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香港回归17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对于香港本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谓是香港政制发展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折点。
本文主旨不是预测，比如未来香港政制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即将到来的2017年特首普选可能会出现的几种路径演变，以及这些演变对香港社会会产生如何的冲击——这将会是另一篇文章的重点。我想回溯历史，去剖析一下香港政制发展困局之所以会产生的源头，以及这一源头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日的局势。如果不去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就无法去更好地解决问题。
对于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港人制港"的核心，就是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但是五十年之后呢，又该怎么变呢？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对于五十年不变，人们似乎已经理解了。但是为什么邓小平又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其时的邓小平，在心里已经对未来香港和大陆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一个比较明晰的路径。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明确指出："即使搞普选制，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更进一步强调了香港与大陆的政治关联效应："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很明显，邓小平的言下之意，是指中国和香港在民主化问题上是同向异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香港的命运必然是和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大陆在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领域开放的趋势又是无可规避的。黄河九曲，终向东流，"再造几个香港"，这表现出邓小平对于香港政治和经济整体表现的充分肯定，对香港政治体系有学习仿效的意愿。邓小平亲手放开了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也无法使民主的大厦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最后是一定会走向民主化这条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十年之后，变得不是香港，而是内地。等到法制的传统、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陆全面普及，等到大陆也按照设计的时间表施行普选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出的普选时间表是2050年左右，原话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香港还需要变什么？
但是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拐入了另一个方向。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政党政治开始在香港起步。在这一年之前，香港是没有民主派的政党的，只有松散的各民主派参政团体组织，他们所发出的反对的声音难以在政治上产生效应。在这一年之后，各个松散的组织团结起来，以建立有完整政纲或党章的民主派政党为目标，以抵抗可能面临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香港市民志愿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成立；民主派政团汇点、太平山学会和民协酝酿"三会合一"，成立一个大的民主派政党，汇聚资源以拥有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能力。1990年4月，三会的部分成员联合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李柱铭担任主席，由是宣告香港第一个本地政党的诞生。
香港政党政治的蓬勃发展令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派大为敌视。中央在草拟《基本法》时的基本构思，是成立一个没有政党背景的行政长官加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的政治管理体系。在中央看来，香港不需要发展政党政治，有组织有动员能力的成熟政党，很容易成为难以控制的反对派。香港民主派政党的兴起及壮大，令中央不得不忧虑香港的民主力量会威胁到中国内地的管治，并最终将从政治层面导致中国内地的不稳定。李柱铭等民主派领袖因此被斥责为"反中乱港"，而香港也一度被指责可能成为颠覆中国的民主基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造几个香港"这一愿景至少在政治层面已经成为一纸空谈。
另一方面，在政党政治的发展带动下，在民间层面，也悄然产生了对于中央政府的对抗情绪，并且这种通过长期累积而起的对抗在短期内难以消弭。97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在香港的管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原罪色彩，即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殖民地政府先天缺乏当地人民的认可，因此任何的殖民地管治都带有政治原罪，只能通过增加被治精英的参与与认同来达到维持良好管治的目的。那么97回归之后，香港依旧没有摆脱原罪场域的束缚。中央政府的政治原罪根源于一场巨大的政治冲击波，并由此迫使香港本土民众在政党的认同上越来越疏远，不信任中央政府（这也是香港本土性生根发芽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今天发展成为为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来自于内地的就反对，和凡是和党派有细微联系的就反对等一系列极端的情绪。典型的案例是梁振英当年的竞选助手陈冉因为其共青团员的身份而被指责为"共青团治港"（当然还有随后针对梁振英身份的发难），《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砍之后未经调查即将此一事件的幕后黑手指向中央政府等等。
一国两制白皮书中的一个关键要点，则是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特首候选人选"必须爱国爱港"，特首与立法会普选制度都要"符合国家安全及利益。"但本质上来说，"爱国爱港"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香港人一直都有爱国的传统，这在内地出现历次灾难面前，香港人积极捐款就可以略见端倪；至于爱港，又有谁不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呢？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原罪的存在，所以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任何联络、政策倾斜、政治诠释，乃至"爱国爱港"的期望，都会被投以不信任票，并极大地遭遇来自民间层面的反对。是次有超过70万市民自发参与民间全民投票，就是民间抗争的典型。而民间的反对声浪又反向促使中央政府发出一系列更加严厉的讯号，乃至警告。其结果，就是双方愈发陷入一个死结，愈拉扯愈难解开。
香港的政制发展到今天，已经确定了2017年这个清晰的普选时间表，追求全面更高度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在现今的困局和执拗之下，道路难以一帆风顺。是否可以在困局的焦点上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局呢？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曾说，"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
信心的建立，离不开两方持续的斡旋并寻找最佳出口。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应该拥有更大的政治智慧。
——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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