都意味著对官僚体系的颠覆，因此意味著对当权者的挑战。
这样一来，是否意味著如果习近平"管控"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出了大错，中国就有可能爆发一场大革命呢？我认为习近平若出大错，最大的可能不是爆发革命，而是领导层的调整。大溃败的中国社会一时难以爆发革命，主要原因就是汉娜.阿伦特说过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百年前列宁、毛泽东那样的职业革命者，而中国已经完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由革命者建立的中共政权嗅觉极灵敏，革命者的成长因此而格外困难。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全球资本主义，潜在的中国革命者也很难从西方那里得到真正的支持。
那中国不是就没希望了吗？我认为也没有必要悲观，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信息传播敏捷，知识丰富，政治参与和政治博弈一定会有前人没有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潘维：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国家治理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地从价值判断上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各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治理"的方法也应因地制宜，也必然多姿多彩。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按照流行的说法，区分"现代"与"传统"政府的要素有两对：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信这种所谓"学问"的人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病症都一样，并给所有病症开同一个药方，即竞选和法治。
撰写"现代"法规易如反掌，但若硬要"闯关"就会搞得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由此产生负面的治理效果。仅靠两三个书本概念治国是要遭天谴的，如王莽。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的差异来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来自少数精英的"顶层设计"，而且这些"设计"塑造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异。因此，唯心史观否定上层建筑来自人们多姿多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王莽那样信奉"制度决定论"，热衷"改制"。
治国靠的不是消极的"改制"，如同拆了克里姆林宫不等于建了白宫。治国靠的是积极的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度是社会存在的结果。政府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在变化，制度也在变化。没有不变的社会，也没有不变的政府制度。给所有政府制度贴"两分"标签是浅薄的。从这个角度看，除了神学，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应强调"问题意识"，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比制度重要得多，并能促进制度不断进化。
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必然催生一堆新问题，催生新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针对新的主要矛盾提出新政策。由此，国家治理才能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因为认识到新政策会导致新问题，甚至担心可能提出错误政策，所以有些中华先贤强调"无为"，强调"顺其自然"。这是消极的辩证法。然而，由于当代的国家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消极的辩证思维已很少见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承担决策责任，而且还要承担正确决策的责任，为错误决策付沉重代价。
"大事"与"小事"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以往三十六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大踏步迈进，创造了人类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按照他的智慧，从1979年到2079年，我国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都应当是经济建设。目标是人均GDP超越西方国家的人均GDP，让我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大事"。
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然而，除非居庙堂之高，而今处江湖之远的亿万城乡家庭每天都生活在种种不满甚至愤怒中。那些愤怒缘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解决不了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这些事细如牛毛，五花八门，笔者尚无力分类概述。但笔者确切地知道，人们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丧失了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日渐感到绝望。这是我国社会不稳乃至势若干柴烈火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花大气力"维稳"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小事"。
为什么中华遍地都出令人愤怒的"小事"？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没了，只剩下办大事的"行政社区"和行政官僚。自然社区是由熟人构成的、最基层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一夜间，人民没有了自己的组织，没了公共生活，丧失了对直接涉及自己利益之事的发言权，成了"屌丝"。人人被迫自保，人人就不得不自私自利。一夜间，"以民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拥有了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如私家小汽车获得了占用公共道路和社区公共空间的停放权利，剥夺了行人和老人小孩的权利。人人彼此占"小便宜"，人人就都愤怒不满。公德消失了，我国社会重新退化成难以治理的"一盘散沙"。
小事办不成，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今天的人民不满、愤怒，对办大事日渐冷漠，支持度不断降低。普通人生活中的公正梦破碎，中国梦就成了庙堂梦。日常生活环境里的种种不公正使很多人不再认同和信任党和政府，任由浅薄的"公知"忽悠"改制"，忽悠拆故宫建白宫。政府被迫提出各种具体或空洞的目标取悦民心，主导国家发展日程的能力严重下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被其他目标模糊、覆盖。
