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祚臣
1944年3月，哈耶克出版了他那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英国保守派甚至认为该书是上天赐予用以反击支持政府计划主义的政治狂热分子最有效的思想工具。
在台湾，经周德伟引入，殷海光翻译，其书被译为《到奴役之路》。1953年由《自由中国》的连载，和在之后由文星书店出版的译本，成为台湾民间的自由主义者对抗党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在当时冷战结构下，哈耶克也成为台湾政府大力争取的国际友人。他曾经三度访台(1965、1966、1974)，受到官方款待，他对台湾政府颇有好感。
关于哈耶克三次访台的详情，资料殊为缺乏。笔者在网络上搜索，也只得到只言片语。不过在阅读齐邦媛所著《巨流河》时，发现1965年哈耶克第一次访台期间，台中演讲时，齐邦媛曾为哈耶克做过翻译，下面照录齐邦媛《巨流河》中的文字：
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海耶克（哈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讲，我受命担任现场翻译。他对我说:“待会儿我讲一段，你就帮我翻译一段。”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大一虽然修过经济学概论，但并不懂，所以很紧张。到了会场，看到台北还有好多人陪他来，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华严等， 整个会场都坐满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哈耶克）先生没有给我演讲稿，而且他讲的英文带有德国腔，不容易听懂;他往往一说就是五、六分钟才让我翻译，这真是很大的挑战。还好，他偶尔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这两个词， 我想“Closed”是封闭，“Open”是开放，所以就翻成“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的社会”，应该不会错吧。后来大家果然继续这么用，这给我很大的鼓励。台大法学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第二次访问是1966年，关于这次访问资料更少，只知道哈耶克曾表示希望见到翻译其名著《到奴役之路》的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无奈当时殷海光因鼓吹自由主义而正遭受当权者的迫害与监视，且被特务警告不得参与哈耶克的演讲与聚会，终作罢。
哈耶克第三次访台是1975年。11月15日到台中逢甲大学（当时名为“逢甲工商学院”）进行演讲与座谈，同一日还访问了前身为“台北帝大附属农林专门部”的国立中兴大学。
第三次访台正值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4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由前一年的 12.8%降至1.1%，消费者物价指数由8.2%上升至47.5%。哈耶克来台演讲的讲题之一便是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隐含批评凯恩斯学派以菲利浦曲线(Phillips curve)为依据所主张以通货膨胀方法刺激短期就业的政策。同时当哈耶克在台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表示自由经济的意义并不是政府与经济活动无关，而是提供经济活动所需的劳务与设施。他说开发中国家不宜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
之后，哈耶克在12月4日以《台湾给我的启示》(Was Taiwan Lehrt) 为题投书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盛赞台湾的自立自强的经济发展已为开发中国家之模范。
哈耶克提醒说，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最后会形成一种专制的制度。而国际经济局势表示凯恩斯的经济学完全错误，大家应赶快摆脱凯恩斯经济理论所造成的持久性经济繁荣的幻觉。
这次访台，蒋经国会见了哈耶克。蒋经国在1975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写下他与哈耶克谈话的心得：
从经济基本问题来看马克斯的经济学早已破产了，就是共产党本身，亦无法否认所谓从原始社会转变到封建、从封建到资本、从资本到帝国、从帝国到共产、共产社会则是人类的最高和最后形态，今日看来，这是多么的愚蠢理论，至于说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除了阶级斗争中，即一无所有，尤其否认国家，这是多么错误。
原载葛陂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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