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是一九八九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殺二十五週年。這四分之一世紀，對中國大陸意義深遠。如今籠統言之的中國經濟起飛，當時還在艱難掙扎的瓶頸，後來也曾多次上下起伏，並非後來想像的一路高歌猛進。這些起伏與六四鎮壓，關係深刻，仍待挖掘。二十五年時間並不短。當年尚未出世的孩子，現已長大成人。他們或許已完成大學學業，正在職場打拼；又或許因為農村戶口，與父母常年分隔，早就自己跑到大都市，已在險惡江湖上磕磕碰碰很多年。但他們並沒有正常機會和公開渠道，去了解這一段並不遙遠卻又至關重要的歷史。
這並不是說所有年輕人都完全被蒙在鼓裏。事實上，每年五月底六月初的"敏感時期"，當局以往風聲鶴唳的緊張，正化為頤指氣使的驕橫。不加解釋的封網等措施，既有引起好奇探索的效果，也造成相當普遍的懶於深究的無奈。與此同時，中共當局自八九年以來，歷經三任領導，兩次換屆，當年並未參與決策的現任領導，不願永遠承擔六四鎮壓這個歷史負資產，也在通過多種渠道以各種手段解套。嚴厲管控下的種種現狀，使得有關六四的言說，漸漸落入某種"遙看風景"與不以為然混合的定勢。堅持正義和歷史真相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以及諸多民主人士，因此而在持續的政權壓迫下，還要承受日益增加的社會冷漠和道義壓力。這其中牽涉到一些根本問題，需要釐清。一方面，八九抗議運動激發出的理想主義，是重建中華文明進步精神的寶貴資源。檢討當年學生和政府的對立，決不應狹隘地侷限在指責學生。另一方面，六四鎮壓絕非一次無關歷史要義的偶然失誤。恰恰相反，那是改革開放三十五年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直接決定了中國經濟基於全民成本的崛起模式（參見袁劍、鄭義論述）。
一、學生抗爭之理想主義
中國大陸知識界和一般民眾對八九年抗議者理想主義精神的變相否定，集中表現在對學生運動的不以為然。這一點，如果以前還不明顯的話，經過今年三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和九月以來香港學運，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態度只是鎖定學生運動，並非一概反對民眾抗爭。其中折射出，中共當局多年來強力貫徹灌輸的維穩邏輯，正在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滲透社會心理，並與知識界特定立場匯聚，固化出扭曲的視角。
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大陸公眾輿論，通常對地方發生的抗議抱有同情。地方出現官民衝突時，民眾總是會在第一時間通過網絡呼籲支持，向虛擬空間的讀者解釋事件來龍去脈，說明真相，抗議官方信息封鎖。這類呼籲行為，本質上可以說，是基於認定網絡用戶共享的公民身份，也是基於對公共空間的信賴和對社會正義的想像。廈門反化工建廠的市民"散步"，廣州郊區反對建造垃圾焚燒爐的群眾動員，都帶有這些特徵。所有這些要素，在現代社會分析中，都會直接指向事件衝突的政治內涵，即使當事人沒有明言，觀察家的評論仍會著力於揭示被掩蓋的政治對立和觀念衝突。但在這方面，當代中國卻是一個顯著例外。由於中共當局對政治活動的強權壟斷，特別是上世紀末刑訴打擊中國民主黨組黨和鎮壓法輪功之後，社會上完全沒有非官方政治社團的空間。輿論引導上，當局同樣刻意掩蓋各種社會衝突的政治內涵。廈門市民採取"散步"形式抗議，本身就是對公民政治權利被剝奪的無奈妥協。這種妥協或回避姿態隨處可見，而且常常有明顯順應官方掌控強度的伸縮。反日風潮高漲時，日資廠工人罷工，合理要求福利保障，但政治言說上借助的僅止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工人理應有的罷工權利。