办不成大事又能怎样？首先，没有高速经济发展就难以迅速出现产业升级和环境上的美丽中国，难以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其次，每日面对无数自私自利"耍无赖"的个人，政府行为也必然变得"无赖"，官员自私自利就有了理由和空间。再次，组织起来的政府面对分散无组织的个人，非但"治理"日渐艰难，把官权"关进笼子"也成为不可能。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我国大肆宣扬个人权利显然是食洋不化。西方讲个人权利，因为那里过去和现在的公共或集团极为强大。西方到处是市民社会，社会按阶级分层严密组织起来。若不讲个人权利，西方社会就没有自由。但在我国，公共意识自古以来就薄弱，个人权利意识是独立小农的本性，无需培育讲授。张家的猪吃了李家田里的谷就可能出人命，开车加塞儿和上公交车蜂拥抢座更是"理所当然"。我国私权意识和化公为私的欲望天然强烈，集体和公共意识则是教育出来的，甚至知书达理者的公共意识也薄弱到令洋人拍案惊奇的地步。
"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原本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人民依托"自然社区"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社区人民依照天理人情和道义，自己解决彼此矛盾，自己调节利益，自己搞卫生清理"龙须沟"，自己集资办基础教育，扶危救困、守望相助、维护治安。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当国防外交、三峡高铁的主，而是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上有发言权和集体决策权。
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当家作主，五花八门的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正。对日常生活的公正和伦理道德有信心，人们心情愉快，就会支持国法，支持政府办大事。
政府支持并尊重自然社区自治的集体权力，便能免除"小事"之扰，保持人员精干，减轻人民负担，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大事"。当人民退化成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政府也必然腐败软弱。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社会规律。
所以，人民认同政府的根基是自然社区认同，人民热爱祖国的根基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自然社区。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新中国就坚不可摧。
"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
——"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政府在报纸新闻上天天说自己在管亿万家庭的小事，而事实上根本管不了，就更增加了民众的不信任。当今的决策者急需认识到科层体系的能力限度。为什么政府管不了？
首先，这些"小事"中的每一件都跨法规、跨部门。政府要是能管，就不叫科层系统了。科层系统分门别类，依法办事。而社区内形形色色和千奇百怪的小事每件都跨法规、跨部门。哪个公务员去管，责任和风险自负。若相关的公务员头脑清楚，就必定"踢皮球"。这是执法机构依法治国的理性本能。而且，公正处理小事靠的是"天理人情"而非"法治"。触犯国法的事是大事。小事都发生在没有法律和法律模糊的地带，无从执法。何况，到处发生轻微违法的小事就只能法不责众，以免激起民变。
其次，全世界没有任何政府能付得起管"小事"的高昂成本。若北京城拿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官员都去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内政国防外交的大事就办不成了。科层系统本质上是办大事的机构，升迁就意味着不再管小事，专管小事的官员几乎没有升迁希望。而今政府雇佣了大量"城管"和"协警"去管人民的小事。连满地满墙乱贴小广告的"游击队"都制止不住，管理成本却直线上升。而且，他们同工不同酬，没有升迁希望，还要背负所有的"违法"指责，早晚会成为"维权"力量，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世上没有任何官僚体系专管小事，人民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没有了。自然村变成了管着万人以上的行政村，居委会更成为科层体系的一部分。从此，"乡绅"成了科层体系的下属，拿政府工钱，为科层体系办大事。
没有了自己的社区扁平组织，没有了自己的"乡绅"，人民丧失了公共生活，就变成了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社区里发生各种污泥浊水的事而没人管，人们就对正义逐渐丧失了信心。日常生活里缺乏公正，中华民族的公共伦理道德就丧失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经是扁平组织，所以极为亲民，专为百姓办小事。干部战士要保证"缸满院净"，还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是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来源。但搞革命任务简单，执政搞建设任务复杂。时代不同了，因为要办经济建设的大事，扁平的党政机构不断增加科室和层级，就变质为科层体系。高官可以"亲民"随便去百姓家探望，但百姓不可以"亲官"随便去高官家探望。在科层体系内升迁得越高，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就越远，离小事就越远。
承认科层体系办不了小事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办好小事，解决社区生活中缺乏公正的问题，不是靠严格法治、推行选举、逼官员下沉、实行彻底市场化，而是靠组织人民，靠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靠人民的自组织。"全覆盖"成本高昂，不可持续，也是基本做不到的，还有可能把我国变成脆弱的"警察国家"。以人民的"参与"取代政府的"覆盖"方为人民民主的正道。
我国经济建设的进步同公众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一道发展。"转型期"、"深水区"、"利益多元化"、"制度落后"之类的解释，既抽象、空洞，又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人民自己的事要人民自己来办。人民组织起来就能自己办好自己的"小事"。组织起来，"个人"就变成了"人民"，就会有"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就能制衡政府官员胡作非为，把官权"关进笼子"。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一样。
——《人民论坛》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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