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新世纪特稿2010年2月24日】最近几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模式非常热衷，经常有一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出头，高度肯定。
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弄出了一本《中国大趋势》，书的主要内容是揭示中国的未来，其中更涉及对目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所谓"纵向民主"的击节赞赏。并预言，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约翰.斯比特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在谈话中重点谈及西方，特别是日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他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福山在专访中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奈斯比特或福山作为外国人，无法体味民国革命以来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神学，对王朝政治进行价值重估，对官僚政府进行精神改造的根本性使命。这一些正是针对他们所赞美的"纵向民主"或者王朝政治。赞同中国模式的中国知识分子，被圈养在1949年的"大猪圈"和1978年的"小猪圈"里面，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使命中沾沾自喜，从而丧失了整体性知识。
奈斯比特或福山注重中国模式之凯撒主义内涵，而没有把所谓经济奇迹放在眼里。这是石桥对彩虹的羡慕。对于外国人而言，对中国古典科举官僚政治的推崇，就像对西藏的审美渴望。在启蒙时代早期，西方推崇有过一回，那也是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而已。像对田园生活的浪漫主义回忆，这是一种投射，把自己所欠缺的所渴望的投射在别人身上，其实对别人自身而言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对被投射者而言，只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展颜一笑，然后继续愁眉苦脸，没有实际或者实质性的意义。
看起来中国模式的重心，在两点之中游移：一点是专政与民主比较，在短暂时间的所谓优越性和效率，一点是民族国家经济竞争中所谓上升的经济总量或者经济奇迹。似乎二者互相辉映，前者带来了后者，而后者又在后极权时代提供了神迹，来论证前者的政治正当性。对于统治而言，中国模式是为了证明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
然而，前者是受到挫折的，是遭受批判和质疑的，专政的优越性和效率，是需要证明的，而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没有了后者，在后文革的语境当中，前者越发猥琐不堪。所以中国模式的重心似乎是后者，也就是人们总是按照后者来认识中国模式，而忽视或者看轻前者。经济奇迹的产生，还可以用经济自由来解释，于是越发对专政有着解构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如卡尔.施密特在一个注释中说的，更有可能带来总体性的瓦解。
中国模式重心的二元游移，是与共产党专政重心的二元游移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一种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它在拒绝组织化官僚化的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组织化官僚化的建制二者之间游移。在目标的好话说尽和手段的坏事做绝之间，在其构成到底是知识分子还是人民，其社会基础是乡土还是城市之间，在这一些具有冲突和张力的二元中游移。
对专政的心理投射抑或偶像崇拜
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承认，民主立宪政治在特定的时间内，例如紧急状态中，其效率不如专制明显。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时期一样，用国家权力来推动商业，在经济地位上迅速崛起。中国模式不过是重商主义的中国版，是一种很庸俗的道路，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更没有什么优越性。
中国模式之所以说成一种普世价值，实在是对于西方优越的扭曲性反应、焦虑的情绪性表达，就像一个弱者向强者说大话吹牛扳回面子一样。这种做法，是一种模仿，是奴隶伦理对主人伦理的模仿。并不是一种政治解决方案。而相当于长期处在"我们渴望"中，结果有一些精神错乱，有了一点小成就，就像全天下的人宣布我们能。
