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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罗小朋 |
本文为"乡村中国讲坛"第一讲文字实录，已经罗小朋老师本人审订，共识网独家授权发布
主讲人：罗小朋（著名经济学家）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讲坛时间：2012年6月9日上午
讲坛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讲坛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乡村中国读书会"
主持人：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讲坛时间：2012年6月9日上午
讲坛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讲坛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乡村中国读书会"
近年来，身份（identity）这个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科和学者的重视。这个现象绝非偶然，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人类合作秩序之重要，而理解和促进人类的合作，正是21世纪人类的主题。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样的身份游戏中。虽然有些身份，如性别和种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但现代生活给地域、宗教、职业乃至政治和社会身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性和流动性，各种身份之间的互动和转换空前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身份游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和种族身份游戏在内，都处于快速的演变之中。不把身份概念和规则引入社会研究和分析，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诺贝尔经济学得主G.Akerlof在他合著的新书《身份经济学》的导论中就指出，今日的经济学已经不能仅仅把自己限于消费和收入的研究，而必须考虑多种社会动机。身份经济学的事实基础，就是人们的身份意识决定了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预期，而这种预期对于经济如何运转十分重要。
身份游戏遵循的规范不仅体现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也体现了历史事变和文化习俗的约束。因此，每个国家的身份游戏，都有极其鲜明的体制、文化和时代特色。过去的百年，中国人争独立和自由的激荡历史彻底重塑了自己的身份游戏。与传统的身份游戏相比，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在集体性和公共性方面，有了巨大飞跃，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地位也因此而大为增强。但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身份游戏还不是自由人的游戏。中国人何以增强了集体性和公共性，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这种不自由的集体和公共生活如何可能？这样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形式是否可以持续？中国人又如何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把外源的、强制的集体性和公共性转化成为内生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真正的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我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在不断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身份游戏”的概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变化非常快，挑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回首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三十年前，我是79级的人大工业经济系研究生，那时候，我们住在东门一进来的主办公楼里，那一年我们系就招8个研究生，住在一个办公室里，没有宿舍。现在高楼林立，我刚才和仝老师讲，其实我们当年是第一批学生到新华门去游行，那个政治氛围有点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个事件一样。那时我们闹的是把二炮从人大校园里赶出去，结果也闹成功了。当时，我记得那些外国记者围着我们，同学里面有人能用英语跟外国记者交谈，我很羡慕他们，什么时候我的英语能那样。几十年的变化，真想不到。
言归正传，首先什么是身份游戏（identity game）？实际上每个人都在玩多种身份游戏，我们有文化身份，国家和民族身份，有地域身份，有职业身份。你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就要玩这个游戏，就要知道在你的身份里面包含着：一个是“权力的游戏”，在你的身份群体里，权力博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关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谁看过维特根斯坦的东西？应该看一点，不一定要去看他的原著，有一本中英文的小书介绍他，可以去读。他是整个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开拓者。他有一句话非常深刻，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在你置身其中的身份游戏中，很关键的一个游戏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不可说的东西不能说”，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能说的。你懂了这个，你就懂了你这个身份的语言游戏，也是身份游戏最基本的部分。
让我就先介绍一下身份游戏的概念。身份游戏的起源，为什么扯那么远呢？因为这也和当前国际上社会科学的趋势有关系。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共同创造新秩序的问题，所以那个老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身份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中国很多人还没有这些当代的常识。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常识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常识是什么？那就是人类对自己怎么来的已经有了一个和二十世纪很不一样的认知，很不一样的知识基础。不管你是哪个文明，哪个文化，这些新知识应该是大家共有的知识基础。
这些知识有一些很晚近的发现和新假设，包括西方学者的争论，比如说文化演进最基本的机制是什么？几年前，包括最近福山的那本书，一些学者认为血亲选择（kin selection）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机制。我上次回国做报告还用了这个观念，但今年4月份出版的Wilson的新书，他认为血亲选择作为人类文化演化最基本的机制已经被否定了。西方学者做了多方面的验证，包括有人从数学上来论证血亲选择机制不成立。当然还没有一个所谓终结性的结论。