自我設限以回避"政治"標簽，已經成為今日中國社會群體抗爭的重要策略特徵。其中的行動邏輯，是"表達政治要求必然會遭遇懲戒"，這種由暴政有意製造、並慢慢內化為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效益權衡，是強權借助恐懼心理維護統治秩序的結果。更甚者，敢於表達政治要求，被公然視為異類，不但當局放手公開壓制，民眾在實際生活中也是避之猶恐不及。這是負面評價所有學生運動的重要背景。問題在於，由於學生相對抽象的社會屬性，大規模學生運動，必然具有鮮明強烈的政治品格，幾乎不可能借助去政治化的恐懼心理來消除其色彩。同時，高度政治動員的學生運動，必定是與既成秩序相對抗。在這種時刻，所謂的公民不服從，不再是據守一隅堅持一己的消極自由不受侵害，而是具有了主動出擊去伸張政治意志的動力，行動上就會走出課堂向社會呼籲。這些特質為學生運動帶來巨大的動員能量，動員規模的增長又會加強運動固有的特徵。八九年天安門如此，今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如此，如今香港要求真普選的抗議再次展現類似情景。在這種情況下，官方媒體通常會旁敲側擊地指責學運背後有"黑手"或境外反華勢力指使，試圖一箭雙雕地將"盲目追隨"的學生和"投機者""野心家"的學生領袖對立起來。而社會上自我設限不談政治的觀察角度，難以理解也無法解釋理想主義爆發式的張揚，在猶豫不定中也易於接受官方說法，熱衷於指責個別學生領袖品質低劣，要為場面失控負責，並因此不但忽略了學生抗爭中的理想主義乃是民族精神最可寶貴的資源之一，而且模糊了大規模學運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學生運動與歷史節點
自從十八世紀的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二百多年來的世界現代史，充滿了各種社會運動和革命浪潮。但是，以學生運動激發社會變動的狀況，卻是二十世紀的現象。其實，無論規模多大的學生運動，都很難直接引發政治革命。不過，學運一般都發生在文化價值框架滯後於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時刻，以青年人的敏感刺激出社會觀念的重大轉向和變革。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能夠引起廣泛反響的學運，大多是因為社會已經處於急需價值轉型的躁動不安之中，是學運以其激烈的理想主義姿態，將文化危機推向極端，從而引發整個社會價值結構的更新。因此，即使學運未必次次成功，甚且可能遭到鎮壓而"失敗"，絕大多數國家對本國學運歷史仍保有尊重，認其為自己現代歷程中的重要一環。如中國政府這樣嚴防死打地抹殺民眾關於八九年民主學運的記憶，詆毀其中激發民氣的理想主義精神，在二十一世紀諸多經濟大國當中，實屬絕無僅有。這是在軍事鎮壓之外，持續濫用政治權力破壞民族文化健康的累積生長。
世界各地學運歷史各有不同，但都包含挑戰既有秩序和價值體系的衝擊力。歐美國家蔚為大觀的學生運動出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運接續已經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將種族歧視議題從黑人社區帶入精英校園和中產階級的客廳，並與反戰示威匯合，更新政治文化格局。歐洲學潮以法國1968年五月為標誌，在若干國家都曾遭到警方武力鎮壓，學運領袖遭暗殺被拘捕的情況也所在多有。但最終，青年一代推動了社會觀念轉型——"戰後"並不意味著要將社會秩序恢復到戰前，經歷過戰爭的老一代被迫正視現實，在反法西斯的過去和冷戰的今天，還需要有青年認可的價值去想像明天。在社會普遍檢討認知中，學潮影響得以進入文化價值積澱。儘管幾十年後，歐美精英統治階層同樣會刻意淡化貶低六八學潮，但每逢必須面對新起抗爭的時候，仍可看到公共知識份子站出來支持，公共輿論積極檢討抗爭暴露的社會問題，也可看到政府吸取當年教訓、不以抗爭者為敵的謹慎一面。
非西方國家的學生運動，在自身社會中的作用往往更為重要。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現代進程在非西方國家擴展，是外來勢力多方壓迫滲入的共同作用。西方現代史上，資本以其製造財富的巨大能力挑戰貴族、帝制和宗教的文化壟斷，逐漸達至妥協，卻從未完全取代後者既有威望。非西方國家的經歷與此不同。近現代西方擴張從多方面顛覆在地社會的既存秩序。外來資本和西方制度與文化輸入之間內在的價值矛盾，轉化為本土文化衝突。其中，現代軍隊和現代高等教育機構，取代原有機制，成為主要的精英養成所。在儒教傳統主導的國家，高等學府比軍隊的作用更重要，在社會變動中維繫了"現代"文化價值連續性，通常指涉著進步應有的方向，並因此在社會上與政治權力同享規範性權威。遇到歷史變動的關鍵時刻，大規模學生運動衝到政治抗爭前沿，既凸顯青年對時代變化的敏感，也常常凝聚起知識思想界的密集思考。這正是五四運動的情況。今年香港爭取真普選運動，同樣如此。一九八九年以學生帶頭的爭取民主運動，也不例外。
