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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2月04日
“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有网站做民意调查，让网民们回顾过去十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网民们首选就是“维稳”。不管投票选择“维稳”的网民在各自的生活中与维稳体制有过怎样的交往，也不管维稳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即中国过去十年里被日益强化的维稳体制是天下无双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是，国内网民发议论讲风凉话时，千万不能忘记维稳体系最初的来源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是目前如此庞大怪异的维稳体系的“零公里”起点，忘记了这个起点，什么都讲不清。
第二个事实是，早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很快就有了独步天下的社会控制体系，只不过当时不用“维稳”这个词。当时的社会控制体系，其核心是限制人身的移动自由（personal movement，包括一切形式的短期或长期的人身处地变动，比如从一个村镇到几十里外的村镇，而不仅仅是正式的户口迁徙）。该社会控制体系，一部分来自于中国的老传统，历朝历代都有一套很精致的社会控制手段；来源之二是苏联的社会控制体系；第三个来源是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班子的独特创造。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毛泽东主义的社会控制体系就越来越不符合邓小平主义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向。毛主义的社会控制体系无法再完整地操作下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人身移动自由的社会结构不适应于改革开放后市场对劳动力流动的需求。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即苏联早就实行的“国境内的护照制(internal passport)”，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关闭。没有毛主义的半奴隶体制（农奴、工奴、职奴等等），1959-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不可能发生。
其次，毛时代的普通民众没有在政府系统之外谋生的机会。老百姓不被允许开店、开厂、跑生意，只能在政府严密控制的部门或者企业中谋生，人权起码的经济基础全部为国家机器所垄断。
最后，中国对外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大铁笼。中国与先进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贸、文化，处于隔绝状态。所有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可怖，都是“关起门来打狗”，与外界没有什么关系。
上述三点到了邓小平时代就跟整个中国的发展严重磨擦起来，所以从1970年代末到1989年，大约12年里，都是邓主义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无意识地消解毛泽东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国普通老百姓从半奴隶制下逐渐的松动，慢慢站起来了。
在这一时间段内，邓小平政府并未刻意发展一套新的社会控制体系。所以在1989年6月初，邓不得不调动正规军队，用常规军的武器装备压垮学生运动，导致严重的伤亡事件。
这场大悲剧之后，党政高层急需解决两大难题，一是面对国内的压力和国际的制裁，如何发展经济搞活贸易；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套新系统一方面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控制系统不能一样，因为对付的是不一样的经济社会局面，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在社会冲突危机时，大规模动用正规军。
这就是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维稳体制”，它可以说是一项超级浩大复杂的工程。为了发展这套维稳体系，中国党政各级动用了巨额经费。中国财政部虽然在去年宣称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但是，从财政部公布的近年的“公共安全”开支预算看，用于国内安全的经费呈现急剧上升势头。去年年初，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预算显示，“公共安全”开支预算（6244亿元）首次超过了军费预算（6011亿元）。
《泰晤士报》在近年11月份的一篇报道中也显示，中国近来维稳经费每年递增12-15%，高过军费11-13%的增长幅度。
而细心的观察家们估计，实际数据比官方公布的还要高出很多。过去十多年里，党政部门经常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动用那些“非维稳经费”来维稳。2008年奥运期间，火炬传递全国很多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经过的道路两边的房屋都在监控范围，北京的老大妈老大爷们几乎都被动员起来，这类开支难以纳入常规的统计数据。今年“十八大”期间也是如此，为保障会期的绝对安全，各地启动了最高等级的安保。根据《人民网》报道，仅湖北一省，就调令 6万民警进入战时状态，取消休假，严阵以待。而北京除了启动警察力量，还有140万所谓志愿者加入安保大军。
可以肯定，中国近年发展起来的超级维稳体系的实际成本（还不算人道的成本），已经是天文数字。这样一个庞大高价的体系，给操作者们带来的好处是无底洞。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出发，一个成本如此之大的体系如果不给操作者们个人带来实际好处，就不可能支撑下去。
维稳给操作者们带来了至少两大好处：第一，一牵涉到维稳，他们就能弄到经费，而且经费增长没穷尽。一讲“我们这儿很不稳定，要出事了！”上面会在第一时间追加经费。维稳养活了太多的人，如陈光诚事件中，为了监控陈以及他家人，每年花几千万的经费，这是陈光诚到美国后讲的。《南方网》2012年11月20日报道，广州白云区太和镇城管执法中队队长王宝林任上三年不到，家产至少达到2071万元，来源不明的豪财，多多得益于维稳。全国的“王队长”何止万千！
第二，中国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早就注意到，一些官员，不管他们如何贪腐和违反党纪国法，只要披上维稳的外衣，往往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还能时常得到升迁 。
从1989年到现在为止的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维稳体系耗费了惊人的纳税人钱，也造成了很多的负面社会后果包括人道的代价。但如果从中国民间的角度看，维稳体系也有一个正面后果，这可能是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它在过去的23年里，避免了一个最坏的可怕后果，即动用正规军队上街以轻重武器来对付本国民众。这种最坏的后果在1989年6月发生过，而且那以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政府动用军队上街对付本国人民的事件。比如据路透社报道，截至今年11月底，叙利亚已经有超过4万人在反对派与政府军爆发的冲突中丧生。 在这之前还有利比亚、埃及、突尼斯等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所以站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以国际比较的视野看，中国过去23年里发展起来的维稳体系，客观上避免了用最坏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这里的“最坏”既是从民间利益的立场来说的，也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能否说中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过去23年里党政部门并未面临需要动用大规模武力才能达到维稳目标的事件吗？当然不是，过去23年里，如果中国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组合的维稳体系，有好几次都可能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必须动用军队上街的地步，比如发生在好几个地区的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由于污染、水库工程拆迁、剥夺土地等等），如果党政部门不马上启动维稳体制，更大的人群就会走上街头，爆发更剧烈的反抗活动，那时恐怕就要调动人民军队来直接对付人民了。
虽然近年来的中国维稳体系避免了以最坏、最血腥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次坏”的选择。对于中国党政部门来说，是不是在目前的维稳体系（次坏）和动用军队（最坏）之外，还有更优的维护社会次序的选择呢？我想，中国很多人包括党政系统内的很多人，也在提出这类的问题。这更是新一届政府急需考虑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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