所以，我今天也推荐Wilson的这本新书，我认为这本书代表了二十一世纪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需要的关于人性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书名是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Wilson把这些年来关于人类演化的这些新知识综合在这本书里，当然也有他个人的观点，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批评，是很多美国人不能接受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身份意识最早的起源是部落文明。部落文明塑造了人类共同的人性与合作的文化本能（移情能力和语言能力等），这个结论现在是有实证支持作为基础的，包括基因考古的研究成果。
根据这些研究，人类进化的身份游戏也好，文化秩序也好，制度也好，根据Wilson的观点，推动演化的有两个最基本的机制，一叫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一个叫个体选择（individual selection）。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关于文化制度的讨论归结为这两种选择机制的组合和构造问题。
人性的矛盾就表现在它又是自私的，又是利群的，现代研究表明这两方面都有其基因根据。Wilson认为，人类的铁律就是自私的个体打败利他的个体，比如像雷锋这类人。个体之间的竞争，自私者必胜。当然不是最自私者必胜，因为个体竞争受到群体竞争的约束。群体之间的竞争，是团结的、利他的群体必胜。否则的话，就不能解释今天人类存在下来的社会为什么是现在既有自私的人也有利他的人这种形态。如果一个群体里面自私的人永远占上风，这个群体还能打赢其他群体的话，今天人类社会就全剩下自私的人了，但事实是人类社会今天还有不自私的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总体看，群体选择机制主导了人类文明的演化。身份意识是人类群体生存方式的演化产物。
二、“身份游戏”的历史渊源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既然人性之初基本上差不多，那后来的文化和制度为什么差异这么多，这么大呢？回到中国文明，我们跟其他文明一样，起点都是部落文明，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国家起源于部落文明的整合，打仗、兼并，这个也没有错。在整合过程中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打败了一个部落，打败了一个小的文明，打败了一个群体，怎么办？这个问题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里面明确提出来了。说穿了就是被打败的部落，有它的身份意识，有它的文化。马基雅维里说，无非是三种办法。“第一种是摧毁它们，第二种是征服者亲自去住在那里，第三种是让他们继续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使用的是第三种办法，而罗马对希腊人使用的是第一种办法。马基雅维里对第二种办法语焉不详，因为欧洲古代文明没有第二种办法的典型例子。实际上中国文明恰恰走了一种中间路线，这就是我们的西周。
任何一个新的身份游戏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尤其是战争、革命，可以重新塑造人的社会身份。所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导致身份游戏的一种嬗变。西周伐商是整个中国文明身份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有记载的起点。一个概念起了重大的作用，就是“天命”观的确立。许倬云教授认为这与周人一场辩论有关。因为周灭商，得到了一个统治整个中原的机会。为了为这种统治辩护，你要有一个说法。天命的说法很好，就是天给了周统治商原来势力范围的正当性。但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周人辩论的最后结论是天命降于周王，而不是降于周人。这个政治结果就使得我们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不一样。犹太人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就是说天命降于犹太人，并不是降于犹太王。按照许倬云的意思，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这场历史性的辩论后果之中，因为我们中国人统一的文化身份就是从这个天命来的。天命是降于王，而不是降于一个族，一群人。这样就使汉字文明的文化身份有了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你只要认这个统一的王，我们的文化身份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就此埋下了中国人身份游戏的根子。
当然，说法是这样，背后还有内在机制。我的理解，汉字的传播对中国大一统的身份游戏影响很深刻。主要就是汉字传播对瓦解部族的集体记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部族文明有一套口传文化，口传的信仰系统。来自不同部落文明的人，一旦学会汉字就进入到个人机会更广阔的一个大文明共同体内，容易把自己部族文明里的东西忘掉，或者撇下。杜赞奇对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影响很大，他的思想很深刻。他讲中国人的信仰结构，精英和底层是两截子的，是一种上下相隔的纵向构造，跟其他很多文明不一样。我认为，这和汉字在中国的身份游戏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不过，西周还留了一条部落文明的尾巴，就是血缘神性。（帝王将相是有种的）春秋战国，血缘神性很重要，在古代的宗教和贵族精神的形成中很重要，但血缘神性在我们中国文明中消灭得比较干净。在部落文明里血缘神性是显然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部落有神的力量在支持。但在中国文明里，血缘神性从春秋战国开始，由于汉字传播提高了人的社会流动性，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期间一个重要的身份游戏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认字的阶层，这对我们整个文明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文明是开放的，你只要认字就进到有地位的阶层来了。而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思想那么样精彩，现在说那时候天下大乱，死人很多，但思想的传播在汉字的文明圈里不受太多限制和操纵，思想只要在竹简上抄下来，就可以传播开来。孔子说那些话有人抄，所以传播开来。只要你的思想有吸引力，就有人抄，就传下来了。
这不像后来，后来有人可以控制。到了吕不韦他就想控制这个东西了，让人写书。但之前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的思想是属于完全自由的竞争状态，这就是百家争鸣的背景。一旦进入了控制，就不一样了。这个控制实际上从秦就开始了。在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怎么解决被征服的部族文明，或者领土的治理问题，中国人给出了一个马基亚维里想不到的解答。那就是用游士，用别的地方出身的知识人来治理被征服的土地，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不用本土的，也不见得用直接从我这个国家派来的，而是用天下游士里面选择的知识人，这是郡县制最实质的内容，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治理机制，这也是秦一统天下的一个制度基础。