八九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急需進一步明確方向的時刻。這是新時期的第十年，經濟改革五年前已經從農村轉向城市，但要用市場機制改變固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處處面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困難。經過幾年增發貨幣和對工業廠礦放權讓利刺激生產，一九八八年開始梳理流通渠道。以市場調節代替計劃規定的"價格闖關"造成那年夏天將近百分之二十的通貨膨脹率和市民恐慌。改革衝擊從工作場所進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按照當時大力鼓吹市場改革的主流輿論，以及關於《破產法》、《合同法》草案和住房改革的討論，可以想見，人們很快將遭遇商品供應、公共福利、就業方式等等眾多方面的根本變革並在個人生活意義上承擔其沈重後果。中央政府卻很誠懇地告訴民眾，改革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似乎這只不過是無關痛癢的試探而已。市民群眾積蓄的不滿，最終都在八九年爆發。
上面提到的這些改革，基本都是由當時從國務院總理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主導。他曾在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陪同下，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真誠勸學生保重，並因堅決反對軍事鎮壓而遭無情撤職和多年軟禁，於二零零五年年初郁郁而終。很多訪民，海內外追求民主的人士，都為趙紫陽遺憾，為其鳴不平。他在廣場絕食後的表現，永遠值得後人紀念。但這不應阻止我們探討他此前忽略政治改革的缺憾乃至錯誤。
趙紫陽、鄧小平，以及他們手下一大批聚焦於經濟改革的黨內外人士，在整個八十年代都為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市場化而興奮激動，基本沒怎麼關注"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論爭，不大在意"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沒覺得胡耀邦下台有多糟糕。至於說基層選舉，他們樂觀地以為，只要市場化改革成功，民主化早晚會跟上來。只是到一九八八年秋季，為了平息恐慌保障供應，中央決定要"理順、整頓"經濟環境，趙紫陽及其智囊群體才開始注意到要爭取群眾政治上的支持。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發學潮，趙紫陽仍然持觀望態度。只是在他出訪北韓期間發生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和廣受北京市民支持的"四二七大遊行"之後，趙紫陽才在五月初提出，改革必須兩條腿走路，經濟上要過市場關，政治上要過民主關。可惜，這個明確表態來得太晚了。假設幾年前他就能以他在封疆大吏任上的改革成績做籌碼，和胡耀邦一起共同保護思想文化和基層選舉的開放，事態發展恐怕會非常不一樣。
八九年學生為胡耀邦逝世上街，很明確是要報答當初胡耀邦為學生下台。但進一步追問就可發現，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一九八六年年底學潮，起因是上海合肥等地當局拒絕大學生開放參與下一年基層人民代表大會換屆改選的要求。中央經濟改革的干將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他們也忽略了，這兩年裏高校學生感受著越來越壓抑的政治氛圍。同樣認為沒有出路，一些著名人文知識份子提出"新啓蒙"，力求擺脫必須支持體制內改革政策的思路及其束縛。上文提到，城市居民對個體公民承擔改革重大成本抱有嚴重懷疑和不滿，其實質是質疑改革進程中如何處置社會公義。社會公義價值的缺失，無法僅僅用強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加上模糊的"摸著石頭過河"搪塞。對這些潛在質疑的正面回應，只能是通過政治改革賦予公民參政權，但當時民眾並未明確意識到這一點。此時，大學生不但敏銳感受到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侷限在黨內民主如退休制等）甚至倒退，而且強烈要求改革作為整體進程必須有明確的價值目標。這是學生在八九年沖在抗議最前線、表現出強烈理想主義精神、也激發出市民群眾高昂理想主義表現的深層原因。