中国模式不外乎是权贵资本家的专横意志，用经济发展来为主人民族作见证。权贵资本家通过经济改革，把国民财富掠夺到自己口袋当中，让国民陷于贫穷当中，于是用自己的非法财富与西方的资本家斗富，并且代表了被他们剥夺的国民崛起。损害内政以意淫外交。
这样帝国主义冲动是一种内战行外战不行的。越与西方斗富，越全球化，对内部伤害越大。并不是一种带动内部共和政治的。而我们来看西方的大国崛起，从来是要从外部掠夺回来，以缓解内部冲突的。中国模式之崛起，是一种葵花宝典无敌式的意淫治疗。
不外乎是法国七月王朝路易.波拿巴中产阶级之凯撒主义。当下的政治经济情势，与七月王朝最为相似，是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渴望稳定。中国模式之所谓社会主义特色，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极权主义的控制。渴望中央权威，听党的话：这是一种恐惧感和无助感精致的，带上面具的表达。只要听话服从，一切都会好，一切都有可能，不听话就没有好下场。只要不问凭什么要相信党的话，党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何领导走出困境，那么都是如此。这是在特定紧急状态中的病种乱投医。专制效率的无限夸大。
对中国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特色，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一种是专政，一种是共同富裕。左右政治流派都从这个哈哈镜中，往自己需要的方向解读。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相信专政党作为中立性的神话君主，可以用强力来均财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目前同一质被垄断性财富打破的情形之下，并且在经济决定论的迷信当中，似乎专政越强力，实现实现共同富裕的概率越大。二者成正比。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就像鹰的两头，被拧在一起，不再对立。
也就是在一种对极权主义专政的原教旨主义回归，这一种非政治或者反政治的非理性情绪当中，中国模式之专政核心，才得以获得政治正当性论证。可是如此的非理性情绪，与现实的权贵主义走向加深截然相反，冰火不容。而其颇为怪异的是，出于原教旨主义和共同富裕动机，而为专政加持背书，要求进行极权控制，不会达到其目的，反而会给权贵资本主义进一步掠夺创造机会。
不仅连资本主义，连改革中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都不可以拯救。这个党治国体制，在毛泽东死后，就散失了调整政治矛盾，充当中立性君主这个功能，成为越来越糟的官僚腐败体制。当然在毛泽东活的时候，理论上有，实际上也做不好。毛泽东对此也异常悲观。
有一种意图伦理是必须克服的，强化政治权威的努力，本来目的在于控制分裂和冲突，抑制权贵，造福人们。可是结果呢。越强化凯撒主义国家党，本来目的就越消失，因为凯撒主义国家党的分支，成为压迫机构，凯撒主义国家党越强大，压迫越严重，造成的分裂和冲突越大。这时候的语境，与民族国家形成初期，霍布斯那个时代主权和强权凯压制封建豪强完全不同，不能把杭州当汴梁。 作为国家党的主权权力，已经不同于现代性早期对地方豪强的制服，形成统一性，而是主权能力越大，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能力越大，尤其是变为官僚机器之后，这是一种蔓延的癌症。
共产党作为国家党，是一种集体的神话君主，而与单个君主的不同。其具有高度的官僚特征，是一种官员对民众的殖民统治。也就是王权与行政权的高度整合，甚至将行政权等于王权。而行政权是最容易腐败的，而且是癌症扩张般。
韦伯证明了古代埃及、罗马帝国等文明，就是败亡于官僚体制之手。韦伯警惕德意志的官僚体制一样下场。甚至光荣革命之前的共和制度的英国，也一样很腐败。最后王权与行政权切割，行政权交给议会。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才避免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相权很强大的时候，有这种影子。可是明清之后相权萎缩，君权与行政权的高度整合，晚清立宪其目标在于利君利民，独不利于官吏，试图有所掰开但未果。辛亥革命因为连君权一并废除，袁世凯一复辟落下千古罪人的骂名。因此晚清君主立宪也因此不具备条件。
回归王朝政治的虚妄
奈斯比特或福山所推崇的，不过是过去中国王朝政治的特征。中国辛亥革命以来，所试图解决的正是中国王朝政治的特征。奈斯比特或福山看起来如花似锦，其实正是二千年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所在。共产党的专政获得王朝政治的特征，进行我肯定，对权威的强化，模仿传统政治文化，会产生一种王朝政治沿袭的效果。而如此毛泽东会痛哭。那么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彻底失败，而成为更大的治乱循环历史格局组成部分。
