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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王超华（手持话筒讲演者） |
天安門"八九六四"，究竟是中共堅持不變中的一個不幸插曲，還是決定中國命運的轉折點？當年的拼死抗爭和血腥鎮壓，既為其後二十五年的發展確立了某些基本邏輯，同時也為顛覆這些邏輯埋下了伏筆，使得當權者永遠無法淡然面對六四。
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硝煙甫定，鄧小平即指認春夏之交的政治動盪「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他並聲稱：「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與這個判斷相對照，不少民間人士卻堅持認為，當年政治改革原本仍大有希望，可是學生運動一起來，事情就糟了，結果，中國「倒退了二十年」。究竟是中共堅持不變中的一個不幸插曲，還是決定中國命運的轉捩點？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年的拼死抗爭和血腥鎮壓，既為其後二十五年的發展確立了某些基本邏輯，同時也為顛覆這些邏輯埋下了伏筆，使得當權者永遠無法淡然面對「六四」。親歷者的責任，正在於堅持正義，追究真相，保存記憶，維護良知，像天安門母親那樣，絕不輕言放棄。
民意的利用與背棄
天安門抗爭的意義，首先是反抗鄧小平等人對改革民意的背棄，這必須從八十年代政治歷程的整體來考察。現在談到改革開放的啟動，一般都會注意到「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這些發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大事。特別是平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掃除了鄧小平翻案的最大障礙。重返權力中心後，鄧雄心勃勃，於一九七九年初出訪美國，回國後迅即發動中越邊境戰爭，緊接著抓捕了魏京生。但是，當時名義上的最高領導畢竟仍是華國鋒，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也還沒有結案，面對黨內的懷疑保守勢力，他仍然要借助民意才能鞏固新到手的大權。因此才會有吳偉回憶提到的，魏京生剛剛判了十五年，鄧卻帶頭鼓吹起政治改革，於一九八○年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強調集體領導原則。下半年開始審判林彪和四人幫兩案，矛頭同樣暗指毛澤東個人指定的接班人。輿論做足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迫使華國鋒辭職下台，鄧小平接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擔任黨主席（後改總書記）。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九八○年底的區縣人民代表大會換屆改選，引起高校學生競選熱潮。宣言、演說、辯論，大字報、油印小報，都成為民主實踐中的重要工具。黨也沒閒著，北京市委從一開始就試圖制止，但北大一分校曾參與民主牆的李勝平成功當選西城區人大代表，北大哲學系研究生胡平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有力促進了校園擁護改革的基調。無怪乎一九八四年「十一」遊行時，北大學生主動打出「小平您好」的大標語。問題在於，與安徽小崗村民的包產到戶不同，這次校園選舉遭遇嚴格的新聞控制，無法成為改革初期指示政策方向的標桿性案例，也從未得到官方歷史的正面記載。與其說是小平帶來新希望，不如說他在用民意對付華國鋒的時候，已經開始精心設限，一九七九年提出四個堅持，一九八二年憲法廢除大字報等「四大」，都指向一個經改政不改的未來。
為甚麼胡耀邦逝世引起大規模抗議示威？人們一般會說，他因為不肯鎮壓「八六」學運而下台，被認為是代學生受過，所以學生要為他討公道。較少提及的是，「八六」學潮的緣起，恰好是又一次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學生們的主要訴求就是開放競選。就在胡耀邦下台後，北大學生仍然積極助選，在巨大政治壓力下，成功將方勵之夫人、物理系教授李淑嫻選為海澱區人民代表。「六四」鎮壓後，她的代表資格才被強制剝奪。瞭解這個詳程背景，才能明白，為甚麼當初主動向鄧小平致意的大學生，八九年卻打出反對「太上皇」和「垂簾聽政」的標語，抬出抄錄憲法的大牌子，強烈要求用法治替代人治。對鄧小平來說，民意可用但不可依賴；而在民眾看來，鄧小平已經背叛了當初民意支持他重獲權力的根本理念。民眾參政議政，應該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和常態，不是政治家予取予奪的玩物。這是八九年慘烈衝突的深層原因。
兩種文革視角的衝突