三、天安門抗爭的民主因素（上）
以上討論大規模學生運動內在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學運在歷史節點的敏銳先鋒角色，基本是從相對抽象的集合意義層面觀察。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延續近兩個月的學運，在具體實踐層面也始終受制於不同形態的"民主"概念，在看似紛繁雜亂的表象下，體現出社會思想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可惜的是，二十五年來，公眾輿論對政府的譴責漸漸由簡單到疲倦，對學生的指摘卻固執持續，而且越來越廣泛地被境內公眾接受，似乎當年慘烈抗爭遭致鎮壓的結局，主要責任在學生而非政府。這是極為扭曲的犬儒式理解，只會為政府提供不需為六四鎮壓辯護的輿論場域，令政府享有更為便利的管控藉口，並導致今日更為惡劣的思想文化環境。學生和公民合法抗爭的權利，包括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等各種方式，是現代公民政治題中必有之義，必須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得到正名。反之，政府以"維穩"名義動用國家暴力機器鎮壓抗爭民眾，則是盜取濫用公共授權的犯罪。
有批評者指責學生本身就不懂民主，在組織內部實施獨裁。並想像說如果學生當權，將比中共統治更糟糕。且不說這種論調根本混淆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民眾參政權並不能等同於試圖推翻既有當權者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這是對當年歷史現象的錯誤理解（如果不是刻意歪曲的話）。考慮到當時各種因素，例如，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對民間組織的嚴密控制和打擊，一九八九年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成立的倉促，抗爭期間無時無刻不在升高的各種政治壓力等等，完全可以說，當時學生群體內部對民主因素的運用和依賴，已經達到相當自覺的程度。從胡耀邦逝世開始，北京各高校學生就急於形成組織，以便集體行動有所依託。這種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上的需求，一直延續到六月四日凌晨。廣場學生最後撤離之前，封從德還要主持一次形式上的"口頭投票"，為決定撤離獲取民意正當性。可以看出，"投票"或者說"多數決"在內部意見分歧時的重要作用。
從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到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正式宣布成立，北京重點高校響應追悼會之後出現的全市罷課呼聲，多半都成立了校園內臨時自治會或籌委會，以區別於官方學生會，組織抗議活動。此後為保證有效成果而建立的對話團，雖然沒有明確要求如何推舉人選，但北京大學（北大）和其他一些院校仍然啟用了某些"競選"和投票機制。即使是脫離北高聯組織、以個人名義發起的絕食，當自願參加者人數從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時，發起者也立即訴諸組織形式，在成立絕食團指揮部的同時，建立起絕食者內部以學校為單位的代表會議，對有關絕食期限或轉移場地等動議付諸表决。由於絕食發起當天晚上，統戰部長閻明復就聯絡安排了與學生的對話，北高聯當時採取了尊重絕食者個人意願並提供一切可能支持的態度，結果，此後再無緣參與任何絕食團的表决程序。不過，在五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日凌晨的絕食期間，北高聯和絕食團基本處於平行狀態，後者比較單純地保證絕食場地內的秩序，前者則承擔起協調（並非指揮）每日上百萬人次前來廣場的煩雜重務，雙方基本上可以說是相安無事。（對話團活動在此期間遭中途叫停，具體情況有待另文分析）
