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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十六年後，王丹仍然要辦「六四」紀念活動，我已收到他的邀請函：
『三十六載光陰流轉，真相未息，記憶猶在。
六四紀念館，落地洛杉磯。
我們誠摯邀請您，於此重要時刻，共同見證紀念館的開幕。
願您來，帶著思念、敬意與希望，與我們一同凝望那段銘心刻骨的時代記憶。』
簡短幾句，「銘心刻骨」，憑良知守住這「燈火」，這位北大最早的「民主沙龍」發起人，今日再來扛這面血浸的「八九」旗幟，中共《通輯令》中的其他「學領」們都哪裡去了？我在《雨煙雪鹽》中寫了一則『「六四」迷思』，從價值、涵義、邏輯等層次，詮釋其沈重與荒謬，竟忘了這些「學領」們之今日，不也是荒謬之一？】
2016年的六四，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一如往常舉行燭光紀念晚會，但是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今年決定不參加晚會，改為自行在校內舉辦「六四學運論壇」，討論香港前途問題，而非大陸民主建設。
香港學生想跟中共或中國切割，必須找到有效的議題才能讓聲音變大，六四成了議題之一，但是這並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價值，更不是贊成六四屠殺。所謂香港主體性，在政治訴求上可能是與中共分離或不分離，並不意味一定是「港獨」。
兩岸三地愈來愈多199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的認識模糊，情感漸漸淡薄。我覺得，時間是記憶的殺手，不能要求別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這是一個「六四邊緣化」現象，發生在二十七年之後。
但是，放置更闊遠的視野下，「六四」卻一個迷思。
我在《鬼推磨》一書中，曾以二〇一〇年「阿拉伯之春」分析伊斯蘭文明之衰退，提到兩個觀點：第一，政治制度落後，物質表明可以極奢華，其實依然處於原始層級，殘暴血腥；第二；文明、價值、習俗等靠千百年養成的系統，可以為短暫的政治形態和制度提供資源，卻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態來型塑它。
比照中國的「八九六四」，情形更複雜。天安門學潮其實就是一場更早的「阿拉伯之春」，亦屬學生抗議（騷亂），但是它啟動了所謂「蘇東波」浪潮，即共產制度圈內蘇俄東歐部分解體，並良性漸進至新的民主政體的建構，提供了「和平轉型」的成功範例，迥異於二十年後阿拉伯世界的那個「春」，可能關鍵在於文化層面——伊斯蘭與基督教、東正教的差異；
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鎮壓告終，在本土恰好啟動了權貴專制（市場列寧主義）為特色的另一種新制度的建構，並且出現持續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政治、精神、社會、環境皆遭嚴重破壞，代價極為高昂。
這場官民衝突，也徹底顛覆現代政治學的基本教條。學生請願靜坐絕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現「小偷罷偷」，全民道德空前純淨，一個民族出現她最神聖的瞬間，卻僅僅由於一個人，即鄧小平的拒絕，化為烏有；這個政權，連它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總書記，都拒絕鎮壓學運，但是結果卻是一場大屠殺。這些極端的不合理，是一個制度的意外昏厥，還是一個文明的內在本質？
大屠殺之後，中共遵照鄧小平「韜光養晦」謀略，大開國門，向西方獻上廉價勞力和生態資源兩大「厚禮」，這樣臥薪嘗膽的韜晦，為什麼沒有出現在學潮發生之初？學運明明沒有向中共要政權、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對話而已，用坦克機槍對付這麼溫和的學生，與深謀遠慮、臥薪嘗膽的對付西方，在智力、謀算上完全不對稱，這也顛覆了常識；
憑簡單的邏輯可以判斷，鄧小平欲用發展經濟來挽回屠殺導致的合法性缺失，然而這兩者是不能交換的，以鄧小平的農民觀念，只要讓中國人吃飽飯，再有點錢，這個政權就不會倒，這麼荒謬的「前現代」設計，居然大獲成功——中國經濟起飛、民間歲月靜好、中共手裡掌握兩個百萬億——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還是億萬人民勤勞苦幹，已經分不清楚，而所謂富裕，則是貧富崩裂，社會公正消失。
鄧小平的「開放」，也誘惑西方打開「最惠國待遇」和「世界貿易」兩扇大門，而中國從不遵守協議和規定，不僅不給中國「廉價勞力」基本人權，也盜竊西方技術，兩廂佔便宜，鑄成世界第一經濟體，卻是一個「數碼列寧主義」，比毛澤東中國從蘇聯抄去的中央計劃經濟，大大升級一步。
在鄧小平設計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他的韜光養晦之下，歐美不是養禍遺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監控、數碼集權之下，民眾不是連韭菜都不如？
在經濟大幅增長了三十年之久，中產階級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經「紅薯換蒸饃」的農民，蝸居在大都市邊緣，不是再也回不了家鄉？
扛著上面六個老人的小夥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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