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虽新有故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出狱后走投无路。香港"支联会"派人潜来成都，引领我和小雨两个，从地下通道越境，到了香港。香港已近"回归"，形势非常复杂。东道主为了安全，安排我们藏身城郊，避免曝光。每次来看望，都要带大摞报刊，以便我们了解外面的情况。
报纸上广告娱乐八卦很多，国际国内要闻很少，有深度的报导和评论更难找。一个单向度政治动物，乍到商业社会，一时间很不习惯。记得第一次看到《壹周刊》，封面上通栏一号黑体大字"发达青年争当大富豪"，配以两排年轻人志得意满的相片，很错愕。
那是迷茫的岁月。和人沟通也难。不懂粤语，只是一方面。即使是讲国语的，而且价值观相同，因为语境、经验，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往往也难。即使是大陆的流亡者，读他们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也时有陌生之感。似乎历史巨浪回归大海以后，那顶端飞溅出来的泡沫，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海外民运内斗，观之忧心忡忡。面临角色转型，更无思想准备。没有海外关系，没有外国学位，不善交际，拙于言辞，又不懂英语，不知道去到陌生的世界，怎么能自食其力。失落感和无力感之外，加上生存的忧虑。所幸环境很美，是一个海边渔村。连天雪涛，卷地潮声，可以消忧。
一个夏天的中午，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和他的几位同仁，冲着烈日高温，同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老教师形象，优雅而平民。头微秃，脑门宽广，显出睿智。眼镜后面的瞳仁里，透着一股子悲天悯人之气。脸上几条深刻的皱纹，刚毅坚韧，似乎是性格的标志。十几年白云苍狗，多少事出乎预料。但对先生的这个直觉，后来证明没错。
因为关心，所以细心。一见面，先生就注意到，我和小雨说话，一涉及政治议题，声音就会低些。他提醒我们，不用再怕了，现在可以大声说话了。同来的张文光先生笑道，我们住在他家时，我的衣服口袋里塞满废字纸，鼓鼓囊囊的。他劝我没用的就随时丢掉。我不，总要撕得很碎才丢。先生说，没必要，再没人拣了去看，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我说我全知道，只是积习难改，自动化了。先生说他理解，长期生活在特殊环境里，养成的习惯最难改。我说，我通过困难地抛弃着从前困难地学来的东西，也更真切地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他说，只是脱离了当前危险，自由还要继续争取。我说"九七"以后，定会慢慢收紧。他说，那是肯定的，但我们会尽量顶住。语音平淡自然，浑不似易水西风。
两岸三地同一梦
听他们互相谈话，知道周勇军、熊焱……先后都出来了。我问，听说你们的营救计划，叫做黄雀行动是吗？张文光先生说，"黄雀行动"这个名字，就是司徒华先生取的。司徒华先生说，是借用曹植的诗意："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我原本喜欢汉魏诗，念了接下去的两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说，我们真的很感谢。
十几年后，有人在纽约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说"黄雀行动"是一位演员发起和命名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只知道谁救了我。而且老共不是螳螂，与黄雀相比，起码是一架B52飞机，其奈蝉何？后来我问先生，何不说明真相？他引用了一句古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后话。
那天跟大家一起，到附近的一个渔业码头吃海鲜。席间他问我，香港报纸，喜欢哪家？我说《信报》。他说他也喜欢《信报》，较有深度。说到具体例子，逐渐如逢故人。说起我的文章，他问，看我的履历，没多少时间读书写作，那些东西，怎么出来的？我说，小时候爱看书，杂七杂八。大起来没书看了，只能写。主要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地写的，保存比写作更难。后来发表时，穿靴戴帽，打擦边球，得到许多杰出编辑的帮助。
残余的初稿，随身带出来了。回到住处，拿给大家看。是些用很小的字写在随手弄到的小纸片上的东西，不易辨认。先生仔细看了，说不容易。问我那个执着，来自什么动力？我说，谈不上动力，只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在寻找存在的意义。此外，我们还带了些书画作品，路上丢失不少。剩下的，也拿给大家看了。先生环顾左右，同大家商量了一阵，看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办个画展？
翌年五月，《中国梦》画展在香港大会堂隆重开幕。除了我和小雨的作品，还有我们在大陆的画家朋友戴光郁、曾循、曹勇……等具有反叛意义的作品。支联会派人到大陆各地，找到画家本人，将作品秘密、安全而迅速地运送出来，工作效率之高，着实惊人。
画展不仅是画展，也是一次大陆知识份子反叛精神的展览。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憧憬，是两岸三地人们共同的憧憬。从人潮之汹涌，反响之热烈，我也看到了由支联会带动起来的、香港市民的政治热情。身份既已曝光，香港不可久留。画展一开幕，我们就去了美国。行前接受美国之音、南华早报、亚洲电视台的采访。每提到支联会的帮助，我都不禁要说，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有资格受此深恩厚泽？！