絕食結束時，正是戒嚴第一天。身體虛弱的絕食者大多不再出面（事實上堅持多日的聲援和糾察隊同學同樣虛弱），但被激怒的北京市民卻幾乎是傾城出動。通向廣場的主要路口人山人海，阻擋可能進城的軍隊。那時還非常少見的直升飛機向廣場散發傳單，激發起更多聚集在廣場上的抗議者。在並無心理和組織準備的情況下，北高聯成為事實上的廣場指揮中心。在疲於應對之中，北高聯（由我本人主持）曾召集北京四十餘所高校代表在紀念碑西側開會。可以說，這類舉措直接刺激了"外高聯"（外地赴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也等於公開承認北高聯並沒有堅持廣場抗爭的明確意圖和目標。戒嚴第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間，休整後重返廣場的前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召集"廣場各校"代表開會，人員遠多於上述北京高校代表，遂高票決議要求北高聯將指揮權暫時移交"廣場臨時指揮部"，回校進行"四十八小時"整頓。這應是那一年整個抗爭過程中第一次出現"廣場指揮部"的名義。
這幾天的變動，可以視為因絕食結束而凸顯出廣場領導權正當性的真空期。耐人尋味的是，"表决"成為當時爭奪並確立正當性的法寶。無論當時在策略態度上多麼激烈的學生，不管是柴玲、李彔，還是封從德、張伯笠，都沒有說過，"我以個人名義，⋯⋯"。所有人都在試圖證明，自己的立場獲得了多數群眾代表的支持，因此有無可辯駁的優先權。只不過，這裡存在著代表基數上"廣場各校"和"北京高校"的區別，雙方出現潛在對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北高聯從沒有公開否認過"廣場各校"參與行動決策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當時也沒有發生以"廣場各校"名義明確否決北高聯代表性或領導地位的情況。上述幾位學生帶頭要求高聯整頓的藉口，是廣場管理混亂。顯然，在積極使用表决機制的同時，這幾位也需要抓住最容易獲取贊同的理由來爭得多數支持。
四、天安門抗爭的民主因素（下）
如果說絕食結束和戒嚴開始的關鍵幾天，暴露出北高聯特別是我本人對全民抗爭缺乏認識和準備，甚至在意識到運動的全民性質時，仍固執堅守校園基礎的狹義學運，那麼，緊接著的變化則暴露出知識界完全無視這些至關重要的"民主"遊戲在廣場上已經有所表現。王軍濤最近評論香港爭取真普選抗爭時說，八九年的情況是"誰能往前沖，誰就能成為運動的領導。如果你不衝，你很快就被邊緣化"。絕食結束波瀾不驚，已經表明這種說法有簡單化嫌疑。實際情況毋寧是他和他的朋友們當時已經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概念，看不到利用"民主"規則的關鍵作用，才會最終被別人利用"民主"遊戲排斥並邊緣化。
五月二十三日，知識界牽頭成立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首聯）在北高聯回校的同一天，在自身缺乏代表性基礎的情況下，自行授權成立了取代臨時指揮部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廣場指揮部）。五月二十四日舉行隆重的誓師大會時，新指定的總指揮柴玲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的廣場不可丟"。一方面，誓師達到重振士氣並明確領導架構的目的，有效整頓了此前已開始陷入混亂的廣場秩序。但另一方面，多位參與其事者後來回憶說，首聯的目標始終是要將學生帶離廣場，只是因為柴玲李彔兩人變卦，才使得本已取得共識的五月三十日撤離計劃流產。且不說這裡存在著動機與手段的分裂（讓抗議者堅持期望與廣場共存亡，還是通過慶典儀式讓他們接受領導權並盲從撤離？），也不說還存在著回避直接面對群眾的責任倫理問題（為甚麼讓柴玲個人承擔面對公眾宣布策略立場大變卦的責任？），問題是柴玲李彔等人並不是以個人身份否決首聯開會通過的決定。改變立場時，他們很清醒地搬出了"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作為堅強後盾。這個從原來"廣場各校"現場會議脫胎而來的新機構，為他們提供了正當性掩體，令首聯諸君只能暗地切齒，無法公開譴責。如果今天還看不清這一點，只能說我們的自我反思還差得太遠。為了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有必要明確，這個營地聯席會議只具備虛假的"民主"表象。
