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日星期三

闻佑平:「重庆病」是「政治非典」――薄熙来急欲冲淡黑打影响

                              

滥用司法权力对单个公民实行严打是「重庆病」的典型特征。「重庆病」的传染性非常厉害,也加剧了司法腐败的程度。

薄熙来为自己设计的由重庆进北京晋阶政治局常委的路子,由三步构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唱红,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经进行到关键环节,其在北京最高层的人脉也公开表态支持。比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周衡义的文章《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此报道立刻被重庆宣传部门升级为「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路」。
然而,薄熙来在重庆主导的打黑其负面效果日渐显现。比方说,司法权力全面扩张,一些地方对本不够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并经公诉而审判,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对单个公民的严打作业。律师业内人士估计:此类案件仅去年至少有五万起以上,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至少从每个案件上勒索三万元好处。贪腐总额不算大,但是涉及面缺十分广泛。

「重庆病」在贵州恶性传染

公检法办案人员流水作业进行「合法的敲诈勒索」,再一次证明政法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进一步地制造了官民的对立。广东的乌坎事件之初对薛锦波诸人的抓捕以及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就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对单个公民严打的个案。由于此种机制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会在特定时点爆发出来,当局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
尽管以上的悖状态不全是重庆打黑负面影响的结果,但「重庆的打黑变质为黑打却是最新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李庄案件是佐证,是中共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北京一位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高阶女干部如是说。另外也有专家表示:「打黑变成黑打是『重庆病』,其传染性质十分恶劣。」
「重庆病」在贵州出现了传染症状。前省级政协委员黎庆洪涉黑案出现了被告人遭到刑讯(如二十六小时的连续审计)、证据的合法性欠缺诸重大疑点。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法院明显偏袒公诉人而将三名律师逐出法庭。北京大量的法学专家以及刑辩律师都在密切关注「重庆病」在贵州的传染情况,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制类杂志记者称:「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宣部已经发文,严禁官方媒体『炒作贵州黎庆洪案』,违者按严重违反党纪处理。」
更有退休的高官表示:黎庆洪不一定没罪,但以打黑名义处理的该案,里面严重的黑打因素是值得深思的。黎庆洪案最终的政治影响绝不会亚于李庄案。

共富概念乃蒙人花样文章

薄熙来现在已经绝口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九常委中六人肯定重庆唱红来表明自己的高层支持率。在这个基础,又在重庆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率重庆党政要员黄奇帆、陈光国诸人,大讲共富概念。为了让共富概念有可测量的维度,薄声称:到二�一五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二点五比一,基尼系数压到零点三五。
问题是,不仅重庆而且在全国各级「两会」中暴富阶层是重要构成部分,要从这些人口袋里弄出钱来救济穷困百姓,无异于与虎谋皮。纵观法西斯政治历史,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说要重搞社会公平,但是最终他们均与巨富阶层形成了共谋。中下阶层能够「致富」或「脱贫」的手段就是投身战争,从异国抢掠回来大量物资与钱财。薄到目前还没有像墨希两匪首发动战争的能量,其共富概念不过收一时人心的花招而已。为了保证暴富阶层不对他的共富概念产生疑惑,就借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之口,来曲线表达心迹,说:「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薄为了争取知识分子阶层的好感,一改原来的蔑视态度,转而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广泛,不少还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有许多真知灼见。」来自重庆民间的消息则说:重庆的知识分子尤其大学教师对薄熙来很有戒心,对他在李庄案上的拙劣表演深为反感。由此可见,是否玩好共富概念以欺人心,确实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政治表演的关键。因此,他不惜动用最可靠人脉,让《人民日报》发头条文章说「重庆探索共同富裕」。

三常委仍不表态重庆模式

之于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实现共富的制度基础,重复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治理危机重重的经济与社会才是出路。凭重庆地方的一已之力,难收普遍的制度示范效应。从这点上来讲,权欲熏心的薄熙来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有悲壮之处。
北京最高层显然没有人有胆量采取「休克疗法」,尽管今后两年之内这是必经之途。胡温不敢,十八大后主掌经济的李克强亦未露任何倾向性政策。对于所谓的重庆模式,三人故意不表态支持,亦未见否定意见。不久前,薄的「公开点名」说九常委中有六人支持唱红,希望以此刺激胡温李三人。吊诡的是,三人对来自薄的「刺激」均无任何反应。
接近胡锦涛智囊班子的人士猜测说:「胡深得邓小平『不争论』之真味,因此对薄的『点名』不做任何表态。」该人士继续说,「当年胡在西藏处理危机时曾有『三不政策』:不讨论历史问题,不争论前届是非,不评现班子人员功过是非。」由胡在西藏的从政经历可以推知胡是最高层里面最能折衷的政治人物,而其由无足轻重的共青团体系走到党国最高位置,确实有一番忍功、抹功、化功,还有就是拖功,比如对自己曾讲的政改拖了两年之多,看来是铁心拖至任满而不了了之。
与胡锦涛的老谋深算相比,薄熙来的顾此失彼显然证明他在政治上还是太嫩了。即便其十八大时进了常委并在此后的人事变动中得任要职,也不过是个起不到实质作用的人物。

广东政局有可能出现反覆

「重庆病」传染了贵州,正如本文前述司法权力体系一条龙式地对单个公民进行严打一样,证明全国都在梁病。毫不夸张地说,「重庆病」是当今中国的「政治非典」。为了稳定,为了十八大权力平稳交接,还没有敢负责任的人出来揭开「非典真相」。
一向以政治开明著称的广东也受到了「重庆病」的感染。比方说,对于江门民众抗体议华电项目的群体事件,虽然表面平和处理,但是,江门市长郑人豪对媒体公开放言「部分人非抓不可」,因为那「部分人」是受了境外媒体的影响,「用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郑人豪的论调与北京高层表扬的「乌坎转机」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更证明十八大权力交接前高层官场的白云苍狗之状。广东出现政治反覆的可能性不在小!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二月号http://www.chengmingmag.com/cm412/412spfeature/spfeature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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