这跟罗马帝国不一样。罗马帝国征服许多国家以后，它始终也想解决怎么统治，怎么控制的问题。它搞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搞了一个citizenship。对被征服的土地，允许一些人通过效忠帝国获得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就是今天我们也在讲的公民权，身份权。这个不是很成功。所以，最后才走到基督教这条路上，利用统一的宗教信仰。因为基督教当时已经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它为什么原来杀基督徒，后来又转过来了，就是发现公民身份不成功，这是刘小枫讲过的，用公民权来一统天下的办法走不通，才走到了利用基督教统一信仰。你们去对比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和中国一统天下的机制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不同的身份游戏。
所以，到了秦汉，中国的身份游戏就定型了。我应用Wilson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文明：中国文明的个体竞争是不封顶的，就是血缘神性失去了以后，人皆可成舜、尧，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我们的文明范围里面，天下失鹿的话，人人皆可逐之了，是这么一种身份游戏。这个概念不是在所有其他文明里都有的。
另外，我们是家国一体，到秦汉以后，中国文明的家和国是同构的，它的包容性很大，只要你认同儒家的等级伦理。但是，这个东西造成了一种反政治倾向（赵汀阳）。一旦没有了（身份平等或政治人格平等）群体，也就没有政治了。中国的大一统，就是把内部（群体）政治自主性，系统消解掉了。所以，中国的身份游戏彻底解构了部落文明的群体文化特性，它的基本的原理就是用精英选拔的开放性来强化个体和家庭之间的竞争，压制非血缘性群体的凝 聚力，瓦解群体的政治自主性。
这样的身份游戏是有很多问题的。我开始讲到，部落文明它形成了人类文化心理本能，那种激情，互相的道德和情感的支持。而大一统的身份游戏难以满足人类在部落文明时代形成的许多文化心理需求，导致了集体的宗教生活之退化，情感和道德相互支持的退化，荣誉（英雄）机制的退化。所以，我们跟西方文明的区别，或者跟其他许多文明的区别，可以说是他们更多地保留了部落文明的一些东西，而我们把部落文明的东西消灭得比较厉害。像荣誉机制，中国不是说没有，但是比较弱。儒教是把家庭内部的伦理变成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家庭要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本质的要求，不是平等，家庭里面不能搞平等，否则跟个人基因要往下传的本能冲突。所以，福山在他的书里就讲，基督教对家庭有解构作用。
一种身份游戏必须要能够不断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探讨一个秩序它有没有生命力，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精英选拔的开放性，在维护垂直整合的精英选拔的开放性上，中国文明是一直在进化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孔子开辟的私塾教育，是这种秩序能够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前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是多元的，到西汉以后这个思想就完全是统一的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支持大一统的儒教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大一统和儒教的主宰地位与土地产权的安排也是结合起来的，在中国，这个秩序游戏，身份游戏的再生产，是跟一种分散的土地产权有内在联系的。总的趋势就是下层的人向上流动性是不断扩大的，贵族的活力是不断下降的。
但是，这种秩序再生产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皇帝的选择就是一个问题。王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还把这个问题搞砸了。这样的话，改朝换代就变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再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改朝换代机制出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们知道东汉以后，中国打来打去，就是统一不了。（分治稳定不下来），统一了也不稳定。原因没有人深究。日本有一个学者就专门研究封建领主制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确立，因为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发展得很成熟。这可以看到我们汉字文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的文人不信分裂，不信分治。即使是处于分裂状态，信仰的还是大一统。
但文人也有一个弱点，他们没有本事重建统一。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中国文人精神上处于一种虚无主义状态，（这恐怕）跟我们民族知识分子这个弱点有关系：你又信大一统又统不起来。（看看诸葛亮的命运）所以，后来大一统的重建，周边的部落文明起了很大作用。就是中国文明要借部落文明的血性和活力来重建大一统，包括北周改造自己的文化（来重建大一统）。再就是隋唐重建大一统，都有这些部族文明的作用。但是，中国文明有自己的长处，它的治国理念是轻傜薄赋，高度分散的土地产权支持了普遍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支持了经济竞争。自治的农村社会支持了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以农村自治，以水网作为运输系统的这样一个市场系统，它的构造非常奇特。施坚雅就是研究中国独特的市场网络，在世界博得了很大名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市场构造理论。
而且中国的社会网络也很重要。我们的地缘身份在政治上不是很重要，但地缘身份一旦进入到市场游戏里面，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清时代同乡在商人组织方面起很大作用。晋商、徽商，地缘身份虽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隐性的，但在中国的商业中，这种社会网络起着维系市场信用的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它有开放性，不那么封闭。但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弱点是公共性不足，没有地域政治共同体的支撑，它的公共性是不足的。
所以，李约瑟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已经被新的知识（包括语言与秩序建构的关系）解决了。因为中国文明这种构造，（包括它的语言游戏）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当然不能因此而低估中国知识系统的价值，这是两码事。我们不可能产生西方这套科学的知识系统，但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有很重要的认知价值的。这个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包括中医这一套，它的价值是会越来越高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身份和语言游戏玩不出科学来。
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逻辑（表达）能力不足，这是致命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身份游戏（和语言游戏）逻辑能力不强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的一个简单解读，就是中国差序的文化秩序。发展逻辑表达（要求对话者彼此承认人格平等）对维持等级秩序是不利的。说的直白一点，你要讲逻辑，很容易让身份高的人没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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