首先，所謂"廣場各校"代表，並不能代表各自的學校。當然，假設某校只有少數學生願意出頭參加抗議，跨校學生自治組織並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參與決策的權利。但即使如此，營地聯席會議的代表仍有與本校環境割裂的問題，以致無法被視作其本校的少數。當這個機構聲稱每晚有數百名各校代表參與決策性會議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地進京學生，其代表性的不可靠更為明顯。於是，當六月一日清晨發生綁架柴玲封從德事件後，經香港人士從中斡旋，指揮部四位總指揮副總指揮與北高聯代表鄭旭光和我本人（王丹也有參加）當天晚上舉行記者會，目的是對外展現學生內部的團結統一。即，當內部分裂的傳言高漲時，外地學生代表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共同重建公共形象的努力（李彔是極為個別的特例），從反面證明這個營地會議民主代表性的虛妄。在北高聯方面，如果沒有回校整頓期間要求各常委院校必須在本校重新認定常委代表個人資格，指揮部也不會想到要借助我這個想必已經被徹底邊緣化的溫和派來重建正當性（王丹沒有參加高聯整頓，亦屬極為個別的特例）。同時也必須承認，這次北高聯參與共同露面，不過是與首聯一樣的曇花一現。內部統一的形象保證了香港方面繼續財物支援，指揮部就開始再次消極抵制廣場上的合作，特別是排斥北高聯參與介入營地會議。
其次，營地會議議程內容本身，也暴露出其"民主"性質的不足甚或虛假。據李彔回憶，最後一周時間裏，撤不撤幾乎是每晚會議的唯一議題。討論侷限在可能的行動方案，而結論總是通過表决再次確認不必改變佔領現狀。這種議程缺乏不同立場的政治表達和辯論，將"民主"程序的工具本質推向極致。由於擱置了目前行動方案以外有關長期目標的辯論，營地會議限制並剝離了表决者與現實政治生活的直接聯繫。其中隱含的對大多是外地學生參與者的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營地會議及其表决機器的代表性。營地會議完全沒有相對於指揮部的獨立性，反而成了指揮部成員拒絕外界要求政治討論的擋箭牌。這是對指揮部言行在政治上提出質疑的人，總是找不到辯論對象的根本原因。批評首聯沒有注意到其中的"民主"因素，也必須認清當時這個"民主"因素的惡質一面。
今年紀念六四，境外媒體格外重視，當事人也因此獲得不少言說機會。在譴責屠殺並支持"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要求的同時，也有對當年情況的回憶重述。令人遺憾的是，有些當事人的說法極不慎重、不負責。這裡僅在這個關於史實的小節最後，略舉一二，以作澄清。筆者對本人言論負責，竭誠歡迎有不同記憶者回應。首先，導致高聯回校整頓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吾爾開希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場廣播站呼籲學生撤離，並在答問時說應該撤到使館區，當即惹起不滿喧嘩。即，雖然學生呼籲國際關注，但他們當時也拒絕示威群眾只能求助於西方政府。今年六四前夕美國國務院舉行紀念儀式時，當事人代表卻在英文演說中聲稱天安門學生渴望美國的援助。這是公開臆造，也是公開侮辱天安門抗爭者以及今日仍在堅持的難屬群體。
其次，據當時港台媒體報道，六月一日綁架事件內部爭議的起因，是懷疑指揮部人員財務不清，捐款自肥。當時以及其後最初幾年裏，包括張伯笠回憶錄為絕食團指揮部每人分發一千元人民幣保命費辯護，幾位當事人都沒有提到過那時每天曾有財務清賬和公開。這個財務公開的說法，出現甚晚，但其實和保命費一樣，並無他人追究。今年卻出現當事人封從德著文指責北高聯有貪污嫌疑。且不說北高聯負責財務和受人之託保管現鈔捐款的兩位外界不知名同學後來都為此付出坐牢受迫害的代價（現鈔被警察起底），只說作者本人財務記錄尚有疑雲，在政府堅持拒絕認罪二十五年的時候，在大多數流亡同仁都曾度過經濟艱困時期的事實面前，這種指責用意，令人無法接受。