我们中学乃至大学当中，在学习农民革命的时候，最大的警惕莫过于农民革命吃掉自己，农民领袖背叛了革命目标，成为延续封建统治的工具，以反对和打破循环的的方式延续了革命的对象和秩序，实现了更大规模尺度的历史循环。对于毛泽东乃至先驱孙中山而言，功亏一篑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如此阶级矛盾转移到官与民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因此沿袭了古代王朝政治的最大弊端（参见我的《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政治矛盾的载体，从土地变为金融和国有资产，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分享。
政治思潮的演进，真是古怪，明明是整体上反对的目的，却转过成为所努力的目标。中国模式的提倡者，很多是作为毛泽东的崇拜者，为什么他们就遗忘了孙中山—毛泽东最为根本的东西。
1949年政治秩序之所以可以被容忍为一种政治秩序，是毛泽东的存在，他是作为奠基和瓦解1949年政治秩序的根本性。也就是1949年政治秩序并不是一种美好，而是一种为了目的而不得不的，这里是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对其组织化固定化官僚化倾向的结构。没有毛泽东，就不应该有1949年政治秩序，这不仅仅是历史上发生，也是政治神学或者观念精神的规定性，因为毛泽东是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的化身，是1949年政治秩序根本目的的化身。这与民族国家的精神使命相关，投射到毛泽东身上，当然毛泽东符合或者部分符合被投射的条件。
从根本上说，没有后者，是不允许是有前者的。也就是1949年政治秩序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对于手段，如何保守，都不能保守成目标或者目的。也就是保守主义应该有一种限度，绝对不能是精神和目的的保守，而应该是路径与手段的保守。
一旦强化政治权威、保守1949年政治秩序，肯定王朝政治，这时候就成了毛泽东的敌人，以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混乱保守生命为名，实际上陷入王朝政治的历史沉沦当中，抹杀近代以来瓦解王朝政治的努力，让历史进入更大的恶性循环。
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并不会内化于1949年政治秩序。因为毛泽东与1949年政治秩序更多的是冲突，而不是一致。就从毛泽东本身本身而言，不在乎1949年政治秩序，而是时不时渴望打破它。所以中国模式来拯救社会主义，是一种扯淡。肯定1949年政治秩序，表面上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更大了驱除了社会主义。
从表面看，中国模式有着最坚定的现实条件，其实不然。首先，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对极权主义政体，进行原教旨主义的道德改造，这完全是扯淡。极权主义政体是一种承载对古典时代到今天的道德政治进行价值重估的政体，其高度和复杂难度，远远不是平常的道德原教旨主义改造，能够达到的。其二，强大的实现力量，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启示和方向，"是"并不是"应该"。
1949政治秩序是一个根本无法长时间长尺度的肯定和自我肯定的秩序。它的维持，必须依赖于长时间的例外状态，战争总体动员。否则立即瓦解。以为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和邓小平把改革当作革命，从而保持战争总体性，得到说明。但是1949政治秩序在特定时空条件内的肯定和自我肯定，必然造成1949政治秩序自我瓦解。
其一是因为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根本张力，其专政手段既是逆目标而行，也只会制造矛盾和冲突，为1949政治秩序瓦解准备条件。同样是一种自我瓦解。我们假设其专政手段，很有效得服务于目标，那么更早促成1949政治秩序的瓦解。读一读毛泽东的《卜算子》，就大概知道1949政治秩序的自我瓦解本性。
其二是1949政治秩序所承载的使命，是前政治的政治，也就是民生和道德的政治。前政治的政治，仅仅是为政治自由的政治准备条件。道德的政治与民生的政治的相互替代和冲突，产生的张力和能力，都无法冲破网罗，进入政治自由的政治。1949政治秩序是一种很低级的政治秩序，无法面对和处理中国人进入现代之后的复杂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对于后者与政治自由的关系，用一种巫术或者神秘主义的内容来冒充。充分体现在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身上。
中国模式的提倡者这一些人，压根就不知道1949政治秩序长什么样子，在其中的碎片（包括理想目标与不同阶段的条件及其政治手段）中迷离，他们的认识，不过是历史相对主义的病毒，对命运和条件的约束性的身体反应，因此对各大历史转折时刻的决断，没有反思能力。是一种无条件拥戴，并且迷信政治决断的能力。
可以拯救的，进行拯救。不可以拯救的，不可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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