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0日星期三

阎连科: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

Carlos Barria/Reuters

面对今天中日领土问题的喧嚣和纠纷, 这段时间我完全停止了写作,每天都在关注可能到来的更多渠道的新闻。 
我百想千问,那个“扯不断、理还乱”的岛屿,它怎么会成为一个人人怀抱不放的火球呢?谁能把这个火球的烈焰熄灭呢?谁能让政治家们把这个火球放置一边,坐下来喝一杯凉茶,平心静气地谈话呢?

读了村上春树先生《劣质酒的醉态》这篇适时之文,和他在耶路撒冷获奖时发表的“关于鸡蛋和石头我站在鸡蛋一边”的那篇庄重的感言一样,这篇文章使人感慨,使人对他产生一种超越于文学的敬重。于此之间,在中国还看到大江健三郎先生对目前关于中日领土问题的看法和论谈,同样让人一如既往地对这位至尊长者的敬重倍至倍加。我渴望听到更加理性的分析和声音。当然,也渴望看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对此的看法和言论。
村上春树写道,进入国民感情的领域,“就像喝了劣质酒一样”,“劣质酒不过几杯就能把人灌醉,让你头脑充血,嗓门变大,动作粗暴起来……,不过喧闹过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头痛欲裂而已。”
日本作家可以率先对关乎中日两国命运同时又命若琴弦的东亚局势发表明洞而理性的见解,这是他们令人敬重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写作者的不凡,相比之下,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就显得迟钝和麻木,自愧弗如了。
“作为亚洲作家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道,他很担心最近的这些争端“会严重破坏我们(在不断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对亚洲邻居们的理解方面)稳步取得的成果” 。
我非常明白村上先生说的东亚地区文化、文学圈建立的不易和艰辛。然而,文化、文学在历史与现实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弱小,不禁风吹,不堪一击。自史而起,每次两国与领土相关风波的到来,文学与文化都会首先受到冲击和伤害。我常常感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的特殊与特定的时期里,需要文化、文学抛头露面时,文化与文学会如高高挂起的灯笼样招摇且醒目,而到了“不合时宜”时,这些灯笼就会被首先摘取下来,置放于无人的角落。
我一次次地祈祷,什么事情你们都在以你们的意志发生着,但千万、千万,别以你们的意志发生那些又一次生灵涂炭的枪声和炮击!中日之间那二战的教训,直到今天都还血红在每个没有色盲的人们和世界上所有拥有温柔、敏感的心灵中。
“我们都是人类,”2009年,村上春树在以色列发表了那篇有力的耶路撒冷文学奖领奖词:“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
我赞同村上春树的说法。战争实在是太为可怕的灾难,对于广大民众和最为普通的人们,战争没有所谓的输赢。一旦有了战争的发生,作为百姓的民众,永远是必就的输家。死亡和坟墓,是战争留给普通人必就的归宿。在战争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蛋。
这个时候,理性的声音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如果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站出来理性地说话,而不是发泄愤恨和情绪,不是冷眼旁观和隔岸观火,也许可以让人们的情绪稍稍冷落下来,可以给那些因为领土或借故领土之争而激愤的人们端去一杯凉茶——我是多么可以体会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庞杂社会中的幼弱和无力——可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去做了,那也是知识分子或作家们的有用之处。
说到村上春树与其它日本作家的书在中国的书店因为当前时局被书店下架一事,我是看了这篇文章才惊异得知的。前天,我和福岛香织女士(日本自由撰稿人)在万圣书苑见面,那家书店的日本文学都还如往日一样摆在那儿。
但我相信,村上说的事情,一定在中国有所发生。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也正是这样,才会发生那些在游行中不光令你们、更令我们感到羞愧的打、砸之事。不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边痛恨那些打砸者,一边又总是理解他们内心的无奈和居多时候的无助。
所以,就是有的书店把一部分日本书籍从书架上下架,我心里知道这种荒唐和不该,但又多少理解那些书店人员的某种担忧。“在今天的中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总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这样讲说,又总是在自己心里,会有些无奈的苦笑和眼泪。
八月初,我刚写完新长篇的初稿,在那部长篇小说故事的后半部,弥漫的就是这种非理性混乱的可笑和可怕。甚至,小说故事最后写到的,就是现在——当下中国和日本正在发生的。就是今天我们担心和看到的。我为我的写作感到尴尬,这部小说不是一部非理性的预言和寓言,而是我想象力的短浅和弱薄。现在我还不知道如何重新去处理这部小说的结尾,但它却让我更清楚地感受到,无论中国或日本,再或东亚各国乃至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如果知识分子的理性不成为这个国家、民族今天和明天社会发展的脊梁,那么,悲剧和陷阱,就随时会出现在民族和百姓的脚下,就每天都隐埋在这个国家每个家庭的某个角落。
对于领土、政治和军事,说心里话,我几乎是个白痴。但对于中国的、亚洲的和世界文学与文化的爱,我的虔诚一定超越那些一味、一味倾心或借故国土面积的人。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是多么渴望,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政治动荡时,千万不要首先掐息文化与文学这根让世界各国人们心灵相牵的血脉和藤蔓。说到底,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是中、日两国和东亚地区人们彼此相爱的根本的脉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2012年10月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导报》,这是文章的中文版 。
阎连科是居住于北京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包括《为人民服务》、《丁庄梦》。

——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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