再者，封從德今年文章主題，其實是指責首聯要為學生最後沒有撤出廣場負責，認為首聯鼓勵學生中的個人野心傾向，造成撤離困難。二十五年來，當事人的相關回憶已經相當豐富；當時大批港台記者在京，兩地媒體逐日報道如今也還能查得到。所有證據都指向首聯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後失去直接影響力的事實。作者是否應該解釋一下，為甚麼在之後的一個星期裏，學生仍然沒有能夠撤離廣場，直到六月四日凌晨作者才主持最後一次依聲音大小判斷的撤離決定？筆者上文重點梳理當時學生群體當中事態發展的內在邏輯，目的就是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所得結論卻與封文完全相反。如果反思只是流於在扭曲史實基礎上指責同受迫害的當事人，那和直接幫助劊子手粉飾罪惡，恐怕已經相去不是太遠了。
五三、歷史轉折點
雖然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包含了重要的"民主"因素，雖然這值得我們細緻考察思考"民主"概念（包括概念理解上的偏差）對學生行動的影響，但真正令天安門抗爭無愧於"八九民運"名義的，是千百萬普通民眾的參與。他們在運動進程中從熱情支持到積極參與到最後面對暴力的英勇抗爭，是運動能夠持續將近兩個月並在組織不健全狀況下保持積極正面影響力的重要原因。多年來的反思討論，總是傾向於忽視這個極為重要的力量，似乎他們確實如政府宣傳所說，只是被激進學生煽動起來的盲從者。這種看法不但貶低了普通民眾要求政治權利的事實，而且變相貶低抹煞了六四鎮壓在當代中國史上作為歷史轉折點的重大意義。近年來，中國社會學學者袁劍和在美國的流亡作家鄭義，對中國模式提出新的解讀，強調發展成本社會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民眾積極投入八九抗爭的政治內涵和長遠影響。限於篇幅，下面僅從兩個互相關聯的方面簡要概述在這個分析基礎上可以且應該如何認識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
首先是經濟改革的成本負擔問題。很多學者注意到，一九八八年夏季因價格改革闖關，發生高達百分之十八以上的通貨膨脹，出現城市居民搶購生活必需品狂潮和銀行擠兌現象，迫使中央改革剎車，轉而治理經濟過熱。過去二十多年來，學界已經接受，這與八九年民眾積極參與抗爭有直接關聯。但是這個關聯的政治內涵卻很少得到審視辨析。從社會成本角度回顧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前五年裏的農村改革，放開對生產者和流通交易領域的控制，個體農戶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單位，在經濟上普遍受益。改革成本主要落在此前的基層社會組織，特別是一九八四年前後解散人民公社，農村福利以及醫療保健和義務教育失去既有網絡，在社會成本方面埋下重大隱患。但當時直接承受成本衝擊的個人應屬極少數，而農村經濟則走上整體復蘇。
改革重點自一九八四年轉移到城鎮和工業領域後，首要目標仍是減少控制刺激生產。宏觀上，據曾參與決策的人士回憶，應對農村復蘇和工業生產效率提高，中央銀行逐年增加貨幣發行量。產出提高和貨幣增長形成對流通領域的巨大壓力，迫使中央試行價格改革。在城鎮和工業領域，生產與消費割裂，計劃經濟下的價格控制，為城鎮人口提供了生活保障，這與當時以農戶為生產和消費基本單位的農村經濟根本不同。價格闖關的目的是讓市場代替政府決定流通價格，這也是當時主要的宣傳口徑。問題是主政者及其智囊群體始終沒有注意到，在非關生產的市民日常生活層面，這等於是讓城鎮人口承擔流通領域改革的直接成本。他們也沒有考慮到，這在政治上，相當於放棄自己對城鎮民眾的承諾。在這麼直接的經濟政治雙重拋棄面前，市民直覺自己地位的無形淪落，才會在第二年積極支持學潮並奮不顧身地參與六四抗暴。這應當看作八九年抗爭具有民主意義的最根本原因。