對政治民意表達的不同看法，直接表現在八九年對文革的兩種不同指涉方式。從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開始，對文革的言說和論辯就充斥於改革新時期的政治生活。但是，權勢者和基層民眾的視角卻截然相反，以一九八○年高校人大代表選舉為例，北京市委意圖阻止競選的指示一傳達，學生們就直接聯想到文革時期慣見的管制手段。可是同時，貌似文革形態的大字報大辯論又激發著人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確認為候選人的學生與校方會談時，學生們要求校方提供更多張貼大字報的場地，校方則承擔了保證候選人需求和選舉順利的責任。
八九年時與此類似。《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一出，北京全城震驚──其文辭語調，完全是文革時期扣帽子打棍子用高調掩蓋誣陷鬥爭的借屍還魂。「四‧二七」大遊行，基本是被這篇社論動員起來的，民眾本能地拒絕接受再次回到文革式的社會管控形態。另一方面，在抗議節節升級、全世界關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北京市各界民眾紛紛上街，以「聲援」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據說，當鄧小平看到聲援群眾中出現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小朋友時，大為震怒，認為這是文革版的娃娃上街，天下大亂，已經到了不採取果斷措施不行的關頭。很顯然，看到「四‧二六社論」時，他從來沒覺得這是文革又回來了。
鄧的延續，中國的轉捩
暫且不談文革十年的複雜層面，八九年時，對立雙方在文革認知上的錯位，根本在於對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不同理解。一九八○年的學生選民和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民眾，認為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來源於自下而上的授權，文革問題重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後期持續不斷地自上而下「運動群眾」還不允許辯論或自辯，泯滅人性泯滅個性也泯滅個體公民參政的公共性。而鄧小平及其黨內同僚卻抱持根深柢固的列寧黨思維，不但堅持先鋒黨必須自上而下地領導國家，而且慣於「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六四」屠殺就是將不擇手段推到了極致。這是他「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的邏輯延伸。其自我安慰的前提，不管是遙遙無期的共產主義還是可期實現的小康社會，都在於設置一個假定的良好目標。
但不擇手段的惡果，遠非想像中的良好目標可以抵消。目前中國遭遇的舉凡貪腐、污染諸端問題，都到了牽一髮動全身的困境，也都可以在「六四」鎮壓埋下的不擇手段當中找到源頭。僅以中共內部運作為例，遲至「六四」，黨內權力移交仍然依賴老人幫指定。從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到江澤民，上台下台都是別人說了算。這之後，鄧小平顯然意識到，以前曾經用「集體領導」名義踢開華國鋒，現在卻自打耳光，而且還再次面臨毛澤東晚年選擇接班人的困境。這也許是為甚麼鄧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就從中央軍委主席一職退下，將其讓給有名無實的江澤民。鄧小平身後十年換屆的格局，完全仰賴江澤民的忠誠才傳至胡錦濤，並在胡任內第一次完整實現。這個制度確立了下台的規律性，但卻無法改變指定人選才能上台的狀況。結果，老人幫先後離世，外加經濟起飛給權力壟斷帶來的好處，阻礙了理想中的權力移交官僚化，加劇了權鬥風險。習近平接班一年多以來暗中的刀光劍影，可以證知，未來的權力交接，將面臨更多惡鬥，也必將在社會上激發更迫切的民主改革要求。
「六四」鎮壓的不擇手段，並沒有帶給中國一個多麼特殊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經濟起飛，在政治管控方面，正像拉美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當初那樣，拜託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新權威主義。那些國家後來先後進入民主化進程，是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參照。關心中國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年輕人，怎能忽略八九「六四」的重大歷史意義？只要「六四」真相還沒有大白於世，中國就仍然欠自己一份正義；經濟再發達，也只能是一個跛腳巨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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