"江天如墨我飞还"
来美十几年，谋生甚不易。不管有多少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司徒华先生的友谊，始终如一。他每次来美国，都要见见面。一年一度的贺卡，从未少过一个，都是给我和小雨两个人的。每有新书，必惠赠，也都是给我和小雨两个人的，至今已积累到十五本，是我们珍贵的藏书。
初到时，我和小雨租住在一户人家后院的洗衣房里，小得来了客人没地方坐。这是我来美后第一次和先生见面的地方。一位关树越先生开车，送他来，接我们走，作东请我们吃饭，然后又送我们回家，盛情可感。同座的先生的妹妹，送了小雨一挂珍贵项链，愧无以报。席间同大家交谈，才知道先生独身。初恋女友未婚仙逝。先生遵守她临终时的嘱咐，受洗为基督教徒。深情永驻，一生未婚。我们两个听了，更是感佩不已。
香港回归以后，支联会处境险恶，先生和同仁们顶住解散压力，继续坚持抗争。年近古稀，不辞劳顿，到美加等地募款。行色匆匆之中，约我们在纽约他的外甥女儿家见见。只有一室一厅，他就在厅里开地铺过夜。其实募款很成功，可以住旅馆。他不，只是为了省下钱来，给支联会开展工作。我想清廉无私如此，也是他"门下有许多死士"（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在海外民运低潮时期，支联会一枝独秀的诸多原因之一吧。
鉴于自己的经验，我劝先生移民海外。他说许多人都这么劝他，但他反复考虑，还是下决心回到香港，那个自由与奴役斗争的前线。那年他贺卡上的集句，是"世事沧桑心事定，江天如墨我飞还"。
可真是江天如墨。一方面"乌云压城城欲摧"，一方面"白狐跳梁红狐立"，波谲云诡。所幸先生并不孤独，支援和追随者众。同时，也得到民主潮流中其他力量的配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原先不问政治的香港市民，都起来为维护人权法治而走上街头。反对二十三条，要求普选特首，动辄万人空巷。一年一度六四忌日的维园烛光晚会，盛况不减。
文章观海波澜阔
压力下和阻力前的民主潮流，并不是单一向度，内部见仁见智。我最欣赏先生的一篇和朋友商榷的文章，题目叫《一阔脸就变》，批评李怡先生的一种观点。李怡根据"老一辈革命家"建国前的言论，断言中国的问题，是"这一代领导人"未能继承其前辈的"社会主义真理、民主理想的信念"。先生指出，四九年后"荼毒百姓、误尽苍生"的，正是所谓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并不是蜕变了，而是以前掩盖着的专制本性，在取得政权以后彻底暴露。
先生的许多政论文章，都是这样，寥寥几百字，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这不仅是思想的力量，更是人格的力量。如果没有对于劳苦大众的真爱，深知他们的根本权益所在和锲而不舍地为此奋斗不懈的精神，就不可能在如此诡异多变的语言迷宫中几乎是直觉地把握真理。换言之，如果生命不和道路合而为一，如果道路不是通向爱，那真理就不是真理，先生就不是先生。
先生的路，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当初选择教育职业，就是为了服务于劳苦大众。他早年所写的《自述》，说得十分清楚："余少小家贫，迭罹失学之痛，几经困顿，始卒所业。因感身受，乃入师范，以百年树人为己志。"办了四所小学，全在基层市民地区。所收学生，全部来自劳工家庭。不问多困难，坚持四十载，不是偶然。
劳工子弟中，凑不齐学杂费的多，有其他各种困难的多。先生要求班主任们凡有家境贫寒交不起学杂费的孩子，都要知会他。他用自己的薪资代为垫付。以后何时归还和归还多少不计。一位班主任径自向一个真有困难的学生催索欠款，他知道了很生气。另一位班主任当众严厉责罚一个犯错误的学生，不顾及孩子的自尊心，他看到了很痛心。他批评了两位老师，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强调爱心和耐心是教师的专业精神。
读他的《校长，畀次机会我》、《三个顽劣学生》、《他在生日那一天退学》，我和小雨特别感动。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儿童，都因为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帮助，得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在后来走向社会、散布到世界各地以后，对他怀着永远的尊敬和感谢。九十年代他到美加筹款，欢迎的人群中就有不少他当年的学生，有的还记得他当年说过的话，告诉他说，那几句话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写道，学生的成功和感谢，是一个教师最大的回报。自己"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作为历史使命，能服务普罗大众，已无憾"。
除了教书育人，他还创办了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发起和领导了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以掩盖侵华史的运动；推动了争取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第二次中文运动。一九八五年，香港首次有民选的立法局议席，他以"鞠躬尽瘁，贯彻始终"为竞选口号而一举当选。因为香港人知道，他所"贯彻"的是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可见英雄城市的政治智慧。
"一笑心轻白虎堂"