這就聯繫到第二方面的問題：趙紫陽一直堅持改革，對此沒有警覺嗎？這裡無意對趙紫陽做全面評價。簡單說來，值得注意的是，新時期從一開始就走上兩個不同方向。當王若水等人與鄧力群、胡喬木爭執於黨屬媒體要如何解放思想，開放對待國際共運史上各種思想資源時，受益於思想解放的經濟改革，正高歌猛進，基本沒有分心去看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爭論是怎麼回事。趙紫陽確實相當開放坦率，積極推動經濟改革。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不能不說他認識相對模糊。他能夠在胡耀邦下台的過程中配合鄧小平，並在接任中共總書記後立即高調提出"一個中心（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很顯然並沒有意識到經濟改革必將直接關係到民眾的政治權利。他對政改的關心，大約是在經改遇到社會阻力之後。這種態度，決定了他和胡耀邦看待改革的不同。胡耀邦認為改革動力來自對文革以及其他歷史錯誤的反思，而趙相信經改需要政改同時進行，主要關注還是在經改上面。鄧小平在新時期十年之初，同時兼有胡趙這兩種看法，但在迫使胡耀邦下台之後，他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堅持，要比趙更為頑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六四鎮壓成為中共統治和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胡趙的思路同時被拋棄，文化大革命不再是經濟改革的參照物（但在宣傳口徑中還繼續用來服務於維持中共統治下的穩定），中央政府對經濟轉軌方式的控制必須置於一切其他利益之上。
二十五年來的改革，因此成為袁劍和鄭義所指出的，建立在發展成本社會化基礎上的"中國模式"。民眾表達不滿的政治渠道被徹底堵死，經濟政策以各級政府名義推行，卻不必經受公共利益的審視。相反，社會公益和民眾個體承受著最大份額的成本重負。政府與資本聯手，四面出擊尋租，可以相當靈活地在環境、醫療、教育、戶口、土地、股市、公債等等極為不同的領域轉換，唯一不變的是，政府只會收益，不會承擔成本。這是中國模式與世界其他許多地區發展模式的根本不同。這一切，都是在六四鎮壓撲滅人民政治要求的基礎上實現的。這樣的模式持續時間愈長，整個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負債就越嚴重，將來的重建也將更為艱巨。六四並不僅僅是中國改革路程上的一次"不幸失誤"，而是需要在徹底否定基礎上，嚴肅審視分析的重大歷史轉折。人們能否堅持這方面的努力，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注释：
1、 參見筆者在網絡散發的《我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立場——紀念八九民運十二週年》，討論為何二者不屬同一層面問題，以及為何學生之"錯"與佔領或撤離等具體策略決定無關。
2、 張伯笠回憶此事時多有誤解。他以為戒嚴前三天我們已設立"廣場臨時指揮部"。事實上，那幾天只有糾察隊或組織廣場活動的"總指揮"，並不存在一個獨立於高聯的"指揮部"。而且，這天半夜的會議並非如他所說由高聯召集。當時高聯常委鄭旭光等人也在廣場，但只有秘書長王志新和我兩人與會。此外，這次產生的臨時指揮部，並沒有指定"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只是資格平等的七位成員。我本人是在第二天清晨正式辭職，返回北大主持高聯整頓，並非當場謝絕。同時，張著說高聯從這天開始才執行常委輪值也是錯誤的。院校常委制和主席由院校常委輪值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後就確立了。
3、 見法廣相關報道。趙鼎新關於八九民運的研究持類似觀點。
4、 我參加五月二十二日夜間臨時指揮部成立會議和六月一日營地會議，觀察到的參加者人數最多一百人上下，至少這兩天裏並沒有達到過兩三百人的情況。
5、封從德聲稱曾有過長達兩三個小時、數百人出席的半夜會議激辯，迄今並未見到任何旁證，令人難以確信其真實性。畢竟所有人都已十分疲倦，對時間的感覺和後來的記憶有可能出現誤差。
——原载《台灣人權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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