作为民意代表，他成了中共中央的统战对象。先是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仪式，后又被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进入国家机器上层。李鹏请吃饭，万里来作陪，很尊重的样子。这种统战策略，向来效率卓着。香港一些头面人物，也难免受宠若惊，逐渐媚容可掬、甚至为虎作伥起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功能，是否会沦为"人大"、"政协"式的橡皮图章，一开始就令人忧虑。
在草委会的一次宴会上，即席发言者，多为党中央背书，言毕众人鼓掌支持，一如人大政协的场面。司徒华先生起立，讲了一个老国王寻找继承人，最后发现只有全民直选国王，才能长治久安的故事。话音落下，众人面面相觑。整个白虎堂上，一片鸦雀无声。我想象那个景观，不由得肃然怵然。我觉得那个画面，应当永留青史。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为抗议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他宣布退出草委会以示抗议。并于同年创建和领导了支联会，致力于"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作为立法局议员，他于"回归"后被迫"落车"，但很快又再度当选。直到二零零四年七月宣布不再参选，才告别工作了十八年的立法局和立法会。
宁静淡泊以明志
一退下来，就有一位富豪写信给他，表示愿捐巨款，办一个以"司徒华"命名的私立学校。他谢绝了。说，我以前在基层市民地区办学，是为了服务于劳苦大众，以有教无类为宗旨。现在来办私立学校，已没有了这个意义。言辞委婉，而态度坚决，几经交涉，此事作罢。
什么叫"淡泊以明志"？这就是。这个"志"，不是有意识地"立"起来的，而是他为人的必然。心有大爱，而又无家无后。泽被劳苦众生，成就了他始终一贯地站在下层人民弱势群体一边的政治人格；泽被青少年一代，成就了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大教育家风范。这种精神，和他在爱情上守真志诚、执一不二的态度完全一致，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挫折的。
什么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格特质，植根于生命本体。有诸内而形诸外，自然就有了"德"。深知底层的需要，自然就有了"智"。和大家风雨同舟，自然就有了"体"，被大家视为自己人，自然就有了"群"。"修辞立其诚"，"能以精诚致魂魄"，自然就有了"美"。德、智、体、群、美互补，自然就有了文。
读先生文，如沐春风。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兵法，宗教、哲学、正史、稗史、民俗、方言、志怪、谣谚、气功，诗韵词牌、风水八卦、修辞和审美……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杂学旁收，而又贯穿着同一种人文精神。汇编成书，得十又五册，一以贯之。
书中不少篇章，劝人读点儿闲书。他所谓的"闲"，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无目的、非功利、不以心为形役，纯粹依个人的兴趣随意观照而得到的快乐。他说，这样才能读得博和杂，读得入味。忙里抽空读，入味方得闲。得闲才能放下，放下才能拿起。暂时放下后，重新拿起时，人已经充了电。
这样的读书态度，和他淡泊以明志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由于有这种态度，所以能日积月累，不期然而至深厚渊博。深厚渊博，自然能厚积薄发，一片天光云影，万千源头活水，成书于无心之间。是知砥柱中流者，非必抱石怀沙。满腹经纶者，非必十年萤窗。"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听从心灵的呼声，忠于自己的良知就行。
古人论学，首重"通人"，而非别才。"别才"乃今所谓之"专家"，"通人"则除了多方面的学问，还要有知识份子的担当。但是这个"担当"，若非"淡泊明志"，和功名利禄的关系就很难理清。先生的使命感，先生之集教育家、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正是藉淡泊以明，藉宁静以致。一路走过来，几十年如一日，能有几人！
更不容易的，是他始终谦卑，保持着一贯的平民本色。作为支联会主席，和义工不分彼此。或于人潮汹涌之中，在街头派发传单。或到春节年宵摊档，给市民们书写挥春。听说今年春节，从一月一日到二月七日凌晨，七十六岁的他，写了一百二十九个小时的挥春，为支联会筹得二十五万多元。
他写挥春，主要不在筹款，而是服务于香港市民。写时端坐悬腕，全神贯注，充分表现出他对于草根阶层的爱与敬，亲与近。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那些刚柔相济、元气淋漓的墨宝，恰好是他那悲天悯人，始终如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的象征。
此刻，听说回归后的香港当局，终于图穷而匕首见，要以言论罪，传他上法庭受审了。我们深感震惊，又爱莫能助。急就此文，以示声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们知道，站在被告席上的司徒华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原载《动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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